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大战期间，异人自然无法飞越战场返回秦国。而在长平之战后，秦军紧接着就向赵国首都邯郸逼近，赵国国王也就改变主意，禁止异人回国。
异人不能回国，无可奈何地在邯郸混日子。吕不韦也在邯郸替异人寻找机会逃出赵国。就在这个期间，吕不韦和异人又成交了一笔生意：
吕不韦在邯郸，早选中了一个姿容艳美又善舞的年轻女子与其同居——这个女人的名字，可惜现已不可考，姑且称她为邯郸姬吧！有一天，邯郸姬告诉吕不韦她已经有了吕不韦的骨肉。吕不韦听到后，立刻计上心来，当晚就请异人到自己和邯郸姬的住宅饮酒。
贪杯好色的异人得知吕不韦宴请，当然欣然赴约。这一次不同以往，在宴席间不仅有美酒佳肴，还有一位妖冶、风流、艳丽动人的少妇陪伴饮酒。大概第一眼看到这位美人，异人的魂就被勾走了。几杯酒下肚，更不能自持，仗着酒盖脸，也未及问清楚这女人和吕不韦的关系，就起来向主人请求：“把这个美人赠给我吧！”异人涎着脸，无耻地向吕不韦提出要求。
“岂有此理！”吕不韦心中暗自欣喜，但表面上却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呵斥他道：“这是我的姬妾，你如此无理，我决不饶你。”说着就装模作样地要与异人拼命、绝交。异人吓得连连请求宽赦，但好色之心仍促使他死皮赖脸地向吕不韦要这个美人。
“既然我已破产弃家为你奔走，也没什么舍不得的了！”经过一番拿捏，吕不韦最后以无可奈何的口气叹道：“既然你喜欢她，我就送给你了。”
吕不韦的“慷慨”、“大度”几乎使色迷心窍的异人感激涕零，恨不得跪下来给他磕几个响头，心中充满感恩之情，欢欢喜喜地、心满意足地把那位风流、标致、肚子里怀着吕不韦孩子的邯郸姬接回了住处。在烽火连天的邯郸城里过起“恩爱夫妻”的生活。
这是吕不韦设定的又一大计，他的效益要在异人下一代国君身上收回。
吕不韦在邯郸一面与异人做着风流的生意，一面紧密地注视着秦、赵间战局的发展。
当秦军进攻邯郸之时，赵国就对异人加紧控制。到秦昭王五十年，赵虽不断挫败秦军进攻，但终不能使秦撤兵。在秦军进攻之下，赵孝成王决定杀掉异人泄忿。幸亏赵国内部发生矛盾，使赵孝成王杀异人之念迟迟未能兑现。吕不韦给的钱使异人在赵结交的宾客又起了作用，在赵王还没来得及杀死异人之前，消息就传到异人和吕不韦耳中，他们知道邯郸已不能再停留，决定伺机逃走。吕不韦在关键时刻出谋并秘密活动，拿出六百金贿赂监视异人的赵国吏卒。果然，钱在关键时刻充分发挥了作用，拿到钱的赵国吏卒痛快地将异人放走了。
异人得到逃走的机会，也顾不上美丽的邯郸姬和幼小的儿子，匆匆忙忙地离开赵国的监管地，飞快地与吕不韦溜出邯郸城，投向秦军驻地，幸好秦军与赵军暂时处于休战状态，秦军前线将领就派人护送异人和吕不韦回到秦国首都咸阳。
[今用]：好的策略是事情成功的一半，有一个好的计谋做前导，无异于易燃的酒精放在炉火旁，燃烧是必然的。所以说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有一个完善的计划、方案，这是事情成败的关键所在。
越王勾践兵败亡国，听取文仲巧设心计，卧薪尝胆，一步一步依计划而行，而后灭吴立业。这是巧用智慧策略的典范。
4．网罗人才，知人善任
善于用人，是管理学中作为一个成功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重要因素，人才济济，但关键是如何取用，又如何让他为你服务，这才是真正的管理。
吕不韦当丞相前，文不能成一家之言，武不能率一兵作战。但主秦政之后，却在国内取得稳定的发展，在国外夺得一个个胜利，靠的是什么？是人才。
