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萧衍耳闻目睹了南朝政局的血雨腥风，南朝许多宗室，为了争夺皇权，骨肉相残、上演了一幕幕人间的悲剧。为了打破这种政治怪圈，梁武帝总是以慈悲为怀，一味以一种姑息迁就态度维系皇室内部的团结。他对自己的皇族成员格外纵容，有的皇室成员准备向他举起屠刀，他也能宽恕他们，与他起兵前的雷厉风行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梁武帝的弟弟临川王萧宏，曾奉梁武帝的命令，统帅优于北魏的强大军队出征。然而，在战场上，他畏敌如虎，不敢出击。洛口（今陕西洋县）之役中，他一败涂地，几乎是只身逃回梁国。梁武帝不仅没有治他战败之罪，反而慰问他、犒劳他。哪知萧宏得寸进尺，居然想要谋杀萧衍，取代他的帝位。梁天监十七年（518年），萧宏获悉梁武帝要到光宅寺举行佛会，就派刺客前去行刺。不料东窗事发，刺客被捕，经过一番审讯，梁武帝发现刺杀他的主谋，居然就是自己的弟弟。梁武帝虽然非常伤心，却并没有治萧宏的罪，只是倾诉自己对萧宏的失望心情。他泪流满面，一边哭，一边说：“我一直担心别人家夺取我的帝位，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亲情手足会对我下手，我也不会像过去的帝王一样以‘大逆不道’的罪过来惩罚你，我会原谅你的无知，你的一时冲动；而你这个没良心的人，竟然有非分之想，真是没有一点人性！”萧宏一个劲地跪地求饶，梁武帝最后只是罢免了他的官职，让他闭门反省。
此后不久，又有梁武帝的手下心腹向他报告，萧宏有可能发动兵变。于是梁武帝便带一个亲近的大臣，借口给萧宏夫人祝寿，前去侦察。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梁武帝假装喝醉了，趁萧宏不注意，就拉起亲信的大臣，起身向萧宏家的库房走去。萧衍命人打开萧宏的库房，发现库房里面全是钱。梁武帝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原以为这里是萧宏秘密储藏军器的仓库，现在终于放心了。萧宏家有近百间仓库，其中30多间藏钱，每间1000万；其余的仓库里都装满了贵重物品。他大致一估算，大吃一惊，这笔钱财，居然多达3亿。萧宏做贼心虚，以为梁武帝是眼红自己的财产，也担心梁武帝借口他贪污腐败，拿他开刀问罪，萧宏吓坏了，一个劲地解释。梁武帝听后，只是哈哈大笑，跟他说：“阿六，生财有道，家产可谓丰厚呵！”梁武帝心事已了，又拉着心中不安的萧宏回到酒桌上继续去喝酒。梁武帝认为，萧宏贪财好利，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就又让萧宏官复原职了。
可是萧宏贼心不死，他后来和梁武帝的亲生女儿永兴公主勾结，密谋刺杀梁武帝。梁武帝在斋戒的时候，永兴公主一同参加。永兴公主便派两名心腹书童作为刺客。不曾料想他们被宫廷护卫识破面目。经过审讯，得知主谋竟然是萧宏和永兴公主。梁武帝很是无奈，可是，梁武帝仍然仁义之至，只是将永兴公主驱逐出家门，还放过了萧宏。
起初，梁武帝没有儿子，他想把弟弟萧宏的儿子萧正德过继来作为皇储。后来，梁武帝有了自己的儿子，梁武帝就把萧正德送还了萧宏。萧正德当不成太子，意味着他的帝王梦从此破灭，他十分憎恨梁武帝。522年（普通三年），萧正德一气之下，居然投奔了北魏。可是北魏对他的来降，并没有多大兴趣。虽然表面上对他加以礼遇，实际对他不大放心。一年后，自讨没趣的萧正德找一个时机跑了回来。面对皇族中如此背叛祖宗的子弟。梁武帝没有怪罪他，甚至还任命他担任兖州刺史。萧正德到任后，残酷地掠夺当地人民，闹得百姓怨声载道。梁武帝迫不得已罢免了他的官职。萧正德竟然以怨报德，发动兵变，勾结侯景谋害梁武帝。
梁武帝对皇族的犯罪行为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和怜悯，可是萧家的皇族宗室就是不买他的账。梁武帝姑息养奸，没有原则的宽容，与己与国都没有好处。当时文人庾子山在《哀江南赋》中形容当时风气之坏，“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
梁武帝崇尚文雅，刑法简陋，不以规矩，难成方圆。在他的影响之下，公卿大臣都不把审讯案件放在心上。官员胡作非为，行贿受贿，随意降低处罚的标准。比如，犯人有疾病，就可以不关押，一些犯人拿钱贿赂执法官员，法官就借口说犯人有病，把犯人给释放了。有一年，全国判两年以上徒刑的人不到5000人。当时，公子王孙、达官显贵、富商大贾骄奢淫逸，不守法度，却个个逍遥法外。随着梁武帝年事已高，他一心一意研究佛法，对政事更加荒怠，全不放在心上。他好生恶杀，每次对犯人判有重罪，梁武帝心里就非常不快乐。有人谋反被判了刑，他居然出面请求宽恕。在梁国，王侯大臣十分骄横，有人胆敢在京城的大街上，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杀人，在夜幕刚刚降临的时候，就公然进行打劫。犯有严重罪行的人，隐藏在王侯之家，法官明明知道，也不敢前去搜查。
