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结社古代已有之。“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汉族士人的传统信条，在太平盛世中品评词章、饮酒斗诗讨论学问的文人会社，在社会动荡之际，极易转变为裁量人物、訾议国政的政治性团体。滥觞于明末的“东林党”、复社、几社等组织就是如此。清初，统治者吸取前朝教训，于顺治九年（1652年）下令，“生员不需九党多人，立盟节社”《清史稿·选举一》。并在继后兴起的一连串“文字狱”中，更是广构文网，残酷杀戮，所以，文人结社这一传统习俗，在清代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下，被压抑了200年之久，直到清代末年，这一万马齐喑的局面才被打破。
3．宗教会社滋长
清代前期对民间社会影响最大的会社组织，当属民间宗教组织。清代的民间宗教主要指以白莲教为代表的民间秘密宗教结社，由于其信仰和活动有碍于清政府的统治，因而又被统治者称做“邪教”。白莲教等组织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最高宗祖；以宣传劫变和弥勒下凡救世发动群众；以封建家长制为组成原则；以烧香、念经、上供和纳钱为主要活动形式。清中叶以后，全国各地各派民间宗教多达200余种，主要有大乘、先天、罗祖、无为、收元、混元、红阳、八卦、天理、青莲、斋教，以及灯花教和神拳教等派别。
明代由运河漕运水手组成的民间宗教罗教，在乾隆年间遭到清政治的严厉打击后，于18世纪后期放弃罗教庵堂，而在水手们常年生活的粮船上建立了“堂”。每一帮的老堂船上虽仍藏有秘密宗教组织的经卷神像，仍有传接敛钱活动，但已开始形成以老堂船为中心，以老官师傅为首领的一套权力机构，老官和当家已对犯事水手有“轻则责罚，重则立毙，沉入河中”的绝对权威。水手们通过层层师徒关系形成各种帮派，各派都有自己的老堂船和当家，到鸦片战争前夕，水手组织已从宗教组织转变为行帮社会。
4．文娱会社流行
清代汉族社会的文娱性组织很多，其中以北京的“花会”为着名。在北京民间，一年四季都有花会活动，重大的传统节日，花会上街表演，使节日的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气氛更加热烈。民间的结婚嫁娶、寿诞满月、开张利市，可请几档花会来庆贺助兴。即使是含殓丧葬，也有请几档花会来送殡志哀的。每年的四月是北京花会活动的两大高潮，前者为欢庆春节，后者为碧霞元君庙会。北京民间花会的演出活动古称“百戏”、“散乐”、“社火”、“走会”或“过会”。到了明末清初，逐步形成组织。乾隆年间，由于高宗弘历喜游乐又好大喜功，在它的提倡下，民间花会活动形成一个高潮，有些老的民间花会组织曾受到他的赏识。到清代晚期，慈禧太后当政时，为粉饰太平，并满足她个人享乐的需要，在她过生日和一些喜庆的节日，就组织民间花会表演。据传，有些花会组织还受过皇帝的封赏，所以自称“皇会”。北京受过皇封的花会组织仅丰台十八村就有四档，它们是孟家村的旱船，张房的太狮，柳林的花钹大鼓和鹅风营的献音老会（吵子会）。
北京民间花会的演员行话叫“耍手”，也就叫“练”的，大都是一般劳动人民。城里多是各行各业的工人和店员，农村中以贫苦农民和长工为多。所有参加花会活动的人，不论平时练习还是正式走会，都是义务，不要报酬，严格遵守“箱笼自带，茶水不扰，分文不取，毫厘不要”的会规。
各种民间花会组织相当严密，并有严格的会规。每一档会都有一位会首，在会中可以主宰一切，会中人都称他为“把头”，也叫“大督管”。把头都由有钱人担任，并承担会中置办服装、道具、乐器、车马，请教师训练演员，及走会时演员的食宿交通等一切费用。有的把头为了走会，闹的倾家荡产，所以当把头往往是“耗财买脸”。每一档会的把头都要请两人作助手，会里人称之为“前引”。前引熟悉会规，伶牙俐齿，有较强的社交能力和组织能力，把头一般不参加表演，走会时，前引成了该会掌权人。
民间花会分“文会”和“武会”两大类。文会没有什么表演技艺，只是在庙会时给茶棚和寺庙供应物资，为香客服务，如茶叶老会就是在朝山进香时给沿途茶棚和寺庙献一些茶叶，供香客饮用；馒头老会就是在茶棚里舍馒头，供香客充饥等。北京民间的文会较有名的有茶叶老会、馒头老会、拜席老会、献盐老会、缝绽老会、供碗老会、粥茶老会、修路老会、巧炉老会、盘香老会、燃灯老会、鲜花老会、绳络老会等。
武会的种类很多，一般按所表演的民间技艺品目分类，不同的会表演不同的技艺。即使是同一会种，其表演技艺也因地区不同、师承不同而风格各异。各会中都有几位经过勤学苦练，身怀绝技，独树一帜的老练家。武会表演常见的有秧歌、高跷、太平鼓、花鼓、跨鼓、龙灯、狮舞、旱船、龙舟、竹马、小车、连厢等文艺品目，筋斗、流星、舞叉、五虎棍等武术品目和巾幡、杠子、杠箱、扒竿、蹬坛、弄丸、舞盘等杂技品目，真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
