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沃尔斯泰特而言，这种争斗实在是琐碎不堪，但是布罗迪却被激怒，紧抓着事情不放，甚至要求沃尔斯泰特正式做出道歉。但是事情的起因仅仅是一些葡萄酒而已。于是当科尔博姆把沃尔斯泰特叫到办公室，让他对布罗迪的抱怨做出解释时，沃尔斯泰特实在是感到迷惑不解。而且他从来都不知道如何与科尔博姆这位上司融洽相处，甚至觉得他有些不可理喻，所以当他面对科尔博姆的质问时，不自觉间就摆出了傲慢的姿态。科尔博姆告诉沃尔斯泰特，布罗迪抱怨来访的法国高管无视他的慎重邀请，反而时常去光顾沃尔斯泰特的宴会，仅仅是因为沃尔斯泰特在宴会上提供了昂贵的法国葡萄酒。这种说法让沃尔斯泰特感到难以接受，他告诉科尔博姆，布罗迪的抱怨令人难以理喻，他喜欢葡萄酒，法国人也喜欢葡萄酒，尤其是法国葡萄酒，而且宴会上使用的葡萄酒都是他自己花钱为法国客人提供的，甚至没有要求兰德公司为这类合理开销买单。沃尔斯泰特简单地告诉科尔博姆：“如果葡萄酒就是法国人来看我的原因，那么我也没有任何办法。如果硬要解决的话，为什么你不能给伯纳德·布罗迪购买一些更好的葡萄酒呢？”
经过这次事情之后，沃尔斯泰特了解了科尔博姆是真的对他抱有敌意，而布罗迪只是被科尔博姆拿来打压他的幌子而已，根本涉及不到兰德公司的中心事物。布罗迪极少参与兰德公司内部提交政策建议的工作，所以并不是公司内部及其重要的分析专家，但是他已经被科尔博姆作为打压沃尔斯泰特的棋子来使用了，这就需要沃尔斯泰特做出一些行动来转移布罗迪的愤怒，以达到自保的目的。就在这一时期，沃尔斯泰特的女儿准备办一个简单的泳池派对，于是他想借这次派对支开布罗迪的注意力，设法摆脱科尔博姆的控制和压力。
这个泳池派对原本应该只是一次小型的欢乐派对。但是由于在沃尔斯泰特的家里举办，所以总是会变得超越控制范围和具备特殊意义。沃尔斯泰特的女儿琼深知这一点，于是她只是邀请了几位要好的朋友前来参加，准备的食物除了热狗、薯片等速食之外，还准备了适合成年人食用的鲑鱼点心、罐头食品和桑塞尔白葡萄酒等，然后还在游泳池边播放着带有成人色彩的音乐。沃尔斯泰特看到女儿如此贴心，于是便放心的邀请了几位重要的客人前来参加这个名义上由女儿举办，实际上是沃尔斯泰特借此调和与布罗迪之间恶劣关系的派对。
布罗迪当然也在被邀请宾客的名单之内，他有些意外地来到了沃尔斯塔特的家中，受到了沃尔斯泰特一家人的热烈欢迎。起初，沃尔斯塔特并没有与布罗迪谈论太多兰德公司及关于美国政策的事情，只是很真诚的邀请布罗迪品尝美食，畅饮麦芽威士忌和法国葡萄酒。他告诉布罗迪，虽然都是简单的速食食品，但是配上美味的法国葡萄酒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布罗迪尝过食物，喝了一点葡萄酒之后，就对沃尔斯泰特的品位大加赞赏，不住地称赞他提供的法国葡萄酒。于是，沃尔斯塔特告诉布罗迪，这个葡萄酒就是他在宴请法国人的宴会上提供的法国葡萄酒。布罗迪这才明白了沃尔斯泰特邀请他来的真正目的——寻求和解。沃尔斯塔特告诉布罗迪，如果是因为葡萄酒的缘故，他可以帮布罗迪购入相同的酒，甚至是更加高品质的葡萄酒。除此之外，他手头上还有一部关于核战略的书籍，希望布罗迪可以接受创作，并为他提供去欧洲考察的机会。
布罗迪明白沃尔斯泰特是要有意支开他，但是他却非常乐意获得去欧洲考察和写书的机会，于是很快地接受了这一请求。由此，布罗迪就暂时无法打扰沃尔斯泰特为肯尼迪竞选招募同僚的计划，而科尔博姆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再找到可以代替布罗迪的棋子。
夜深之后，游泳池边的音乐渐弱，客人们都各自回家，这次小型的泳池派对就这样圆满落幕了……
4.应运而生的新的思考方式
1961年1月17日的夜晚，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白宫发表了告别演说，这是他将权利移交给民主党之前进行的最后一次演说，在这次演讲当中，他对于肯尼迪的“军工复合”理论提出了严重的警告。但是正如他自己在演讲的最后提出的那样，对于民主党的上台他已经毫无办法，只得在三天之内将权力移交给继任者——约翰·菲茨拉杰德·肯尼迪。
事实上，肯尼迪在这次总统竞选活动当中是险胜尼克松，他能够最终赢得选举主要归功于兰德公司顾问团的倾力相助和导弹差距论的推广。在竞选活动的全过程当中，肯尼迪坚决贯彻兰德公司为他提供的信息，紧紧抓住共和党复杂的国际政策及薄弱的国防体系不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评论，而保守的共和党拘泥于政府机密，没有办法对于肯尼迪的军工主张做出正面的回击。
