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爱打抱不平，或者以史为据颠覆旧说。他认为，袁世凯在山东把义和团赶得十分彻底，山东老乡对袁巡抚还颇为感戴哩。义和团的兴起被证明是邪门宗教的泛滥，有人把袁世凯驱逐义和团视为取媚于帝国主义，这种观点越来越经不起推敲。
如果说袁世凯是天津的张之洞，天津人是很赞同的，并会说张之洞是武汉的袁世凯。天津和武汉，一北一南，是当时中国最具活力的开放城市。
袁世凯主政的天津，成了当时全国的改革中心。1902年，天津办起了第一家发电厂。外电报道：“在北洋总督衙门附近，运河的沿岸，竖立着一些外国灯，这些灯的形状是进步的标志。”1901年建立了自来水公司，推广使用自来水。“近代文明的清流涌入天津，却迟迟难进古老的京都紫禁城。”1903年，在天津市内打电话已不成问题。1905年天津、北京通过电话交换局能直接对话。1905年，天津开办无线电报学堂，并在南苑、天津、保定设机通报，用电波传递信息。修建绕城马路，用电车把天津城区与租界联成一片。袁世凯文墨不深，但他知道教育工作者的重要性。1905年他和张之洞等会衔是奏，废除科举，推广学堂。随后他在天津办起了北洋西学堂（天津大学）、天津法律仕学速成馆、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等。袁世凯还尤其重视实用教育，开办了很多军事学堂、技术学堂、军官学校，培养了很多能文能武的实用型人才。他还大力兴办科技、路矿和各种现代企业，从英商中收回开滦煤矿。不同于张之洞的是，袁世凯主政的天津，还有邮政、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等等实绩。“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中，李鸿章、张謇、盛宣怀乃经济史中之萧、曹也。然袁则颇异于他们，既不是资本家，又不炒股票，也不做股东什么的，不像李鸿章、盛宣怀，富可敌国。”（唐德刚语）
从1901年冬至1907年秋，袁世凯干了整整6年实际的“宰相”，推动各种建树，可说是袁氏变法改制。一、精锐的现代化的国防陆军“北洋六镇”及相关的学校建立了。可叹的是，一个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哪一个大军官不是军阀呢？政治上轨道，他们不都是国防精兵吗？二、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机构建立了。民初京津的警政是享誉世界的；三、对落后无效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做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废除科举，先稳定了各级地方官的培训工作，同时兴办新式学校，为莘莘学子另觅职业出路，一切行之有效，科举不废自废。这些与康氏的“变法”相比，高下自见。但因为康氏变法与皇帝有关，故格外受老百姓注意？袁世凯的政绩鲜为国人所知。
在政治上，袁世凯还要在中央搞“君主立宪”，在省区搞“地方自治”，可惜这深远的计划搁浅了。西后一死，袁世凯被“开缺回籍”，一切都悬而未决。……以杀“权相”肃顺起家的慈禧在行将就木之前，调升他为军机大臣。清帝退位前夕，黎元洪、黄兴写信给袁世凯，期待他能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民国政局“非袁不可”，不过武昌首义以尽快的速度推动了这一进程，给了人们这种错觉，袁世凯成了最大的得益者，以为他是“摘桃子”的人。
袁世凯更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开山鼻祖。1905年在他检阅北洋秋操的时候，他的军事地位在大清国已无与争锋。外电报道，此时的袁世凯，是“这支部队的缔造者，中国惟一伟大的军事家”。美国驻华公使芮思施评论：“他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粗脖子，圆脑袋，看来精力非常充沛。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敏捷而灵活，经常带有机警的神情。他锐利盯着来访的客人，但不显露敌意，而老是那样充满强烈的兴趣。他的两只眼睛显示他多么敏捷地领悟谈话的趋向。”
袁世凯成为压倒大清驴子的最后一捆稻草。1912年1月26日，是袁世凯上内阁密奏的时间。爱新觉罗·溥仪后来回忆：
有一天在养心殿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这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的惟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从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稚儿不知亡国恨。这年2月12日，清帝在袁世凯的感召或震慑下退位。
