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障宫廷宴会的如愿进行，孙皓还真动起了脑筋。每次举行宴会时，他专门安排10个黄门郎，让他们站在宴席的旁边，严禁他们喝酒，专门负责监督大臣们喝酒时候的举止表现。每次宴会结束以后，这些黄门郎就要到孙皓面前逐一汇报大臣们在喝酒时的表现，尤其是他们的违规之处。比如哪些大臣对孙皓失礼，哪些大臣无理取闹，哪些大臣胡言乱语，哪些大臣借酒撒气，哪些大臣故意装醉，诸如此类，一一不漏地向孙皓报告。那些饮酒失态失礼的大臣，都要受到处罚。有的大臣因为喝多了酒，借着酒酣耳热，平日里不敢盯着孙皓看，想趁机一睹龙颜，盯着孙皓看，也都被黄门郎记录在案。孙皓自然就会找他们“酒后算账”，给他们定个大不敬的罪名。所以每次大臣们听说要举行宫廷宴会，就头皮发麻，如赴刑场一样的可怕。孙皓有个怪脾气，就是不喜欢别人盯着他看。大臣们上朝的时候，都不敢看他，生怕他怪罪。后来，大臣陆凯劝孙皓说：“君臣之间没有不相识的道理，假如突然有人加害圣上，大臣们还不知道圣上究竟是哪一个，如何挺身而出保护您呢？”从这以后，孙皓才允许大臣们看他的脸。
不许大臣失礼失态，孙皓却在宴会当中放荡不忌。为了增加乐趣，常常不顾及君主的身份和尊严，他对庸俗和堕落的东西情有独钟。他认为这些东西可以增加宴席欢乐的气氛。于是在喝酒的时候，酒气熏熏的孙皓会对他的大臣们说：“有什么好的笑话，只管说出来，我不会怪罪，只要高兴就行。”有时候，孙皓在酒席中间故意给大臣们出难题，来测试他们的反应，嘲弄大臣的愚蠢和无知。有时候他甚至还让大臣们去揭露别的大臣的隐私，来增加酒席中的乐趣。一些品格比较龌龊的大臣，自然争着去拍孙皓的马屁；一些正直的大臣，只好硬着头皮去应付孙皓的无聊要求。孙皓对给他制造快乐的马屁大臣，大加奖赏。对那些应付他的正直大臣，稍不顺心，就加以处罚。
孙皓这些行为还不是最可怕的。因为大臣们只要顺着孙皓的性子，小心地应对，还是可以渡过难关，保全性命。最可怕的是，孙皓在宴会上暗藏玄机，借着美酒下毒，毒死“眼中钉”和去掉“肉中刺”。万彧本来是一心拥戴孙皓登上皇位的功臣，按理说孙皓应该感恩戴德才好。可是孙皓向来是个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主儿，他对万彧也绝不手下留情。有一次，孙皓到华里出游，万彧与丁奉、留平他们两人说：“此次出行不是十分紧急的事情，主上假如到了华里还不回来，我们不能不回来，国家还有许多重大事情等待处理呢。”本是为国家社稷着想的忠心之言，不幸的是，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秘密谈话被泄露出去，孙皓便记恨在心中，碍于万彧等人是元老重臣，当时不便惩治他们。后来，借举行宴会之际，孙皓悄悄命人给万彧酒里下毒，行酒的人不忍心下手毒死万彧，有意少下了些毒药，结果，万彧死里逃生。孙皓又让行酒的人把毒酒给留平喝，留平这个人善于观察人们的表情和举止，他怀疑酒中被人下了毒，所以自己事先服了一剂解药，所以他虽然喝了毒酒，但也没有被毒死。君让臣死，在劫难逃。不久，万彧选择了自杀，留平也郁郁而终。
残暴睚眦必报
孙皓执政之初，朝中大臣党同伐异，关系非常复杂。孙皓在处理臣下关系方面不是理顺关系，而是采取残暴手法，睚眦必报，致使君臣关系不睦，朝纲大乱。王蕃当时担任侍中，此人博览群书，多才多艺。王蕃与拥戴孙皓登基的万彧同为侍中，二人有隙。万彧在孙皓面前经常说王蕃目中无人。孙皓的宠幸大臣中书丞陈声也多次诋毁王蕃个人的品格。倒是王蕃此人气节高亮，不是一味迎合孙皓的心意，时间一长，孙皓就对王蕃产生了隔阂和不满，就想借机收拾收拾他。
