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追求圣王之业，大兴文治，希望天下以太平。他完全具备了圣王的某些主客观条件，承绪大业，个人资质也属上乘，可以说才华横溢。不仅具有政治才能，而且有诗人气质，热心于艺术。但是，他和历史上许多才艺出众的皇帝一样，都是亡国之君，其前代如梁元帝、陈后主的艳诗，北齐后主亦能亲执乐器，绮弦而歌后代如南唐李后主的词，北宋徽宗的书画，都是冠绝一时。而且隋炀帝则不仅诗文并茂，同时有多方面的艺术爱好及才能，他称得上是一位有影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
隋炀帝自小“好学善属文”，良好的教育，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当了皇帝以后，他曾极口自夸说：“就是与士大夫比才学，我也该当皇帝”，自认文才天下第一。实际上，隋炀帝也的确是隋代文坛重镇，流传到今的诗歌有四十四首，而且其实际创作绝不止这些，隋炀帝的创作和他的文风对隋代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
隋代文坛的主要特点是南北两种文学风格的汇流融合，两百多年的南北朝政治上的对峙，使隋以前的文学发展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发展趋向。但是南北文风融汇在南北朝后期就已经开始，西魏大将隋炀帝的祖父杨忠攻人江陵，将南方诗人王褒庾信等掳至长安，这些身怀家国之痛的诗人将北方苍凉、沉郁的感受，与南朝流风余韵相结合，让诗歌成为发于肺腑的感情倾吐。庾信的一曲《哀江南赋》，风靡当时文坛，而“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融合南朝诗歌的精密华美与北地民歌的质朴刚健为一体，开拓了崭新境界，从而很大地影响了北方文风。庾信的诗成为长安贵游子弟模仿的样本。传说，杨广初为文时，即“为庾信体”即，杨广少年时代就已经深深地热爱江南风格的诗歌艺术，这与他行伍出身的父祖“好武少文”的家风大不一样。
隋统一南北后，更多的南方诗人北上，引起了进一步的互相学习和交流，文坛很快出现南北融合的局面。结果，南方文风在隋炀帝的扶持下又占了上风。但南北融合是主流，而在隋文帝朝，情况则正好相反。
隋文帝的时候，晋王杨广招揽庾自直、柳罾、诸葛颍、虞世基、虞世南等梁、陈旧宫体文人，暗自形成一个文人团体。太子杨勇及诸王也都招揽了一些文人，从事一些创作。即“宫体诗”，是南朝梁武帝时集结于皇太子萧纲（即后来的简文帝）周围的一群贵族诗人，像庾信和他的父亲徐陵等、庾肩吾“文并绮艳”之徒，彼此模仿提倡形成的一种文学，他们以太子东宫为中心，所以称为“宫体”。宫体文学追求声律，夸耀辞藻，但是格调则伤于轻靡。宫体诗的内容较多描写男女艳情和妇女生活，其中有的模拟南朝乐府民歌，有的则从感官娱悦的角度描写宫廷女性的声色姿态。但是宫体诗中也还有许多咏物写景诗，刻划精细，有特别的地方，形式上讲究对仗、声律及词藻，艺术上很有讲究。
南朝宫体诗不仅大为青年杨广所倾倒，同时影响了北朝作家的创作。薛道衡是声誉最高的北方诗人，文坛宗匠，他出身于河东门阀士族，父祖出仕北齐。薛道衡在北齐与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齐名。北齐灭之以后入周、隋统他的诗名闻南北，隋文帝让他出使陈朝，以文会友，受到南朝诗坛的赞誉。薛道衡作诗注意吸收南朝诗歌技巧，音律、思想性虽平淡，但是艺术上有独创，喜欢用精巧的语言表达细腻的感情。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昔昔盐》，内容是写独守空闺的少妇思春，诗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句，白描手法把春闺独守、空寂难耐的少妇情态描写得淋漓尽致为脍炙人口的名句。这首诗也深得杨广喜爱，他即位后，薛道衡被召入宫廷充作御用诗人，有应诏而作的奉和应制诗一首：《奉和月夜听军乐应诏诗》、《从驾晋阳诗》、《奉和临渭源应诏诗》、《从驾天池应诏诗》、《秋日游昆明池诗》等。
隋炀帝喜好南朝诗风，早在江都为晋王时，在他身边聚集的文人多为南士，例如徐陵之子徐仪，陈亡后隐居于钱塘赭山，杨广特意派人将他召至身边。有一次杨广朝京师还江都，诗兴大发，作《归藩赋》，即命柳誓作序，赋和序均词藻典丽，王府学士大肆奉承了一番。因为柳誓艳诗的影响，竟使杨广的“文体遂变”。
隋文帝杨坚则不爱好文学艺术，对淫声艳辞深恶痛绝，认为不良文风是亡国的祸端。因此，他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文风改革，使风靡一时的南朝艳曲迅速消失。隋文帝本人并不作诗，开皇十年（ 590）幸并州，设宴和秦王杨俊及王子相聚，一时兴起，出口一诗：“红颜讵几，玉貌须臾一朝花落，白发难除。明年后岁，谁有谁无”。这诗是他感叹人生短暂，语句朴实得仿佛大白话。
杨广为了迎合父皇曾经假正经地批评轻薄不正的文风，但是在江都藩邸却搬弄南朝艳曲，多因旧曲而改填新词。例如《春江花月夜》，原为陈后主所造曲，杨广填词二首：
（一）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二）夜露含花气，春潭漾月辉。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这两首诗虽艳，但是杨广笔下的春花、春水、夜雾、月色及传说中的动人故事也具有一种明快、清新的美，具有江南民歌的素质，冲淡了宫体格调，给人以欢悦之感。南朝萧梁时的宫体诗人沈约《四时白纻歌》五首，描写欢情舞态，配以辞曲以舞女演唱起舞，曾经得梁武帝欣赏，其中《夏白纻》：朱光灼烁照佳人，含情送意遥相亲。嫣然一转乱心神，非子之故欲谁因？翡翠群飞飞不息，愿在云间长比翼。佩服瑶草驻颜色，舜日尧天欢无极。这首歌舞辞曲也大得杨广喜爱，也由于其曲填新辞，作有《四时歌》，其中《江都夏》：黄梅雨细麦秋清，枫树萧萧江水平。飞楼绮观轩若凉，花覃罗中帷当夜清。菱潭居山双凫航，绿水江红妆两摇漾。还似扶桑碧海上，谁肯空采莲唱。虽这首诗写宫廷生活，但是其江南明瑟水木的清新气息还是冲淡了宫体格调，意境比沈约要高。除此之外，杨广又填有《东宫春》，是他当了皇太子后所作：洛阳城边朝日晖，天渊池前春燕归。寒露桃花开未飞，临风杨柳自依依。小苑花红洛水绿，清歌婉转繁弦促。
长袖逶迤动珠玉，千秋万岁阳春曲。
这诗也十分清新明快，内容上与旧宫体诗是不同的。
隋炀帝即位时候，原来在江都聚集在他身边的南朝宫体诗人都得到了提拔重用，在朝当官成为幸臣，如诸葛颍迁官著作郎，甚见亲幸，出入宫禁，高兴时隋炀帝便留他在宫内用膳，“赐之曲宴”，经常同皇后嫔妃连席同餐。隋炀帝曾赐诸葛颍诗一首：
参翰长洲苑，侍讲肃成门。
名理穷研核，英华恣讨论。
实录资平允，传芳导后昆。
杨广对诸葛颍的才华十分赞赏。还有位出自南朝高门的诗手王胄在杨广登基后也迁官著作佐郎，他的诗文受到隋炀帝的重视，有一次隋炀帝从东都还长安，赐天下大酷，乘兴写了一首五言诗：
东都礼仪举，西京冠关归。
是目春三季，花柳相依依。
云跸清池道，雕辇御晨辉。
嘹亮笳奏，葳蕤旌旆飞。
后乘趋文雅，前駏历武威。
因隋炀帝的大力倡导，一批宫体诗人十分活跃，同隋炀帝相唱和。诗人庾自直，五言诗写得非常好，深为隋炀帝喜爱，后隋炀帝每有诗作，都先给庾自直看，让他对诗进行“诋诃”，指陈缺点，提出意见修改。炀帝对庾直自的批评虚心采纳，有时为写好一首诗往来修改好几次，直到双方都感满意才结束。一个一言九鼎的帝王能如此虚心接受别人的诋诃，确实难能可贵。但是，隋炀帝身边的宫体诗人的应制诗大都内容贫乏，虽然词藻华丽，却了无情思。这些诗都没有可取之处。其他的大量应制诗，也大都如此。
在艺术上隋炀帝的诗取得了一定成就，他的一首断句小诗“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为历代奉为名句。后宋朝词人秦观将其点化到自己的《满庭芳》中：“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消魂当此际。”可以说是意境万千。隋炀帝的《春江花月夜》对唐代诗人张虚若的同题乐府也不无诱发力。由此可见历代诗人对隋炀帝的诗还是十分钟爱的。
隋炀帝的边塞诗则给我们展现出另一种风貌，例如《白马篇》及《饮马长城窟行》《纪辽东》、《临渭源诗》、《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季秋观海诗》、《望海诗》等，均写得气势恢宏，风格刚健，其中《季秋观海诗》，风格别致，诗云：
孟轲叙游圣，枚乘经俞疾。
逖听乃前闻，临深验兹日。
浮天迥无岸，含灵固咋一。
委百归，朝宗万川溢。
分城碧雾晴，连洲彩云密。
欣同夫子。深愧主虚笔。
这首诗辞藻典丽，但是内容深奥，想像力十分丰富，是感情的倾吐。并不是矫揉造作的宫体诗所能比。
隋炀帝热爱文学，工诗能文，奖掖文士，又开创以策问诗文取士的进士科，促进隋唐诗歌的发展。隋炀帝自己的创作水平也非常高，其现存四十四首诗中，艳诗约仅四五首，大部分写得都有一定的意境与技巧，很有特色。他的诗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初步突破了梁、齐诗风，从绮丽的宫体中染齐诗风，升华出内容充盈的新篇章，在隋代诗坛可谓独步一时。隋祚尽管短，隋文帝又“素无学术”，厌恶华美辞文，诗坛只是在大业年间才出现了十来年的繁盛，尽管未见到多少令人神往的诗篇，宫廷御用文人们也难以突破应制官体的窠臼，但隋炀帝的诗还是多少有些突破，他在诗坛的创作可以说为盛唐文学的繁荣作了铺垫与准备。
隋炀帝不仅诗文并茂，而且对绘画、书法、音乐、歌舞等也都非常热爱，并且颇有成就，但他的艺术造诣因其暴虐亡国而多所湮没。
为了实现隋炀帝理想中的美好生活，即位后以国家财力赞助美术、书法、雕塑等各项艺术活动，他大力罗致海内各方面的专门学者和艺术家，以供御用。又在东都观文殿后筑二台，收藏自古书法帖迹西曰宝迹台，东曰妙楷台，收藏自古以来的名画。隋炀帝本人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什么书画作品，但是据载他曾亲自主编了《古今艺术图》五十卷，“既画其形，又说其事”，可惜此书未流于后世。隋炀帝召集南北艺术家齐集东都，互相交流，推动促进了南北艺术风格的融合和进一步发展。例如画家展子虔和董伯仁，一个来自河北旧齐之地，一个来自江南陈朝，初被召人隋宫互相瞧不起，不久一起作画，各有所长，成为互相学习互相推重的好友，时人并称“董展”。