早在武昌起义之前的1911年6月7日，张謇从汉口赴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下车拜会袁世凯。袁承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袁世凯复出后的一系列行动表现出他的确兑现了对张謇的承诺：把汉口、汉阳攻下之后，若要夺取武昌，易于反掌，但他没有这样做。当张勋在南京被攻时，他若派军增援，张勋至少可以守住南京，但他也没有这样做。
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也有非袁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传说。孙文为临时大总统时期的的“中华民国”，没有得到一个国家的承认。而一旦袁世凯就任总统，众多国家才宣布承认中华民国。这是大势所趋，不能说这些国家都没有眼光。
“纠纠辫，打红线（洪宪）；开茶馆，卖汤元（袁）；汤元蚀了本，回家打连滚。”武汉流传过由上辈传唱下来的这首童谣，据说是讽喻袁世凯的。即是当朝者，在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尊贵的同时，也要接受老百姓的指责甚至谩骂，这是从古至今的正常现象。特别是当政者，尤其为时人所苛求。
68.黎元洪：有饭大家吃
民国三陵，系指为袁世凯、孙文、黎元洪举行的国葬。并不包括黄兴，因为他始终没当过一把手。从历史角度评价，黎元洪的地位从不在黄兴之下。
黎元洪是四位民国巨子中惟一的湖北人。可能正因为他是黄陂人，湖北人对他没有神秘感或敬畏感。加上“床下都督”之类传闻，更将这位“黎菩萨”市俗化不少。外地人很少知道黄陂人的地位和黄陂话的妙趣。“无陂不成镇”，黄陂人广布天下，其方言为人熟知并易效仿，但多为讲笑话或糟鄙人时所用。《长江日报》2009年1月31日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第二批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中，黄陂方言未能通过专家论证。黄陂方言属楚语系，从语言学的角度看，黄陂话与《楚辞》中出现极多的字词句有某种相通之处，是古老楚语的余绪。有专家认为，语言本来就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事物，只要黄陂方言仍在被广泛使用，“申遗”还为时过早。文中举出一个民间笑话，说是民国初年开会确定“国语”时，因黎元洪去解溲不在场致使黄陂话差一票落选。解溲是很容易出问题的，1957年反右，每个单位定有非完成不可的指标，结果有的人就是因为内急去了厕所而被其他人荣幸地提名入了右派另册。
其实，黄陂充其量只是黎元洪的祖籍——且这个地方早已划给了大悟县，有人说他出生于汉阳城内，很早就随父亲到了天津，从来就不是“农村户口”，但籍贯给他打上了烙印，公认为“黎黄陂”。1946年，国民政府把汉口俄租界阿列色耶夫街改为“黎黄陂路”，更是板上钉钉了。但是，我们绝不能以汉口人看黄陂人的眼光来看待黎黄陂，他可是很早走出国门看世界的中国人，且是政坛上的铁腕人物。
“纣有臣亿万，情亿万心，余有臣三千，维一心。今则一心之人，何止三万？”黎元洪站在武昌阅马场祭坛上当众宣示那一刻起，即处在振臂一呼四方响应的位置上，后来又被各省代表公推为中央大都督。他和美国的克利夫兰一样，一共干了不连续的两任总统（1916-1917年和1922-1923年），还连续干了三任副总统，尽管有点像上层建筑中的“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所达到的地位之显赫在国人中可是空前的。有人说，这位划时代的黄陂人不一定能称中国的华盛顿，但也足以名垂千古。
如果说孙文、黄兴是英雄造时势的话，那么黎元洪则是时势造英雄。当清朝这个大厦腐朽的时候，任何摧毁它的力量都是值得欢迎的，不管他是主动还是被迫，也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动机。武昌起义初战告捷后，要彻底推翻清朝，革命党、立宪派甚至清朝营垒中的旧军人的力量都是可资利用的，所谓墙倒众人推。他们至少在“反清排满，恢复汉室”这一点上有共同基础。就黎元洪来说，身为协统在首义枪响后作壁上观，不与革命军为敌，客观上帮助了起义，为起义成功减少了障碍；出任军政府都督以后，革命派之间为都督一职可能出现的争执得以避免，也使政权的建立不致因都督的难产而延搁，并有利于争取汉族官绅背离清廷，减少抗拒革命发展的阻力。事实证明，有了黎协统这登高一呼，外逃的一些军队陆续投诚。混成协马队第十一营管带张正基、第八镇马队第八标标统喻化龙就先后率领残部经中和门进城归顺。
