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坎坷曲折、跌宕起伏，虽然生在帝王之家，被人污蔑为“野种”、“私生子”，幼年和童年时代过着极为凄凉的生活；在皇权更迭频繁的元帝国，他能登上皇位实属幸运；他也曾以一个“好皇帝”的标准要求自己，为挽救蒙元帝国实施改元更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坐稳了皇位后，在改革面临重重阻力、效果差强人意时，在身边一些投机分子的唆使下，逐渐失去了耐心、信心，最后随波逐流，贪欢好色，迅速腐化堕落；当明王朝的大军兵临都城时，他竟然心安理得地撤退到草原上，与列祖列宗横刀立马、所向披靡、战无不克的历史相比，他也算是蒙元帝国中的另类统帅了。“怠于政事，荒于游宴”的元顺帝成为历史上最腐化、荒淫和不务正业的一代天子。
孤苦伶仃的少年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实现大一统的王朝。从兴盛到危机，到亡国，走过不足百年的历程。一个庞大的蒙元帝国迅速走向腐败、崩溃，这本身就是一个谜。我们也许可以从元顺帝的人生经历中能有所启发和感悟。
元顺帝，名妥欢帖睦尔，元朝的第十一位皇帝。在元朝的历史上，元顺帝的影响和地位仅次于元世祖忽必烈，也是元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忽必烈和妥欢帖睦尔之间的9位皇帝在位时间加起来不过38年，换言之，每位皇帝在位平均时间不过4年。如此频繁的王位更替的背后，意味着钩心斗角、悲欢离合和血雨腥风。
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妥欢帖睦尔出生在漠北途中。当时他的父亲元明宗和世梀（武宗长子）被叔父贬放边地，在途经罕禄鲁部族地时，与回回美人罕禄鲁氏迈来迪相识，她为后来登上大元帝国皇位的元明宗生下了长子，这个孩子也就是后来的元顺帝。一个被流放的男人与一个没有明媒正娶的异族女子在大漠里生下的儿子，他的一生因此注定了不幸。
妥欢帖睦尔出生时，父亲明宗并不知道，母子二人无人供养。加之，迈来迪还是一个没有过门就生下孩子的女人，世俗的压力和生活的窘迫，一直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后来，明宗知道了母子二人的生活状况，就收养了他们。但元朝的民族歧视非常严重，蒙古族高人一等，身为回回人的迈来迪没有名分和地位，妥欢帖睦尔也只能算是一个“私生子”，地位更加低下。更不幸的是，体弱多病、营养不良的迈来迪于1327年去世；两年后，妥欢帖睦尔的父亲明宗在夺得皇位8个月后，被人谋害致死，年仅30岁。妥欢帖睦尔一下变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明宗的弟弟文宗即位后，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与宦官拜住同谋，害死明宗皇后八不沙，请立文宗的儿子燕王阿刺忒纳答刺为太子，不幸的是，立了太子不到一个月，太子就死了。为了防止明宗的旧臣支持明宗长子妥欢帖睦尔夺权，文宗就决定流放妥欢帖睦尔。至顺元年（1330年）十岁的妥欢帖睦尔先是被流放到高丽的一个海岛上，第二年又被迁居到广西静江（今桂林靖江王府）。一个刚刚10岁的孩子饱尝了人间的冷暖。
文宗时，丞相燕帖睦尔权倾朝野，飞扬跋扈，此人“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正顺四年（1333年）正月，文宗病死，遗诏立明宗的儿子为帝。燕帖睦尔为便于控制朝政，就立明宗的次子、年仅7岁的懿璘质班为皇帝，即宁宗。哪知宁宗在位仅43天，就又死掉了。燕帖睦尔又主张立文宗的儿子燕帖古思为皇帝，但文宗后却不同意，她坚持立明宗的长子妥欢帖睦尔为皇帝。燕帖睦尔只好派人到广西静江把妥欢帖睦尔接回来。一直生活在冷落与孤寂中的妥欢帖睦尔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面对前来迎接的燕帖睦尔，他一脸的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迎入大都的妥欢帖睦尔并没有马上被扶正入位。朝中大权悉听于燕帖睦尔。由于妥欢帖睦尔的父亲明宗不明不白地死掉，燕帖睦尔有脱不清的干系，他担心妥欢帖睦尔掌权后，可能找自己算账。所以，他一直没有给妥欢帖睦尔举办登基大典，朝中大权悉决于己。直到6个月后，燕帖睦尔由于荒淫过度，生病而死，妥欢帖睦尔才于当年6月在大都即皇帝位，是为元顺帝。
