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谁是最负盛名的政治人物，谁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当然是孙、黎、黄再加上一个袁世凯。
南京光复后广发传单，其中一幅黑白木刻漫画家喻户晓：上面交叉着“中华”“民国”四字，下面中为“大总统孙文”、左为“副总统黎元洪”、右为“大元帅黄兴”。这三位民国巨人第一次以宣传传单的形式出现，广布天下。他们是发起或直接参与辛亥革命的“三套车”，相对于二千多年的皇权威仪，这是三位惊世骇俗的平民英雄。
“中华共和国万岁”的呼喊声响彻云霄。在南京开会成立的政府，推选的大总统前面还有“临时”二字。当时，北京的宣统皇帝还没有退位，整个皇室在袁世凯的掣肘下苟延残喘，从政府的角度说，至少有南北两个；从权力角度说，袁世凯不容小视，“非袁不可”，由他定天下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讲到民国初创的历史，这四个人都是回避不了的。
武昌首义枪炮响过之后，各种力量出现了，它们形成的合力，就是要推倒清廷这座腐朽的宫殿；各种人物出现，在群策群力中大显英雄用武之地。出现了“意想以外之时局”——《申报》1911年11月4日一篇评论的标题。该评论说：
自武汉时局出现以后，各种事机迭凑，往往为以前预料所不及。兹特略述其关系之巨者如左：
一袁世凯
袁世凯者，以前政府视为野心家者也，与现今之政府积不相能，因而罢职蛰居。人均逆料有现政府决不有袁世凯，有袁世凯决不有现政府。不意今乃现政府以全权奉托袁世凯，而袁世凯亦以全力保卫现政府。
一新旧军人
新军者，现政府所训练以防卫革命党者也，而不谓所设革命军者，即出于新军之中；旧军者，现政府所存留以防新军者也，而不谓投合新军以帮助新军者即为旧军。
一资政院
资政院议员者，政府所痛心疾首，以为反对政府、推翻旧政。去年政府深自懊悔者也，不谓现今政府反借之以为抵抗革命军之用，而资政院议员亦愿出死力，为之宣布德意，解散人心，以拥护现政府。
一张之洞
张之洞者，平日以顽固见称，所以举动皆以忠君守旧，为新学派所吐弃者也。不谓其所培养之人才、经营之事业，如湖北军队、如汉阳兵工厂等，均为革命军之预备，使革命力量顿增数百倍于畴昔。
尚有一事之可异者：平时谨慎之人，莫不鼓勇前进，赞助革命；而平时放言高论之徒，则皆观望中立。
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如此群雄竞起的天下，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到新的国家英雄出现，似乎才界线分明，尘埃落定。
胡适说过，民国初年的政府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好模式，那时的参议两院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中国失去这一机会，至为可惜。傅国涌认为，中国在上世纪有两次和平转型的最好机会，“第一次是出现在晚清新政到宋教仁被刺杀这个历史阶段，被1913年的3月20日上海火车站的一声枪响终结了。第二次是出现在抗日战争结束到1946年政协会议，然后政协决议没得到实施，国共谈判破裂，以内战告终。这是中国可以和平转型的两次比较大的机会。中国人失去了那两次机会之后，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对于历史人物评价，章开沅指出：治史贵在知人论世，亦难在知人论世……所以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劝告自己的同行不要扮演任意褒贬死人的“阎王殿里的判官”。“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我国史学界却有很长一段时间，习惯于将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作简单的划分，如“三七开”、“四六开”等等，其结论往往离历史实际甚远。皮明庥说：在相当长的时段中，由于我们的史学研究流行一种简单的二元对应模式，品骘人物时“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是革命，便是反动”。此种非此即彼之“一刀劈”史论，是难以真实界定大千世界形形色色之人物的。我们要为历史存真，必须走出概念化、绝对化，如实叙介人物，不必拘泥于誉之或诋之的两极中。
至于对辛亥革命主要人物的评价，如黄兴、黎元洪，包括袁世凯、孙中山，近些年来也颇有点颠覆旧说之势，令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开放。时间过去了一个世纪，一潭浑水早已沉淀。这些历史人物生前任由驰骋，死后任由评说，有的如神明，有的如妖魔，有的如英雄，有的如凡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都是清廷的掘墓人、民国的缔造者，呈一时之英豪，开百年之先导。
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曾邀请孙黄黎入京举行巨头会议，倘若达成，那将是民国之幸事和佳话。南京方面的革命党担心袁世凯心狠手辣，主张孙黄两位领袖留下一人，以防不测，先由孙中山前往北京。黎元洪因张振武被杀为党人所反对，未敢前往。这四位“民国柱石”惜乎最终没有同时聚首。据说袁世凯到前门车站迎接孙文，两人谈得投机直到午夜，前后13次会晤，议题广泛，孙中山因而在北京逗留25天。黄兴到京，欢迎亦极其热烈。孙文曾对黄兴讲道，我看项城为人，是可与为善的，以后不要疑他吧。黄兴亦表示认可。不久，孙黄与袁道不同不相为谋，终至成为被通缉的对象，民国之乱也就遥遥无期了。