隋炀帝宫廷的书法家有虞世南、虞世基、丁道护、欧阳询、阎毗、智果等，在隋炀帝的倡导下，东晋“二王”书风，由陈入隋，风行全国。隋代书法南北混融，搀杂诸体，以南朝风格为主逐渐统一规范化，这与隋炀帝喜好南朝“二王”风格是分不开的。
隋炀帝延揽的画师有来自南方、师承南朝风格的郑法士、董伯仁、杨契丹、孙尚子等；也有经历北周、北齐人隋的田僧亮、展予虔、阎毗、杨子华等，此外还有来自西域于阗的尉迟拔质那等，这些宫廷画师擅长宗教画，也都从事其它题材的创作，且各有专长，他们传世的作品今日已经难以见到，但是著录于画目中秉承隋炀帝旨意而作的《游春图》一类全景画很多。如展子虔的《杂宫苑南郊白画》，《长安车马人物图》、郑法士的《游春苑图》，《洛中人物车马》、杨契丹的《幸洛阳图》、《贵戚游宴图》，及其它许多《畋猎图》。这类作品有的可能是寓有故事的风景画，有的是南北朝以贵族生活为主题的风景画的进一步发展。隋代绘画开始摆脱汉代原始稚拙之气，抛弃了人物画初期朴素的状态，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画法，另一方面又大量吸收了随佛教传人来的西域艺术风格，表现方法更加丰富多彩。例如展子虔的风景画“动笔形似，画外有情”，看上去“咫尺千里”，为唐代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展子虔是隋朝著名的画师，他描绘的车马能在静止的画面上呈飞奔之状，他的人物画能生动地捕捉各种情态，隋炀帝曾经召他往江都，为宠臣王世充画肖像。
隋炀帝不是将御用画师禁锢在宫廷，并给他充分的创作自由。除在宫廷创作的大量卷轴画外，大多数画师都与佛、道二教有密切关系，为寺庙道观画了大量壁画。
隋炀帝在音乐歌舞方面，更是颇有造诣，其醉心于此可以说是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而其父隋文帝本人并不爱好艺术，也不懂音乐，鉴于北齐后主高纬、周天元宇文赟及陈后主等因乐曲玩物丧志，编制艳曲以致亡国的教训，因此把乐舞艺术统统视为祸国害君的淫技。开皇元年（ 581）四月戊戌（十九日），隋文帝下令将太常演奏散乐的乐工统统放免为百姓，凡不是正声清商及燕乐七部四舞之类的太常乐工，也一皆罢遣，由牛弘主持此事，禁止演奏杂乐以及百戏，惟留太常雅乐，供朝庆大典使用。
雅乐，乃登封祭祀朝会等正式场合演奏的乐舞，即为正调。
隋炀帝即位后，到大业元年（605）下诏重修高祖庙雅乐，“增多开皇乐器，大益乐员，效届乐悬，并且令新制”。隋文帝时乐队需要用磬鼓的木架、悬挂编钟二十个，加到隋炀帝时增至三十六架，并且令宠臣何稠、柳薯、诸葛颍、袁庆隆负责礼乐之事。被其父废弃不用的梁武帝时的可以旋宫转调的雅乐随即恢复了，追赶上稽人孔德昭在太常观看了新制作的雅乐，写诗赞云：“大君膺宝历，出豫表成功。钧天金石响，洞庭弦管清。八音动繁会，九变叶希声。和云留睿赏，薰风悦圣情。切吹食无取，率舞朴轻生”。其浩然气势和华丽乐章可谓令人耳目一新。卞斌和之曰：“小臣滥清耳，长奉南风弦”。因此，隋炀帝雅乐大量采用了南朝音律。
大业六年（ 610）二月庚申（二十八），因太常少卿裴蕴之议，隋炀帝下令将其父时罢为编户的前北魏、北齐、北周及梁、陈的乐户以及其子弟，统统配人太常，在长安专门置乐坊供他们居住，只要是有异技能歌善舞者均萃集乐府，并置乐府弟子，转相教授，使太常乐工达到三万余人，其数目大大超过先前所有朝代。
隋炀帝尤其醉心于燕乐，燕乐，即游宴时演唱的比较自由的音乐歌舞，又称宴乐或俗调。燕乐又泛指雅乐以外的全部艺术性音乐，其较之庙堂雅音正调更具欣赏、娱乐性，其基础来自民间，吸收了大量地外来成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配以歌舞，又成为大型乐舞，而最具魅力。乐舞的主要特征是乐部多，规模大，民族与地方特色各具，异彩纷呈。
开皇初，隋教坊宫廷燕乐被定为七部：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称“七部乐”，又含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
隋炀帝对宫廷燕乐大加整理，把七部扩大为九部，即西凉、清商、天竺、康国、龟兹、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称“九部乐”，其中清商为“清商三调”，乃“汉来旧曲”，为汉族传统的民间音乐，以下除最后“礼毕乐”外的七部，都是外来或少数民族乐舞，尤其以“龟兹乐”为最优美。九部乐汇集四面八方，能说是万方乐奏，盛况空前。最后一部“礼毕”又称“ ？后”，出自晋太尉庾亮家，带假面具“执翳以舞”，谓之“文康乐”，后来被用于多部乐舞的结尾。
乐器是构成乐曲风格的关健因素，用于演奏九部乐的乐器更是中外合流，盛况空前，这些乐器大概可分为弦乐、管乐、打击乐三大类。管乐器有笙、笛、篪、箫、角、筚篥、贝、笳、叶等；弦乐器有瑟、琴、琵琶、筝、五弦、箜篌、筑、三弦、击琴等；打击乐器有钟、磬、铃、铎、方响、钲、铙、钹、节鼓、锌于、拍板、羯鼓、腰鼓、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鸡娄鼓、齐鼓、连鼓、担鼓、桴鼓、靴鼓、铙鼓、槃弊、王鼓等。在这些乐器中，笛的演奏占有重要地位，笛又称横吹，笛声在乐曲中是格外响亮。乐器中有很多来自少数民族，有些是来自印度、波斯，数百年来经中原人民的消化改造，已经和传统乐器融为一体，每奏一部乐，所用乐器不一样，乐工数目不同，且每部乐曲调风格不一，合奏出的优美旋律，令人赏心悦耳，美不胜言。
隋代燕乐以传统汉族音乐为基础，吸收大量西域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在大业年间初步形成新的音乐体系。外来音乐在隋炀帝的倡导下登上了大雅之堂，打破了传统礼乐定于一尊和归于雅正的音乐观，使乐器、乐律多有改革，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
九部乐此外，燕乐中含有多段的大型歌舞曲叫“大曲”，是综合器乐、声乐及舞蹈而为一体连续表演的大型乐舞，通常分为中序、散序、破三大部。
除多部和乐歌舞外，广义的燕乐还包括与民间音乐有关的一切音乐杂戏，即重要的是鼓吹和散乐。宫廷宴会一般先奏雅乐。接着是歌舞大曲，余兴未尽，鼓吹和散乐也接着上演。隋炀帝规定宫廷宴饷设鼓吹，根据梁武帝的规制设熊罴十二案，主要用打击乐器和管乐，敲打演奏起来声音威武雄壮，十分热闹，就像“熊罴驱豹，腾倚承之，以象百兽之舞”。而且，隋代的鼓吹开始与散乐结合。
散乐指散于四方的俗乐，品种多，又称百戏，它包括各种戏弄，也包括各种杂技。散乐始盛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大量西域幻术散乐输入，与汉族音乐伎艺汇合。有鱼龙烂漫、俳优、山车、侏儒、拔井、巨象、杀马、种瓜、剥驴等杂技戏目。隋炀帝时下令各种杂技到太常寺排练教习，由官司供给。每年正月，万国来朝，炀帝即将各国使者留到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杂技艺人都穿上太常配置的锦绣衣裳，歌舞艺人为示滑稽多穿妇人之服，各类化了装的演员“殆三万人”。为了配齐演艺人员的服装道具，隋炀帝下令课河北、河南民户制作，两京官库“缯锦，为之中虚”。大业四年（ 608）九月辛未（初一），隋炀帝又征集天下驯鹰师齐集东都，最后“至者万余人”。上万只鹰隼搏击长空，情景足为壮观。
实际上，隋炀帝倡导艺术的目的是粉饰太平，或向四夷炫耀，在很大程度上是追求享乐，他讲究排场，穷奢极欲，耗费巨大，可谓怵目惊心。他曾经多次“大会蛮夷，设鱼龙曼延之乐”每年正月十五盛陈百戏，举国歌舞，夸示四夷，“其营费钜亿万”，而毫不顾惜。他在艺术发展史上应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对发展古代文化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不崇尚节俭，不恤民情，很难与其父相比。
皇帝也是人不是神，有自己的生活，但是皇帝的生活与平常人不一样，皇帝拥有三宫六院，妃嫔成群。隋炀帝可谓是风流天子，他一即位就营造东都，耗费民脂，建豪华的宫苑，宫廷生活之奢侈是可推想的。
隋炀帝追求理想的生活是无所顾忌的，东都宫苑金碧辉煌，豪华无比而且妙选风景幽雅之地，遍置楼台亭阁，听说其晚年奢侈之心更重，所建迷楼“千门万户，上下金碧，金比伏于栋下，玉兽蹲乎户旁，壁彻生光，锁窗射日，工巧之极，自古没有”。有小说中称：炀帝殿内房中悬有一百二十颗大珠以照明，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宝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犹三寸，一珠之价，值数千万”。旧历史记载炀帝“无日不治宫室，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尽管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及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又有记载：炀帝“性多诡诘，所幸之处，不欲人知，每之一所，辄数道置顿，四海珍羞殊昧，水陆必备焉，求市者无远不至。郡县官人，竞为献食，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史书、小说中的这些记载，不是无中生有的凭空捏造，虽有夸张或虚构的成分，但是隋炀帝的生活作风与他父亲的简朴节俭大不一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清人王夫之说：“炀帝即位，侈靡即至”。隋炀帝在食、住、衣、行各方面都极为铺张浪费。在饮食上求“精丽”，他对东南西北各地名吃佳肴都了如指掌。隋炀帝写了不少诗描述他的宫廷生活，例如《喜春游歌》云：
