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主中原，建立了清王朝，利用武力和政权力量为后盾强迫汉人遵从满族的衣着、发式、服饰习尚。于是京师（今北京）城内外，军民人等，皆行剃发易服，男子蓄辫而着满人服饰。后因受到各地汉族人民的强烈抵制与反对，清统治者考虑到局势尚未大定而暂时停止执行此“剃发易服”的命令。次年，清兵攻下江南，南方各省略归于平定，清政府又重申此令，厉行剃发之制，随之而来的则是全国性的改冠易服。但妇、儒、隶、伶、婚、丧人等，不在此限之内。因此，民间向有“十从十不从”、“男从女不从”的说法。顺治九年（1652年），顺治帝便饬命礼部制定《服色肩舆永例》，经皇帝“钦定”后颁行天下，不仅对文武官员朝服与常服的样式、色彩、质料、纹样作了具体规定，而且对耆老、兵民、商人的服装等，也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清代汉族从官员到一般民人的各色各式服饰，无论就其形制而论，抑或是条文规章而言，均较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繁复。从总体上看，清政府制定的官民服饰之制，既保留了汉族传统服制中的某些特点，又吸收了满族的习俗礼仪。如以中国传统的十二章纹作为衮服、朝服的纹饰，以绣有禽兽的“补子”作为文武官员职别的标志，以金凤、金翟等纹样作为命妇冠服的装饰，而废弃了历代以衮冕衣裳为祭礼之服及以通天冠、绛纱袍为朝服的传统制度。体现了清代服饰文化满汉交融“多元一体”的时代特征。
1．清初的服饰改制
1644年9月，清顺治帝从沈阳迁到北京，定北京为清朝的首都。顺治三年（1645年）清统治者已将北方、南方诸省全部控制在手，于是发生了汉族服饰的重大变革，一改明代服饰为满族服饰。
清顺治于京称帝之初年，本想改国民束发的旧制，令其一律依照满俗剃发留辫，但因抵抗者势力太大，加上政权统治尚不巩固，南方还未统一，因此，不强迫国民效满俗。朝臣中的汉人的服饰也是暂用明制。《清稗类钞·服饰》“诏定官民服饰”条曰：“国朝冠服……世祖初定鼎时，尚沿明制”；“孙之獬改装”条云：“世祖初入关，前朝降臣，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袖大服。”第二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满清稗史》载曰：“越一年，南方大定，乃下剃发之令，其略曰：向来剃发之令不急，姑听自便者，人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筹之熟矣，自今布告之后，京城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闻是时檄下各县，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令剃发匠负担游行于市，见蓄发者执而剃之，稍一抵抗，即杀而悬其头于担之竿上，以示众。”与此同时，清代朝庭禁止汉人着带明式方巾，并发布了禁用方巾之令，“功令严敕，方巾为世大禁，士遂无平顶帽者，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窥目间，惨祸立发，琴川二子，于按公行香日，方巾杂众中，按公瞥见，即杖之数十，题疏上闻，将二士枭首斩于市。”《研堂见闻杂录》。
