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双旗”？即代表中华民国的“九角十八星旗”和“五色旗”。九角十八星旗，九角代表中国九州，十八颗星代表关内十八行省，红黑两色代表铁血精神，黄色代表炎黄子孙，有强烈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色彩，为共进会所制，曾于武昌首义时使用。中华民国成立前后讨论国旗时，湖北革命党人多次提议以此为国旗，但东三省代表反对，认为它不包括东三省，也不能代表中国。五色旗，以红黄蓝白黑五彩色带横排组成，分别代表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以示五族共和之意。武昌起义后，江浙一带军政府都督以此为国旗。孙中山曾极力反对，认为是清朝海军一二品职官的旗帜。后袁世凯公布决议，成为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旗。这两面旗帜前者受美国国旗影响后者受法国国旗影响，取代清朝龙旗而成为共和之旗，在当时的国民心目中有崇高地位，一直并行不悖，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民间。至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取得执政地位，规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双旗”着实飘扬了十七年。
朱汉昌祖籍山东，其祖父朱启桢为中国最末一次科举考试的第四名，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次长，父亲曾于1925年参加中共，是著名的文艺界人士。生长于武昌水陆街的朱汉昌，亲眼看到家对面的深宅大院即原湖北科学实验馆（省博）等被拆毁，他一直在抢救性地搜集民间遗存，以中国邮政史、印花税史和汉口老字号为主，“双旗”收藏是他的附带产品。
朱汉昌向来访者展示有“双旗”图案的实物上十件，包括金银铜铁纸木瓷皮布等。他要以实物说话，挑一百件民国时期的“双旗”珍品，充实辛亥革命博物馆的收藏。让人们知道，民主共和曾经是怎样地深入到千家万户。
武汉辛亥革命民间收藏家有“北沈南朱”之说，北沈即汉口的沈汉生，他和江南武昌的朱汉昌隔江相望，名字里都有一个“汉”字，具有很深的武汉情结。
“我们许多人不经意与历史擦肩而过，只是那些独具慧眼的有心人在收藏历史，将当年的暴风骤雨再现于今天的丽日晴空。”《长江日报》记者罗建华曾经以这样的开头采写过沈汉生。
收藏30余年，搬家20余次，44岁“退休”，沈汉生飘忽不定。邻居、亲朋乃至儿子，不知他是何等人士。只有嫁给了他也嫁给了满室藏品的妻子张丽华是他唯一的“同谋”。直到那年5月，太平洋彼岸的日本出笼了美化东条英机的电影《自尊》，沈汉生愤而亮出日本人侵华前8年绘制的150份军事地图，他始为新闻媒体所知。
沈汉生辛亥革命专题藏品竟有1500余件之多。有六大镇馆之宝，其中有孙中山题名的藤杖和隆裕皇太后的护书。一根古色古香的老藤拐杖浑然天成，手柄雕刻的“老来怪”和“四角兽”，一行深嵌藤肉之中的文字——“铭新老人逸仙刊贻”。杨玉如在《辛亥革命先著记》中回忆，“铭新老人”为汉口一大绅士，一度对辛亥革命持疑，后来戏剧性与孙中山“不打不相识”，获赠这根老藤拐杖。隆裕皇太后1909年12月15日得徵号，膝下是三岁登基的侄儿爱新觉罗·溥仪。“护书”即是她用于“颁书”的套封，称得上皇权的象征。1912年2月12日宣统逊位前，授权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议定退位条件就是由隆裕皇太后最后“拍板”。当年两极首脑人物的典型遗品，在沈汉生斗室“相会”，如果考证有据，当显出它们的历史含量。
此外，沈汉生的藏品还有从武昌沙湖捞出的“北洋制造”军号、起义士兵使用的腰牌（出入证）、民国元年刊印的《中国红十字会战地写真》等。40幅起义军死守三镇的惨烈照片中，一处说明：“汉口大智门附近军士阵亡弃尸遍地肢骸残缺，经本会掩埋队前往收尸掘地收葬”；另一处说明：“汉口民军阵亡右腿轰断鹰犬聚而噬之，傍有兵士为之驱散。”那帧武昌老字号“显真楼”拍摄的“彭刘杨三烈士纪念照”，定格了督署衙门前人头落地的血腥一幕，令人触目惊心。
