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的分类与判别
每个人对自己的才能都要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位，否则便很难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或是因不堪承重而摧折。
姜太公像
人的才能有大小，小才不可大用，大才也不可小用，就像用升无法盛下斗中的东西一样，装不下就会溢出，溢出则会浪费。同理，用人不当，怎么能没有危险呢？傅玄说：“人才分为九类：一是有德行者，这类人可用来作为政权的根基；二是治理之才，他们可以推究事物变化的规律；三是政务之才，他们可以从事政治体制的运作；四是学问之才，他们可以搞学术研究；五是用兵之才，他们可以用来统帅军队；六是理农之才，他们可以指导农业生产；七是工匠之才，他们可以制作器具；八是经商之才，他们可以保障供给、发展经济；九是辩才，他们可以发挥讽谏和议政的长处。”如此则是量才而用。
唐代的赵蕤著的《长短经》曾总结了下面的一些考察人才的“规律”。
姜太公说：“喋喋不休，恶言恶语，整天揭别人的短，连睡觉都不停下来这种人可以让他管理街巷，探察坏人坏事；爱管杂事，晚睡早起，这种人只能领导老婆孩子见面就先打听隐私；什么事都要指指划划，平时实际上言语很少，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这种人能领导十来个人；整天忧心忡忡，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不听劝说，经常使用刑罚，用刑就一定要见血，六亲不认，这种人可以领导一百人；争辩起来总想压倒别人，痛恨坏人，喜欢用刑罚来惩治他们，希望把大家统一起来，这种人可以领导一千人；外表很谦卑，说话合乎时宜，知道人的饥饱冷暖，这种人可以领导一万人；谨小慎微，一天比一天慎重，亲近贤能的人，采纳他们的谋略，能让人懂得什么是气节，说话不傲慢，忠心耿耿，这种人可以领导十万人；温柔敦厚有长者之风，用心专一，遇到贤能的人就举荐，执法公正，这种人可以领导百万人；功勋卓著，威名远扬，出入豪门大户，但百姓也愿亲近他，诚信宽怀，对治理天下很有见识，能效法前人的伟大事业，也能挽救败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天下的所有老百姓，都像对他的妻子儿女一般爱护，这种人是英雄豪杰的领袖，是天下的君主。”
三国时曹操对郭嘉说：“袁绍土地广阔、军队强大。我想讨伐他，但力量不如他，怎么办？”郭嘉回答说：“楚汉相争，项羽虽强，但最终却被刘邦打败。其原因就是刘邦用智，项羽用力。我分析认为，袁绍有十败，您有十胜，袁绍虽然兵力强大，也不会有什么作为。第一，袁绍礼仪繁琐，注重形式；而您一切顺其自然，这是方法上胜过他。第二，袁绍虽然军队强大，却是反抗朝廷，不得人心；而您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率领天下的人讨伐他，这是在道义上胜过他。第三，汉末统治的失误在于太宽缓，袁绍却用宽缓来挽救，所以下面的人对他不服从；您用刚猛来纠正汉末的宽缓，从而使上下都懂得规矩。这是在统治上胜过他。第四，袁绍表面宽缓，却内怀猜忌，任用了某人不久又怀疑他，重用的只是亲友近臣；您表面上简单平常，内心却很明智，用人不疑，惟才是用，不管远近亲疏。这是在度量上胜过他。第五，袁绍计谋很多但优柔寡断，失败在谋于事后；您有了好计策就实行，能不断地应对各种变化。这是在谋略上胜过他。第六，袁绍凭借几代家世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高谈阔论，讲究礼节，来获取名声，那些能说会道、衣冠楚楚的人很多都投奔了他；您诚心待人，踏实做事，不追求虚荣，以俭朴的作风带领下属，赏赐有功的人一点都不吝惜，那些忠诚正直有远见而又有实际才能的人都愿意为您效劳。这是在品德上胜过他。第七，袁绍看见别人挨饿受冻，怜悯之情在神色上就表现出来，至于他看不见的事，有的就考虑不到，这叫做妇人之仁；您对眼前的小事，时常有所忽略，至于大事，却能想到很远，给别人的恩惠，都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期望，即使对看不见的事，也考虑得很周到，没有不救助的，这是在仁爱上超过他。第八，袁绍因大臣争夺权力，被谗言所迷惑；您用正道治理部下，逐渐地感染他们，这是在明智上胜过他。第九，袁绍不能明辨是非；您认为是对的就以礼相待，认为不对的就依法治罪，这是在文治上胜过他。第十，袁绍喜欢虚张声势，不懂得用兵作战的要领；您能以少胜多，用兵如神，军队仰仗您，敌人害怕您。这是在军事上胜过他。”曹操说：“我知道了，袁绍为人，志大才疏，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猜忌刻薄却又缺乏威严；军队人数虽多但部署混乱，将领骄傲，政令不统一土地虽然广阔，粮食虽然富足，那只不过是要送给我的。”杨阜也说：“袁绍宽缓而不果断，喜欢谋划却优柔寡断。不果断就没有威望；优柔寡断就会错失良机。现在虽然强大，但是最终要被打败。曹操有雄才大略，遇到事情当机立断毫不犹豫，法令一致，军队精干。一定能成就大事。”