禁苑百花新，佳期游上春。
轻身赵皇后，歌曲李夫人。
佞臣虞世基和了两首，其中《长安秋》有“玉人当歌理清曲，婕妤恩情断还续”句，写的是帝王与妃嫔的情爱。再看隋炀帝《杨叛·儿曲》：
青春上阳月，结伴戏京华。
龙媒玉珂马，风彩绣香车。
水映临桥树，风吹夹路花。
目昏欢宴罢，相将归狭斜。
这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隋炀帝是风流才子，能歌能诗，这使他的宫廷生活充满了艺术情趣。
隋炀帝喜欢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借曹植《清夜游西园》之诗配以名曲，于马上奏之，歌声传数里以外，这又与他父亲在皇宫内独守着独孤皇后的枯燥宫廷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东都西苑周围二百里，其内有人工湖海，湖里有方丈、蓬莱、瀛洲诸岛仙山，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北有龙鳞渠，萦行注海内，缘渠有十六院，每院的大门都临着水渠，以四品夫人主院，苑内妃嫔成群，美女如云，享有非凡人的优裕生活，这在封建专制时代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历代君王无论优劣都拥有三宫六院，都是好色之徒。但是隋炀帝似乎更超凡异群，是帝王的情种。
历史上记载，隋炀帝的内侄梁公萧钜和外甥宇文岛自小生长于宫中，被炀帝所宠爱，炀帝每于西苑林亭问设宴，盛陈酒馔，总是让宇文晶、萧钜及燕王杨倓与隋文帝的嫔御们为一席，内道场的道士、僧尼和女宾为一席，隋炀帝自己与诸宠妃为一席，略相连接。每次罢朝后总是要大宴热闹一番，酒酣觳乱，靡所不至，以后习以为常。美少年宇文晶是关陇勋贵宇文庆之子，宇文庆曾经支持隋文帝杨坚篡周，他的孩子宇文静礼得尚文帝女广平公主，宇文岛为宇文庆第三子，字婆罗门，时人号曰宇文三郎。长大出入宫掖，不限门禁，淫乱宫中，以致于妃嫔、公主皆有丑声，流传于宫外。宇文晶自己也畏罪数日怕见人，后来萧后看不下去，言之于隋炀帝，但是隋炀帝竟不加罪，待之如初。这大概就是“引少年令与宫人秽乱”之事。
隋炀帝本人，史书记载了他喜好女色的事实。例如他的姐姐原周天元皇后乐平公主杨丽华曾经进美女柳氏给他，后却送给了隋炀帝的次子杨睐，为此隋炀帝十分生气。大业八年（ 612）十一月，隋炀帝下密诏，令淮、江以南诸郡地方官“阅视民间童女”，只要姿质端丽者，每岁贡献朝廷，配入后宫。这是正史明确记载的有关炀帝“好内”好色宣淫的不光彩记录。
但是隋炀帝的正妻、皇后萧氏，一个慧有教养的妇女，从十四结婚，直到隋炀帝死的时候，从来没有遭到隋炀帝的冷落而让宫内其他年轻的宠妃取代。相比于历史上许多因皇后年老色衰而以庶代嫡的皇帝，隋炀帝算是比较正经的，绝不会因女色误国。实际上，在女色方面隋炀帝还不如他的父皇，隋文帝惧内与独孤氏誓无异生子，但是独孤皇后死后他还是禁不住女色，以致“精华稍竭”而死。史书明确记载了隋炀帝仅有三个儿子，两个是萧后所生，一个为萧嫔所生。女儿南阳公主亦出自萧后，还有一女后为唐太宗妃，不知所出。在古代没有避孕措施的情况下，盛壮之年的隋炀帝，如果真的传说的那样好色的话，成天与女人鬼混，决不会仅有五个子女。要知道唐高祖光儿子就生了二十二个，唐太宗生了十四个，还不包括女儿。由此可推断，隋炀帝决不是那种一天到晚惟与女人厮混寻欢作乐的昏君。但是也不能说他不近女色，清心寡欲，隋炀帝是人，是可以任意支配世间所有的女人的人，可以说对女色他几乎可以随心所欲。他拥有后官佳丽成千上万，他也侈靡玩乐，但是在封建帝王中他决不是最荒淫的一个，决非好色帝王的典型，他建立了豪华的东都西苑，却并没有一头栽进这只有女人与宦官仆役的禁闭宫苑，他当皇帝十多年，大多时间都是在外巡游。
自秦始皇起，历代有作为的君主都亲自巡行天下，以了解民情、国情，力求统驭天下。隋炀帝鄙夷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最终导致亡国的丑行。他反其道而行之，“东行西幸，靡有定居”。隋炀帝一生，曾经八次巡游，其中四次北巡，一次西巡，三次南巡江都。通计居京时日，不到一年。在巡幸中，沿途供顿，劳民扰众。古代皇帝也有出游之事，但是没有像隋炀帝年年出游，而且出游耗费如此之大。特别是大业元年、二年，率后宫朝臣乘龙舟往返于江都与洛阳之问，劳民伤财，从未有过，这是事实。
难到每次的巡幸都是为了寻欢作乐，要是为了寻欢作乐，也不必跑到荒凉僻远的陲塞。因此对于隋炀帝的巡幸不能概以游山玩水视之。首游江都，有关此次对江都的巡游，《资治通鉴》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行幸江都，发显仁宫，王弘遣龙舟奉迎。乙已，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龙舟。龙舟四重，长二百丈，高四十五尺。上重有内殿、正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装饰无差别。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鸟，白虎、苍螭、飞羽、玄武、陵波、青凫、道场、五楼、玄坛、板腧、黄篾等数千艘，后宫，诸王，百官、公主、僧，道士、尼、蕃客乘之，及载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万余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多人，谓之殿脚，皆以锦绿为袍、又有平乘、朦艟、青龙、八棹，艇舸等数千艘，并十二卫兵乘之，并载兵器帐幕，兵士自引，不给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舆，极水陆珍奇后宫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这段大致将记载首游江都的盛况作了描写：
大业元年（公元 605年）八月，壬寅（十五日），隋炀帝从显仁宫出发，王弘派龙舟迎接。乙巳（十八日），隋炀帝乘坐小朱航，从漕渠出洛口，乘坐龙舟。龙舟上有四重建筑，长二百尺，高四五尺。龙舟最上层是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间，都用金玉装饰下层是宫内侍臣住的地方。皇后萧氏乘坐的翔螭舟比隋炀帝乘坐的龙舟规模小，但都装饰得金碧辉煌，差不多一样。另外还有浮景船九艘，船上建筑有三重，都是水上宫殿。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各样，名称各异的大船，如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牖、黄篾等几千艘船，供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坐，并装载朝廷内外各机构部门进献的物品。这些船共用挽船的民夫八万余人。其中挽漾彩级以上的有九千余人，称为殿脚，他们都身穿锦彩制作的袍服。又有平乘、艨艟、青龙、八棹、艇舸等几千艘船供十二卫士兵乘坐，并装载兵器帐幕，由士兵自挽，不给民夫。舟船首尾相接二百余里，灯火照耀江河陆地，骑兵在两岸护卫行进，旌旗遍野。
隋炀帝浩浩荡荡的出游队伍壮观美丽，所需的耗费非常大，仅仅每天所需的食物数量就很多。隋炀帝命令船队所经过的郡县，五百里内都得进献食物。多的一郡要献食百车，极尽水陆珍奇后宫都吃腻了，将出发的时候，就把食物扔掉埋起来。
这段描述，详则详矣，但是未免舍本求末，只写出了隋炀帝这一次巡游的场面、气派，至于意愿、目的，都未涉笔。看来这次巡游，隋炀帝事先作了充足的准备。
首先，下令修运河。命令尚书右丞皇甫议征发河南、淮北各郡的百姓前后一百多万人，开辟通济渠。通济渠从洛阳的西苑开始，引谷水、洛水循着东汉张纯所凿的故阳渠水道人黄河，经过一段黄河的自然河道，到故汜水县东北的黄河南岸，由板渚引黄河水逶迤人淮水。又征发淮南的百姓十多万人开凿邗沟，从山阳到扬子进入长江。通济渠宽四十步，渠两旁都筑有御道，栽种柳树。根据《太平寰宇记·开封县》说：“隋大业元年，以汴水迂曲，回复稍难，自大梁城西南凿渠，引汴水人，号通济渠。”根据白居易的《隋堤柳》所记，通济渠全长一千三百里，《宋史·河渠志》也说“起荥泽人淮千余里”。在宋代熙宁五年（公元 1072年），日本高僧成寻到宋朝来朝圣时，所走的也是这条水道路线。他说，“此河（指山阳渎和通济渠），隋炀帝所掘也”，按照程总计自“扬州去东京（即开封）一千五百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巡幸说是游山玩水，不如说是视察运河沿陆。
第二，下令建造龙舟等大船。隋炀帝派黄门侍郎王弘等到江南采伐树木，建造龙舟、黄龙、赤舰、楼船等各类大船数万艘。龙舟上有四重建筑，长二百尺，高四十五尺。龙舟最上层是内殿，正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间，全用金玉装饰下层是宫内侍臣住的地方。
笫二，下令兴建离宫。所说的离宫，就是皇帝正宫以外的暂时居住的宫室，这是指出巡时临时居住的宫殿。那时，从长安到江都，沿途设置离宫四十余所。
隋炀帝此次巡游江都的目的有三；
其一，加强控制。隋军灭陈没有遭到各地豪族的武装抵抗。对江南豪族来说，政权属于陈氏还是杨氏，是统一还是分裂，并没太大意义，关键是他们是否可以保持既得利益。当隋军深入陈境各地的时候，地方豪强受到“管约”，他们“顾恋巢窟”，并举兵反抗。开皇十年，江南士族和地方豪强如越州高智慧、婺江汪文进、苏州沈玄侩等，起兵反隋，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一时间，杭州、温州、交州等都反了。《资治通鉴》中说：