除了照片，沈汉生收录不少亲历者的著述，如民国元年六月出版的黄兴题签的《武昌两日记》、民国三年九月出版的胡石庵著《湖北革命实见记》。他手中的墨宝手迹也多达200余件：黄兴、孙武、刘心源、于右任、柳亚子、徐世昌、冯玉祥、张难先、熊秉坤等，几乎囊括一时政要名人。
沈汉生也在寻找“五色共和与十八星旗”的印记：那些手镯、戒指、吊坠、信封、钱币、怀表上。仅仅是纪念辛亥革命的瓷器，他就配齐了碗、碟、瓶、壶、印盒、坛子、筷笼、笔筒等10多个品种。辛亥革命史专家皮明庥先生看过后，将他的惊叹挥于纸上：“收辛亥百态于三镇，藏革命万象在一室。”
据了解，沈汉生的父亲是无锡人，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任职员，家住南洋大楼4楼。沈汉生儿时就感到汉口闹市这幢“洋房子”的神秘。当他偶尔蹦蹦跳跳，父亲总是正色制止，邻里老人便指着楼板说：这上面住过汪精卫的，清朝时他差点刺杀了摄政王……1965年，21岁的沈汉生在一家汽车运输站当上了学徒工，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球场街的“六大堆”，潜意识里一种微妙的“辛亥情结”渐渐被强化了。
接触第一件藏品非常偶然。1967年4月的一天，他随车运送废布废纸去东风造纸厂，卸货时无意发现一张《时事新报》包着几个黄色和蓝色的本本。捡出一看，是“辛亥革命同志会”会员证！文革十年浩劫，担心受怕的人们对沾有民国的东西唯恐避之不及，不少便流落荒货摊、造纸厂。这期间，沈汉生先后在江岸货场、港务局码头搞运输业务，成天与发来发往的废品包打交道。近水楼台，纸里淘金，有许多收藏所获。
沈汉生的执着赢得一些藏家的尊敬，共进会负责人孙武的“半边联”，便是有识之士转藏的。曾有日本人误以为孙武是孙文的弟弟，出资万元上门求藏此联，被收藏者婉拒。沈汉生得悉后带上自己的藏品前往表明心迹，老人当即拱手相让。他说：别人拿去了会卖到国外，在你手上我放心。那帧当年武昌老字号“显真楼”拍摄并发行的“彭刘杨三烈士纪念照”，也是朱汉昌转让给沈汉生的，可谓惺惺相惜。
1999年12月15日在武汉市青少年宫，沈汉生举办了首次个人珍藏展。由此，他的个人收藏开始被社会所承认。武汉市文物办、市博物馆的专家先后对他的收藏进行鉴定，部分藏品受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专家的肯定。2003年9月25日，一批辛亥文物珍品亮相羊城大元帅府纪念馆，这是沈汉生的藏品见诸于世的一次高峰。
据沈汉生说，他的藏品中的绝品、极品有：1911年11月3日，黄兴临危受命被黎元洪委以战时总司令时的“战时总司令印”、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后发布的一系列文告的印版。在香港路文物收藏品市场沈汉生店内，一张红酸枝拐子龙八仙桌，嵌有象牙类九角十八星图案，据说就是红楼都督府内的办公用品；他还把一条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字样的丝绸绶带挂在肩上向人们展示，声称这就是孙中山在南京就职时所佩戴。
沈汉生的所有藏品现在哪里，去向如何，这位“辛亥铁血首义博物馆馆长”将来如何展示？其中似有难言之隐。“灯火万家能共酒，海峡两岸愿同春。”这是沈汉生痴情收藏的最大心愿，他盼望更多的台湾同胞参观自己的藏品，盼望海峡两岸早日统一，以告慰辛亥先烈的在天之灵。
无独有偶，此道不孤。2010年6月，我们在武昌东城壕见到了一位年轻的收藏家万学工，在武昌老城墙根下竟发现一座辛亥革命的文物宝库。据引见者刘谦定介绍，万学工近二十年来从全国各地“淘”回来500余枚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奖章、纪念章及徽章等，其中不少存世极为稀少，弥足珍贵，他是武汉收藏家中的后起之秀，与“北沈南朱”各有所长。