由于清统治者采用高压政策和手段，汉族被迫接受“剃发易服”，服饰习俗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汉族男子头饰一改数千年束发于顶的旧俗，而改为前半脑袋剃光头，后半脑蓄发编辫之满族发式；将流行了一两千年的汉族男子宽衣大袖的传统袍服，改为袖筒更为窄瘦、短小的“箭衣”，其具体形制为：袖长过手，紧裹于臂，腕部尤窄，袖尾在过腕后袖端裁成弧状，形似马蹄，所以又称“马蹄袖”。平时将马蹄部折于腕上，行礼时将其放下，表示谦恭、顺服，礼毕复折原位。这种袍服的袖形，在清代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群臣，不分等级，咸同一式，没有例外。
清王朝强令更改服饰、头饰，引起汉民族的抵制和反抗。在江南地区，先后发生了镇江大屠杀、江阴虐杀和嘉定屠城。为了缓解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清王朝采纳了明遗臣金之俊的“十不从”建议：“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这个不成文的规定，缓解了清初的民族矛盾，但也使清季服饰习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一般女子在结婚或死殓时着明代服饰；未成年儿童着明代服饰；优官府的役隶、出行鸣锣开道人员着明代服饰；伶演戏着明代服饰；释道的服饰也依旧如故，不做更变，形成了清代汉族服饰风俗多元一体的新格局。
2．官员服制满装化
清代官员的冠服，其具体制式，按官阶的高低、品位的大小，均有严格的规定，其制度之严格和细密，超过了以往各个朝代。
清代的官服形制，颇为典型：如朝廷职官服饰，为头戴顶翎官帽，身着补服长袍，脚登尖头厚底靴，有的外配一串朝珠。
顶戴花翎是清代官帽的代称，职位的高低均可从帽上的顶戴花翎辨出，所以又有“一顶官职”之说。顶戴或叫“顶珠”、“顶子”，指的是帽顶上的珠饰，它是用各种不同材料制成的，并以此作为区分其官位品级的不同。珠饰的质地主要分为：红蓝宝石、珊瑚、水晶、青金石、砗磲、素金。花翎是指帽上插置的羽翎，通常用孔雀的翎羽。饰法一般在顶珠之下，设一至二个玉石、翡翠或珐琅、玻璃做的管子，供插羽翎。所插羽翎根据孔雀翎羽的尾宽部长出的天然圈点式图纹，又有三眼、双眼、单眼之分，并以此来区分高低贵贱。按照大清礼仪，花翎以三眼为贵，双眼次之，单眼又次之；无眼的则称蓝翎，其等级最为低贱。花翎在实际使用上，初始阶段有着严格规定：一般汉人外臣，官位再显赫，也不得施用。但至中后期，有军功者，即使汉人，也大都赐戴花翎。道光帝以后，甚至可用金银捐得戴用，致使此制松弛，有些官民难辨了。
施用顶子花翎的冠帽，叫作礼冠，俗称“大帽子”，它按季节分为冬夏二式：一为冬春（八月至次年三月）时节所戴，谓之暖帽；一为夏秋（三月至八月）时节所戴，谓之凉帽。二者可随时节交替使用，但帽上的顶子花翎则依照原来的官员品位不变。暖帽为圆形，有一向上反折的冠檐，多为皮料制成，以黑色为多。所用皮毛种类亦有区别。最初，以貂皮为贵，次则海獭，再次为狐，其下凡皮是用。由于海獭皮价格甚贵，亦有用黄狼皮染黑而代之者，名为“骚鼠”，时人争相仿效。康熙年间，江宁等地新制有一种剪绒暖帽，色黑质细，宛如骚鼠。由于价格低廉，一般学士都乐于戴用。暖帽顶部缀以红色帽纬，顶端则是不同颜色和质料的顶珠，下插花翎。凉帽可谓是大帽子，形如圆锥，无檐，俗谓喇叭式。初尚扁而大，后尚高而小，帽以织玉草或藤丝、竹丝为骨，用白、湖蓝或黄色罗为表，红纱绸为里。石青片金织成边缘，帽表也缀以红色帽纬，顶珠花翎形同暖帽。
清代官员冠帽的顶载花翎均按官品级戴用，不得僭越。官员如被朝延降职、革职，这就要摘去或革掉他原戴的顶子。