“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当时的反抗带有很强的复仇心。《隋书·苏威传》曰：“旧陈率土皆反，执长吏，抽其肠而杀之。”南方的动乱，威胁着隋王朝的安全。隋文帝派杨素等名将前往江南镇压，花大力气，才平息了这场叛乱。那时杨广为并州总管，负有翼辅中央、巩固国基的重任，隋文帝因他有平陈统军的威望，把他从并州调往扬州，任扬州总管，镇江都，直到开皇二十年，被立为皇太子后才离开江都。在十余年的时间里，江都不是很平静的。隋炀帝即位以后，首先游江都，巡游规模大，气势盛，多少有那么一点对江南豪强示威的气势。因此说，隋炀帝首巡的目的在于通过巡视宣扬“皇威”，加强控制新征服的地区。
其二，留恋江都。上文已述，隋文帝由于杨广有平陈统军的威望，将他从并州调往扬州，任扬州总管，镇江都，直到开皇二十年，他被立为皇太子后，才离开江都。在江都十多年，对江都不能不留下深深的恋情。当时的江都郡，尽管还不是一个繁荣的经济区域，但是确是一个区域辽阔、物资丰富、山川秀丽的地方。从遗留下来的隋炀帝咏扬州的诗文来看，隋炀帝喜爱江都，不仅是由于江都是个雄藩大郡，还在于江都的秀丽风光。他的《春江花月夜》的第一首曰：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隋炀帝还作有《泛龙舟》、《江都宫乐歌》、《早渡淮》、《四时白纻歌·江都夏》、《幸江都作》、《迷楼歌》等篇，尽管多为称帝之后的作品，但是从中也都是他的第二故乡，称帝后，首次巡幸去江都，有衣锦还乡的意味。
其三，遵循古训。隋炀帝巡游江都，固然有享乐成份，但是不可一概以享乐视之，不然西巡陇右和北巡雁门就无从解释，由于那些地方并不好玩。对于巡狩，他有自己的理解。开运河的前一年，隋炀帝向给事郎蔡征问道：“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和百姓相见，什么理由？”回答是：“此其所以不能长世。”这说明，隋炀帝四次巡狩江都，主要是想遵循“天子有巡狩之礼”的古训，目的是“长世”，尽管他也未能长世，但是隋炀帝的这一政治动机不能忽略。
大业三年（公元 607年）四月十八日，隋炀帝出发向北巡视。
此次北巡的车队也是很大的。出发时还特地颁布两条命令；一、百官不让践踏损害庄稼；二、遇到须开辟成道路的田地，主管官员要核算被占土地的收成，就从附近的仓库拨粮食赐给原占土地者，务必从优酬偿。这两条都是与上述的巡幸为“长世”服务的宗旨相一致的。
四月二十日，逗留在赤岸泽。在赤岸泽停留时间，隋炀帝还用羊、牛、猪三牲祭奠已故太师李穆的陵墓。
五月九日，突厥启民可汗派他的儿子拓特勒来朝见隋炀帝。五月十日，隋炀帝下诏征调河北十余郡的男丁开凿太行山，从东向西，直到并州，以开通驰道。五月十八日，突厥启民可汗又派侄子毗黎伽特勒来朝见。之后，又派使者请求准许他亲自人塞迎接隋炀帝，隋炀帝没有答应。
隋炀帝巡游经过雁门，雁门太守丘和进献的食物非常精美，隋炀帝很生气。隋炀帝任命丘和为博陵太守，而让杨廓到博陵去向丘和学习。这可开了一个坏头，隋炀帝自身奢华欲望的一面也暴露无遗了。此后，隋炀帝所到之处所进献的食物，互相竞赛，比谁贡献得丰富，献得奢侈。
六月十一日，隋炀帝的车驾停留在榆林郡。隋炀帝打算出塞去炫耀军威，径直进入突厥境内，前往涿郡。他担心启民可汗惊慌，反应太大，因此先派遣武卫将军长孙晟传达他的旨意。突厥启民可汗接到隋炀帝的诏书，把他所属的奚、室韦等国的酋长几十人都召集起来。长孙晟看见启民可汗牙帐中杂草肮脏，想让启民可汗亲自清除，用以向各部落酋长显示隋王朝之威严，因此指着帐前的杂草说：“此根大香。”启民可汗就连忙去闻闻杂草，提出异议说：“殊不香也。”长孙晟说：“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亲洒扫，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芜秽，谓是留香草耳。”意思是，如今牙帐内杂草丛生，是否有特别香味的原因，才把它留下。否则早该亲自洒扫，修整御道，以表对天子的至诚崇敬之心意。
启民可汗这时醒悟过来了，说：“奴罪过。奴之骨肉，皆天子赐也，得效筋力，哪敢有辞？特以边人不知法耳，赖将军恩泽而教导之。将军之惠，奴之幸也。”意思是，我的罪过！我的骨肉都是天子赐给的，得到为天子效力的机会，哪敢推辞呢？只不过久住边疆，不懂规矩，幸而蒙你将军教诲我们了，将军的恩惠，是我的幸运。启民可汗说着说着便拔出佩刀，亲自去拔除牙帐中的杂草。启民部族的显贵和其他部族的人也都争相仿效启民可汗。
因此，从榆林北境，到启民可汗的牙帐，向东到蓟，突厥人都出动，开辟了一条长三千里、宽一百步的御道。隋炀帝听说这是长孙晟所作的策略，对长孙晟持地嘉许。这时，吐谷浑，高昌也都派遣使者进贡、朝见。
六月二十七日，隋炀帝登上北方城楼眺望渔民在黄河中捕鱼，随后又宴请文武百官。定襄太守周法尚到行宫觐见炀帝。太府卿元寿对隋炀帝说：“汉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营之外，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连注，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意思是，汉武帝出关，旌旗连绵千里，现在在御营外面，请把军队分为二十四军，每天派遣一军出发，每军相距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前军的殿后和后军的先锋，遥遥衔接，千里不绝，这也是出师的盛大景观。周法尚反对这种做法，他说：“不然，兵亘千里，动间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长，难以相救。虽然是故事，此乃取败之道也。”意思是，这样不行。军队出动，连绵千里，而又不时地被山川阻拦隔绝，突然遇到紧急情况，队伍就会四分五裂。如果中央有事，则首尾不知道，何况道路险阻漫长，难以相救。虽然过去有汉武帝出关兵连千里的故事，但是这是容易招致失败的办法。隋炀帝听后生气，便问周法尚：“卿意以为如何？”周法尚说：“结为方阵，四面外距，六宫及百官家口并住其间。若有变起，当头分抗，出外奋击，内引奇兵，车为壁垒，重设钩陈，此与据城理亦何异！若战而捷，抽骑追奔，或战不利，屯营自守。臣谓牢固万全之策也。”意思是，军队不要分散，而可将军队列成方阵，四面向外防御，六宫及百官家属都在方阵内，倘若发生变故，就命令受敌的方面马上抵抗，然后从阵内派奇兵，冲出阵外奋力攻击。集合车辆，就是墙堡，阵线弯曲，就可互相掩护，这跟据守城池的战术原理一样。如果战胜，就调派骑兵追击，假如不能战胜，就严密自守，我觉得这是万无一失的安全之策。隋炀帝听后连声赞好，因此就任命周法尚为左武卫将军。
“已前圣人先帝莫缘可汗存在之日，怜异臣，赐臣安义公主，种种无少短。臣种末为圣人先帝怜养，臣兄弟垢恶，相共杀臣，臣当时没地方可去，向上看只见天，下看只见地，实忆圣人先帝言语，投命去来。圣人先帝见臣，大怜臣，死命养活，胜于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还聚作百姓也。至尊今还如圣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还养活臣及突厥百姓，无以言忠。臣今忆想圣人及至尊养活事，具奏不可尽，并至尊圣心里在。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闻伏愿天慈不违所请。”
说的是，先帝可汗怜悯我，将安义公主嫁给我，提供种种物资，使我们不忧匮乏。我的兄弟大为嫉妒，集合起来想诛杀我。当时我是走投无路，抬头只有天，低头只有地，将身家性命都托付给先帝。先帝怜悯我将被害死的苦情，收留抚养我，让我又活下来，又命我做了大可汗，还安抚了突厥百姓。现在陛下治理天下，仍然同先帝一样养我育我，照顾我突部众，供应粮秣，从不缺乏。我身受圣恩，感激之情无以言表。现在我已不是过去的突厥可汗，而是陛下的臣民，我愿意率领部落百姓改装易服，与华夏一样。
隋炀帝将启民可汗的奏表交给大臣们去讨论，公卿都主张依其所奏。隋炀帝认为不行。前文有述，隋炀帝下诏说：“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要求变俗。断发文身，成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所以利之，其道弘矣。为何化诸削衽，縻以长缨，岂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远度。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叙，庶类区别，弥见天地之情。”隋炀帝赐给启民可汗玺书，“以为碛北未静，犹须征战，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也”，即认为，漠北并没有平静，还要征战，只要你们存心恭顺朝廷，何必变易服装呢？在这一点上，隋炀帝是没错的，不仅反对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分裂倾向，而且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
隋炀帝打算向突厥人炫耀他的财富和权力，命令宇文恺制作一顶巨大的蓬帐，帐内可坐数千人。七月七日，在榆林城东张开大帐，隋炀帝来到城东大帐，仪队警卫森严，宴请启民可汗及其部属，宴间表演各种歌舞及特技。各方部落的宾客都十分高兴，争着进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隋炀帝赐给启民可汗帛二千万段，启民的部属按等级都有不一样的赏赐。隋炀帝又下诏说：“德合天地，覆载所以弗遗，功格区宇，声教所以成洎。至于梯山航海，请受正朔，袭冠解辫，同彼臣民。因此王会纳贡，义彰前册，呼韩入臣，待以殊礼。突厥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志怀沈毅，世修藩职。来的人挺身违难，拔足归仁，先朝嘉此款诚，授以徽号。资其甲兵之众，收其破灭之余，复祀于既亡之国，继绝于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泽浙要荒者矣。朕以薄德，祗奉灵命，思播远猷，光融令绪，是以亲巡朔野，抚宁藩服。启民深委诚心，人奉朝觐，率其种落，拜首轩墀，言念丹款，良以嘉尚。宜隆荣数，式优恒典。可赐路车、鼓吹、乘马、幡旗，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 ”又赐给启民可汗辂车与坐骑，鼓乐幡旗等仪仗，特许他朝拜时不必唱赞，其地位在诸侯王之上。