1961年总统竞选结束后，肯尼迪顺利入主白宫，而兰德公司也得以借助民主党的执政地位摆脱了空军的束缚独立出来。民主党执政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倡导激进、快速的自由主义，要彻底带领美国摆脱之前共和党优柔寡断、左顾右盼的国防怪圈。这个圈子以前一直被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掌控在手中，包括兰德公司也不得不受到他的牵制。除此之外，肯尼迪一直想要利用精英们的超凡智慧对美国腐朽的政治现象进行改造，而当他真正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后，这种想法最终能够得以实施。因此，他任命具有创新思维的查尔斯·希奇为新任国防部长，而当他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会面之时，这两个志向相同的政界精英都大有相见恨晚之情。麦克纳马拉天生对数字极为敏感，并熟练掌握曲线图、图标、方程式等知识，仅仅从他一丝不苟的外表就能看出他是思维缜密、行动果断的硬派人物。他在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由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的推荐加入到肯尼迪团队中参与五角大楼的高层工作。而希奇虽然说话温和、对人态度亲切，但是对于数学运算方面却极具自信。这两个人简直是天生一对的互补性组合，肯尼迪想要实现美国的中央集权，将军队制度进行彻底改造，起用这两个极具办事效率的天才是绝对正确且高效的抉择。
在肯尼迪之前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顽固的军事体系一直受控于美国狭隘、迂腐的政治利益，所以麦克纳马拉和希奇都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彻底改变这一状况，使老式的思想方式迅速退出政治舞台。所以当麦克纳马拉收到肯尼迪总统亲自下发的关于裁员的命令，然后授权他对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进行重组任务的时候，他内心无比激动同时又充满了斗志。于是，他与希奇商议，立刻邀请兰德公司的分析师艾琳·恩索担任副助理国防部长，希望建立起一个由经营系统指挥和操控的国防部系统分析办公室。
艾琳·恩索曾经是沃尔斯泰特最得利的助手之一，虽然是个及其严肃的天主教徒，但是他将那种对宗教的虔诚和认真全部灌注到对国防科学的研究当中，对于国防政策的制定及科学理论的建立和分析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兰德公司对空军司令部的战略防御漏洞问题R-290进行了后续研究，并与沃尔斯泰特进行了通力合作，最后将问题加以解决。不只是艾琳·恩索，就在希奇精简美国国防部各项预算措施，对五角大楼进行改组的同时，沃尔斯泰特精英圈子里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哈利·罗温也加入到了肯尼迪高层领导层当中，协助麦克纳马拉和希奇进行改组工作。
在这之后，又有几名兰德公司的精英分析师们进入了五角大楼当中，然后在肯尼迪的预算主管大卫·贝尔的协助及麦克拉马拉和希奇的领导下，这些精英分子们开始着手对整个国防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其中特别瞄准了之前对兰德公司起到牵制和控制作用的美国空军。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原本大受艾森豪威尔前政府重视的李梅的项目，如新式B-58、B-70式重型轰炸机及一些新型导弹系统全部被收回资金，一一丢弃。
这些将美国空军的强大气势一扫而空的人们，都是一些爱穿古板西装，留着整齐、干净的小平头，嘴上叼着烟斗、说话轻声细气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改革的重大创举使人们对新政府刮目相看，更为他们的兰德公司精英团队赢得了“麦克纳马拉神童组”的美称。
至此，兰德公司的“神童组”基本上接管了五角大楼的各项事务，他们将五角大楼古旧、落后、毫无效率的机构体系和运作模式全部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精简、高效、运作性更强的新的国防体系，除此之外，兰德公司的系统分析及预算程序术语等也被他们带入到国防部，成为整个政府的通用术语。更加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兰德公司一直所研究的关于战争、威慑力及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关系理论，逐渐在新的肯尼迪政府当中被奉行为公开学说，从此也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5.兰德公司：数字时代的先行者
