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之后，男人把一辆黑色汽车开到餐馆门口。已经看不出它是什么牌子，什么年头的产品，因为它是肢解了好几辆车拼凑的。
犹太俱乐部里没有一张空椅子。钢琴曲子是陌生的，但十分好听，有一丝中国情调。也许是阿龙·阿夫夏洛莫夫新写的小品。杰克布·艾德勒到上海没几天就混进了阿夫夏洛莫夫家，白听了一场音乐会，白吃了一顿冷餐，之后便把这个犹太作曲家的作品介绍给了我。
走出餐馆我就觉得自己在等待什么。似乎彼得欠我一句话，我在等那句话。我把那个偷梁换柱的计划原原本本讲了一遍，一个细节都不马虎，总算达到了彼得的理想程度。他总该说点什么。他一句话也没说，我被自己的等待一直悬吊在半空。这是一件大事，天大的事，要置他人于死地，他怎么可能不说一句话呢？
我不是想要一个“谢谢”或者“May，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救我，太难为你了”！
这些话都会文不对题。有一个人将为了他彼得的安全出逃而待在莫测的上海。不，远远不止这些；一个人在发现他的真情被一个女人践踏得稀烂之后，留在了举目无亲的上海。何止举目无亲，简直是敌意弥漫。一旦日本人发现他是交战国侨民，就会送他去郊外的集中营。街上一队一队、一车一车的占领军来往，奔向某个罪恶的目的地，一个个军帽下的脑瓜，运行着恶毒的念头……彼得逃亡的身后，被丢弃下来的这个人举目看去，原来这是一座对他充满不善的城市，茫茫的不善中，竟有一份来自他热恋的中国女子。
好了，杰克布·艾德勒被榨尽了价值，成了真正的人渣。
彼得至少该对这人渣说一句什么。
我的心慌慌的，就是等彼得的这句话。比如：May，我们对这位杰克布先生缺乏公平。或者：以后怎样能偿还我们欠杰克布的呢？我们欠他太多了，怎样才能得到他的宽恕呢？
整个晚上，我听着钢琴曲和音乐中人们的低声交谈，其实一直在等彼得的一句话，哪怕是：可怜的家伙，算他倒霉，爱上你这小巫女！
彼得请我替他翻谱，我这才醒悟过来，果然是他要试奏他刚才即兴写的几个乐句。他的真实心情我不知道，但手指下的乐句在轻歌曼舞，是个心情不错的告白。我看着他认真、专注的侧影，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他替我翻谱一样注视他。这侧影很优美，没说的，我却好失望好失望。彼得怎么可以让我悬在等待中，就是不让那句话把我落实下来？
彼得弹得很出色，人们请他再弹两首曲子。他说了句什么，周围哗啦啦地鼓起掌来。我发现一只手在捅我——彼得的手，人们是在冲我鼓掌，因为彼得宣布那支钢琴小品是献给我的。
我受宠若惊，但我一直急不可耐等候的绝不是这句话。
杰克布一直没有回家，也没有任何消息。我的小继母这样告诉我。那时候我当然还不知道杰克布已经进了桥头大厦的监狱。第二天下午，我教了一节课回来，听到的还是她这句禀报。家里又没小菜钱了，她羞怯地暗示我。
不久有电话打进来，找我的。我刚接电话，那边人诡秘地说：请等等，有位先生要跟你说话。我听见电话在两只手上交接了一番。
阿玫姐姐，你只管听，不要说话，世海在电话中用英文指示我。他的嗓音通过电缆传过来就露馅了，乳臭未干。阿玫姐姐，杰克布被日本人抓进去了。
我听自己说了一声“what”？
请不要插话，世海严峻地说。他现在给关在那座所谓的桥头大厦里。
到了1942年夏天，桥头大厦对谁都是个著名的所在。日本宪兵队用它关押收审抗日分子。
然后我便听说了杰克布·艾德勒事发的始末。他惹了一身祸，却跟他自身利益毫不沾边。
世海说：能不能请你去我家一趟？也许我爸爸能找到关系营救他。
我挂了电话就换衣服，换鞋子，一面飞快地想着父亲的一个姓刘的学生。那个学生的父亲在汪伪政府里做部长，不是教育部长就是司法部长。我打开皮鞋匠缝补过的小皮包，发现里面的钱只够乘黄包车，我教钢琴课的课时费要到月底才能拿到。凯瑟琳跟着我乱转，问是不是杰克布有消息了。我跟她讲什么？什么也讲不清。我愣头愣脑地问：你还有多少钱？
做啥？凯瑟琳用应付查账的警觉口气说。
没啥。我没车钱了，给两个车钱来，马上还你。
她转身就走。我等着她给我拿钱来，却等来一本账簿，她指着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数字：喏，艾先生的钱我没有花一分在自己身上。侬看看好了。