在吕不韦当政前，秦国有一批出类拔萃的文臣武将。这些大臣有的功绩显赫，有的足智多谋，前朝国王多倚为重臣，本人有的也不可一世，往往不把继位的幼主及新贵看在眼里。而吕不韦又以一介布衣，仅因与异人的特殊关系登上相国尊位。历代这种形势多造成新旧官僚、贵族间相互歧视，甚至导致厮杀和内讧。“功高震主”及“内轻外重”的现象均使朝廷内部无宁日。然而，吕不韦上台后，不仅没有发生这些问题，而且前朝元老重臣均愿为其效力。原因何在呢？吕不韦登上秦国权力之巅的丞相之位虽晚，但绝无一般暴发之政客的嫉贤妒能通病，对元老重臣甚为器重，在吕氏执政时期，统兵作战的名将蒙骜、庶公等将军均是自昭王时代即屡建战功的数朝元老，而在吕不韦为相时期，他们仍继续立功，直至死而后已。
在这些老将中特别突出的是蒙骜。
蒙骜原是齐国人，早就自齐国来秦，在秦昭王时就已立过大功，官至上卿。公元前285年（昭王二十二年），年轻的蒙骜即率秦军伐齐，取得河东九县，在秦昭王时代在秦国的地位十分显赫。而蒙骜对秦国的忠心亦为其他朝臣所不及。正因如此，就是在昭王时代，这位将军也常常不把丞相放在眼里。那时应侯范睢当政，权极一时，无人敢冒犯他。有一次韩国竟将汝南占领，这对于一直处于攻势的秦国来说是没料到的。昭王得知后询问应侯范睢：
“汝南丢了，伤心吧？”
“臣不伤心！”范睢回答的出乎昭王意料。
“为什么不伤心呢？”昭王问。
“梁地有个叫东门英的，其子死而他不伤心。”范睢又以游说之士的口吻，自以为机智地打着不恰当的、拙劣的比喻：“于是，有人问东门英说：足下最爱令郎，今令郎死而足下不伤心，是什么原因呢？”
昭王等着听范睢演绎出来的结论。
“东门英说：我以前就没有儿子，无子时不伤心，今子死。无非与没生他之前一样，有什么可伤心的呢？”范睢的结论原来就是这样强词夺理地得出来的：“汝南原来就是韩国的，今韩国又夺了回去，与我们原就没得到汝南时一样，臣有何伤心的呢？”
对于急欲兼并诸侯、扩大国土的秦昭王来说，范睢的这种态度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但此时应侯范睢正得势，昭王未立即加以反驳，而将此事告诉蒙骜。蒙骜前往拜见应侯范睢，一见面就对他说：
“我要死了！”
“为何？”范睢大惊。
“秦王尊先生为师，天下均知道，更何况秦国。而在下有幸为秦王率兵打天下，可是一个小小的韩国就把您手里的汝南夺去了。我还有什么活头，不如一死了之。”蒙骜虽是武将，却相当会说话，其水平更高于专门摇唇鼓舌的游说之士。
范睢受到蒙骜当面讥讽，不便发作，只得改变态度。自此以后，昭王对应侯的信任远不及对蒙骜，而蒙骜的地位则实际已超过范睢了。
在昭王去世之前，秦国武将居首位的应是蒙骜了。然而就是这位蒙骜，在吕不韦执政的十余年中，不居功，不傲上，继续率兵为秦国争城夺地，虽已年迈却威风不减当年。在庄襄王时代和秦王政即位初期，凡大战役均由蒙骜指挥：庄襄王时取成皋、阳，攻赵取榆次、新城、狼孟，定太原；攻魏拔高都、汲，败五国之兵。秦王政时，’击晋阳，取韩十三城，拔魏之有诡、定酸、山阳等二十余城，一直到公元前240年（秦王政七年）逝世，战功累累，不胜枚举。如此功高位重的老将元勋，都并未因国君更替、相国易人而稍有二心，其他宿将老臣则更不会有太大的动摇了。这正反映出吕不韦择人而任颇得民心，至少受到朝臣们的拥戴。对旧臣不存戒心，对元老无成见，是吕不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吕不韦用人不拘一格，最有名的是小甘罗十二岁即受以出使之重任这件事，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美谈。
公元前242年（秦王政五年），吕不韦打算攻赵，以扩张秦国已占领的河间之地（在今河北境内）。为联合燕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赵国，吕不韦派刚成君蔡泽到燕国去。燕喜王又派自己的儿子太子丹到秦国为质。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吕不韦加紧执行攻赵的计划，准备再派一个人去燕国为相，以早日实现扩展河间之地的计划。去燕国为相，实际是充当类似人质的冒险任务，被吕不韦指定去燕国的人是张唐。那一天，吕不韦把出使到燕的任务对张唐下达之后，立即遭到张唐的拒绝。他找借口死赖着不去，使吕不韦十分不快，但也想不出办法令张唐接受任务，心中闷闷不乐。