在巡游中，发现长城严重损坏，因此，隋炀帝又下诏征调男丁百余万人修筑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尚书左仆射苏威劝阻，隋炀帝没有听，修筑了二十天就完成。这未免急功近利了，隋炀帝征集天下的歌舞演艺人员，太常卿高颎劝阻，隋炀没有听。高颎退出后，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遥，安可复尔！”以为北周天元帝因为喜爱歌舞特技而亡国，殷的戒鉴并不远，怎么可以再重演呢？高颎又认为隋炀帝对启民可汗的待遇过厚，因此又对太府卿何稠说：“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在此隋炀帝比他的臣下们要有远见，他是用厚赂来牵制启民可汗，稳定局势。高颎接着又对观王杨雄说：“昔周天元好声色而国亡，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其意是说，周天元的奢侈，跟今天的情形相比，难道今天不更为严重？又说：“长城之役，幸非急务。”觉得修长私下议论宴请启民可汗的规模太奢侈。这些话都被人报告了隋炀帝。隋炀帝以为他干涉朝政，七月二十九日，宇文致，高颎、贺若弼都获罪被杀。高颎的几个儿子被流放到边地，贺若弼的妻子儿女被没为官奴婢。
事情还牵连到苏威，也获罪而被免官。高颎有文韬武略，通达事理，对世务贤明，自从承受重任以来，竭诚尽力，推荐引进忠诚贤良之士，以天下为己任。杨素、苏威、贺若弼、韩擒虎都是高颎一手推荐的，其他建有功劳做成大事的人不计其数。他当朝执政将近二十年，朝野上下都十分敬重他，无人有异议。《隋书》评论说：“治致升平，颎之力也。论者以为真宰相。及其被诛，天下莫不伤惜，至今称冤不已。所有奇策密谋及损益时政，颎皆削藁，世无知者。”隋炀帝将这“一代名臣”杀了，可见隋炀帝此次北巡之坚决，同时也反映了接受不了不同意见的弱点。
八月初八，隋炀帝的车驾从榆林出发，经过云中，溯金河而上。那时天下承平，百物丰实，随驾的士兵有五十余万，旌旗辎重，千里不绝。隋炀帝命令宇文恺等人制造可以观赏风景，又可以移动的宫殿。殿上可容纳侍卫几百人，宫殿既能组合，又能拆开，下边用轴轮承载，由人力推动，运转灵活，瞬间就能使它前进后退，或者改变方向。又命宇文恺制作能移动的城堡，即“行城”，行城周长二千步，以木板为城墙，用布蒙上，再画上彩画，行城上观台、望敌楼，全都齐备。胡人看了十分惊叹，以为神仙降临，每望见御营，十里之外就跪伏叩头，无人敢不下马。启民可汗奉献庐帐以等待隋炀帝的到来。八月初九，隋炀帝驾临启民可汗的营帐，启民可汗捧着酒杯为隋炀帝祝寿，跪伏在地上非常恭顺。突厥王侯以下的官员都卷起袖子，露出手臂，在帐前割取烤肉，无人敢仰视隋炀帝一眼。隋炀帝十分高兴，并赋诗以助兴。
皇后萧氏也亲自到义成公主的牙帐。隋炀帝赐启民可汗与义成公主金瓮各一只，以及彩色绸缎、衣服被褥。特勒以下的官员也受到不同等级的赏赐。隋炀帝回返时，启民可汗随从隋炀帝入塞，八月十三日，隋炀帝让启民可汗回。
八月十七日，隋炀帝再次进入楼烦关。八月二十六日到太原，下诏营建晋阳宫。隋炀帝对御史大夫张衡说：“朕欲过公宅，可为朕作主人。”意思是，我打算经过你的家，你能为我作主人。张衡就先行飞马奔到河内，准备酒和牛等物品。隋炀帝上太行山，命开辟直达张衡家的道路九十里。九月十三日，隋炀帝到达济源，驾临张衡宅邸。隋炀帝喜欢这里的山水风景，才留下来欢宴三天，对张衡说：“往从先皇拜太山之始，途经洛阳，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过，不谓今日得谐宿愿。”意思是，过去跟随先帝出巡时就想到此一游，可总是没有机会，今日才得以实现。隋炀帝十分高兴，当即赏赐宅傍田三十顷，良马一匹，金带，缣绿六百段，衣一袭，御食器一具。张衡谦让，隋炀帝又对他说：“天子所至称幸者，盖为此也，不足为辞。”张衡又进献精美食物，隋炀帝让赏赐给公卿大臣以至于卫士，所有人都得到了赏赐。九月二十三日，隋炀帝到达东都。
这次隋炀帝亲巡塞北，目的是镇抚。大业三年四月十八日，从长安出发，经雁门到榆林郡，在那里会见并宴请来朝的义成公主、启民可汗和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八月北渡黄河，出塞耀兵，亲莅启前后“献”马三千匹，隋炀帝“赐”物万二千段及金瓮等，诸胡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隋炀帝又“赐”帛二十万段。这么大宗的进献与赏赐，事实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官方商业贸易活动。
在北巡时，启民可汗表称自己是“至尊臣民”，请求准许“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隋炀帝没答应，他回答说：“君子教民，不求变俗。”还说：“碛北未静，犹须征战，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这里表明隋炀帝北巡，目的在加强与突厥启民部的经济、军事联系。出巡前半个月，隋炀帝曾下诏：“古者帝王观风问俗，皆所以忧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必须加以存恤。今欲安辑河北，巡省赵、魏。”所以，这是隋炀帝首次北巡的目的。出塞的时候，隋炀帝为安全考虑结方阵，设行城，冒着风险，决非巡游玩耍。这次北巡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大业四年（公元 608年）三月，隋炀帝第二次北巡。有关这次北巡的记载不详细。《隋书·炀帝纪上》说：“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 ”《资治通鉴》照录《隋书》，谓三月“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七月“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胡注：“此榆谷当在榆林西”，并注五原为“丰州”，所巡为“去年所筑”之长城。有的论著反对胡三省的说法，觉得：“按这些解释，隋炀帝这次所到之五原是位于河套的五原（今内蒙五原北），也就是重复作了一次与上年路线雷同的巡行，那有何意义呢？”
（胡戟《千秋功罪说隋炀》见《运河访古》）这种质疑不是没有道理的。由此可知，可能是胡三省搞错了。
这次北巡，有一个重要目的，即为了巡视长城。每当行宫完成，枪车就把车辕朝外，作为外围，一字排列，车阵之内，散布铁蒺藜、铁菱角；再内则是强阵地，都用尖锐的钢锥插地，锥尖朝外，作为拒马之用，强弓装置旋机弩，用绳子系在弩的板机上，只要有人碰到绳子，弩机就旋转，马上向触动的方向发箭。在弩外周围又布置能弋射的短箭，并且装设木槌、铃柱、石磐用来报警。
隋炀帝没有一天不在营建宫殿，东京、西京以及江都，亭台楼阁，苑林庄园、尽管很多，时间久了，隋炀帝也都感到厌倦，他每次游玩，左顾右盼，认为这些宫殿苑林都没有中意的，精神恍惚，不知道怎样才好。因此遍求天下山川图册，一亲自察看，以寻求名胜之地营造离宫林苑。在这次巡游途中看中了汾水源头这块宝地，于是四月某一天，隋炀帝下诏在汾州之北，汾水的源头营建汾阳宫。之后又下诏给突厥“优厚”政策。诏文说：“突厥意利珍豆启民可汗率领部落，保附关塞，遵奉朝化，思改戎俗，频人谒觐，屡有陈请。以毡墙毳幕，事穷荒陋，上栋下宇，愿同比屋。诚心恳切，朕之所重。宜于万寿戍置城造屋，其帷帐床褥已上，随事量给，务从优厚，称朕意焉。”意思是，突厥启民可汗遵奉朝廷的感化，希望改变戎狄的习俗，能在万寿戍建立城池，修建房屋，他们所用的帷帐、床褥等等物品，务必供应。
对于塞北的突厥，除悉心镇抚以外，隋炀帝还着力于修筑长城以加强防御。七月初十，隋炀帝又征调壮丁二十余万人修筑长城，从榆谷向东。至于边患，隋炀帝也不是单纯靠长城来防御，还主动挥师出击来犯者。隋炀帝施行离问术来解除边患，他派裴矩游说铁勒，让铁勒攻击吐谷浑，大败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向东逃跑，进入西平境内，派遣使臣向隋朝请求投降，并要求救援。隋炀帝立马派安德王杨雄率兵出浇河郡，许公宇文述出西平迎击伏允可汗。宇文述到达临羌城，吐谷浑人畏惧宇文述兵势强杀，攻下赤水、曼头二城，斩获首级三千多，俘获吐谷浑王公以下贵族二百人，俘虏男女百姓四千人返回。伏允可汗向南逃亡，投奔雪山，他原来统辖的地域都失去了，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都为隋朝所有。隋朝在此设置县、郡、镇和军事指挥所，所设郡有且末郡、鄯善郡、河源郡、西海郡同，将所有犯轻罪的人迁到此四郡居住。
八月二十日，隋炀帝亲自到北岳恒山去祭祀。恒山，又叫太恒山，相传四千年前舜帝巡狩四方，至此见山势雄伟，于是封此为北岳。恒山西衡雁门关，东跨河北省，连绵数百里，横亘塞上。主峰在今山西浑源县城南，海拔二千零一十七米。分东西两峰，西为翠屏山，东为天峰岭，双峰对峙，浑水中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天险。隋炀帝在恒山祭祀的时候，下诏大赦天下。河北道的郡守都集中到恒山，裴矩邀请西域十余个国家的使节都前来助祭。
这个时候，隋炀帝没有放松防御，他令左翊卫将军河东人薛世雄任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的启民可汗联合进攻伊吾国。薛世雄率军出玉门，启民可汗没有到。薛世雄孤军越过沙漠，伊吾人开始以为隋军不可能来，因此都没有戒备，忽然间听说薛世雄军已越过沙漠的消息，十分恐惧，所以请求投降。薛世雄就在汉代旧伊吾城东筑新城，留下银青光禄大夫王威率领一千余名士兵戍守伊吾城，薛世雄率军返回。旗开得胜，对于隋炀帝来说自然是高兴的事。
这是第四次出巡了。时间是大业五年（公元 609年）三月初二出发，三月初八到达扶风郡杨家旧宅。四月二十七日，隋炀帝出临津关，渡过黄河，到西平郡，集合军队，举行阅兵大典，准备扫荡吐谷浑的残余部众。此次以出巡为名的军事行动，又是以军事行动为背景的巡视活动。