一次，孙皓利用在宫廷中举行盛大的宴会之际，赏赐百官和将士。其间，他突然向王蕃发问：圣人孔子所讲的“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是什么意思？王蕃感到莫名其妙，正想着应该如何回答才好。孙皓突然大怒，他以王蕃不回答他的问题为理由，让宫廷武士在大殿之上就把王蕃斩首。不仅如此，他还让身边的人去踩踏王蕃的脑袋，王蕃的脑袋都快被弄碎了。孙皓借此机会向百官示威，告诫百官不要和他对着干，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否则没有好下场。
前面我们提到的时任徐陵亭侯的华覈曾多次向孙皓建言，要关心国计民生，缓解社会矛盾。孙皓不仅不理会，反而埋怨华覈太多事，干脆让华覈离他远远的。孙皓让华覈担任东观令，专门负责国史的编撰工作，华覈不太情愿。孙皓还假惺惺地对他说，“东观是儒林之府，汉代只有名学硕儒才有资格在这个部门担任职务。你精通古代典籍，博览群书，知书识礼，应当到那里一展其才，超越班固、蔡邕等人。希望您不必自谦，不要妄自菲薄，要克己奉公，不要再搬弄是非了。”孙皓对华覈还算手下留情了。
会稽太守车浚就没有华覈这么幸运了。车浚为官清廉正直，忧国忧民。每遇灾荒，百姓没有粮食，车浚上表请求救济百姓。孙皓却认为车浚此人想要树立个人恩信，沽名钓誉，便派人把他的头砍了下来。尚书熊睦替车浚上书打抱不平，孙皓就让人用刀环撞击杀死了熊睦，熊睦死的时候体无完肌。在杀人的手段上，孙皓远比商纣王要变化多端，推陈出新。
大臣楼玄曾担任中常侍，后来出任会稽太守，还任大司农之职。此人忠正清廉，以身作则，奉法守法。可是他脾气耿直，面对孙皓的荒唐行为，他常常直言面上，这让孙皓越来越不喜欢他。楼玄秉公办事得罪了一些人，他们就诬陷楼玄诽谤朝中的政事。孙皓借机逮捕楼玄。最初，孙皓把楼玄发配到广州，稍后又派大将张奕追赶楼玄，赐予楼玄鹤顶红。鹤顶红是君主常常赐予有罪臣子的一种剧毒。张奕向来尊重楼玄的为人，知道楼玄是一位正直的人，所以他不忍心立刻宣布孙皓的诏书，让楼玄服毒。楼玄得知张奕的来意，对张奕说：“你应当早早告诉我，我楼玄现在还惋惜什么呢？”随即仰药自尽。
韦昭也因为不顺从孙皓的圣旨而惨死。孙亮在位时，韦昭任太史令，他少年好学，长于作文。他受命撰写国史《吴书》。孙皓继位后，他封韦昭为高陵亭侯，担任中书仆射和中常侍，全权负责国史的撰写工作。孙皓如此宠爱韦昭，实际是打他自己的小算盘。当时有人顺承孙皓的心意，多次陈述上天降下各种祥瑞。孙皓于是问韦昭真是这样吗？韦昭却回答孙皓说：“这都是人家筐子和匣子里的东西，没有可信之处。”孙皓听了非常不高兴。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皓的虚荣心越来越重。他想趁在位之时，让韦昭在写《吴书》的时候，为他的父亲孙和“立本纪”，以提高他父亲的地位和知名度。韦昭固执地加以拒绝。原因非常简单，他说孙皓的父亲孙和没有当过皇帝，给他撰写本纪，不符合历代史家写史的标准，只能给孙皓父亲孙和立传。韦昭坚持原则，不为所动。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大。韦昭也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多次向孙皓请求辞职，说他上了年纪，希望辞去常侍和史官的职位，以便安心养老，但孙皓并没有答应。
正直的韦昭还受到别人的诋毁，又受孙皓的忌恨，许多事情办起来很不顺利。凤凰二年（273年），孙皓下令把韦昭逮捕入狱。在狱中，韦昭请求把狱中创作的《洞纪》、《职官训》和《辩释名》进献给孙皓，并希望得以赦免，以便完成撰写史书的心愿。孙皓却以为韦昭是在讽刺自己，反而下令把韦昭处死。可怜一代良史之才，就这样丧命于残暴的孙皓手中。