这时，吕不韦的家臣、才十二岁的少庶子甘罗见到吕不韦心事重重，就上前问道：“信侯（吕不韦被封文信侯）为什么事不高兴呢？”“唉！别提啦！”吕不韦并非因甘罗是小孩子而瞧不起他，认真地回答道：“我令刚成君蔡泽事燕，蔡泽已去了三年，燕国的太子丹也来到秦国为质。现在，要加速扩展河间地，想叫张唐去燕国，可这个张唐死活不去，真气死我了！”
“叫我去劝张唐吧！”甘罗主动要求替吕不韦说服张唐。
“你一边呆着吧！”吕不韦呵斥道：“连我都没把他说动，你个小孩子焉能叫他接受任务！”
“请你先别发脾气！”甘罗一点也不害怕，首先说服吕不韦：“项橐七岁就成为孔子的老师，臣今年十二岁了，不妨叫我试试嘛！何必呵叱我呢？”这个项橐七岁为孔子师的事，本是传说，没什么根据。不过经甘罗理直气壮地这么一说，吕不韦也无言以对，知道不可轻视这位颇为自信的小甘罗。于是就答应让他去试试。
针对张唐胆小的特点，甘罗拟好了说服的方案后，就去找张唐谈话：
“你的功劳和武安君白起的功劳比起来，谁的大呢？”甘罗一见张唐先不说出使的事，而突然提起早已死去多年的白起来。
“武安君白起率兵打仗，战胜敌军，占领土地无计其数，我哪里比得上呢！”张唐倒也老实，知道自己远不如白起的功劳大。
“你知道自己的功劳不如武安君呀！”甘罗又加强语气说道。
“当然知道！”张唐也不讳言。
“应侯范睢当年为相之时和现在吕不韦为相，谁的权力大呢？”甘罗开始绕到正题。
“应侯范睢哪里比得上当今的文信侯吕不韦！”张唐这样回答。确实反映了吕不韦当时在秦专权的情况。实际上吕不韦比秦王的权还大，这一点谁也清楚。
“你知道文信侯吕不韦的权大呀！”甘罗又故意加重语气问他。
“当然知道！”张唐依然点头称是。
“既然你什么都清楚，为何现在如此糊涂！”甘罗对他指出：“想当年应侯范睢要攻赵，武安君白起不同意，不愿统兵。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被处以死刑，尸首就扔在咸阳西边！如今文信侯请你去燕国，你找借口不去，我看足下的尸首不知将要扔到什么地方去啦！”
甘罗用历史的事实和当前吕不韦专权的形势开导张唐，使这个胆小鬼开了窍，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抗命不从被杀的可怕前景，连忙答应：“我去！我去！请你转告文信侯，本人马启程！”
吕不韦得知张唐的态度变化后，自然转怒为喜，下令备车、马、礼品，择吉日送张唐出发。
张唐离开秦后，有一天甘罗又来见吕不韦，要吕不韦借他车五乘，协助张唐完成使命。吕不韦毫不犹豫，当即答应。
甘罗乘车日夜兼程地来到赵国，闻秦国甘罗来临，赵悼襄王出城迎接。年轻的甘罗颇具大国使臣的风度，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用令赵王难以琢磨的口吻劈头问道：
“听说燕太子丹人秦为质了吗？”
“是！听说了。”赵王点头。
“听说张唐去燕为相的事了吗？”
“是！听说了。”赵王连连点头。
“既然你都听说了，我告诉你：燕太子丹入秦，表示燕不欺秦；张唐相燕，表示秦不欺燕。”甘罗向赵王实行攻心战：“秦、燕互不相欺，是针对赵国来的，陛下的赵国就危险啦！”
“……”目瞪口呆的赵王吓得连一个字都吐不出。
“燕、秦之所以联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要扩大河间的领土”。甘罗直截了当地向赵王提出领土要求：“现在大王若能割五座城给秦，以达到扩大河间土地的目的，秦就令燕太子丹回国，秦可和赵联合起来攻燕。”