武会又分会规以里的会和会规以外的会。行话叫“井字里”和“井字外”。北京花会属于会规以里的会档共有十三种，会中称为“幡鼓齐动十三档”。这十三档有个顺口溜：“开路打先锋，五虎紧跟行，门前摆设侠客木（路的木栅，质高跷腿子），中幡抖威风，狮子蹲门分左右，双石头门下行，掷子石锁把门挡，杠子门上横，花坛盛美酒，吵子响连声，杠箱来进贡，天平称一称，神胆来蹲底，幡鼓齐动庆太平。”
5．妇女织会初现
清初，在陕西华县流行民间会社组织——乞巧会。这一组织由未出嫁的姑娘以自愿集资建立。该组织利用会费放债收取利息以办会。内设有会首，会务工作由会员轮流承担。每年夏历七月七日，用谷草扎成七仙女，供献果品，掐豌豆芽，在清水中投影乞巧。
广东妇女有金兰会。据《广州府志》记载，在广东顺德、南海一带，“女子多有结金兰会，相为依恋，不肯适人。长之则归宁，久羁不复归其夫家。”这种组织在广州也有。金兰会的会员不嫁人，纵使被迫嫁夫，到夫家也只暂住几日，并且不与丈夫同居，严设防线，以保处女洁身，人们称之为“自梳女”，即终身不嫁人者，或只“下嫁不落家”者。该组织虽无严格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制度，但入会会员若有背约，将遭到众姐妹的殴打、辱骂。“自梳女”为了维护她们的权益，终生住在娘家，但是按照当地族规，身老病危时是不能在娘家过世的，以免给娘家带来晦气。因此，当她们病魔缠身时，必须搬到自梳女们自愿结合、集体建造的“姑婆屋”去居住。同时为自己想出个“下嫁不落家”的办法，给男方一笔钱财，结为名义夫妻，并让男方再娶妻纳妾。直至自梳女病危时，方抬至名义夫君家中寿终正寝。男方家的子女要按传统习俗行孝事，每年春秋二祭。
五、社区风俗
清代社会在社区服务方面，主要有常规性的有社仓、义仓、普济堂、育婴堂、义冢等。
1．社仓和义仓出现
社仓是民办官管的备荒、救荒组织，大多设于乡村，主要是出借仓谷，灾年减息，以达到“天下之民相生相养”的救荒目的。康熙时曾多次下令建立社仓。雍正时不但继续下令各省推行社仓，而且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社仓条例，在全国推广。社仓仓谷的来源主要是劝输、捐积。所捐数量听民自便，不拘升斗。10石以上，给予花红；30石以上，奖与匾额，以次递加奖励，三四百石者，给予八品顶戴。凡给匾民家，永免差役。也有地方官变相派捐的，如广东社仓条约规定绅衿监概照田亩捐谷，“大约每亩不过岁捐一升”，和平县知县张象乾亲自下乡劝输，一指画：“某有余力可捐，某城谨可任，某某应捐若干，某某应设仓于家”，“人不敢违”。嘉庆《和平县志》卷二《社仓》。
社仓虽系民办，但组织原则是官方制定的，不少社仓的组织和建立是地方官直接参与的。如雍正年间颁布的社仓条例规定，每社设正副社长，则品行可靠、家道殷实者2人担任。如出入有法、乡里推服，按年给奖，10年无过，给八品顶戴。广东更具体规定：凡市镇围寨有烟户数百家，则立为一社，近市镇零星烟户可令附入。或乡村有数十家者，可数村合为一社。如有巨族户口繁盛者，可姓二姓及素相亲爱者，听其自为一社。嘉庆《和平县志》卷二《社仓》。在具体实行中，有的社仓有组织无仓房，亦即所谓“有谷无仓”，仓谷入储在社正副处或祠庙公所，后来才逐渐建立健全。
社仓出借仓谷每石收息2斗（康熙后定每石收息五谷1斗），小歉之年息谷减半，大歉之年息谷全免。息谷七分归仓，三分交社正做仓房修茸及仓谷折耗之用。出入数目造册一式两份，一份交州县备之查。地方官严禁染指社仓，有挪借侵蚀者，俱以扰扰国政、贻误民生问罪。
义仓是民办官管的备荒、救荒机构，主要设在市镇。义仓往往是由地方官倡建，绅衿、富户、商人捐建。义仓有仓房、并多有仓田，义仓管理人选由巡抚、藩司和郡绅会议决定。仓田租充作仓谷，子田银承典生息，再置产业。出粜时，分图保给票，贫民凭票买米，减价多少，需报官批准，方可实行。
2．育婴堂肇始
普济堂、养济院是收养孤老贫穷残疾人的社会慈善机构，一般由官方倡导并拨部分土地、银两，民间绅商集资或捐田建立，并由绅士经营管理，以出赁土地、房屋收取租息、银钱存典生息，作为固定收入。普济堂、养济院立有规章，定员多少，入堂每年米、菜钱、柴钱、衣、节赏钱多少，死了棺木钱、抬埋钱多少等等，都有详细规定。大约每天8合米、盐菜钱２文，3年给1件棉袄，死了1口薄棺而已。清前期北京、苏州、扬州、松江以及广东、山东、河南、台湾的普济堂、养济院都很有名。
育婴堂与普济堂、养济院一样属社会慈善机构，只是救助对象为弃婴。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康熙帝谕各地设置育婴堂，而使之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社会慈善机构。育婴堂的经费来源、经营管理以及援助者的奖励政策与普济堂、养济院相同。然婴儿有在堂不在堂之分，在堂的雇乳母喂养。不在堂的寄在乳母家哺育，按月给与钱米。