官员的服饰，最具代表性、穿用场所和时间最多的是“补服”。清代的补服，作为官服，它直接承袭了明代补子的形式，即前后各有一块方形的补子。清代补服的式样，具有明显的满族服饰文化特征。补服之衣式，长短介乎于袍褂之间，圆领长袖，袖口处不同于袍服的马蹄箭袖，而是普遍平直袖口；衣襟采用对襟式样，并以丝帛扣结相合，补服的下端前后、左右开有四衩。清代补服的补子图案纹饰，其内容与明代相差不多，即文官的补子，采用各种飞禽图案，以示祥和、高洁；而武官的补子，则采用各种走兽图案，以示威武、勇猛。据《大清会典图》描绘，清代官员补服其具体的补子图案和纹饰，分别为：文一品，绣鹤；武一品，绣麒麟。文二品，绣孔雀；武二品，绣狮。文三品，绣孔雀；武三品，绣豹。文四品，绣雁；武四品，绣虎。文五品，绣白鹇；武五品，绣熊。文六品，绣鹭鸶；武六品，绣彪。文七品，绣鸂；武七品，绣犀。文八品，绣鹌鹑；武八品，同武七品。文九品，绣练雀；武九品，绣海马。此外，凡都御使、副都御使、给事中、监察御使、按察使、各道的补服都绣獬豸；从耕农官，绣彩云捧日，神乐署文化舞生袍用方谰，绣金葵花；和声署乐生则绣黄鹂。
清代命妇的正式礼服仍以汉族传统的袄裙和凤冠、霞披为主。补子缀于霞披前后，图案则依其丈夫或儿子的品级而定。但与品官不同的是，命妇补子不分文武，一律用、禽纹，以示去武尚文。除补服外，清代官员的服饰还有蟒袍、朝服、朝袍、端罩、行褂、行袍、行裳等。
清代官员的靴子，按照服饰规制，一般是尖头式靴，唯入朝时，沿用明代旧制，需换方头皂靴。《清稗类钞·服饰》曰：“凡靴之头皆尖，惟着以入朝者则方。”历朝清帝王对穿靴都很讲究，因此，朝廷的主要大臣也以由皇帝赐穿靴子为荣耀。自嘉庆朝起，凡军机大臣皆穿由皇帝恩赐的绿牙缝靴。
清代的靴子大多为长筒尖头厚底式，其质地据《京都竹枝词》注曰：“一般夏秋两季用缎制做，冬则用建绒制做，而三年有丧着靴用布制做。”
3．庶民服饰满汉交融
清代汉族一般民众的服饰习俗，除男子发式受政府“剃发令”强制而改变外，其它方面，较官服而言，则随意得多。它一方面沿袭、承继明代庶民服饰的某些传统，另一方面又由于当权者的倡导、官服的示范和满族服饰的影响，又吸收了许多满族服饰的合理因素从而形成了满汉交融、多元一体的时代特色。
清季男子衣着有马褂、马甲、衫、袍、衬衫、短衫、袄、裤、套裤，尤以衫袍外加穿马褂或罩以紧身较短马夹最为流行，亦最能反映清季男子服饰的特色。所戴为小帽、风帽、皮帽，尤以小帽，俗称“西瓜皮帽”最流行。清季民间男子一般多在腰间束以湖色、白色或浅色的束带，其长结束后下垂与袍齐，讲究的人家还要在带绣花。
马褂是清代服饰中，独具特色的一种服饰。《清稗类钞·服饰》曰：“马褂的较褂
图62马褂为短，仅及脐。国初，惟营兵衣之，至康熙末，富家子为此服者，众以为奇，甚有为俚句嘲之者。雍正时，服者渐众，后则无人不服。”马褂的基本形制为：短身、圆领、对襟、平袖。由于马褂身短，不履及双腿，便于活动、行走和骑马，清初流行于军营的兵士之中。雍正时流入汉族民间，但仅限于少数富贵之人。乾隆年间，因远征金川得胜而归的朝臣傅恒常穿马褂，取名为“得胜褂”，人们取其吉顺之意，纷纷仿效，很快马褂成了一种非常流行的服式。并先后出现了大襟式、缺襟式，长袖、短袖、宽袖、窄袖等制式。供人们在日常家居、会客见友和出门行止时分别穿用。清代马褂常见的穿法是加在长袍外面，配套穿服，很少有单独使用者。
清代马褂有等级之分。在质料和颜色等方面，有约定俗成的等级区分。其中以黄马褂最为显贵。在清代，黄色作为尊威、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枚庶民一般不得服用，即使是文武百官，若非经皇帝赏赐也不得擅穿黄马褂。在清代，一品官所穿的马褂以天青或元青居多，庶民则多用暗红、酱紫、深蓝、浅绿、深灰等色，具体色彩根据时尚而定。据有关史料记载，马褂之色，清初流行天青，乾隆时则尚玫瑰紫；到了嘉庆年间又转而喜混金及浅灰，夏季纱制的马褂则流行棕色。马褂的质料一般以各类丝织品为主，亦有用各种动物毛皮的。如玄狐、海龙、紫貂、猞猁孙、干尖、倭力、草上霜、紫羔等毛皮马褂，多做成皮毛外露，显得华丽奢贵，穿服者多为达官富豪。马褂的领袖及边幅多有饰边，初期较窄，中期渐宽，至嘉庆年间时又宽。到晚清，则又流行窄边或不镶边。到清末，则镶边马褂已难得有见。