元人胡三省对梁武帝的这种妇人之慈讥讽说：“梁武帝每次听说有人被判重罪，他就一整天不高兴，此是好生恶死的心意。然而考察梁武帝的一生，从襄阳举兵以来，到建康建立帝业，还可以说他是在关注国家大事，主张吊民伐罪。可是后来洛口之败（指萧衍错误任命萧宏为统帅，造成战役失败），死了多少人；而浮山战役，又死了多少人；寒山吃了败仗，又死了多少人。在他执政期间，攻城掠地，杀人盈野，南北之人互相杀伐。到侯景叛乱之时，死于兵事，死于饥荒，更是不计其数。自从南渡之后，驱赶无辜的人到死亡之地，不只是儒道不允许，同样也是佛教中的罪人。他对判一个重罪，就一整天不快活，他究竟是在欺骗谁，难道是在欺骗上天吗！”可谓句句见血，入木三分。
金世宗曾经对他的朝臣们说：“帝王治理国家，本应以宽厚仁慈为道德，然而像梁武帝一味追求宽厚仁慈，以至于后来国家法治败坏。”许多史家评论梁武帝的政治生涯时都说，梁武帝萧衍在执政的数年中，一直钻研图录，创制和完备天下的礼乐，崇尚儒雅之士。自从汉室迁至江南，江南诸政权，运行已超过200多年，文风器物繁盛，历历在目。然而，历代有为之君，都是文武递相运用，德义与刑法相辅相成，如同水火一样，取法于阴阳之理。治理国家的原则，不可以专用刑法，亦不可滥用儒雅。梁武帝一心留意于儒学，忘记武备，沉溺于佛教，使刑法松弛，所以帝王之道不能确立，最终萌生变乱和叛逆。梁武帝晚年，骨肉相残，喋血成仇，履霜而冰至，最终导致国家灭亡。从古以来，拨乱反正的君主，为数不少，有的因为任人不当，有的因为策立皇储不当，还没有人因为自己建立帝业，自己最终丧失帝业的人。梁武帝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以自己的仁慈，最终遭到灭门之灾，后来人不可不引以为鉴。
佛徒舍身同泰
梁武帝醉心佛事，一直是史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梁武帝萧衍佛学造诣精深，《梁书》中说，他“在听览政事之余，就在重云殿和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儒、四方听众，常常有1万多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梁武帝并不像历史上许多帝王那样，道貌岸然地尊佛礼佛，实际是在利用佛事以惠及人事。梁武帝是以一个真正的佛徒身份来严格约束自己。据史书记载，他不喝酒、不听音乐、不近女色。梁武帝还是一个纯粹的素食主义者。不杀生，不吃肉，每天只吃一顿饭；他只穿布衣，床上只用木棉做的黑帐子，被褥几年才换一次。
梁武帝萧衍70多岁时，几乎不理政事，专以讲学、习佛、事佛，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梁武帝十分倾心于佛教和佛教事业，在世人看来，简直难以理解。梁武帝萧衍一生四次舍身，为佛法而献身。大通元年（527年），梁武帝修建了同泰寺后，差不多每天都要前去诵经。有一次，他居然没回宫，一住就是4天，在大臣们的苦苦哀求下，才回到了皇宫。大通三年（529年），梁武帝第二次到同泰寺舍身事佛，不理朝政，按照佛教的说法，要想让皇帝还俗，只能用金钱赎身。大臣们共同出钱一亿，才把他从佛门赎回。546年（中大同元年），梁武帝第三次舍身同泰寺。这一次，大臣们又用了两亿钱，再次把他赎了回来。第二年，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同泰寺，这一次他居然在同泰寺里待了一个多月，文武大臣再一次破费了钱一亿。皇帝带头崇佛，全国上下更是掀起信奉佛教狂潮。寺院猛增，佛徒日众，在梁武帝时，佛教达到南朝的极盛时期。唐人杜牧有诗句形容当时佛教盛况空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皇帝一心事佛，大臣心力交瘁，这样的国家不要说有什么生机和活力，灭亡也只是迟早的事情。