13岁的妥欢帖睦尔登上皇位与他13年的生活经历一样充满变数。妥欢帖睦尔既不能把握自己的身份，对少年时代的生活也无力把握，对于皇权，他更没有任何机会和能力去主动创造。然后，世事变幻，妥欢帖睦尔凭借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与权臣燕帖睦儿的矛盾，入主元大都。可以说，他是国家最高权力斗争的受益者。从个人因素而言，妥欢帖睦尔多年的孤苦伶仃，坚强地活着，才等来了机会。文宗29岁时就死了，文宗的儿子立为太子不久也死了，自己的弟弟被立为太子后也死了，更重要的是权臣燕帖睦尔擅权、压制自己的时间只有6个月，他也就死掉了。一连串的意外，天命眷顾，13年郁闷不得志的“私生子”竟然坐到了元朝最高统治者的宝座，虽然这一步距离绝对权威的建立和统治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元顺帝充满传奇色彩的登基之路实际是蒙元帝国王位传承制度的必然结果，是皇帝、蒙古族贵族和皇后势力等三方面权力斗争过程中控制、反控制的产物。受草原部落的军事民主制残余的影响，蒙元政权的汗位继续并没有实行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而是仍然带有氏部、部落首领公选制的痕迹，即“世选”继承方式。以“忽烈而台”的选举方式产生大可汗，给元朝政治留下了潜在的不良影响。元世祖忽必烈自己称帝，已属违反“祖制”。此后的在任皇帝也都开始预立太子，“太子”即可以是自己的或长、或幼的儿子，也可以是自己的兄弟，也可以是侄儿。同时，由于新皇帝在上都登基，蒙古的宗藩诸王俱在，并且每年春夏要驻留上都，如果诸王中的某一派系势力强大，对皇帝或太子的存在有不同意见而坚决反对，那么皇帝或太子即便侥幸或登基，也亦难长久，这就是元朝皇权更迭、太子莫名其妙被废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皇权更迭的过程中，皇后一系的力量不可小视，首先，皇后都是身出名门的贵族上层，有强劲的依托力量；其次，依成例，皇后掌管户口钱粮，有下属的职官，有能力去角逐她所代表的派系的利益。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都导致宫廷政局的不稳，也是妥欢帖睦尔“乱中取胜”的重要因素。
意欲有为的青年
13岁的妥欢帖睦尔入主元大都后并没有有效地操纵元帝国的权柄。因为，此时的元大都由文宗的皇后支系和已故的燕帖睦尔亲族分庭抗争。对此情此景，自小就遭受饥饿、丧母、丧父、流放不幸的妥欢帖睦尔表现出了他随遇而安的一面。在得过且过的同时，他又能审时度势，见机而作。他重用拜中书右丞相、上柱国的伯颜去打压把持朝政的传统贵族势力。然而，伯颜的势力急速扩张，他专制乱政，为除异己而擅传圣旨。更为可怕的是，握有大权的伯颜倒行逆施，竟然采取极其保守的民族对立、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为防止汉族人的反抗，他禁止汉人携带兵器，甚至不得使用铁制家具，不得养马，规定汉人不得在中央和地方担领重要职务。此时，年纪已近20岁、在位时间也长达7年之久的妥欢帖睦尔虽然仍然忌惮于伯颜的强大，毕竟宫廷朝堂之上的血雨腥风培养和锻炼了他的能力，伯颜的无知和粗鲁也让他无法容忍，他大胆启用被后世称为“贤相”的大臣脱脱，终于在1340年铲除了伯颜，并逐步掌握了宫中的大权，开始成为元帝国的真正统治者。年轻的元顺帝意欲作一番大事，欲大有为于天下，他改元“至正”，在脱脱的倾力辅佐下，开始了一场深得民心的“旧政更化”的改革。
铲除伯颜的斗争不仅仅是蒙古贵族上层的争权夺利，它也代表了长期以来在元统治者高层之间的主张和抵制“汉法”的斗争。自元世祖忽必烈始，“汉法”多有实行，但来自于蒙古族贵族内部的反抗也一直非常激烈，伯颜就是坚决反对汉化的人。脱脱虽然是伯颜的侄儿，深知伯颜的做法只会加速元朝的灭亡，推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是不得人心的。事实正如此，伯颜被消灭后，朝野上下，一致叫好。有士人称，除去伯颜，如同“拔去大憨，如剔配蠹”；百姓痛恨伯颜专权、搜刮民脂民膏，对伯颜之死拍手称快。