马甲，清代亦称“背心”“坎肩”。起初，马甲多被穿在袍褂的里面，但随着马甲形式和装饰的日趋讲究，渐渐地被作为一种外衣供各部司员见堂官时穿用。到了清末，便在社会上流行起来，成为汉族民间男子所喜爱的服饰，其制式也渐趋丰富，有琵琶襟、下襟，对襟诸式。社会上流行的马甲，大多做得短小，只及脐，四周和襟领处镶有跳色边。各阶层对马甲的用色有严格的区别，妇仆穿红、白的马甲，一般人的用色与马褂同。马甲的用料多为绸、纱、锻等，后来则有皮质马甲出现，颜色的使用也日趋多样，但多数人还是喜欢穿传统颜色的马甲。如江南苏杭地区一带，曾以黑色马甲流行一时，且引以为时髦，不过很快也改用他色了。清代的马甲，不分男女皆可穿服，只是装饰纹样有所不同，如男子多采用深色宽缘饰，纹样以折枝团花、寿字、蝙蝠等为主。
在清代汉族民间男子中，除了马褂、马甲外，比较有时代特色的服饰还有长衫、长袍、短衫、长裤、短裤和套裤等。
清初，汉族民间男子中所流行的长衫、长袍，系明时衫袍之继承。但其制式已由“宽襟大袖”而变成“紧身小袖”。顺治末年减短至膝，后又逐渐加长至髁上。到了同治年间，衫、袍已变得较为宽大。至清末又复而变成极短极紧的腰身和窄袖式样。衫、袍的颜色多流行月白、湖色、枣红、雪青、蓝灰诸色。长袍外套马褂为清时汉族士绅及富商之常服。
清代的短衫，其形制为圆领斜襟，衣长至胯，不论男女，都可穿用。但颜色较为单调，主要有浅灰色、浅蓝色、蓝色几种，人们穿着时没有什么更多的讲究，为清代广大下层民众经常穿服。
裤子，经过千余年的演绎、发展、变革，到清代，从外形到种类型式等诸多方面，都已基本定型，趋于成熟。清代的裤子，男女都可穿服，比较流行的裤式有长裤、短裤和套裤等几种：
清代长裤的立裆较宽且肥大，腰部向上伸长，故在穿着时，腰部须要向一侧折叠，再用绳带系之。两只裤口用带子扎紧，显得利落，并有保暖的作用。清人习惯于将长裤与短衫、短袄或马甲相配套穿服，这是清代杂耍艺人、商贩及普通市民常用的服饰制式。
清代短裤的形制与长裤差不多，只是裤筒仅及膝。着短裤者只是在乡间田野的耕种农夫和江河上劳作的船工、纤夫等。
套裤是一种仿古的裤式，早在汉代已经出现过，不过那时只是老者或妇女才穿服它。而清代套裤，则不分男女老少都可以穿用。清代套裤制式为：只有两只裤筒，不设裤档和裤腰；裤筒上部缝有一长带，穿时系之于腰带之间，裤筒下口则用丝带扎束，以方便行动。清代套裤，有棉、夹、单之分，北方汉族地区，气候寒冷，民间多穿棉套裤，扎束腿口，能起防风保暖作用。套裤面料，普通人家多为布，中人之家则有缎、纱绸。
清代汉族还有男子内系兜肚的习俗。《清稗类钞·服饰》曰：兜肚，“胸间小衣也，一名袜腹，又名袜肚。以方尺之布为之，紧束前胸，以防风之内侵者，俗谓之兜肚，男女皆有之。”《红楼梦》第三十六回写贾宝玉的服饰曰：“原来是个白绫红里的兜肚，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
清代前期，朝廷规定庶民不得着靴，但后来此制有变，许多朝吏士卒都穿起靴来。有一种名为“爬山虎”薄底短靿快靴，有穿着方便、奔走轻捷及经久耐用等特点，故在官府差官中颇为流行。清代的平民大都只穿鞋，鞋有薄底和厚底两种，但以薄底居多。其鞋脸都较窄（有方、有圆），质地以丝缎、呢绒、深色布料为多，有的还在鞋上刺绣一些纹饰，以示美观。
清代汉族民间男子的帽饰，常见的有小帽、毡帽、风帽和狗头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