无独有偶，古印度的阿育王与梁武帝的生平和经历有极其相似之处。从阿育王的身上，我们似乎可以找到梁武帝一心事佛的原因。阿育王是古印度孔雀帝国的缔造者。他曾率领大军，用武力征服印度半岛许多小国，建立了强大的孔雀帝国。由于阿育王残暴杀戮，人们送他绰号为“魔鬼阿育”。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后来幡然醒悟。为了解脱罪恶，阿育王决心放下屠刀，潜心事佛。他苦心求索，终于从佛法中找到了脱离苦海的办法，潜心钻研佛经。阿育王对佛教所宣扬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众生平等的教义非常崇信，成为佛门的俗家弟子。阿育王在一份诏书中表达了他对佛教“三宝”的虔诚信仰，他积极参与佛事，弘扬佛法，多次为民众讲解教义。阿育王“由昔日的冷面暴君变成了一位温和慈善的圣主”。他参加教团的活动，以维护教派的内部团结。阿育王编撰佛教经典，以求佛法永留。为了把佛教尽快传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阿育王派遣一批官吏外出传教，每年巡回一次，宣讲佛经佛法。阿育王大力宣扬佛教，把佛教定为国教。他甚至亲自到各地巡视，颁布一系列律令，严格禁止杀生，废除肉食习惯，按照佛教经典治理国家。后来，阿育王又派遣僧团到亚洲各国宣传佛教，佛教也最终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在印度佛教史上，他被人们尊称为“法王”。可是阿育王如梁武帝一样，结局极为凄惨。由于晚年一心佞佛，荒废朝政，儿子执政后，就把他软禁起来。
为什么梁武帝如此的痴情于佛事？据梁武帝的经历，可以窥豹一斑。梁武帝出自儒生，他的名誉与仁义等价值观一直受儒家教义的浸染，他对三国时期以英雄自命的曹操和司马懿瞧不起，尤其鄙视宋、齐之际的刘裕、萧道成，因为他们都从军人起家。所以，萧衍自己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格外关注名教。他钟情于儒学，又想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所以他就选择不同于别人的道路，走向比儒学更为消极避世的佛学。梁武帝认为，皈依佛教，自己早年所做的天理难容的罪恶，或许会因为自己的忏悔而冰消雪融。于是，梁武帝欣欣然告别了人间的色欲，断绝了酒肉，捐弃钱物和粟米来营建佛塔寺庙。他尽心而为，跨越三界，超出九地。萧衍大半生沉湎于其中而不顾现实，可惜，作为一代帝王，在他试图追求自己内心解脱的同时，却把他的臣民推向了更为痛苦的境地，这难道不是走向了新的罪恶之地吗？王夫之认为：“痴情佛教者本来都是一些愚蠢迷惑和失去志向的人，可梁武帝并非属于这类人。”王夫子的这句话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却不能给梁武帝开脱罪责。
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说：“君主沉醉于安逸比对关心军事想得更多便亡国。亡国的头一个原因就是忽视这种专业，而使你赢得一个国家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精通这门专业。”马基雅维里强调说，“贤明的君主必须遵守，而且在和平时期绝不能够无所事事，相反，应该努力地利用这些时间，以便在命运逆转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君主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思想离开军事训练问题，而且他应该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更加注意这个问题。”从梁武帝的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梁武帝之所以能够登上帝王宝座与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不可分，但是他晚年却沉湎佛事，不关心军政大计，以至于败国亡身。根本原因是他已经严重偏离自己所担任的角色，使自己的角色严重错位。梁武帝生活的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军事和政治的角逐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梁朝外部和内部的环境都不允许他将国事置之度外，而梁武帝却无视这一切。他不清楚自己的角色，缺乏对时局清醒的认识，就只能在错位的角色里结束自己的性命。公元549年，86岁的萧衍被饿死，结束了他另类、传奇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