袁绍率领大军攻打许都孔融对曹操的谋士荀彧说：“袁绍的地方广阔，军队强大，有田丰、许攸这样的谋士为他出谋划策；有审配、逢纪这样的忠臣替他办事；有颜良、文丑这样勇冠三军的将领给他带兵。恐怕很难战胜他吧？”荀彧说：“袁绍军队人数虽然多，但法令不严；田丰性格倔强而容易冒犯袁绍；许攸贪图小利而不能约束自己；审配专横而没有谋略；逢纪果敢但刚愎自用。有这几个人在他身边，后果怎样就不难知道了。许攸贪赃枉法，袁绍一定不会放过他，不放过他就一定会生变。颜良、文丑只是匹夫之勇罢了，一次战斗就可以擒获他们。”果不其然，后来，许攸贪赃枉法，审配拘拿了他的老婆孩子，许攸冲冠一怒投奔了曹操。颜良在临阵作战时被斩首，田丰因劝谏袁绍而被处死。一切都像荀彧预料的那样。
汉代魏相上书说：“《周易》中讲过说：‘天地运动协调，所以日月才正常，四季才相宜；圣人以德配天，君臣协调，所以严刑峻法不用，但百姓悦服。’天地运行，源于阴阳变化。阴阳的规定由日月限定，各有各的责任，不能互相冲犯。贤明的君王谨慎地遵守自然的法则并尊重培养人才，设立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吏，以顺应四时，掌管政务。君主动静以道，奉顺阴阳从而使日月光明，风调雨顺，寒暑适宜。天、地、人三者秩序相得，就会使天灾不作，百姓康乐富足。这就是为什么要燮理阴阳的道理。”
忠心正直，敢于犯颜直谏，没有奸诈之心，大公无私，说话符合法度，要推举这样的人作列士。列士经常要做的事是实行仁义道德。除此之外，高风亮节的人，适合担任师氏的职务；有法家才能的人，适合担任掌管刑狱的司寇职务；擅长天文历算、具有古代“术家”才能的人，适合担任少师、少保、少傅之类职务；有评论得失才能的人，适合担任辅导太子的太师职务；有高超工艺才能的人，适合担任“司空”职务；具有儒学知识才能的人，适合担任教导贵族子弟的“保氏”职务；会写文章的人，适合担任编写历史的“国史”职务；勇猛雄杰的人，适合担任军队的将帅。
遵循一年四季的农作节令，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能把不通的环节疏通，能把无用的东西变得有用，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九卿（相当于各部委的部长或企业的部门经理）。九卿的职责在于能办具体事。人情练达，作风正派，了解税收的细节，能充实国家的府库，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大夫。所以，大夫的职责是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诸葛亮的主簿说：“坐而论道的是三公，去具体贯彻执行的是卿大夫。”
名相伊尹说：“倘若心与天道相通，能不断地顺应事物的变化，了解万物的发展，言能协调阴阳，行可核准四时，掌握风调雨顺的规律，这样的人。可以推举他为三公。因为，三公的职责就是不懈地研究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西汉时的陈平说得更清楚。当年汉文帝问陈平说：“宰相都应该负责些什么事情？”陈平说：“陛下不嫌我愚钝，让我当宰相。当宰相的任务就是，上佐天子，调理阴阳，下使万物各得其便；外则镇抚四方，内则团结民众，让各级官吏各尽其职。”汉文帝说：“此言善哉！”
《玉钤经》说：“夫将虽以详重为贵，而不可有不决之疑；虽以博访为能，而不欲有多端之惑。”意思是说大将虽以周详稳重为贵，但是不能犹豫不决；虽以集思广益为能，但不能顾忌太多，患得患失。这是谈论将领精彩的言论。
英雄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呢？聪明出众，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这是对“英雄”一词大致上所作的解释。聪明，是英才应具有的素质，但是没有雄才的胆力，聪明的主张就不能实行；胆力，是雄才应具有的素质，但是没有英才的智慧，事情也办不成。假如智慧能够在事前就预先谋划，但见识却看不出事情的先兆，这样的人可以坐而论道，却不能办理具体事情；假如智慧能预先谋划，见识也能看出事情的先兆，但没有勇气实行，这样的人能够处理日常事务，却不能应付突然的变故；如果力气过人，但没有勇气实行，这样的人可以作为出力的人，却不能作先锋；力气过人，也有勇气实行，但智慧不能预料事情，这样的人可以作为先锋，却不能作统帅。