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心来了，温太太又问我，世海的牙疼有没有犯过。我笑笑说，他没有这么好的甜点，牙就不会疼了。我是说一句俏皮话，温太太却说看来抗日还能治好他一个顶要命的毛病。
菲利普始终不语。我说到世海因为牵记他们流了泪，温太太又是一口一个“小讨债鬼”地哭起来。我本来不会劝人，这时简直如坐针毡，急忙想告辞。菲利普帮忙或不帮忙，我再说都是多余，他心里有数得很。
我说：世海为了不连累你们，只好下这样的狠心，你们千万别怪他。
我拿起包，站起来，一手拉平裙子的皱褶，我心里再为杰克布着火，眼下也只能成事在天。
菲利普突然说：事体一有眉目，我会通知你。他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捻了捻：就是要准备好这个。
走到温家的门厅里，身后好几座老爷钟都打起钟点来。它们音色不一，频率有快有慢，七上八下地打完了十点。我没有菲利普食指和拇指捻动的东西，连手表也当掉了。
我走在弄堂里，不知谁家的女佣还在井台上捶打衣服，捶得我心里好空。
我带着比黑夜更黑暗的心情回到家，好在凯瑟琳和顾妈都睡了，否则我可就有了出气筒。
我不想上楼回到自己卧室，推开杰克布的房门。心事重重又无所事事，我拉开他书桌的抽屉。抽屉是个大杂货箱，西药片、剃须刀、笔记本、名片，名片占了三分之一的空间，整个上海的外国人都在他这抽屉里，还有两张大光明电影院的票子，没有被用过的。显然他自作主张安排了跟我共度一个吃喝玩乐的夜晚，为我选了部好莱坞电影，但回到家没等着我——我一定和彼得约会去了。他事后对此事只字不提，也许他也早忘了。
我发现他的笔记本里净写着德文，他提防的就是眼下发生的事，但我觉得能读得懂一页页乱七八糟的记载。我眼睛贪婪地梳篦下去，每页都有“May”出现，有时会出现几回。第一次记下“May”这个名字是一年多以前，那个日子我当然不会忘记，是我表姐的婚礼，杰克布记下“May”这个穿淡紫长裙的伴娘，不属于唐人街的一群年轻女子，更不属于婚礼上寥寥可数的白种人。一个没着没落的年轻女子，一个和他一样的寄居者……
一本笔记本快记满了，我看到“May”在每一页上频频跃出。“May”也被他写得越来越潦草，越来越飘舞，他写“May”的这一刹那是什么感觉？感觉把我抓住了？把我认识得淋漓尽致了？就像我心里一旦出现“彼得”这名字，就会想，这个名字我将呼唤多久？我此生会呼唤无数次吗？
会呼唤着说：彼得，帮我晾一下衣服，我够不着！
或者：彼得，能不能请你把收音机开小声些？我还想睡一会儿呢……
又或者：彼得，去看看孩子醒了吗……
这名字我会一直呼唤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吗？
假如杰克布不再回来，我会不会保存他的日记？保存多久？这日记得在我和彼得将来的共同生活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一个私密的位置吗？
那个夜晚我上次已经讲过。在我的生命中，那是个重要的夜晚：为了杰克布，我去求了一个汉奸。我出现在那张书写了若干语重心长、由卖国而救国文章的书桌前，一无所有，只有脸上一副笑容，一副导向许多男女之间的可能性的微笑。
第二天我下楼时觉得一个世纪过去了，我把无限漫长的一段无可奈何地睡过去了。从栏杆拐弯处看见楼下坐着的彼得时，我竟然毫无意外。所有的无奈苦闷过去，从另一端走来的，当然应该是这个面目清纯、黑白分明的彼得。
自己是怎么在两个男人之间踩跷跷板，玩杂耍，我真不愿去想。
我叫了一声“彼得”，两手撑着木头扶手便跳到了楼底。这是我十二岁的动作，那个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的我。
从我的小继母脸上，我才看到我的窘境：彼得一旦发现我和一个年轻的、身份模糊的男寄居客同住一个屋顶之下，我可就身败名裂了。
彼得来了有一个钟点了，凯瑟琳告诉我，他不许她叫醒我。她比我慌多了，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杰克布挂在大门口的草礼帽以及顾妈替他擦亮的一双时髦的浅色皮鞋。凯瑟琳眼光贼溜溜的，用上海话教我：就告诉彼得，家里招进一位房客是没办法的事。样样物什涨价，收点房钱贴补家里开销。
凯瑟琳说：就推到我身上好了，就说我一定要招这个房客进来！她慷慨极了，拿出她曾经最看重的脸面让我大用特用。她一面教唆我，一面给彼得续上热茶。茶叶是二手的，有时泡了茶客人没喝或只喝了一道，凯瑟琳就让顾妈把茶叶滤出来，晒一晒，重新装进茶叶筒，所以这所洋房内自1941年春天到1942年秋天，茶水有其色无其味，徒有其表，没有灵魂。
彼得根本没去注意另一个男性居住在此的迹象，上来便问我有没有温世海的消息。我怕凯瑟琳那点英文理解得一知半解，反而断章取义，回头来盘问我，便请彼得一同上楼，到我房间里谈话。
凯瑟琳更慌，瞪着楼梯上的彼得和我。她看到的这个穿着皱七皱八睡裙的女子简直就是大白天接客的暗娼。