我刚要说我一点都不怀疑她的廉洁，她就哗啦哗啦说起世道如何坏透了，昨天顾妈出去买小菜，钞票在手里捏得紧紧的还是被小偷得了手。皮鞋坏了，拿到摊头上去修，结果摊头和皮鞋通通没有了。电灯泡买回来只用了两天，瘪掉了！
我从柜子里抓出两条长裙子，都是最香艳肉感的那种，放在一张旧报纸里一裹，冲出门去。
这是下午五点多钟。你知道上海的夏天。夕阳又热又黏，走了一会儿就觉得一身的不洁不爽。我们这一带的几家寄卖行都让陆续登陆的犹太难民惯出了毛病，知道无论他们把价压得多低对方都会出手。已经倾家荡产的难民们为了让全家人吃一顿犹太新年大餐，宁可卖掉他们赖以过冬的毛皮大衣。他们就这样在上海精明的寄卖商手里一步步倾家荡产，走向赤贫，穿起了国际红十字会捐粮的面粉口袋。
寄卖行的店员对着光仔细查看这条太平洋彼岸来的三手货。晚礼服是杏红色，前面两个主人滴在前襟上的香槟酒、冰激凌汁、番茄沙司趁夜色混混还可以，在这样的查看下，太丢人了，我都为它们抬不起头。
这东西我们卖不出去的，店员说，喏，这条裙子我们到现在都没卖出去。他指着一件象牙色太阳裙，质地精良，也没有那么多点点滴滴的“前科”。我一看标价，也不过几趟黄包车车费。
另一条裙子让我连打开的勇气也没有。看看表，已经六点出头，一狠心，我把表放在柜台上，请他随便给我几块钱，我有急事。
我拿着钱便走。店员在后面叫我，忘记你的衣裳了。我转身谢谢他，请他先替我存放一下。我的事实在太急了。
连黄包车夫都给我吓了一跳，问我：小姐侬做啥？因为我一句话没有就从人行道冲到马路上，连蹦带跳已经坐在他车上了。
我按照打听到的地址来到父亲这个学生的家——一所在杨浦区的两层楼的洋房。路上走了半小时，但等人花了两个钟头。父亲的这个学生叫什么我已经忘了，就叫他小刘好了。小刘的父亲对我父亲非常敬重，所以一下班回到家马上答应见我。刘部长让了座请了茶，自己踱着方步来到黑色大办公桌后面，站在那里剪雪茄，打火，点烟。他身后转椅是黑色牛皮的，钉出一个鼓囊一个鼓囊。然后他坐下来，开始听我讲述。我告诉他我的犹太难民“未婚夫”杰克布和日本人如何发生了一场“误会”。部长丝毫不动声色，一看就知道我说的对于他不是新闻。我说作为一个在异国寄居过的人，我自己完全能体会犹太难民的不安全感。怎么会有安全感呢？寄居在美国，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国人都是被排斥被驱赶被迫害被残杀的。
我忘了对面坐的是个温文尔雅的汉奸，什么都忘了，讲述起我祖父的故事来。我祖父乘坐着蒸汽船靠近美国西海岸——就从我和杰克布常常攀登的灯塔礁旁边驶过——停靠在旧金山东海湾的港口，还没站稳脚，就被消防水龙头喷射的水柱击倒。一注注可以打穿沙土的高压水柱劈头盖脸而来，红色的********水柱把从大洋彼岸来的瘦小的中国佬冲得像决堤洪流中的鱼。褴褛的衣服被水注撕烂，从一具具瘦骨嶙峋的躯体上剥下来。那是什么样的消毒程序？碗口粗的红色********液体活剥了人的衣服和体面。
在异国做寄居客，就是从这里开始。从此他们就知道自己会被人家当成永远的异己，他们谁也不相信。就像犹太难民在上海，他们谁也不相信。一群凄凄惶惶的人，风声不妙他们能干什么？当然是奔走相告，做好最坏的打算，同时也垂死地争取逃生的可能性。
那一刻我比汉奸还下贱。我对着部长垂泪，又对着他巧笑。部长问起我父亲，我心想，他正是为了不当你这样的人，不远万里去过六个人住一屋、一天只吃一顿饭的日子。
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暴露杰克布的美国公民身份，否则他就会直接从监狱去集中营。天色在部长身后暗了，我还在讲啊讲。“啪”的一声，办公桌一侧的台灯亮了，照亮了部长左边的腮帮。那腮帮细腻如膏脂，松弛得像老女人的乳房。我在求偷生者帮着杰克布偷生，保存下来的最终就是一点皮肉。我突然没劲了，低下头看着玻璃丝袜脱了一串针脚，露出我的皮肉。
部长说了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等我被小刘送出大门，才开始回想，我是否得到了部长的承诺，部长是否答应了我去帮着杰克布偷生。然后我又跳上一辆黄包车东去。