这四位民国巨人，纵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已作古多年，与现实没有利害冲突，完全应该得到更客观公正的评价。
辛亥革命这年，袁世凯52岁、黎元洪47岁、孙文45岁、黄兴37岁，都算年富力强。这四位先贤差不多同一时间聚集武汉，以辛亥革命为舞台，展示了他们各不相同的人生风采，并留下永久的遗迹和故事。让我们不以姓氏笔划或官职大小为序，而按年龄长幼顺次分述一二。
67.袁世凯：民国政局“非袁不可”
尊重历史是对历史人物的最大尊重。首先要说的是“窃国大盗”袁世凯。
清末民初，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呈现“非袁不可”的局势。武昌起义后章太炎与孙文唱过对台戏，一度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作为国学大师，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审时度势。
生在清末民初，谁都难以支撑，袁世凯一不小心成了这个时期最大的独夫民贼，其声誉在清朝十三个皇帝和四五任总统中是最坏的，口诛笔伐，死有余辜。唐德刚似乎有点同情弱者——尽管袁世凯曾经是中国最强势的人。他说，直至今天，国共两党的革命史家，对袁世凯这个“皇帝”就说得一无是处。天下事哪有什么全是全非的事体呢？任何法学家、历史学家，都不能否认袁世凯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合法的正式大总统。他是中华民国全国大一统，包括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和西藏在内（台湾那时在国际法上和香港一样，是被割让成外国的殖民地了），皆有合法代表的各党各派一致公选的、合法的、正式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型运动中，转来转去没个出路，到头来大家都要搞寡头政治，搞个人独裁。非袁蒋诸公如此，中山亦不能免也。寡头政治的最高形式是做皇帝。袁世凯还算低调，口口声声只想做个“君主立宪”制下的洪宪皇帝。……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真小人比伪君子更有道德勇气。然在中国，伪君子不足稀罕，而真小人则不然。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这两重德性，在政治圈内不易生存，也要遗臭后世的。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他说：“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但是他遭人辱骂，二千年不能平反。袁世凯原也是一个伪君子。他的儿子袁克定认为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们袁氏家族传统里的生死大关——便伪造了一份天天刊载拥护复辟帝制的报纸伪宫廷版报《顺元时报》，每天一份给袁世凯看，让他不知道真版的《顺元时报》其实在声讨袁世凯称帝。这位袁项城显然是堕入“欺父误国”的太子术中，才决心称帝的。等他醒悟并痛骂“孽子！欺父误国！”并宣布取消帝制，大错铸成，已是覆水难收。这也是民国史上“迷信影响政治”的实例之一吧。群小包围，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变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顾维钧也说过，袁氏初非大恶，只是知识不够，为迷信及家人误导而背叛民国。
李鸿章代表清政府跟帝国主义周旋，被迫也是被授意（懿旨享有对十一国列强议和之全权）签定了一些丧权辱国的协议，老百姓不怪朝廷腐败无能，把账都算在李鸿章身上，骂他是卖国贼。这位卖国贼于八国联军晋京后积劳成疾，死前力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按照“血统论”推理，卖国贼看中的这位“不世奇才”，自然还是卖国贼。
绝大多数骂袁者并不了解袁的历史，而了解袁的历史却要“不疑处有疑”。
袁世凯生于河南项城。道光年间袁府大发，父子进士、兄弟举人，一时俱来。不数年间，袁氏一下便从畎亩小民变成官宦之家了。袁世凯是家中第四子，俗呼“袁老四”，7岁时过继到叔叔家中，随养父道员在南京生活。14岁时奉母回籍。15岁又由堂叔袁保恒翰林接去北京。以监生身份在开封乡试而落第，终于投笔从戎。
袁世凯在朝鲜12年是爱国志士之行。敉平朝鲜“壬午（1882年）兵变”，袁世凯在吴长庆陆军军营务处崭露头角，一手戡平此乱，朝野交口称誉。在朝练军4000以自卫，并整理财政以自给，再平“甲申（1884年）之乱”。后在朝做“监国”9年，大权独揽。甲午平壤兵败最后关头，奉命回国。中朝宗藩关系转型末期，五帝窥朝，日本势力最盛，袁世凯支撑危局，死命打拼，形成“非袁不可”的局面。可以说他曾经是一位民族英雄。他掌握的朝鲜亲军，是用德式操法、欧美配备的现代武装。韩王李熙对其大为赞赏，要封其为全国陆军大统领。赠“宫姬”美女四品，以示姻娅之情。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即三姨太金氏所生，袁克文第三子即物理学家袁家骝。
