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岁那年爱因斯坦进入了慕尼黑很有名的路易波尔德高级中学。在那里生活的6年，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那时候的路易波尔德高级中学已经完全像一座“兵营”了，这座“兵营”能教给爱因斯坦什么呢？德国军国主义的专横、强制、丑恶的本质，在爱因斯坦中学时代就已经从教育思想上体现出来并落实到了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爱因斯坦不能接受也无法忍受，他在学校内外判若两人：在校外，他虽然不爱说话，但他的心灵是恬静自由的；当他的同学在学校学习平面几何时，他却利用课余时间畅游在微积分的大海里。他整日与音乐为伴，以儿时对宗教狂热的情感做着理想和希望的梦。
爱因斯坦领到了路易波尔德高级中学的校服。校服完全是陆军深蓝色军官服的仿制，在一戴上就会让人显得很神气的帽子前面，还镶着金属做的G字形帽徽，特别引人注目。有的同学当场穿戴起来，整个大礼堂好像变成了军营。
校长很兴奋地对同学们说：“我的士兵们，你们的领章上有你们的学衔：一年级是一道银带，二年级两道，升到五年级就换成一道金带；等你们八年级毕业的时候，全都是四道金带的——”
一些热血沸腾的同学齐声高呼：“将——军——阁——下——”
校长高兴地大喊：“路易波尔德高级中学，万岁！”
爱因斯坦却在狂热的气氛中，提着校服包，一个人默默地离开了。
希尔曼先生看到儿子回来，开心地说：“哦，我们的中学生回来了。”
玻琳打开包，把衣服抖开来一看说：“上帝啊，穿上它，就会想起可怕的战争。”
“小学是小军营，中学是中军营，大学，可就是大军营了，”爱因斯坦嘟哝着，“爸爸，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军队，为什么要有杀人的枪炮？”
在学校里，宗教的歧视与成见让爱因斯坦有时候觉得还可以忍受，因为这毕竟是他们这个民族一千多年来一直在承受的东西。而令他无法容忍的是这种弥漫在他四周的、无处不在的君权神授、德意志高于一切的专制空气。学校的教育也是为了这个最高的目的服务的，要把每一个德国孩子培养成一个为这具巨大的专制机器服务的士兵。
有一天，他正在学校的操场上玩，忽然从校园外传来了一阵整齐威武的军号声，原来是一支德国皇帝的军队，正列着整齐的方阵，通过慕尼黑的街道，去接受检阅。
他看到临街楼房平时总是紧紧关闭着的窗子，这时候都打开了，数不清的人头挤到窗前，人们为街道上通过的军队举起右手，大声地呼喊着：“为了皇帝，为了德意志，前进！”
小爱因斯坦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领悟到：人可以被训练得像机器一样，简直太可怕了！人怎么可能变成完全没有个人意志的动物呢？他开始清楚地意识到学校里对他们进行的全部教育也正是要把他们都训练成眼前这样的机器人。
路易波尔德高级中学的教学管理很严格，学生稍有违规行为，就会受到体罚。爱因斯坦很安静，总是默默地坐在教室里。但是看到同学被拧耳朵、被教鞭抽打，他会感到窒息。于是他就把目光转向挂在墙上的一口古老的钟，数着秒针运动的圈数。以此来打发一节节无聊的课。
拉丁文是学校的主课，拉丁语的语法艰涩难懂。偏偏教拉丁文的老师古板得像块石碑，他也要求学生坐得像个石墩子。看到每个学生都乖乖地听话，他会很得意。一得意，他的坏习惯就来了：拼命用手指挖鼻孔。这时候拉丁语课文就被他读得全是鼻音，一点也听不清楚，可是谁也不敢笑。
有一天，就在老师挖着鼻孔读课文的时候，有两个调皮的学生偷偷地从盒子里放出几只蜜蜂。教室里蜜蜂的嗡嗡声和老师的鼻音混合在一起，终于引起全班同学的哄笑。
但是爱因斯坦没有笑，他觉得没什么可笑的。
老师简直气昏了。一会儿，校监先生闻声赶来了，他不分青红皂白，要学生们列队出去接受惩罚。
同学们吓坏了。只有爱因斯坦立正报告说：“要惩罚的是蜜蜂，校监先生。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用它翅膀下发声孔膜的振动，模仿老师挖鼻孔读课文的声音，所以破坏了课堂纪律。”
校监先生瞪大眼睛，看着面前这位不卑不亢的少年。蜜蜂的发声器官，原来是藏在翅膀下面的？真的吗？说实在的，老师在课堂上当着学生的面挖鼻孔，也未免太不雅观了。
校监哼了一声，甩手走出教室，拉丁文老师莫名其妙地跟了出去，一会儿又返回来，指着爱因斯坦气势汹汹地说：“你这乌鸦嘴，将来绝对不会有出息的！”同学们用新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平时不起眼的同学。爱因斯坦感到很惶惑：我不过说了几句实话呀！
从生活到课堂，爱因斯坦感觉到自由的空气是那么的稀薄。他的思维与学校的教育格格不入，注定了他只能孤独地走着自己的路。老师们嫌他“生性孤僻、智力迟钝”，责备他“不守纪律、心不在焉、想入非非”；同学们大都视他为陌生人，从不跟他来往。
爱因斯坦成年后写道：“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做是一种工具，靠它来把大量的知识灌输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