车子经过福州路上了广东路。老的和新的“会乐力”弄堂口，路灯亮得灰蒙蒙。窑姐们东倒西歪地站在街边嗑瓜子，瓜子壳在灯光里飞得如同落花时节。这一带是杰克布逛不够的地方，小吃店、小酒肆一家接一家，他尽管很忙，也会抽空带我来小酒肆里小吃小喝，一笔笔从他父母和哥哥那儿得到的贷款从这条街上流走不少。他用贷款给我买过几块丝绸，要我去置新行头。他自己也置办了几套贷款的真丝西服，但回到家就不喜欢了。每回他带我来这条街，享用贷款酒、贷款小吃，我们都极其快活，破罐子破摔的那种快活，一旦我劝他适可而止，他总是叫我别急，他明天开始一定好好存钱。
许多人家把竹床、门板搭在马路上，睡的睡，靠的靠，从车上望去一片起起伏伏的蒲扇。家家都点了蚊烟或者熏了艾草，满街都是灰白的辛辣云霭。
进了温家的门厅，就听见小客厅里的洗牌声，自从我电话里通报世海健在的消息，温太太断了很久的搓牌声响又续上了。温家上上下下的心情都给彻底地洗了一遍牌，又重新开出了一局。
温太太一看见我就从椅子上起身，一面迎上来：阿玫来啦？然后向门外叫道：菲利普，阿玫来哉！
菲利普是从不跟他夫人的女友们一同玩儿牌的。他这时在大客厅里跟大儿子说话，一张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在留声机上转出醇美的声音。菲利普听音乐和他收藏东西一样，生冷不忌，什么都爱，也什么都无所谓。温太太把我领进大客厅，嘴里对我一口一个谢字，粗粗的腰身还一欠一欠的，似乎是我让失踪的世海重生的，或者我对世海施了还阳术。
温太太看着我在客厅里落座，就蹬着一双先裹后放的半天足，跑到下人住的地方，去叫厨子起来给我烧两碗点心。世海的哥哥不太瞧得上一切和政治、军事、商业有染的浊物，所以我一开口讲到世海如何跟我见面，他便起身，两手插在裤袋里走了。
大家倒是给我行了个方便，我可以跟菲利普单独谈话，我用英文把杰克布·艾德勒的事告诉了菲利普。我的话从来没有如此的经济有效，菲利普等我的句号一吐出口便说：这种事只有钞票和女人能派用场了。
趁温太太没回来，他说他的燃气公司也失踪了一个人，姓罗恩伯格，他和这位杰克布先生恐怕弄到一道去了。
我证实了他的判断。他俩和其他三个犹太人通过秘密途径得知“终极解决方案”已经进入了具体部署，两万多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将会在“移民满洲”的谎言掩护下被驱赶上船。当下的争执焦点是这些将在公海沉没的船只由谁来投资——既然希特勒不放过纳粹魔掌下余生的犹太难民，那么“终极解决”的巨额耗资就不该由日本负担。
看得出来，菲利普很矛盾，他一张平展如蜡像的脸上一点都不动容，但心里却烦得厉害。这烦也有一分是冲我来的，我一个女人，年纪也不算太轻，当嫁不嫁，净弄些不本分的事情出来做。世海“活过来”，他这个为父的却后怕得要死，立刻想回归本分，养尊处优地做个老好上海人，因为做中国人显得太政治化，并且做中国人的格局也太大，道德、志向、血性，缺一样不可，顾不过来，不如做上海人识时务合时宜，为一个亡了的国家保存一份个体实力，未必不是一个大境界。再说，他尽管和十六铺码头的行帮有世交渊源，十六铺的人情也不是好欠的，一向都是以升欠以斗还的，这样的财力他也不具备。另外，他善于利用行帮间盘根错节的对立协调关系，但如今上海被日本人占了，谁知道以毒攻毒的老伎俩是否还行得通，行不通的话，是不是会有恶果，一个老婆两个儿子，他现在不求多一分福，只求别少了一块心头肉。
我们都听着梅兰芳花一句、草一句地哀怨，假如他扮演的杨玉环知道几年后有条白绫子在马嵬坡等她，她就该花也好草也好地数数自己的福分了。
温太太吩咐了点心回来，往丈夫对面的沙发上一坐，问我世海胖了还是瘦了。这一句话她在电话上已经盘问我好几次，我说壮实多了。那是个用胖来夸奖人的时代。
这个讨债鬼，她又哭哭啼啼起来，养小人一点意思都没有，就是前世里欠他们，今世来还债的。他要到抗战胜利再回来？抗战不胜利就勿要爷娘了？侬去告诉伊：用不着回来了，抗战胜利啥辰光？阿拉老早死了！
我告诉他们，世海现在多么自立，能吃苦，年轻人一旦有了一种理想，什么苦都能吃。
以后回来，倒能要他去跑跑南洋了。温太太眼睛在红红的眼泡里闪闪发光，看着菲利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