清军入关时，只有“八旗”6万人，后来加上“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过15万人。那时中国本部18行省人口上亿，至乾隆已逾4亿，何以能统治？所以清初“外来政权”治用明朝“卫所制”，以地方警卫武装维护各省治安，“以汉治汉”。这种旧卫所所辖的汉兵，在明时为国防军，在清时就变成粮饷自筹的保安队了，兵制中叫作“绿营”。“三藩之乱”后，绿营之中将不专兵，提督、总兵等受制于文职官员出身的总督和巡抚。重文轻武，致使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满蒙武夫，亦渐染汉习，以不文为耻。天津、塘沽间的小站，原为平捻之后部分淮军北调担任防军的屯田区。袁世凯于1895年12月8日以“温处道（辖温、处二州的道台）”的官阶，奉命去小站督练。他的任命是恭亲王奕言、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后来有名的“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一致掬诚推荐的。自接掌小站，袁世凯乃易原“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培养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其著名者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皆一时俊杰，成为后来“北洋系”之重心。
袁老四以武驭文——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新的“转型”的开始。袁世凯经常教导部下，第一要忠君，恪守三纲五常，学问倒在其次。在这种标准的甄别下，很多留日学生被排除在小站之外。而这些人在投“袁”无门之后，便纷纷南下，云集到比较开明的张之洞身边。辛亥革命起于南方军人，可以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不用留日学生，则革命党就不禁自禁了。在小站防止革命党渗透新军，也是一种反对颠覆政府的措施。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所有的革命党都有其不断革命论主张，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容忍造反。袁世凯的军队就是保卫朝廷、镇压造反的。但是这支军队一旦造反更为可怕。不招人忌是庸才。荣禄有专杀之权，想找个借口杀袁而并其军。谁知亲至小站检阅，却被袁军的整齐军容和鲜明的器械所感动，认为袁是练兵的奇才，不但不欲加害，且欲引为心腹肱股。将袁军纳入武卫右军，一下跻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此后，清末民初的所有大事件，都少不了袁世凯了。
首先要弄清的是：戊戌变法的失败怪不得袁世凯。
唐德刚认为，康有为是“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吾读康圣人之书，宏观上他必然失败，固无论矣；在微观上他也非管（仲）、萧（何）、诸葛之流。……如得志，中国近代史上至多就多出个“康主席”而已。误尽苍生则有余，其它就不足多论矣。康有为的变法运动已至最紧张阶段，眼看西太后就要回宫，废立就在目前、光绪自觉“朕位不保”时，他们确是拟有计划，要搞宫廷政变，囚杀西后，拥光绪独裁，变法改制。由和平政改变为军事政变。不知怎么看上了袁世凯。化变法为革命，康有为成为孙文了。殊知，辛亥之后，纵是原保皇党如康、梁亦不再言君宪（梁戊戌变法之后，亦倡共和），共和迨为国人公认之定制，洪宪六君子只是不识时务之书生。
这等于说，谭嗣同一伙搞不下去了，就铆上了袁世凯，叫他做辛亥革命时的黎元洪。于是谭嗣同于9月16日夜访袁世凯，把这项政变密谋向袁泄露。搞得袁世凯倾听之下，吓得“魂飞天外”。（一说1898年9月18日夜，即皇上两次召见之间，谭嗣同曾来袁世凯下榻的法华寺与他谈话，要求他率兵救驾，杀荣禄，包围颐和园。袁世凯当面对谭说，杀荣禄如一死狗耳。）袁世凯知道，光绪皇帝和他的几位近臣：四个年轻的“四品章京”和那志大言夸、没有一天行政经验的教条主义者康圣人（五品），想勾通一个师长（直隶按察使从二品）从天津赶到北京颐和园去搞个“西安事变”，绝无此可能。
首先，袁世凯的兵马在小站，离京城二百多里。要带7000人马起兵勤王，就要在天津把顶头上司荣禄杀掉，这个袁世凯难以做到；其次，北京也不是好打的，那时武卫前军的聂古成、武卫后军的董福祥都是悍将，打洋人不足，打内战有余。就算袁世凯能消灭他们，也保不了光绪。光绪爷如人头落地，还有啥“王”可勤？再看后党这边，西后的中心领导地位一直笃笃定定，没有丝毫动摇。对她自身安全与权力之掌握可以说是纤介不遗，对她两个儿皇帝（同治、光绪）之管制，也是彻底的高压。光绪宫廷生活30年，身边无一个贴身太监，若说他要弑母，实是笑话。
袁世凯怎么可能糊涂到与素昧平生的谭嗣同作一夕之谈，就参加他们的幻想政变呢？连故国学大师曾国藩不都是有名的“曾剃头”吗，何况职业军人袁老四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杨天石曾谈到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袁世凯与荣禄会见时，座上还有旁人，故他没有来得及透露维新派“围园杀后”的计划。第二天讲出此事时，慈禧已经开始囚禁光绪，因此，西太后政变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所以，把戊戌变法的失败归罪于袁世凯，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