为什么孙皓会如此残暴无情？或许我们可以从下面一则事实中看出一点原因。吴国灭亡后，晋国侍中庾峻问孙皓的侍中李仁：“听说吴主孙皓削人面皮，砍人的脚，有这回事吗？”李仁回答说：“这是传言者的过错。君主总是不想居于下流，天下的过错都要归在君主身上。就此事而言，如果相信有，也不值得奇怪。过去唐、虞有五刑，三代有七辟和肉刑的制度，从来没有人认为这是酷虐。孙皓作为一国之主，掌握生杀大权，罪人犯法，进行惩罚，为何要怪罪他！受尧诛杀的人不能不有怨气，受桀赏赐的人不能不有人羡慕，这是人之常情。”庾峻又问：“有人说归命侯孙皓讨厌人直盯着他看，甚至都要把这些人的眼挖出来，有这回事情吗？”李仁又说：“也没有这种事，这是议论者的过错……《曲礼》当中说：仰视君主是狂傲；俯视君主是忧愁；从旁边看君主是邪恶。从礼的角度来看，仰视和俯视不能不慎重，何况对于人君呢？注视人君对着盯视，这就是《礼》中所说的傲慢，傲慢就是无礼，无礼就是不遵从臣子本分，不遵从臣子本分就是犯罪，犯罪就是陷入不测的深渊。如果确实是这样，国君又有什么过失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李仁的确善辩，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能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正确的。孙皓的身边，确实有一批像李仁这样文过饰非的御用文人。正是孙皓身边的这些人助纣为虐，孙皓才会一路错下去！
透过孙皓的另类本质，我们看到，孙皓的迷信、荒唐、好色以及睚眦必报的残暴本性的形成，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孙皓不是皇统出身，他一心想在臣民中间树立个人绝对的权威。二是孙皓的猜忌心理十分的强烈，他害怕别人超过他，取代他。孙皓防范别人夺权之心太盛，以至于他有些神经过敏，一有风吹草动，他就任用一班酷吏，先下手为强。结果，人人自危。
“北军日近，而兵不举刃。”晋国大军势如破竹，一路南下时，东吴的大军节节溃败。孙皓才如梦方醒，他给舅舅何植的信中说，“身边的小人，乘机残酷暴虐。恶毒之言，到处蔓延，忠顺之人被害，自己受到蒙蔽却不知道。我辜负了各位臣子，事已至此，覆水难收。”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这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一诗中讲述的晋国攻打南京，东吴末代帝王孙皓扯起降帆，东吴灭亡的故事。280年（天纪三年）3月，吴国末帝孙皓开门迎降后，被俘至洛阳。一心梦想“青盖入洛阳”的东吴末代天子孙皓竟然是以如此方式进入洛阳，真是绝妙的讽刺。孙皓落个客死他乡的结局，再也没有回到他的帝都南京。
显然，是孙皓的暴虐加速了东吴的灭亡。陆机在《辩亡论》中评价道：“古人曾说：‘天时不如地利’；《易》经中说，王侯设立险要保卫他的国家’，这是说立国要凭借险要。又说：‘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险’，这是说守卫险要最终还是在于人。东吴的兴起，是由于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结合。就像孟子所说的三合于一。等到东吴灭亡时，孙皓却只想凭借险阻，这又是孟子所说的在舍弃三者。四州广袤，不是没有民众，大江之南，不是没有精英。山川之险易于守，精锐之器易于用，先王之业易于循，而功业不继，最终遭受祸患，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主政者犯了过失。”一言以蔽之，是孙皓睚眦必报的个性和猜忌的心理，最终导致他众叛亲离，成为晋国的阶下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