五月初九，隋炀帝在拔延山举行大规模的狩猎，长围达二十里。
五月十四日，隋炀帝进入长宁谷，越过星岭。
五月二十日，到达浩门川，由于桥还没有建成，隋炀帝十分生气，斩都水使者黄亘以及监工九人，延误数天之久，等桥建成，才继续西进。
这时，吐谷浑可汗伏允率领部众据守覆袁川，隋炀帝分别命冬内史元寿向南进驻金山；太仆卿杨义臣向东进驻琵琶峡；兵部尚书段文振向北进驻雪山；将军张寿向西进驻泥岭，形成四面包围吐谷浑的形势。伏允率几十骑兵逃出，派他的一个王诈称是伏允，据守车我真山。五月二十六日，隋炀帝命令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前去搜捕。张定和轻视吐谷浑人不多，没有把他们看在眼里，也不穿铠甲，仍穿日常衣服。于是奋不顾身，领先“挺身登山”，吐谷浑的伏兵将张定和射死。张定和的副将柳武建率兵进击吐谷浑，大破吐谷浑军。五月二十八日。吐谷浑汗国仙头王无路可走，率领部众男女十多万人，向隋投降。六月初二，隋炀帝派左光禄大夫梁默等率兵追击讨伐伏允，最后大败，梁默反被伏允杀死。卫尉卿刘权率兵出伊吾道进攻吐谷浑，一直追到青海，俘获一千余人，乘胜追击，直追到伏俟城。
这次进攻吐谷浑之战，如果不是张定和等人的轻敌，对隋炀帝来说，已觉得目的达到了，即解决了吐谷浑，安定西陲。六月初六，战事结束之后，隋炀帝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有什么理？”意思是，自古天子有巡视四方，狩猎田野的礼仪。但是江东南朝的各位皇帝多为擦脂抹粉之辈，坐在深宫，不和百姓相见，这是何道理呢？蔡征答曰：“此其所以不能长世。”隋炀帝在平定吐谷浑过程中总结出了这样的经验：帝王好坐在深宫，只要使国运昌盛，就一定要巡视四方，见机施法。
六月十一日，隋炀帝西游到达张掖。在隋炀帝将要出发时，命裴矩先去游说高昌王麴伯雅以及伊吾的吐屯设等，用厚利引诱他们，召他们派遣使者入朝。六月十七日，隋炀帝到达燕支山，吐屯、麴伯雅设以及西域二十七国的国王，使者都在道路东侧拜见隋炀帝。他们都受命佩戴金玉、绸缎和毛织品，焚香奏乐，歌舞欢腾，非常隆重。隋炀帝仍不过瘾，又命令张掖、武威两郡仕女盛装修饰，纵情观看。车马、衣服不新鲜整齐的，由郡县政府督促改进。车驾马匹充塞道路，人声沸腾，场面十分热闹，长达几十里，反映了隋王朝的强大富有。吐屯设进献西域几千里的土地，隋炀帝十分高兴。六月十八日，设置西海、鄯善、河源，且末等郡，将天下的罪人流放到这里，作为戍卒守卫这些地方。隋炀帝命刘权镇守河源郡积石镇，大规模开发屯田，用来抵御吐谷浑，并且保持西域道路的畅通。
这时，隋王朝共置郡一百九十个，县一千二百五十五个，有户八百九十多万，国土东西长九干三百里，南北宽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朝之强盛，这时已经达到了顶点。
这次行动是裴矩鼓动起来的。他的《西域图记》及关于西域之事的谈话引起隋炀帝极大的兴趣，“帝于是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域”。因此，隋炀帝说裴矩有怀柔、安抚的韬略，提升他为银青光禄大夫。
吐谷浑可汗伏允使他的儿子慕容顺来朝见隋炀帝，隋炀帝将慕容顺留下，不允许他回归。现在伏允战败逃亡，不能自立，带数千骑兵客居在党项境内。隋炀帝立慕容顺为可汗，把他护送到玉门，让他统领吐谷浑残余的部众，并且任命吐谷浑的大宝王尼洛周为辅臣。慕容顺抵达西平的时候他的部下杀死了尼洛周，慕容顺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返回了。
六月十一日，隋炀帝到观风行殿（车上行宫），陈列各种文物，大肆铺张，邀请高昌王麴伯雅和伊吾的吐屯设一起观风行殿，人席欢宴。其它的“蛮夷”使臣在殿下陪宴的共有二十多个国家。隋炀帝命人演奏“九部乐”，用鱼龙戏来娱乐，然后对各国来使，分别颁发赏赐。六月二十三日，隋炀帝又下诏赦免天下罪犯。隋炀帝这样做，只是要把少数民族的那些头领团结起来。
吐谷浑据有青海的时候，民间传说：把母马放到青海境内，能得到龙种。七月，隋炀帝在青海设立牧场，驱逐母马两千匹到山川河谷，想得到龙种，结果没有成效，最后停止了。
隋炀帝的车驾东返，路经大斗拔谷，山路狭窄险要，队伍只能鱼贯通行，赶上风雪交加，天色昏暗，文武百官十分饥饿衣服又全为风雪所打湿，饥寒交迫，深夜赶路，还赶不到宿营地，士卒冻死一大半，马驴冻死十之八九，后宫的公主、妃嫔，有的狼狈走失，跟军队士卒混杂在一起山间露宿。九月十九日，隋炀帝抵达西京长安。十一月十三日，隋炀帝又到东都洛阳。
这次西巡河右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解决吐谷浑问题，安定西陲。二是为了畅通丝绸之路，发展商业贸易，明显是实施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的战略。这两个目的，似乎都达到了。隋炀帝在击败吐谷浑以后，尤其派兵戍守沿途，使“道路无壅”，丝绸之路就畅通了。第二年元宵日西域各国贵宾毕集洛阳，“诸蕃请人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因此，丝绸之路的繁荣在隋代便进入新的高潮时期。
这次西巡，在中途再过大斗拔谷时出了事，历史记载：“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大半”，“马驴十八九”。这次损失很大，是飞来横祸。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当地不应该有雪。在山谷中逗留一夕便冻死这么多人畜，看来是误传或夸张。同是《隋书》，在《食货志》却记为“霖雨”，“士卒死者十二三”。因此，对此记载要加以细察，隋炀帝这次西巡，不顾路途艰险，队伍十分庞杂竟带着乐平公主（即周天元皇后，她这次殂于河西）及后宫一大批没有用的人，这就大大增加了无谓的牺牲。《资治通鉴》一再强调的隋炀帝通西域后，“西域胡商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甚至导致来亡”，“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先困矣”。那时为沟通西域的交通，无疑百姓的负担是沉重的，隋炀帝操办此事，又让人们付出更大的牺牲。此中原王朝皇帝唯一的一次亲巡河西的行动，是一次卓有成果的行动，结果换来丝绸之路的恢复和扩大，从而大大促进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历史即是利在千秋之事，不是利在当世。隋炀帝经通西域，亲巡河右，花出了巨大的代价，给那个时代的人们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及灾难，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还是该肯定此事，毕竟它对中国以及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业六年（公元 611年）三月初二，隋炀帝又驾游江都，这是第五次巡游，也是第二次游江都。自西巡河右归来后，隋炀帝一直处于兴奋之中。根据记载，这段时间“盛事多”，究竟有哪些盛事呢？最少有四端：
一为户籍增。这一年，各郡总计增加了男丁二十四万三千人，新归附的人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人。隋炀帝后百官说：“前代无好人。致此罔冒。今进民户口皆从实者，全由裴蕴一人用心。古语云，得贤而治，验之信矣。”意思是，前代没有贤才，以致户口罔骗冒充，现在户口都确实了，都是由于有了裴蕴。隋炀帝对此甚为高兴，不久就提升裴蕴为御史大夫。事实上他赞扬的是自己的政策，政策明智，人丁就兴旺，劳力增加。
二为武器精美。这一年隋炀帝大规模地检查了军用机械，他盛赞铠甲、器械的精美，说“甲仗为佳”，宇文述趁机说：“并云定兴之功也。”听说这都是云定兴的功劳，于是提升云定兴为少府丞。
三为各族关系和谐。在出巡前的两个月，各蕃部落酋长汇集在洛阳，正月十五日隋炀帝在端门街举行盛大的百戏表演。戏场周围长五千步，演奏乐器的有一万八千人，乐声传播几十里，从黄昏至清晨，灯火照亮了天地，热闹的场面持续了半个月。
四为流求顺，这之前隋炀帝又派朱宽去招抚流求，流求不顺从。隋炀帝派虎贲将郎、朝议大夫同安人张镇周征调东阳兵一万多人，从义渡海去进攻流求。他们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后到达流求，张镇周当先锋，登陆前进，流求王渴刺兜派兵迎战，隋军屡次击败流求军，因此就攻到流求首府。渴刺兜亲自率军出战，又被打败，退人营栅内，陈棱等人乘胜攻克了流求首府，杀死渴刺兜，俘获流求人一万多名返回。二月十三日，陈蔹等人向隋炀帝献流求俘虏，隋炀帝赏赐百官，提升虎贲将郎为右光禄大夫，张镇周为金紫光禄大夫。
一桩桩“盛事”，让隋炀帝高枕无忧了，得意忘形的他认为前几年劳累，现在可以轻松轻松了。由此看来出游是要实实在在地游玩一番了。假如把隋炀帝的巡幸分成两大类的话，这一次巡幸属于享乐型的，而以前几次则属于安抚型的。从他命令张衡监督营建江都宫能想见。一开始隋炀帝就计划大规模地营建汾阳宫，他让御史大夫张衡准备好图册奏报。张衡乘机劝说：“比年劳役繁多，百姓疲敝，伏愿留神，稍加折损。”意思是，这些年来劳役重，百姓筋疲力尽，请皇上留意，稍微地减少一点劳役。隋炀帝心里很不高兴，因此，有一次，当张衡告退的时候，眼睛盯着张衡的后背，对侍臣说：“张衡自谓由其计划，令我有天下也。”意思是，张衡自认为是全靠他的计谋，才使我得到天下的。因此翻出老账，举出了过去齐王带着皇甫诩跟随隋炀帝车驾之事和前次到涿郡祭祀恒岳时父老等拜见者的衣冠许多都不整齐的事，谴责张衡“以宪司皆不能举正”，即谓作为掌管司法的官员而不能推举贤正，贬调张衡出任为榆林太守。之后，张衡监督营建楼烦城，由于隋炀帝巡游楼烦城，张衡才谒见隋炀帝。隋炀帝认为张衡应该忧愁恐惧而变得瘦削才对，不巧张衡的体态同过去一样“不损瘦”，隋炀帝觉得此是“不念咎”，即不知道悔改的象征。隋炀帝更加厌恶，当面对张衡说：“公甚肥泽，宜且还郡。”意思是，你胖胖的红光满面，回榆林郡合适。因此又命他再返回榆林。没过多久，隋炀帝要进一步兴建江都宫，同时命令张衡去江都监督营建。礼部尚书杨玄感出使到江都，张衡对他说：“薛道衡真为枉死。”杨玄感报告了隋炀帝，而丞王世充、江都郡又奏报，说张衡频频减少宫中的设备物品。于是隋炀帝更生气，命令把张衡用枷锁送往江都闹市，打算杀掉他，拖延了一阵，又释放了张衡。
