当中国文明处于鼎盛期的“唐宋时代”，正是欧洲被称为“黑暗时期”中世纪，从5世纪到15世纪，欧洲社会发展毫无起色。直到后来，中国文明提供给西方以关键性的文化资源“四大发明”，才唤起欧洲的觉醒。元代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惊奇发现”，引起欧洲各国对全球的探险、开发探险，幸运的是，他们不仅仅发现了一个“黄金中国”，更发现了他们自己和整个世界，并迅速主宰了这个世界。
诚如《纽约时报》中国主任克利斯多夫(Nicholas D. Krist)教授所描述的那样：“历史上的中国比西方更发达，更文明，更繁盛，更进步，她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三千年。而欧洲只是在近五百年来才发展起来，到了19世纪后的近百年，才真正赶上并超过中国。”
科举制度天然地成为“中国式文明”的象征。
科举制度实施以后给这个自然社会带来了更大的机会和流动，不管出身、地位、种族、年龄，“普天之下”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学问和能力，都可参加这个全国统一会考，一夜之间，取得“功名”，实现“治国、平天下”梦想和抱负。第一名到第五名的高材生被分别授予状元及进士等学位、官位，甚至直接升将拜相，结果相当于今天西方的全国大选。即使只经过地方“乡试”的学子也授予“举人”、“秀才”功名，受到社会和政府的尊敬，并有机会参政。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民主、平等制度之一，比西方十八世纪后才出现真正的“公民社会”早了十多个世纪。
自隋唐以来，中国文化之所以经过多次的朝代更迭和“以马上平天下”的外族统治，却始终保持大一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乃是因为任何朝代的统治者，必须依靠士绅官僚来实施其对社会的治理，而在科举制的铸模中，士绅阶级则已经是被儒学规范定型化了的阶级。他们在文化价值上有着同样的“基因”，他们可以在为任何统治者效忠的过程中，像春蚕吐丝那样，不断复制出同样的文化价值。中国在近代以前之所以没有出现春秋战国时代那种文化上的多元化，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即儒学之所以具有如此悠长的历史连续性与生命力，从制度层面上来说，可以从科举制这一简单的事实中得到解释。
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孙中山先生在主持制定《五权宪法》时说：“从前美国有一个著名学者叫巴直士，著作一本书叫做《自由与政府》，说明中国的弹劾权和考试权是自由与政府之间的一个最善良的调和办法。由此可见中国从前的考试权和弹劾权都是很好的制度，宪法里头决不可少。”他特别指出“把中国的考试制度继承下来，单列一院”，这样中华民国宪法中至今仍比西方多出一个“考试院”。
中国科举选才制度建立了一个正常的社会进取管道，平等有序的良性竞争模式，把全国各地的精英有效地纳入社会高层，避免了少数世袭皇权的封闭系统弊端，消除了贵族阶层与社会精英的利益矛盾。虽然真正“金榜题名”的人数有限，但这却给予每个人一个永远的希望，一个公平的“状元梦”。因而，有效地动员了散布在各大城乡的民间力量，普及后代学童的基本教育，坚忍不拔、经久不衰地传播文化知识。因而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是唯一从没中断过的文明。并且，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教和神权的力量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在历代社会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士阶层”，他们来自社会各层面，经过系统、深厚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们居住在城乡各地，深植人民之间，为人师表。他们大都精明强干，很容易发家致富，并且他们时刻都有可能踏入仕途，潜力无限，所以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成为后代的榜样。特别是分布在各个村落的“乡绅”，他们遍布于任何有人居住的偏远角落，生根、开花和结果，领导我们的民族顽强生存、发展和文明教化，他们是整个农业文明的基楚和农业社会的精英，维系着民族文化的延续和进步。
这与今日大陆绝大多数社会精英集中在城市，人口集中地区的农村形成文化沙漠，天差地别。你可以想象今日中国的教育状况：一个民族国家，其80%的人民处于“文明教化”之外，长此以往，将给这个民族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18世纪后随着西方多国竞争机制的形成，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始，西方文明率先突破人类文明缓慢的演化过程，迅速达到一个飞跃发展的阶段。而当时的晚清中国社会仍然沉浸在古老的辉煌和日益腐朽之中，毫无觉悟，更没有危机意识。在西方文化和内在矛盾的打击下，逐渐陷入深刻的民族危机。
中国的科举考试内容到明代以八股为主，即“八股取仕”。它逐步成为僵化模式，特别是到晚清时成为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暴露出种种弊端。那时，传统的科举制度未能与时俱进，已无法满足当时社会的发展和转型，面临着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战。因此，吴敬梓才写出了《儒林外史》这部讽刺科场的不朽名著。
最先提出“教育改革”的是晚清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民族精英康有为、梁启超，1895年赴京参加科举会考，时缝甲午战争大清残败，朝廷准备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他们发动中国知识分子举行首次“士大夫觉醒”的“公车上书”运动，其“万言书”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废八股，开学校”，他们七次上书光绪皇帝，多次提出改变“以八股取仕，以年类官”的弊端，改变考试内容，“废八股，改策论”，增加“经济特科”，直到新的“教育体系”建立后，才逐步“渐废”。 “远法德国，近学日本”，开设“京师大学堂(后来的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校律规定：凡本校毕业者，将授予“进士”功名。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还没毕业，废除皇帝后军阀混战全国失控，就更不要说什么“功名”了。
1901年老佛爷慈禧在八国联军追杀下，逃到西安忽然“降旨”要实行“预备宪政”，那些原来坚决反对科举改革的“保守派”，忽然之间变成异常激进的“革命派”。
次年张之洞提出十年内逐步废止科举制度，这一建议受到清廷采纳。方法是每科取士名额递减，分三科减尽，十年之后，一律从学堂取士。袁世凯、端方等人则提出立即彻底废除科举。昏庸的清廷也认为他们的奏议“不为无见”，但此后不久，端方与袁世凯的废科举的建议被清廷采纳。
在1905年的一个最平常的一天，一张黄纸上写下了四个字——废除科举。就这样，一个延续一千三百年之久的文化传统，一个古老民族的中枢神经，随即断裂。
端方与袁世凯等人之所以要求迅速废除科举，其真正用意在于，由于人心恋旧，从而妨碍了新制度的建立与开展，他们认为，在危机深重的情况下，只有迅速地取消科举制，才能釜底抽薪地消除人们对旧制的依恋，迫使士绅知识分子接受新的教育制度。他们也很少考虑到，一种新制度的建立与发挥成效，并非简单地“破旧立新”就能达到，新制度的发挥效能尚需要一系列的复杂条件的配合。其结果是，一方面变革旧制而导致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的丧失，另一方面，新的社会整合方式（例如学堂教育体制）又无法单凭体制改变而及时形成，由此产生严重的社会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
当我们今天仍在津津乐道于“废除科举”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伟大史诗时，我们不得不冷静地分析，科举肯定应废，但该怎样废？是一废了之，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包括今天所有执政者都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