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嗜酒，大家都知道，他自己也知道。朋友们经常拿他好酒说事，他也不时以酒自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一位作曲家来到大陆，结识了杨宪益。海峡两岸因隔绝时间太久，社会制度两样，人们思维方式差异很大，年轻的作曲家初到大陆，不免感到与人交流有困难，但与年长他四十多岁的杨宪益却能沟通无碍，于是两人成了忘年之交。当时改革开放不久，有客自海峡那边来，颇为稀罕，也很受欢迎，文艺界特地开了茶话会。可能就是因为杨宪益与作曲家是好朋友，所以也到了场，还被请发言。杨宪益说：
“他是从台湾来的，我们这里的事情他不一定能懂，他也不需要懂，反正他是作曲的，就只作曲吧，就像我是喝酒的，我就多喝酒。”
杨宪益喜欢喝酒，一生中喝酒的故事自然就多，他喜欢对人说起的喝酒的一个故事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杨宪益见过几次毛泽东。有一次是毛泽东邀请了一些作家和其他人士吃饭，杨宪益也在受邀之列。毛泽东与大家并不同桌，只与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四人坐在一张小桌上。席间，杨宪益几杯酒下肚，便问坐在身边的小说作家杜鹏程：我俩一起去给毛主席敬酒好不好？杜鹏程说行。两人便端着酒杯过去了。毛泽东显得有点吃惊，因为之前不大有人敢从别的桌上跑去给他敬酒。杨宪益则似乎有意要与伟大领袖成为酒友。周恩来随即端起酒杯站了起来说：“现今毛主席不喝酒，我来陪两位喝一杯。”
另一个故事是“文革”期间被北京市军管会下令逮捕。那晚，逮他的人来之前，他与妻子喝了不少酒，是醉醺醺的被捉到牢里去的。
待走完入监程序诸如掏空衣袋、解掉皮带、鞋带，打入牢房时，已是半夜时分。同监室的犯人见他醉成那样，时间又这么迟了，竟断定他是晚上喝醉了酒在街头闹事被关进来的！
牢里伙食很差，一般只有窝头和蔬菜汤，只是在国家节日，汤里才加上一两片猪肉，这样的饭菜一天也只有两顿。所以当杨宪益满嘴酒气地挤睡在其他犯人中间时，他的“狱友”不仅不嫌他口臭，反而贪婪地嗅吸空气中弥漫的酒味。次日早晨，一个年纪较大的犯人与他搭讪道：“你喝的是什么酒？那么香，真香！一定是高档货吧？”
杨宪益向来喝酒不挑酒，也不专好某一种酒，当下答道：“大概是泸州大曲吧。”
“好酒！”那位赞道，又说：“我已经好多年没喝这种好酒了。多少钱一两的？”
杨宪益说：“我是整瓶买的，不是零拷的。多少钱一瓶也想不起来了。”
那位仿佛要过足嘴瘾，又问他：“那瓶酒你都喝完啊？”
杨宪益告诉他，没有来得及喝完，就被人叫到外面去了。酒瓶里还剩了半瓶或是三分之一。
那位脸上露上无限惋惜的样子，叹口气道：“剩了那么多，多可惜呀！我们三四年在这儿，都没有闻到这么好的酒味了。等他们放了你时，不知道那瓶酒还在不在了。”
又有“狱友”问杨宪益：“将来出去了还喝不喝酒？”杨宪益说：“如果待遇减了就戒酒，如果工资待遇不变就继续喝。”
杨宪益因好酒，自然不免以酒入诗，涉及饮酒的诗很多。薄薄一册《银翘集》，竟有二三十首与酒有关。其中有些酒诗句，既反映了海量，又表现了豪情，比如《王以铸〈饮酒诗〉题后》：“我家有大曲，待君日已久。何当过敝庐，喝它三两斗。”《待客不至》：“何当更尽千杯酒，便是春回大地时。”《赠苗子》：“不用听书排寂寞，舍间常备酒如泉。”
杨宪益好酒，也自然免不了在诗中抒发对酒的感情。比如一首《无题》中，即有“情有别钟酒与烟”一句。1993年他到青海，写有同题打油诗，诗中更有“此生合在醉中休”之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