黎元洪在咨议局召开军事会议第一次以都督身份所作的讲话，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大家的信心。这一席话振聋发聩，颇有见地，令人诚服。连他的幕僚都说，黎都督不出山则已，一出山就一鸣惊人，像一个革命家站在革命者的立场在讲话。湖北军政府以黎元洪名义签署发布的一系列文告，采取政策措施，在地方上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甚至外国人都惊讶地承认：“武昌到处人满，商店都开门，生意很好，人民安居乐业。”“没有想到，革命军在这里统治着，秩序竟然很好。”同时向各地传檄号召，宣传反清革命，“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上”，广泛地推动了各地的独立运动，实际上行使着民国政府的职能。黎元洪还运用个人的力量，以一纸书信劝退萨镇冰的水师，使他们违抗清令离开武汉战场；以流利的英语与前来拜会的英法俄德等国领事侃侃而谈，使他们严守中立，不与民军交恶。
关于黎元洪出任都督的问题，曾有许多不符实际的记载。原军队同盟会会员万耀煌曾写道：大家都说，“我们信仰的是黎元洪。”刘公如此，汤化龙也如此，于是公认黎元洪最适当。……黎元洪是满清政府带兵的大员，湖北的军队是当时全国最强的军队。现在一镇一协的精兵，由黎元洪领导起来革命，这种声势是异常浩大的。所以各省纷纷响应，清廷的文武大员也吓破了胆，黎元洪三个字是有着极大影响力量的。黎元洪本人革命与否，不必争论。但黎元洪三个字，确是促成各省响应纷纷起义，达到革命成功的很大因素。
人称“蔡大炮”的蔡汉卿，是起义当晚南湖炮八标开炮第一人，炮队由南湖进城后即于楚望台、蛇山等处布置炮兵阵地，击中督署第一炮亦为其发射。据说他后来事黎元洪维谨，在其公馆任挑水买菜诸杂役，被提为上级军官，升任鄂军第四镇统制。蔡汉卿向黎元洪自告奋勇，愿负责保护都督，肃清反侧，并保卫地方治安，成为黎元洪的基本部队，提高了黎元洪的权威。这说明黎元洪在军队中享有相当的威望，人品有人信服。民军第一次渡江汉口功败垂成，革命军计死伤军官57人、士兵792人，武器损失甚巨。黄兴回到司令部，几欲自杀，经左右劝解乃止。黎元洪得知消息，立即派张振武到汉阳慰勉黄兴，说不要因一时之败而懊恼，还说一旦各省援军抵鄂，再图恢复，此役虽败，不足为虑。即使黎元洪在天津时，宿敌张彪找来他也能不计前嫌，以故旧相待。“有饭大家吃”是黎氏的名言，连周恩来就对其子黎绍基提起过。
黎元洪还有个外号叫“黎屠户”，说他任副总统期间在湖北杀了很多革命党人。蔡东藩在1923年所著的《民国演义》中写道，“夫浊世亦曷尝无是非哉？弊在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群言庞杂，无所适从，而是遂颠倒而不复明。”仅就张振武一案为例该书写道，张振武死后，黎元洪罗列其十四条罪状，通告全国。“罪状确凿，就是他的同党，也不能替他强辩，渐渐的群喙屏息了。”“周公杀管、蔡，且无损元圣之名，于袁、黎乎何尤焉？故本回全录黎电，以见张、方之当诛，不得以此强诬袁、黎，论人必公，吾于此书见之。”事情绝不是后来人认为的那样，至少有一点不容否认，黎元洪给张振武遗孤二千元作晋京路费。各界在抱冰堂举行追悼时，黎元洪撰联“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义此心不负故人。”尽管有人说此联并不是元洪的手笔，也不是秘书长饶汉祥手笔，是一位老名士周从煊代作的，但是军政府以黎名义发布的那些布告，又有多少是出自黎的手笔呢？
据说章太炎素薄时杰，竟连孙文也称只有“百里才”，却独尊黎元洪，称其与朱洪武、洪秀全为华族三洪，所撰大总统黎公碑，称其“祚承殷周”。与元洪同为开国元勋之军人，首推黄兴，故章太炎称其“功比孙黎”。认为元洪与黄兴、蔡锷、张自忠等，皆民国少有之模范军人。
章开沅指出，长期以来，黎元洪就没有享受过历史的公正。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国民党的正统史观的影响，而且有共产党的革命史观的影响，此外还有湖北地区若干首义志士的党同伐异乃至挥之不去的潜在“反清情结”（认为他是清廷的官员）。这样，就使我们难以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述。……黎元洪在中国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尽管步履蹒跚，坎坷曲折，但毕竟也是迈开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我们理应给以必要的尊敬。同时，也要像张謇所说的那样，“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看待这个历史人物，“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公正。”
“由山而城，由城而陂，由陂而河，由河而海，每况愈下。”此无人以对之绝联历数了孙中山、袁项城、黎黄陂、冯河间、徐东海诸位民国总统，其中黎元洪被民初著名作家蔡东藩评价最高，他在《民国演义》中说：“黄陂起义武昌，首创民国，论革命之功，自属千秋不朽，即以人格而论，民国十余年来，自总统以迄军阀，亦未有洁身自好如黄陂者。故以功业言，以道德论，均不得不为民国完人。惜其才识稍短，不免受人利用……不能不哀黄陂之长厚，而痛恨军阀政客之无赖也。”
民国三陵，孙文的陵在北京、南京均保存很好，袁世凯在安阳洹上村的百亩袁林也保存完好，惟有黎元洪的墓最为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