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拜访了研究岷县花儿的专家景生魁先生，他讲了许多花儿知识和流派，并说岷县的“洮岷花儿”分南北两路，南路不适宜在舞台上演唱，尖利悲怆，仿佛刀子扎在心上；数人唱起来，仿佛遍地哭声，而把唱词写在纸上，就成了死蝴蝶，显不出生命力。而北路花儿唱词较清新、优雅、婉转。北路花儿歌手更多是即兴唱词，很贴近现实生活，定西家家深挖窖的日子，就有花儿歌手唱：定西的山后面没有好饭茶，只有二两洋芋蛋。想哥哥想得迷了窍，抱柴火跌进了洋芋窖……
花儿首先是传达爱情，在这里，借爱情，又传达着生活的真实和喜悦。而从这喜悦的花儿中，我们感觉到，过去的花儿更多是对苦难的诉说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今天的花儿已饱含着内心的欢畅。苦日子的劳作，甚至不知道这劳作有没有价值，如今劳作就知道收获，多少劳作会得到多少收获，不同的劳作有不同的幸运。
生活，在内心里，已经可以唱着生活了；希望就在眼前。
不太了解定西的生活习惯，这一天到安定区石峡湾新建村的席秀山老汉家，在他家的贮藏间看到靠墙有5个大缸，揭开看，三满缸猪油，两缸是半腌好的猪肉，很惊讶。尽管后来明白这是他老大老二家的腌肉，却不得不感叹他家的“油缸”很是了得。回到堂屋，眼见席老汉桌上自家炸的油饼子，肥肥亮亮得好像要流油。在四门八窗、贴着白闪闪瓷砖的大厅房里，高档音箱里正吼着的秦腔把屋里屋外的气氛渲染得一片喜气洋洋。洁净的地板砖、雅致的PVC屋顶、大气的新式家具、漂亮的大款式沙发、29英寸的大彩电……一件件实实在在的家什。我们听席老汉聊聊家史：
改革开放前，新建村叫九岔大队。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新建和九岔分成了现在的新建和九岔两个村。席秀山是1975年入党。1975年，席秀山担任九岔大队的革委会主任，1976年，他任九岔大队的党支部书记。1986年，席秀山因为患肾结石做手术，终止了自己的村干部生涯。
1977年，席秀山和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加上自己的老父亲，一家8口，住的是两孔箍窑加上两孔崖窑，还有一个尕房房。家里最值钱财产是房上的瓦，还有当时为数很少、全村人都眼热的飞鸽牌自行车，全家的财产总共还不到2000元。这在当时就算是这里的好户了。席秀山说：“当时，一年到头，一家人能吃上二三斤清油（胡麻油）的就算是好得很了。好一点的人家，养上一个百十来斤的猪，还舍不得吃，要换成钱给娃娃们上学添衣裳哩。”席秀山63岁的老伴儿毛兰芳见老汉说得不够准确，补充道：“那个时候还阿里（哪里）的衣服哩，一件衣服，翻来覆去地补，直到布烂得不能补了，一件衣服才算是穿罢了。”“当时，吃水是最困难的事，”席秀山接着说，多的时候要到10里远的山背后去担，“担一趟水，至少得排半天的队。”“那个时候，老百姓把吃饭叫‘喝糊糊子’。由于种的地都是山坡陡辽屲，加上大集体，人们干活只是抱着‘混’的态度，活做得不好，地里也产不了多少粮食。一年下来，全靠吃国家供应的包谷（玉米）和红薯干，才勉强度着日子。”
“包产到户后，”席秀山老人接着说，“大家抓生产的积极性很高。加上政府组织大修梯田，地平了，活精了，地里的产出也多了，人们的日子一下子好了起来。特别是跨世纪后的这几年里，党给农村的政策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庄稼人种田，不缴一分钱的税，国家还给补贴。”老人如数家珍地掰着手指头说，“减免农业税、粮食直补、免除娃娃上学的费用、农村合作医疗、大病救助、建沼气、修道路……全是给老百姓办的好事。”
70岁的席老汉精神矍铄，说起话来思路一点也不乱。他接着说，经济上，这几年的马铃薯产业，真的让咱山里的老百姓翻了身了。我现在和老大席旭东在一起，总共十七八亩地，一年要种十二三亩洋芋。现在种地，条件也比原来好多了，地都是梯田地，种子是政府推广的优良品种，种的办法是政府推广的小整薯播种、芽栽、药剂拌种等专门的抗旱防病高产技术，用的是洋芋专用肥，洋芋的产量比原来增加了将近1000斤不说，洋芋的质量也比原来种的好得多了。2006年，我种的12亩洋芋，就产了36000多斤，只卖洋芋，我就收入了1万多元。