在江都期间，隋炀帝下了四道诏令。
第一诏令，规定江都太守的官阶和京尹相同。这样就把江都和京都放在相同的地位上了。可能这里有经济上的原因，最可能是南方经济地位提高，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第二诏令，宴江淮以南父老，颁赐各有差。
第三诏令，命令开凿江南河，从京口到余杭，宽十余丈，长八百余里，使龙舟可以通行无阻，并在沿岸设置离宫、驿马车站、草料堆放场。隋炀帝打算向东巡游会稽。可见他在享乐至上的道路上又滑行了一大步。
第四诏令，下令随从车驾长途跋涉的人改穿服饰。文武官员中五品以上者，全部穿紫袍，六品以下者穿胥吏穿青衣，绯绿色的袍子，庶民百姓穿白衣，士卒穿黄衣，屠户商人穿黑衣。隋炀帝以为跟随车驾的百官都穿帛做的夹下衣在军旅中行动不方便。
此次游江都表面上也许是高枕无忧的，因此，隋炀帝为了尽情享乐，在江都大建宫室，在城西七里大仪乡境内筑江都宫，中有成象殿，规模宏大，作为举行大典之地；子城北五里长阜苑内筑归雁、松林、回流、大雷、枫林等十宫；在城南十五里的扬子津筑临江宫，其中有凝晖殿，作为大宴百官、眺望大江的地方；在城东五里筑新宫。最豪华要算城西北旧观音寺蜀冈东峰新筑的“迷楼”。虽然这座迷楼官修史书没有记载，地方志也记载不详，连地点也有不一样的说法（一说在江都，一说在长安），但是在唐宋人的笔记小说中却有记载。唐人冯贽的《南部烟花记》有详细的描述： “‘迷楼’曲屋自通，千门万牖，复道连绵，洞房亘互，回望若一，玉栏朱檐，互相连属，人其中意夺神飞，不知所往，”所以“迷楼”名之。其奢侈豪华，为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唐代诗人咏扬州的诗中有很多提到迷楼，如李绅《宿扬州》诗中说：“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 ”包何的《同诸公寻李芳直不遇》诗：“闻说到扬州，吹箫忆旧游。人来都不见，莫是上迷楼。 ”由此可见迷楼的名气之大。现在留存的被称为“迷楼”的建筑，是南宋宝祜六年（公元 1258年）贾似道守扬州时建的，原名“摘星楼”，后来明人崔桐立匾，将这楼命名为“鉴楼”，取“前车之鉴，以警后世”的意思。当登上“鉴楼”，极目四望时，的确只觉得景色宜人，仿佛有“绿柳垂岸，九州耀眼艳阳天紫竹浮烟，千古迷人繁盛地”之感。
这第五次巡游是隋炀帝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转折。可以说，他原先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帝王，现在开始滑行向腐化、享乐的道路。怎么会这样，一方面是原本存在他身上的享乐思想的恶性膨胀，还因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认为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
这是第六次巡游，即是第三次北巡，时间是大业七年（公元 612年）二月。关于此次的出游，记载不详。《隋书·炀帝纪上》记载。“上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看上去是突然决定的，其实不是这样。
隋炀帝在江都居留期间，总觉得无安全感，这是因为扬州的北方只有一线淮河，没有名山大川作屏障。汴水入淮的河口即南岸的都梁城、北岸的泗州、是防守的重点。这里是多次战斗的焦点，如果失守，敌人便可长驱直入。南限大江，无回旋的余地，如一战失利，就要被压入长江，不保有江南，于是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占领扬州，必须同时占领镇江和南京，作为攻守的堡垒，不然孤悬的扬州将是危险的。南京和镇江解决之后，还有一个北方之敌的问题。这是隋炀帝在南巡时“常念”之事。
尤其是在上次巡游塞北之时，隋炀帝到启民可汗营帐，正好高丽使者也在启民的帐里，启民不敢乱说，就让他觐见隋炀帝。黄门侍郎裴矩劝隋炀帝说：“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于，汉世分为三郡，晋氏即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是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使朝于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化，一定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 ”意思是，高丽本是西周时箕子的封地，汉、晋时代都曾经设立郡县，现在却不肯称臣，仿佛成了一个国家。先帝很长时间就打算征伐高丽，但由于杨谅无能，以致出师不利。现在正逢陛下盛世，不可以放弃，而使文明礼仪之境，成为蛮荒之地呢？现在高丽的使者亲眼看到启民举国归化隋朝，可以趁他这种恐惧心理，胁迫高丽王派遣使者到京都朝见。隋炀帝问道：“为什么？”裴矩回答说：“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马上诛之。”隋炀帝采纳了这个意见，让牛弘宣读隋炀帝的诏旨：“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一定将启民巡行彼土。”此诏是说，朕因为启民诚心诚意地尊奉朝廷，因此亲自来到他的营帐。明年朕将要去涿郡，你回去告诉高丽王：必须马上前来朝见，不要心怀疑虑，只要报答朕养育之恩的礼义，朕会像对待启民一样对待你们。如果高丽王不来朝见，朕将率领启民去巡视你的国土。高丽迟迟“不朝”，隋炀帝觉察到高丽是在抗诏，从“明年当往涿郡”六个字看来，隋炀帝第三次北巡的计划早已经有了。他乘坐龙舟，渡过黄河进入永济渠。仍下敕命，令选部、内史、门下、御史四个部门的官员在船前接受挑选，被挑选的有三千多人，有的人徒步随船行走了三千余里，没有得到安置，这些人冻饿疲顿，所以死的有十之一二。这次北巡，隋炀帝是为了解决高丽问题而去的。
第七次巡游，也就是第四次北巡，这是大业十一年（公元 615年）的事。
八月初五，隋炀帝开始巡游北塞。
当初，裴矩以为突厥始毕可汗部众越来越强盛，就向隋炀帝献策：“分其势”，就瓦解突厥可汗的势力。隋炀帝打算以宗室女嫁给始毕可汗的弟弟叱吉设，并且封他为南面可汗，叱吉设不敢接受册封。始毕可汗知道这事之后十分反感，就对隋王朝产生了怨恨。突厥的大臣史蜀胡悉善于谋略，受到始毕可汗的宠信。裴矩诈称与史蜀胡悉做买卖，将史蜀胡悉诱骗到马邑，把他诛杀，接着派使者向始毕宣布诏命说：“史蜀胡悉忽瓴部落走来至此，云背可汗，请我容纳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当共杀。现在已经斩之，故令往报。”意思是，史蜀胡悉背叛可汗来投降，我已帮你将他处死了。始毕可汗知道是怎么回事，此后就不再入朝了。
不仅如此，始毕可汗还伺机袭击隋军。八月初八，始毕可汗率领数十万名骑兵打算袭隋炀帝的车驾。义成公主先派遣使者向隋炀帝报告发生了变化。八月十二日，隋炀帝的车驾迅速驰人雁门藏，齐王领殿后部队进驻了崞县。八月十三日，突厥军队包围雁门城，隋军上下非常害怕，拆毁民宅，用木头铁器制造守卫城池的武器，城中有军民十五万人，而粮食只能供应二十天。雁门郡所属四十一座城池，突厥军队已攻破了其中的三十九座，只剩下崞县、雁门没被攻下，突厥军队对雁门猛烈攻击，流箭都射到了隋炀帝面前，隋炀帝大为恐惧，根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二记载，隋炀帝“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眼睛都肿了，看来，这次被围，给隋炀帝带来很大的痛苦。
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劝说隋炀帝选几千名精锐骑兵突围出去，纳言苏威谏曰：“城守则我有余力，轻骑则彼之所长。陛下万乘之主，何宜轻脱！”说的是，据守城池，隋军的力量就够了，而轻骑则是突厥军的长处，陛下是万乘之主，不能轻率行动。民部尚书樊子盖说：“陛下万乘之主，岂宜轻脱，一朝狼狈，虽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锐，四面征兵，可立而待。陛下为何所虑，乃欲身自突围！愿暂停辽东之役，以慰众望。圣躬亲出慰抚，厚为勋格，人心自奋不用担忧。 ” 以为隋炀帝不能在危境中侥幸保全，否则，一旦处于狼狈的境地，则追悔莫及，不如坚守城池挫败敌军的锐气，据守在城中，征召各地兵马来救援。陛下亲自抚慰士卒，宣布不再征伐辽东，高悬奖赏，自必人人奋勇争先，不用担忧不能成功。内史侍郎萧璃认为“突厥之俗，可贺敦预知军谍，而且义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国之援。如果使一介告之，借使无益，庸有何损。又，将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还事高丽，若发明诏，谕以赦高丽，专讨突厥，则众心皆安，人自为战矣。”说的是，按突厥的习俗，可汗的妻子一定参与军事机密，何况义成公主是以皇帝女儿的身份嫁给外夷的，她肯定要依恃强大娘家的支援。假如派一名使者前往告知公主，就算益处，但也没有什么损失。不过，将士们忧心的，倒是一旦免除了突厥的祸患，势将再去征伐高丽，假设陛下公开宣布赦免高丽的罪过，专心征伐突厥，这样大家心里自然安定，就会人自为战了。萧踽是萧皇后的弟弟。虞世基也劝隋炀帝加重悬赏，下诏停止征伐辽东的兵役，隋炀帝不得不采纳了这些意见。