脱脱能挺身而起，与他的权位和学识都有很大的关系。脱脱像其他蒙古族贵族一样，拥有强健的体魄，不同的是，他早年还受到较为良好的儒家治国思想的教育，对蒙、汉民族关系的处理及利用汉族传统治理理念有着更积极的理解。所以，亲政之初的元顺帝就放手让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这些改革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恢复科举制度。元顺帝认为：“德莫大于克孝，治莫大于得贤。”他赞同脱脱的建议，批准恢复科举考试，还亲自主持进士考试。这一重教兴学举措，既扩大了政治统治队伍，吸引了汉族士大夫，又普及了汉文化。科举制度的实行，推动了蒙元政权的汉化，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文化素质，在一定程度上修补了元朝的统治基础，并局部缓和了民族矛盾。
二是注意传统儒家治国思想的学习与教育。他置宣文阁，开经筵，选儒学任侍讲，加强对汉文化的学习。为了表示对汉文化的重视，顺帝还恢复了四时祭典，立程朱理学为官方正学，提高孔子的地位等。顺帝还很关心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的汉文化教育。此外，他还重振国子学，招收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学生3000余人，集中进行文化教育。
三是加强对地方官的考核及业绩评估，以缓解地方社会矛盾。
元顺帝重用脱脱，实行“汉化”改革，这与他本人早年的经历和文化素养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他年幼时曾被贬居桂林，得以较多地受到汉文化的教育和南方人文环境的影响，既养成了较好的文化心态，也为他后来在书画、文学、工艺等方面取得较高的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因为有良好的汉文化教育，他才能重用元后期蒙古族贵族中极其少见的、有见识、有能力的脱脱作为宰相，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果。比如，脱脱主持编修辽金宋三史，修贾鲁河，使黄河入故道，恢复海运，一度降伏起义领袖方国珍等。在元末，这些成就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然而，有些事情并非元顺帝的改革所能迅速改变的。蒙元统治的半个世纪留下太多的积弊，他不可能脱离列祖列宗给他留下的施政治国的框架。以治国指导思想论之，唐宋以来，科举考试已经成为国家选官取仕最重要的途径，然而蒙元统治者却认识不到中华传统文化在政治统治中的巨大影响和积极作用。这固然与他们自身的文化修养和价值取向有极大的关系，但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黄仁宇认为，语言上的隔阂和文化上的漠视，无疑有决定性的影响，即使对儒家思想最为崇重的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朝也不过由皇帝命令将《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译为蒙古文。科举考试一直得不到起码的重视。蒙古语作为元朝“国语”，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其语法、词法特征又渗入汉语，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硬译”白话文体。通行的政府公文，不伦不类，词不达意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元典章》卷三六《任回官员站船例》是如此规定的：
中书省咨，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奏准，“福建行省官人每与将文书来，‘俺管底城子里做官来的人每，田地远么道，不肯来有。如今怎生般来的每根底，去时分铺马里去了，月日满呵，回来时分，俺根底要了解由文书的每根底，自己的长行头口里回来呵，沿路站里他每的马每根底，草料交与的’道有。俺商量得，他每的言语是的一般有。依着他每说来的，站里安下，饮食草料交吃着来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