老汉还高兴地说，现在，挣钱比原来容易多了，我去年养的几只小尾寒羊，一年也要收入3000多元，我的小儿子旭明，一年外出做个沼气、搞个建筑，一年也要挣七八千元。
老人的二儿子席旭升现在是新建村的村文书，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他说，我们姊妹兄弟5个，不算出嫁了的姐姐和妹妹，现在我们兄弟3个，3院新房，4辆农用三轮车，3辆摩托车，2台微耕机，1台粉碎机，3部手机，3部电话座机，彩电、卫星锅、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三家都齐全。“三院房子能值个六万五，三家的农用车辆和家电能有个六万六七，不算其他的东西，只这些大的‘固定资产’，就有13万多元。”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我们大家一合计，席秀山家里只“固定财产”一项，现在就是改革开放初2000多元的60倍还多。
席旭升接着说，这些还不算，人的生活方便到哪里去了。现在，吃水，我们每家都平均要3个水窖，基本不用发愁。做饭，用的是沼气，方便得很。从地里回来，不用烟熏火燎，开关一打，“叭”的一声，火就着了。看电视，有卫星锅，多少个台随便由你挑着看。烧开水，有太阳能，又节省能源，又卫生。
席老汉说：“我家从‘喝糊糊子’到现在像神仙一样过日子，真是天上和地下啊，这全托党的福了。”
听着，内心很欣慰，不用席老汉说，看着他煮着的罐罐茶里上好的云南绿茶，听着他“滋滋”的喝茶声，就知道他的日子多滋润，知道他内心多欢畅。
他的内心里是唱着的生活。
致富路越走越宽，可以唱着生活了。
小土豆，大产业，管大用
佛爷好着谁见来
送米来么送面来
送柴来么送炭来
好日子全靠实干来
共产党雪里送炭来
———定西民间歌谣
金秋十月，定西的马铃薯产区，漫山遍野薯香飘溢。定西城区的洋芋收购点，卖洋芋的农用车排成长龙，放眼望去，街巷布满洋芋，这里是农人和洋芋的世界。集市车站，全国各地的客商云集；马铃薯淀粉企业的门里门外，满载马铃薯的车辆更是围得水泄不通。
定西安定区的马铃薯经销协会会长刘大江，迎来了最忙碌的季节。
70年代出生的刘大江，经历也极具传奇性。他学校毕业，已经分配当老师了，可他的朋友做生意，要跟他借钱，农民家庭出生的他，刚工作自然没有更多的钱。他义气，就以自己的名义，从银行为朋友贷款，可没有几个月，朋友赔了本，说要还上他的钱，只能再给他借钱，刘大江硬着头皮又从银行贷款，朋友又赔了。工作没几个月，他突然背了几十万的债，他没办法，只好下海也来做生意，希望挣大钱还账。
逼出来了，也逼急了，可他农民的诚实本分没有变。他为洋芋大户代购洋芋，中间赚一分钱的差价，他就只赚这一分钱，农户的洋芋不压级压价，斤是斤，两是两，送给客户的洋芋也绝不会掺假、虚报。他赚的不多，却一下子赚足了自己的诚信。2004年的洋芋大战中，他和客户也力挺洋芋价格，既维护了农户的利益，也帮了政府的忙，并积极成为政府号召“广积薯”的响应者和实践者。他联合了朱文、杨继武投资172万元，用乡政府配套支持的23万元，在青岚、葛家岔、石峡湾、景泉、团结等乡镇建了六处贮藏设施，挖窑30眼，建库79座，贮藏能力2.2万吨。国庆节期间到大终端市场考察，了解到内蒙古的洋芋已经减产40%，他们经过正确预测，感到后期市场将供不应求，就以每斤0.28元敞开价格收购，开始贮藏4两以上的精品薯，春节期间，这些精品薯涨到了每斤0.60元的天价。据后来的统计表明，在这个销售期内，他们3个人共联合销售洋芋900个火车皮，销售量达到7000万元。
他待人诚恳、为人谦和、朴素老实的模样，给农户和客商都以信任感。在洋芋收购季节收购资金最紧张的时候，他说他的客户好，先给他预付款，他说他的农户也好，他能打白条，这两个好，短短几年成就了他。他被选为安定区马铃薯经销协会会长。
到2008年，他的协会有核心会员20多人，20个副会长。下面有骨干会员300多人，即收购大户有这么多；各分支会会员达3000多个，即他的协会有这么多农户收购点。