清代汉族社会其他公益组织还有帮助收埋野尸的收埋义堂，如义冢、锡类堂、永泽堂、推仁局；救助寡妇的恤嫠堂；安插流民的栖留所等等。它们的组织、经费、管理都与上述几种主要的社会公益组织及机构相差不多。
六、贱民风俗
1．清代贱民概况
明代以来汉族社会一直存在着贱民阶层，清代雍正朝以前，汉族社会的贱民等级依然存在，如山西、陕西的“乐户”，浙江一带的“惰民”，江南徽州府的“伴当”和宁国府的“世仆”，广东滨海的“疍户”，江苏苏州府的“丐户”等。这些贱民社会地位比平民低，不能列入民户的户籍。其社会风俗也自成体系，独具特色。雍正帝即位以后，相继采取措施，改变了贱民的社会等级，使他们进入了平民的行列。
首先是山西、陕西一带的乐户，他们在明朝就已存在。明朝“靖难之役”中，山西、陕西一些有势力的人支持建文帝，反对朱棣。后来，朱棣打败了建文帝，夺得帝位，便把反对者编入乐籍，从事歌舞、音乐、曲艺等活动，“世世子孙勒为倡，绅衿、地棍呼召来侑酒。”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乐户惰民丐户之世袭》。从而成为贱民，被列为正式编户的四民之外，被剥夺了种种权力，受尽了社会的歧视。四民所穿的常服，他们不能享受；四民所从事的职业，他们不能涉足。就是生活器具的使用，也要和他们的身份相符合。他们的贱民身份世代相袭，子孙不得自拔为良民。尽管有的乐户也有田宅、丁徭，也从事农耕，勤俭持家，形式上和良民没有什么不同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三四《记乐户开放》。实际上，他们却处于历史社会歧视贱民地位。
其次是浙江一带的惰民，据传早在南宋时就已存在。因为他们的先世反对宋朝政府，投降了金人，战败后，南宋政府就把那些反对者及其子女贬为惰民，不入平民户籍，世代不得改变。也有人说惰民产生于元末明初，是方国珍部下的后裔，因为方国珍曾和朱元璋作对，明朝建立后，这部分人被贬为惰民，不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不入户籍。惰民在户籍上被称为丐户，可他们与那些以乞讨为业的乞丐不同，与一般平民也不一样，“四民中居业，（彼）不得占，彼所业，民亦绝不冒之。四民中所籍，彼不得籍，彼所籍，民亦绝不入。四民中即所常服，彼亦不得服，彼所服，盖四民向号曰：是处于官，特用以别，且辱之者也。”徐渭：《青藤书屋文集》卷十四《会稽县志绪论·风俗论》。惰民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男子有的当吹鼓手、抬轿、演戏，或者当丧礼、婚礼的帮手，也有的从事捕蛙、捕龟，或者卖饼做生意。女子则从事说媒，伴良家嫁娶，为人髻冠梳发、穿珠花，也有的成为私娼。惰民不能读书，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他们有特有的服饰：男子戴狗头型帽子，女子穿青色上衣，蓝色裙子，不许戴耳环。乾隆《绍兴府志》卷十八《风俗》。
再次是安徽的伴当、世仆。他们形成于明朝末年，当地人称之为“细民”。这部分人所以沦为贱民，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世代为地主做佃户，被欺压勒迫而为佃仆；有的是由家内奴仆转变而成；有的是因为债务所逼，沦为佃仆；更有一般人，因为和地主的奴婢婚配而成为佃仆。伴当、世仆长年累月服役，经常受到主户的欺辱，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和人身自由。
此外，还有广东滨海的蛋户。这是贱民的一种，常年生活在广东沿江沿海的船上，以捕鱼、水运卫生。他们的地位卑贱，不准上岸居住，也不敢和平民抗衡。
2．贱民等级的豁除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浙江道监察御史年熙疏请开豁山、陕乐户的贱籍，编为民户。他说“山、陕乐户沉沦丑秽，无由自新。”萧奭：《永宪录》卷二。雍正帝命礼部讨论此事，礼部认为乐户的产生是“压良为贱，前朝弊政”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乐户惰民丐户之世袭》。应当剔除。于是，雍正帝便在当年四月颁布谕旨：“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改业为良民。”《清世宗实录》卷六，雍正元年四月戊辰。这样，山、陕乐户的贱民等级首先得到了豁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