一定要智慧能预先谋划，见识能看出事情的先兆，行动果断，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英才。张良就是这样的人。气力过人，又有勇气去做，智慧足以预料事情，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雄才。韩信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一个人兼有英、雄两种素质，那就能够统治天下。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羽就是这样的人。
《玉钤经》说：“智慧犹如泉涌，行为可为表率，这样的人可作为老师；智慧可以磨砺他人，行为可以辅助、告诫他人，这样的人可作为朋友；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不敢为非作歹，这样的人可作为官吏；只图眼前高兴，您叫他一声，他会答应两声，这样的人只能做奴隶。因此，贤明的君主用老师来辅佐自己，中等的君主用朋友来辅佐自己，下等的君主用官吏来辅佐自己，亡国的君主用奴隶来辅佐自己。”要想知道一个君王是否会亡国，只要看他下面用的是些什么人就可以了。
因此，见识相同的人相互交流，志向相同的人相互跟从，不是贤能的人，就不会任用贤能的人。因此，任用什么样的人来辅佐自己，是生死存亡的关键，胜败得失的根本。
孙子说：“哪一方的君主有道义，哪一方的将领有才能，我凭此就知道谁胜谁负了。”看一看楚汉相争和曹袁之战，就更能深刻体会孙子这句话的内涵了。昔日汉王刘邦被围困在荥阳，对陈平说：“天下混乱，什么时候才能安定啊？”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仁爱，所以廉节好礼的能人有很多都投奔了他。但等到论功行赏时，项王却很吝惜，人才因此又与他离心离德。现在大王您对人傲慢不讲礼数，那些愚蠢、贪婪、无耻的能人也大多投奔了汉国。如果谁能去掉双方的短处，集中双方的长处，那么天下很快就会安定了。”刘邦从善如流，听从了陈平的劝告，于是便取得了天下。
汉朝的曹参作宰相，不改变萧何的成规，因而安定了天下，有了著名的“萧规曹随”这一成语。看来，宰相之才有时是要有点“墨守成规”的精神的。宋代的两位宰相对这个问题有着更深入细致的论述。
宋代赵普，历任两朝丞相，他曾放置了一口能装下两人的大瓮在座椅的屏风后面。凡是有人上书，事关重大利害的，他都挑出来放在瓮中，等到瓮装满了就弄到大街当中去烧掉。
宋代的丞相李沆曾说：“我高居相位，实际与事无补。只是宫廷内外牵涉到利害关系的条陈、奏折一律不予上报，姑且用这个办法辅理国事罢了，因为当今国家的制度已经非常细致完备了，假如再轻率地将宫廷内外所提的建议一一实行，损失就太大了。提建议的多是图一时的进取，哪里在替老百姓考虑呢？”宋代陆九渊也说：“过去，繁多的官员充斥在政府机关，这些人因为自己是多余的食客而感到惭愧，于是就通过各种途径向皇上上奏折，朝廷的官员们也互相驳难，争论不休，希望能够新建一些机构，改革一些制度。只有多往下看才能详细了实际情况。书生和王公子弟不了解老百姓的事情，总是轻率地出谋划策，一旦照他们的办法实施，影响就大了。他们不过花了一张纸，而广大百姓却要蒙受许多损害。因此，我常常与同僚们对那些条陈奏折仔细反驳。朝廷要是政治清明。应当是清静无为而治。成天编织罪名，揣摩上司意图，频繁地考核，这哪里是吃俸禄的人对皇上应尽的责任。”
宋代罗大经说：“古话说，没有十分的利就不要变法，这就是说，不要轻率地变革已经习惯了的法规。有人怀疑这一点，认为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坐看天下的弊端而不去改变它。实际上，这些人不知道，革除弊端来保存法规是可以的，因袭弊端而改变法规是不可以的。
弊端往往是因为不遵守法规而造成的，哪里是从法规中产生的呢？宋仁宗庆历年间，韩琦和范仲淹的建树是革除弊端以保存法规，宋神宗熙宁年间实行王安石的变法是因袭弊端而变革法规。其间的得失，谁都可以看得出来。”
上面的道理并非难懂，问题是如何知人和如何知己。韩非子说：“人们都睡着了，就不知道谁是盲人；人们都不说话，就不知道谁是哑巴。醒了之后让他们看东西，提出问题让他们回答，哑巴和盲人就无法隐瞒了。仅仅看口齿，观毛色，即使是优秀的伯乐也看不出是不是良驹，但只要让马驾车奔驰，就连奴仆臧莸也能判断是好马还是驽马。仅仅观察宝剑表面的颜色和冶炼的痕印，即使善观剑的欧冶子也未必知道剑的好坏，但只要在地上宰杀牲畜，水里斩截蛟龙，即使是蠢人也能判断剑是否锋利。由此可见，通过实践考查事物的真伪，是最高明的方法。”韩非子的话非常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