他说，早几年，协会的主要成员，大凡都骑个自行车，手提包里装了三四部电话，又打电话又跑路，忙忙碌碌连喝口水的时间也没有。而今，他协会会员中已经有近30辆小汽车了，口袋里可能只有一个手机。协会上档次了，姿态也上档次了。更重要的意义是，他们对当地的马铃薯价格有了话语权，也对全国的马铃薯价格有了话语权。农家出生，深知农人疾苦，他们的话语权更倾向于农户，更设法保护这能从根本上改变贫苦定西的马铃薯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他荣幸当选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人代会的分组讨论会上，温家宝总理来到甘肃代表团，刘大江说：“温家宝总理与我对话时间长达46分钟，询问马铃薯产业发展情况。”总理听到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不但解决了薯农的温饱，还带动薯农发家致富，非常高兴。
温总理说：“定西地区的土豆问题，我很关心。小土豆，大产业，管大用，你们要好好发展。”
或许，从此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再提起定西，内心不再是苦涩，而是欣慰。在全国人民的眼里，定西也不再只有贫穷，还有发展和走向富裕。
小土豆，大产业，管大用。温总理说得好，定西的小土豆长大了，成了全国叫得响亮的大产业，从救命薯、温饱薯，变成了致富薯。洋芋，在定西大地上创造了奇迹，这也是定西“洋芋人”的奇迹。
2008年，农业部在河北、内蒙古、甘肃等26个省区开展高产创建测产工作，安定区高峰乡牌坊村是其中确定的一个点，收获季节，农业部专家组给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喜讯：安定区马铃薯最高亩产达到12958.88斤。
农户只是估个亩产，没有细细称过一亩地到底能产出多少斤洋芋，专家这一测产，农户也睁大了双眼不敢相信。
根据专家组在安定区高峰乡牌坊村等3个村的实产测定，确定这个点的平均亩产达8478.88斤。农业部马铃薯首席专家、来自东北农业大学的陈伊里教授说：“平均亩产3吨是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里（高峰）的马铃薯平均亩产过4吨，充分说明马铃薯的种植，通过提高技术、推广良种，增产潜力还很大。”据悉，农业部在东北、华北、西北、黄淮海、南方地区的马铃薯高产创建目标是亩产6000斤以上，其他地区的目标亩产是4000斤以上。
陈教授在分析高峰乡测产点的情况时说：“这里海拔高，日照时间长。降水、日照跟当地土地资源特点相结合，非常适合马铃薯的生长。”“加上当地政府支持力度大，各级农业科技人员推广技术普及应用好，群众的认识到位，各方面的促进，使这里的马铃薯的亩收益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定西的农民再熟悉不过他们的土地了，先进的农业科学种植管理在他们亲身实践后，他们也可以成为“土专家”。
临过春节，安定区高峰乡农民刘宗义收到一封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寄来的信件。不要说那儿有亲戚朋友，他说自己打底儿就没听过那地名。老刘不识字，请人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位叫段宁的人写信请教马铃薯种植技术。信中写道：“从央视节目里知道你种植马铃薯的技术非常好，很佩服，希望得到你的帮助指导。”他请村里的读书人写了回信，把自己的“土技术”详详细细、实实在在地告诉了陌生的“朋友”。
刘宗义是种洋芋的“暴发户”，去年他种了16亩陇薯5号马铃薯，卖得现金4.9万元。他一不盖新房，二不买家电，而心里想着“养一两头牛、三五口猪、十头八只羊”。老刘说：“养殖搞好了，粪肥充足了，种植业也就上去了。”不说发展循环经济，不说产业互促共赢，但老刘心里明白“单打单发展不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