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发生天灾人祸或者皇权统治出现危机的时候，皇帝往往颁布“罪己诏”。在我们久远的历史中，太远的时代就不说了，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都曾经颁布过“罪己诏”。比如汉武帝，颁布过两份“罪己诏”，一份是因为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而颁布的，时间是元狩元年（前 122 年）。事发后，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自杀而死。受此案牵连而死的列侯、二千石、豪杰等达数万人。汉武帝下诏，将他们谋反的原因归咎于自己没有恩德。诏曰：“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
征和四年（前 89 年），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大夫上奏武帝，认为可在轮台（今新疆轮台附近）屯田，这样就能增加政府在西域的实力。汉武帝仔细反省了自征发匈奴以来所犯的错误，为大量士兵的死亡而痛心，驳回了在轮台屯田的建议。此时汉武帝已进暮年。汉武帝时代，对外战争频繁，军费开支巨大，加上广置宫殿苑囿，把文景以来的积蓄损耗殆尽。沉重的负担，使大量百姓破产流亡，进而沦为“盗贼”。同时，武帝末年的“巫蛊之祸”，导致了宫廷矛盾和激烈争斗。一连串的事件迭加起来，促使他反思统治政策。
征和四年三月，汉武帝对大臣们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六月下诏书追悔以往的过错，史称“轮台诏”。汉武帝在“轮台罪己诏”
中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颁布“轮台罪己诏”，表明汉武帝统治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个封建皇帝能够宣布治国的政策失误，难能可贵。史说刘彻雄才大略，以他敢于承认失误来看，不全是粉饰之语。汉武帝这篇“罪己诏”并不空洞，也没有强词夺理，可能是皇帝们一系列“罪己”言辞中比较恳切的，只是有“马后炮”之嫌，铸成大错后才反省。
汉武帝时代结束后，汉宣帝也下过“罪己诏”。汉宣帝可谓中兴之主，他在民间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在他统治时期，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他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为避免粮价过低而损害农民的利益，政府创设“常平仓”来收购丰年余粮。
但是，汉宣帝时期，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深，豪强迅速发展，农民无奈流亡。吏治十分腐败，官吏任意征发徭役，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到后期，竟出现了“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的局面。吏治的腐败，冤狱的增多，使宣帝一方面自责，一方面整饬吏治。地节三年（前67 年）十二月，下诏承认官吏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并采取措施，监督官员公正执法。
比较汉武帝与汉宣帝的“罪己诏”，不能说促使他们反省的原因是一样的，但都与统治政策有关。任何社会，国富民强，都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不同的只是不同形态的社会，表达这种意愿时所用词汇不尽相同。
皇帝能够“罪己”，而不是把责任推给下级，虽然说明一个为政者的品德，但本来可以堵住的漏洞，却不加堵塞，任其扩大漫延，最后脏水四溢，“罪己”的分量就打了很大的折扣。能给老百姓带来灾害的事情，不难猜想得到然而却偏偏不加预防，能够借鉴的教训却偏偏轻忽，这样状态下的“罪己”，几乎是推卸责任。
至于有的帝王把“罪己诏”看成一种形式，视为一种表演，那就更无积极意义了。比如金朝的金熙宗一方面想发布“罪己诏”，一方面却对诏书中“深自贬损”之语气急败坏，把撰写诏书的人残酷杀害。这不仅使人看出那位皇帝的胸怀及品格，也让人认识到所谓“罪己诏”，不过是政治手段，是统治者收买人心的计谋，世人当不得真。
真心“引咎自责”，是为政者必备的胸怀，是争取人心，赢得信任的高明之举，体现为政者的政治品格。汉武帝“轮台罪己诏”把造成帝国危机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而没有推责，并适时地改变治国策略，确实难得。怕就怕，“罪己”成为一种空洞的形式，成为推脱责任的手段，成为自我表扬的谋略。崇祯皇帝在形势紧迫之际也曾下诏罪己，而这个罪己诏并没有说自己有多大的罪过，只说自己“不期倚用匪人”，也就是用人不当。这样就把自己的责任减到了最小。如此这般，责也好罪也罢，“罪己”都变成了粉饰，都蜕成姿态，没有丝毫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