1960年的春天，兰德公司的年轻工程师保罗·巴兰获得了兰德公司高层的直接通知，要求他对美苏之间的核突袭及导弹防御系统进行分析和计算。这是一项及其可怕和沉重的任务，因为一旦巴兰计算失误，就很有可能造成整个美国彻底失去未来。这也就是说，如果前苏联对美国发起了核突袭，美军所有的防御系统都将遭受到闪电战的袭击，这时候战略空军司令部将要如何展开反击？这正如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所言，如果前苏联启用一个轰炸小组偷袭美国核设施，那么美国的战略核武器仓库将会遭受到极大的损害；除此之外，核武器爆炸产生的信号会对电离层产生影响，进而使所有远程高频无线电通信中断。退一步讲，如果前苏联的空中袭击没有造成核武器的大规模损伤，但是却毁坏了电话系统的中央转换节点，那么美国的空中导弹和大批核武器同样将与战略空军指挥部失去联络，而操控系统和通信系统都将彻底瘫痪。
正因如此，通信系统安全性能的分析、计算及新型通信系统的研发，对于美国空军和整个国防来说都是最首要的任务。兰德公司意识到国防系统的优劣会影响到美国国土上的每一个人，因此指派工程师巴兰应对导弹通信挑战的策略。也正是对这一策略的研究，最终开创了因特网的研发前景，并为现如今的网络发展指明了方向。
长期以来，巴兰都对于神经网络研究这一课题充满了兴趣，这使他不断从神经网的构造当中获得对于建立新型通信网络的灵感——神经网络系统是一种复杂的人脑思维模式，它可以及其灵活地应对身体各部分的挑战。当一个神经系统受到的压力过大时，另外一个神经系统就会自动支援。例如，当神经系统处于疲劳状态，不能通过正常的路线传达举手这一命令时，大脑就会自动启动另外一条路线，通过这条临时开辟的路径来完成命令的传导。这种神经传导的模式，启发巴兰设计出一个巧妙的计划。巴兰利用兰德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手机的调幅收音机广播站的观察资料当做蓝本，将调幅收音天线当成是备选的神经中枢或可变操控节点，然后与空中的洲际弹道导弹相连接，保持二者通信顺畅。一旦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情况之下，战略空军司令部就可以启用调幅天线作为军用通信传输设备，向导弹发送操控命令。当这一计划上报之后，美国空军立即采纳了巴兰的提议，建立其可以由民用转为军用的两用天线网络，一个节点连接一个节点地传输秘密进攻信号，而这种信号是不能被普通收音机调频信号所接收到的。这就解决了因空军战略通信设施被破坏而无法与洲际导弹相连接的问题。
巴兰对于自己这次的研究成果非常满意，但是却还是想在此基础上做出更加完善的改进，他想要将只能发出“进攻”或“不进攻”这类简单命令的系统推向更加高级的阶段。鉴于较低频率的模拟调频电路很容易受到各种信号和噪音干扰的原因，于是巴兰发明了一种将信息按照数位来进行编码，然后进行传输的办法。这就是最早的计算机数位编码的雏形。
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还不知道“数位”这一词的含义，当时的所有收音机、电话信号等都是通过连续电流和电压来传输模拟数据，因而常常会受到距离、信号强度、噪音等问题的干扰而产生失真现象。与这种模拟信号相比，“数位”信息具有更加准确、真实、稳定的传输特点。“数位”都是二进制编码，这也就是说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正、负或1、0的这种组合被有序地发送出去，这就是电脑所用的序列。因此，由于距离远近而产生的干扰噪音或信号失真对于发出的数据本身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如此一来，数据的准确传输质量就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如果有特殊需要的话，数位信号还可能随意更改传输路线，通过备用传输路线实现数据传送，更加提升了通信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保罗·巴兰对于推进通信进入数字化时代的贡献不仅在于此，还在于他还将信息分割成无数的“信息包”。这些信息包在通信的过程当中分散成为一系列的数据包，它们分别携带着接收器、起点、在通信网络当中停留的时间长短及序列的准确顺序等相关信息。当这些信息到达接收点之后，就会按照原本的顺序进行重新组合，成为可以被人们准确理解的完整的信息。如此一来，信息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就不再需要节点或转换站点的中转，甚至也不需要吸附于现有的电话线。假如战争爆发，华盛顿与威奇托导弹发射井之间的直接军事通讯被破坏，信息包就会自动转向任何可以疏通的电话线路，这条线路可能是从美国到澳大利亚，再经过中国到夏威夷，最后再到威奇托导弹发射井，而过程也仅仅需要一秒钟而已，信息就可以环绕全球然后回到最初的目的地。这种技术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完整的大脑，而电话线路就像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任何一个备用神经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