亲见这些实物，大感震惊。品种繁杂的辛亥证章铺满了一大桌子，其中上百枚镌刻有双旗图案，这当中既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发的功勋奖章，也有民国元年大总统袁世凯就任纪念章。还有为数不少奖章、纪念章由黎元洪、曹锟、蔡锷、萧耀南、唐继尧等重要辛亥历史人物颁发，上面均刻有他们的名字，其材质涉及镀金、银、锡、铝等金属；有些证章为彩色，采用的是“珐琅彩”，做工非常精细。
武昌首义与阳夏保卫战的历史风云就在眼前出现：刻有“武昌守城司令部”、“出入城门证”的小小竹牌，是武昌首义后军政府发给的通行证和令牌；“中华民国湘军援鄂血战汉阳名誉徽章”及“中华民国广西北伐军纪念章”，则是百年前湖南和广西义军北上来汉支援阳夏保卫战的见证，十分罕见，令人振奋。前者还刻有“统领王奖”，说明当年率军来援的湘军一协统领王隆中并没有被追杀，事后还主持表彰安抚事宜。据了解，援鄂湘军幸存者荣获“湘”字名誉勋章，死难者遗骸丛葬于长沙岳麓山，不知王隆中是否参与此间后事。看到上海、关东、南京、广西、云南等地的光复纪念章，不由感叹：全国支援武汉，武汉支援全国，正是在那如火如荼的岁月，武昌首义和阳夏保卫战为各地独立赢得了宝贵的回报，武汉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曾经如此显著，其历史地位不容抹煞。
42岁的万学工原籍新洲，与万耀煌同宗。他家居斗室，胸藏万壑，对生养之地武昌深怀感情。他由最初收藏数万枚毛泽东像章而全国知名，转而成为了辛亥证章文物的收藏专家，这是他个人的人生转折，也是这座城市之幸事。500枚、500件，且每件不重复，真是来之不易，足迹遍及全国。万学工把自己的精心所藏，转而亮相于中山舰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和辛亥革命博物馆等处，他的功苦之功，应该获得一枚大大的勋章——由辛亥志士们的在天之灵为他颁发。
辛亥百年临近，万学工说，“希望有机会能向市民公开展出这些文物，让更多的人在实物中去了解和触摸这段历史。”
“辛亥史迹，若不及早探询，据事实录，转瞬人事代谢，輶轩何从采辑？”除了民间收藏，政府部门是主渠道。1981年成立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依托鄂军政府旧址红楼而建，自然是辛亥革命文物的集大成之所。截至2004年底，馆藏文物达2349件，其中有72件为国家级珍贵文物，如由张善子绘画、孙科、于右任等题词的刘静庵画像；参加过阳夏保卫战的首义志士黄祯祥穿过的血衣；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的日记本等。此外，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还分别藏有原湖北革命实录馆收集的回忆文稿和鄂军都督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等。鄂州洋澜湖畔吴兆麟纪念馆、泽林镇程正瀛故居也有一定的文物遗存。
还有一位特殊的辛亥革命史料收藏者，她叫陈一萍，今年整八十岁，1953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退休前任广播电台音乐编辑。她经多年旁搜远绍、筛选整理，编成《先行者之歌——辛亥革命时期歌曲200首》出版，为从音乐史的角度观照辛亥革命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表达了深情缅怀辛亥革命英烈的赤子之心。
“无论是歌，无论是诗，都是炸弹和旗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强音。在此，将一首由佚名作词、美国梅森作曲（选自1913年出版的《中华唱歌集》）的《革命纪念》一歌，唱给那段声色壮丽的岁月、唱给英雄的故城——武汉：
十月十日，湖北武昌突起了革命军。
满城官吏，胆战心惊，仓皇奔走出城。
还我河山，振我民族，不消血战力争。
建设共和，扫除专制，大功一旦告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