彼得一进我的绣房就看见那个床罩，它已经陪我在太平洋上两度往返。他说看见我如此珍惜这件旧物，他非常高兴。再好的事都别去说破它，然而彼得偏偏说破了它。一旦说破，你就非常地不甘，因为你预期的远比说出口的这点饱满丰厚，魔力都在不可说的那部分里。
我就不必说我当时怎么垂死地抱住彼得了，你反正知道热恋男女在私下里的动作。我关上门，小继母听见“咔”一声锁住门闩，让她在彼得走后说我“老勿作兴”好了。我们在锁住的房门内发生的事是静默的，这静默让小继母痛不欲生，从门外走过去走过来，清嗓子或叹气，破旧的绣花拖鞋抽打着木地板等于抽打我的脸颊。
十分钟之后，彼得重提刚才的问题，温世海是否和我联络过。
我问他是否有急事找他。
他问：你觉得这个小赤佬靠得住吗？来上海快三年了，他的上海话说得最地道的就是“小赤佬”三个字。
然后他告诉了我，在我大睡的两天一夜里发生了什么。温世海在他上夜班时找到了医院，叫他设法弄一盒盘尼西林，他可以出高价收买。彼得把盘尼西林送到了一个他们约好的接头点，可是来取药的是另一个年轻人，钱只付了原先说定的一半，说是要证实药的货真价实才付另一半，这年头什么假货都有。彼得坚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个小青年恳求他说，这些药要去救一条神圣的生命。彼得说为人处世守信用在他的价值观里是最神圣的。他正要揣着那盒盘尼西林离开，小赤佬一下翻脸，从腰里拔出手枪，彼得在枪口下接受了这桩有辱尊严的交易。
我问彼得哪里买到的盘尼西林。
你知道，那年代盘尼西林刚发明不久，一滴药一滴金子。
他叫我别问。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你可不要知道这类肮脏勾当……呵呵呵……
接下去，他告诉我，被日本人抓获的五个犹太人里出了叛徒，又有一批更高的犹太社区领导被日本人抓进了桥头大厦。日本人指控他们造谣惑众，诬陷日本当局。他们原意是要阻止“终极解决方案”的实施，但说不定会让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将计就计，把犹太难民圈到崇明岛上，筑起与世隔绝的集中营，再逐批屠杀。这就是为什么他冒生命危险跟世海做交易，他急需凑足钱，跟我逃出去，再设法把他的全家偷渡到澳门。
在我一场昏睡中发生了这么多变故。德国人和日本人巨大的阴谋无声地进行着，如同乌黑的苏州河一样不可告人。
你知道我在垂暮时总想到什么？我想到杰克布说的这么一个现象：一旦迫害开始，就收不住，它的能量要彻底挥发。它会乘着惯性，推波助澜，它的能量自然释放时，像性能量被释放一样具有极大快感。没错，我觉得他是对的，那能量的释放肯定能和性能量释放时的快感相提并论。甚至，那快感超过性行为的快感，否则它不会弄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同时亢奋。我直到今天也为那种千万人、亿万人同时发情般的迫害狂热而疑惑。
阴谋稳稳地朝我的彼得湮没过来，可我却在昏睡。
彼得说：你必须帮我找到这个小赤佬。
我看着彼得，我的眼睛一定在说：啊？！
彼得说：詹姆斯这个小赤佬，简直耍流氓手段！是在打劫！
我劝他别急，可能没那么糟糕，世海的同志们一旦确定那盒盘尼西林是真的，就会把欠他的另一半款项补上。
我抱住彼得，我这样一抱就看不见他愤怒的脸了。楼下电话响起来，我竖起耳朵听凯瑟琳那没有动词的英文在答话。
我可以在楼上接电话，但我怕电话和杰克布有关，便快步跑下楼，彼得在我身后叫道，若是詹姆斯·温的话，告诉他一声，他有话跟小赤佬说。
我的慌乱脚步在楼梯上踩住了睡裙下摆，把裙摆和上身扯分了家，现在我可好看了：一手抓着裙裾和上半身接缝的地方，抓得它勉强掩体。
电话里的男人自我介绍是菲利普的朋友，叫格里高利·黄。寒暄了一两句之后，他问我钱是否准备好了，一千块美金应该够了。
黄先生，再给我一天时间，行吗？
一天时间对于桥头大厦是老长的，跟日本人顶撞一句会怎么样，我不说小姐你也清楚。小姐听说没有，他们把一个犹太社区领袖从很高的台阶上推下去，摔得血肉模糊，拖上来，再推。
黄先生你晓得，这个数目不小，我总要想想办法，假如黄先生你需要钢琴……要么我可以暂时抵押房契的话……
钢琴在英国人、美国人撤退时是最不值钞票的东西，小姐你晓得的。
那我会去想想办法的。
要快点儿想。
好的，谢谢黄先生。如果小姐你能弄到点金条，顶好了……
彼得这时从楼上下来。我得赶紧结束谈话，对着电话猛说好的，再见，谢谢。我看着彼得，跟姓黄的格里高利说我还有急事，失陪了。他却想起一大堆话，说其实这几个犹太佬嘴太硬，跟日本人自首，承认一下过错，再做个保证，画个押，总归出得来的。我抱歉必须挂电话了。他不理我的抱歉，又嘱咐我快点想办法弄钱，弄到钱之后，就送到菲利普·温家好了，温先生晓得怎么跟他联系。
黄先生说：只要不是抗日分子，自首一下，老命总会保得牢的。
我说：非常抱歉，我得挂电话了，再见。
电话挂断后，彼得问我，出了什么事。
我说是我家房客的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