甘罗的威胁、利诱果然奏效。赵王立即割五城给秦，燕太子丹也自秦归国。不久，赵国兴兵伐燕，由于秦倾向赵国，燕国战败，不得不将上谷（今河北境内）三十六县割给赵。赵又将其中的十分之一土地献给秦国。十二岁的小甘罗为秦立了大功。
吕不韦正是用了老自蒙骜，小至甘罗这样一批战将、谋臣，才使秦国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然而，仅靠原有的或秦国本土的一些人才，是远不敷急剧发展的军事、政治、文化、经济需要的。任何时候国力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在飞速发展的战国时代更是如此。各诸侯国敞开大门“招贤养士”，就是招揽、网罗人才的一种方式。
在吕不韦人秦之前，各诸侯国当权的贵族有识之士，都大力招揽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有所谓“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在各自国内招贤养士，以丰厚的待遇供养一批“食客”。这些“食客”不仅成为供养者的私家势力，而且协助其主辅政治国，成为这些诸侯国的智囊团和“人才库”，即使“鸡鸣狗盗”之徒也在关键的时候起点作用。故秦昭王以来，秦军虽依其强大军事实力连连东进，而齐、赵、魏、楚四国却未能立即崩溃，且与强秦对抗达数十年之久，不能说与养士毫无关系。
秦国原有吸收外来人才的优良传统，其风气远比东方各国开放，早在春秋时就有大批秦地以外的有识之士来关中，并取得秦国国君信任而被授以高官要职。如穆公时代的晋人百里奚、戎人由余，皆在秦国得到重用，且为秦国立有大功。战国时仍有关东六国人士不断入秦，著名改革家商鞅即从卫国而来。商鞅以后，秦又制定吸引东方劳动力的“招徕三晋之民”的开放政策，使一大批无地农人来秦落户耕地。正由于春秋战国数百年间，秦以外各地、各族人士不断融入，才使秦地人口素质、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至战国末年跃居全国先进行列。
然而，在长期吸收、融汇外地人口的过程中，秦国吸收外来人才的范围很狭窄，主要是欢迎持法家观点的人物，而排斥别种观点的人。所以严格地说秦国没有“养士”之风。
战国时代的士已有多种派别，他们有的主张“仁义”，有的宣扬“刑名”、“无为”等等，因此有儒、道、墨、法等各种学派。这些学派各有所长，统称为“士”。当时的“士”已成为社会上一种特殊的势力。他们有一定文化或专长，善谈说，不受国家、宗教、经济和政治地位限制，以自己的才能贡献各诸侯国，取得官位、待遇。这些士为追求富贵而奔走于各国，在政治舞台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人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上述“四公子”所养的“宾客”多是这种“士”。
但是秦国一贯实行法家主张，认为富国强兵首要在于耕战。除农业生产和作战以外，其它各业均无足轻重，对读书之士人甚为轻视，尤其蔑视儒生。法家将读书之士视为社会寄生虫，给以排斥、打击，以至在吕不韦人秦以前，苟卿在秦国游历时，这里尚且“无儒”，虽然法家也是士的一种，但法家力主愚民政策，极力反对“士”。结果，自孝公时代到昭王去世之前，秦国之士屈指可数，更无人大张旗鼓地“养士”。
吕不韦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认识“士”的重要作用，从而大规模招揽宾客，打开国门大批养士的一位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