隋炀帝亲自视察慰劳将士，鼓励说：“努力击贼，苟能保全，只要在行阵，勿忧富贵，必不使有司弄刀笔破汝勋劳”。说的是，你们要努力打击敌军，假如这次能够保住城池，只要是参加战斗的人都不担心没有富贵，我保证：一定不允许主管部门的官吏玩弄刀笔挑剔刁难，贬低你们的功劳。因此，他下令说：“守城有功者，无官直除六品，赐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意思是，守城有功的人，没有官职的直接授予六品官职，赏赐绸缎百匹，已经有官职的人的级别和赏赐依次增长。他派出慰问将士的使者络绎不绝，因此军心大振，踊跃杀敌，昼夜抗击突厥的猛烈攻击，伤亡十分惨重。
八月二十四日，隋炀帝下诏招募天下之士，郡守县令都应召赴难。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十六岁应募从军，隶属于左屯卫大将军云定兴的部下。他劝云定兴携带大量旗帜军鼓，发动佯攻，导致敌人的惊慌，说：“始毕敢举兵围天子，一定谓我仓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昼则引旌旗数十里不绝，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大至，望风遁去。要不这样，彼众我寡，若悉军来战，必不能支。”意思是，始毕可汗敢于举兵围困天子，必定以为我方仓促之问无法立刻救援。因此最好是在白天展开所有的旌旗，几十里连绵不断，夜里则锣声鼓声互相呼应。敌人一定以为隋军大批援兵到来，即会望风而逃。否则敌众我寡，假如双方全军出动，我军必定无法持久。云定兴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
在下诏招募的时候，隋炀帝私下派使者绕道小路到突厥向义成公主求救，公主派人向始毕告警说：“北边有急”。此时，东都和各郡的援兵也都赶到达忻口。九月十五日，始毕可汗解除包围，退走。隋炀帝派人出去侦察，发现始毕可汗真的撤走，山谷一人也没有，连一匹战马都没有，因此派出两千名骑兵在后面追踪突噘军队，隋兵追到马邑，俘获突厥老弱两千人返回。突厥突然的进犯，给了隋炀帝一个警告：假如不认真处置此类矛盾，那么隋代的江山随时可能倒塌，可惜隋炀帝没有迅速警觉起来。
九月十八日，隋炀帝返抵太原，苏威对隋炀帝说：“今者盗贼不止，士马疲敝。愿陛下还京师，深根固本，为社稷之计”。以为如今义军不能消灭，政府军人困马乏，劝陛下速返西京，巩固根本是国家的长久措施。隋炀帝开始满口答应，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但宇文述又劝说：“从官妻子大多在东都，便道向洛阳，自潼关而入可也”。宇文述认为跟从车驾的官员家属大都在东都，最好是便道经过洛阳，从潼关进入西京长安。隋炀帝接受了这个建议。
十月初三，隋炀帝到达东都，在街上左顾右盼对侍臣说：“犹大有人在”。说的是过去平定杨玄感的叛乱时，杀人不多。接着又议论到悬赏的标准问题，苏威认为悬赏规格太重了，必须再斟酌考虑。樊子盖一再恳切请求遵守先前的许诺，认为不应失信于将士。隋炀帝说：“公欲收物情邪”？意思是樊子盖打算收买人心。樊子盖一听此言，十分害怕，不敢再答话。隋炀帝生性吝惜官爵赏赐，当初平定杨玄感时，应该论功授勋，升官晋爵的人不少，因此就改变军队的职位级别：规定建节尉为正六品，以下依次是奋武、绥德、宣惠、秉义、怀仁、立信、奉诚等尉，依次降低一级。此次参加保卫雁门的将士有一万七千人，可得到勋位的仅有一千五百人，都是比照平定杨玄感事件时行赏的标准，打一仗得第一功的人晋升一级，之前没有军职的人仅授予立信尉的职位；打三次仗得第一功的人只做到秉义尉；虽那些在战场未立功的人打四次仗晋升一级，也不赏赐物品。
第八次巡游，也就是第三次游江都，这是大业十二年（公元 616年）七月的事。
隋炀帝是七月初十动身前往江都的，他命越王杨侗和光禄大夫段达、检校民部尚书韦津、大府卿元文都、右司郎卢楚，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等，共同负责东都留守朝廷政务。
此次游江都也是突然决定的，早在平息杨玄感叛乱之后就着手准备了。杨玄感叛乱的时候，龙舟水殿都被他烧毁，因此隋炀帝下诏江都再造龙舟水殿，共几千艘，规模比原来的还大。这是他在奢华享乐的路上又远远地赶了一步。
在雁门受围以后，隋炀帝的日子很艰难，大业十二年四月初一，洛阳宫大业殿西院起火，隋炀帝以为义军攻打进来了，慌忙地逃入西苑，躲藏在草丛里，等火熄灭后才回宫。根据历史载，隋炀帝自大业八年以来睡不安枕，“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他不听他人的劝导，因此激化各种矛盾，才会如此心惊胆战。
七月初，新造的龙舟陆续送到东都，宇文述劝隋炀帝按计划巡游江都，右候卫将军赵才见“四海土崩”，担心为社稷之患，因此规劝隋炀帝不要再游江都了，他说：“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安兆庶，臣虽愚蔽，敢以死请。”说的是，现在百姓疲惫劳苦，国库空竭，义军蜂起，禁令不行，希望陛下返回京师，安抚亿万百姓。隋炀帝一听，十分生气，把赵才交司吏处治，过了十天，怒气平息了，又将赵才释放。
朝中的大臣都反对隋炀帝出行，七月初十，隋炀帝动身前往江都前，命越王杨侗，与太府卿元文都、光禄大夫段达、检校民部尚书韦津、右司郎卢楚、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等人共同负责留守东都之事。韦津是韦孝宽的儿子。大臣不想让隋炀帝出行，根据唐人颜师古《隋遗录》载，宫女大半也反对随从，并“争泣留帝”，隋炀帝一定要下江都，给不随从他下江都的宫女用帛写了二十个字，“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为由，在建国门上表劝阻隋炀帝江都之行，隋炀帝大怒，用刀砍掉崔民象的下巴，之后将他处死。
当冯翊郡人孙华举兵的时候，虞世基以“盗贼日盛”为由，请求隋炀帝派兵屯驻洛口仓，以备不虞，隋炀帝说：“卿是书生，定犹惟怯。”以为虞世基是文弱书生，一定还是恐惧畏缩。那时天下大乱，虞世基知隋炀帝不可谏止，又因张衡、高颎等相继诛戮，惧祸及己，虽居近侍，唯诺取宠，不敢忤意。大业十二年（公元 616年）九月十四日，隋炀帝到达巩县，命令有关部门把公路、箕山二府迁移到洛口仓保护城内，并且命令修筑城池，防备万一。隋炀帝抵达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又上表请求隋炀帝回西京长安，陷炀帝杀死王爱仁后又继续南行。他到达梁郡时有人半路拦阻车驾上书说：“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说的是，陛下若是一定要巡游江都，天下将不是陛下的了，这是来自民众的既中肯又严肃的警告，但隋炀帝听不进。他又将上书人杀死。这时，子通占据海陵，左才相劫掠淮北，杜伏威屯兵于六合，他们都自拥有部众几万人。这是直接危及江都之游的，因此隋炀帝急派光禄大夫率领宿卫精兵八千人讨伐各路义军，连连取胜。
隋炀帝一路上艰难险阻，经历风风雨雨，还又遇上众多的官员的劝谏。对于劝阻江都之行的官员，大多以诛杀处置，扫清了前往江都的道路，总算到了江都。淮河、长江一带各郡官员前往谒见的，隋炀帝只问进献礼品的厚薄，什么都不管。礼物丰富者则越级升迁郡丞、县守，呈献礼物少者则恣肆地黜免官职。被升为通守，江都郡丞王世充进献价值连城的铜镜屏风，历阳郡丞赵元楷进献珍奇美味，被升为江都郡丞。此后，郡县官吏竞相对百姓肆意盘剥，务使进贡给皇帝的礼物盖世豪华。百姓内受郡县官吏课赋的逼迫，外受盗贼的抢掠，生计无着，加上饥馑无食，于是开始采剥树皮、树叶充饥，有的人将草杆捣成粉末作为食，有的煮土吃，等到各种能吃的东西都吃尽了，就相互格杀吞食。但官府仓库中的粮食还是充裕如初，官吏们畏惧刑法，不敢取粮救济饥民。这时王世充还秘密地为隋炀帝挑选江淮民间美女来进献，所以更加得到隋炀帝的宠信。
隋炀帝自从到了江都后，越来越荒淫。宫内有一百多间房，每间的摆设都很豪华，住有美女，每天以一房的美女作主人，宴请隋炀帝。江都郡丞赵元楷负责供应酒肉，隋炀帝和萧皇后，和宠幸的美女一房挨着一房吃喝欢宴，酒杯不离口，随从的一千多美女，也经常酩酊大醉。事实上隋炀帝此时已经看到天下大乱，心情烦躁不安，退朝后常头戴幅巾，身穿短衣，提着手杖，遍游宫里的楼台馆舍，直到半夜不止步，不停地观赏四周景色，担心没有看够。
隋炀帝对占卜相面也有所了解，爱说东吴方言，经常半夜摆下筵席，抬头观看星象，对萧皇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依，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说的是，外间有许多人要害侬，但，侬至少也会封为长城公，你至少也会当沈皇后的那个角色，我们不用烦恼，还是一起共享饮酒之乐吧！之后，斟满酒杯，喝得烂醉。隋炀帝还曾经拿着镜子自照，回头对萧皇后说：“好头颅，谁当斫之！”萧皇后惊！意思是，富贵贫贱，痛苦欢乐，循环更替，有何伤感的？
隋炀帝知道中原，没有心情回北方，计划把首都迁到丹阳，以保守江东，一时拿不定主意，因此下令群臣在朝堂上议论迁都艺事。内史侍郎虞世基等人都认为迁都丹阳是最好的的计划，右候卫大将军李才却竭力说明不行，主张隋炀帝御驾返回长安，由此便与虞世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才生气地退出。门下录事衡水人李桐客说：“江东卑湿，土地险狭，内奉万乘，外给三军，民不堪命，亦恐终散乱耳。”意思是，江东地势低洼，气候潮湿，环境恶劣，地域狭小，可耕地不多，对内要奉养随驾的数万人，对外要供应三军，百姓无法负荷，担心最后同样会起来造反的。御吏弹劾李桐客诽谤朝政，于是朝廷公卿大臣都曲意阿奉隋炀帝，迎合他的心意说：“江东之民望幸已经很大，陛下过江，抚而之，此大禹之事也。”认为江东百姓盼望圣驾巡视，已经很久了，陛下过江抚慰百姓，这可是大禹那样的事业。因此，隋炀帝下令修建丹阳宫，准备迁都丹阳。
巡幸天下，本来应当说是好事。对帝王来说，可以了解下情，有利于振兴国威，但是，如果出巡过频，也会使国家反受其害如隋炀帝后来把巡幸看成是游山玩水，以此满足帝王一己之欲，终会酿成祸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