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西夏画像：盛景与逝忆
唐荣尧
中国太需要一本《西夏史》了，这种需要源自于11～13世纪初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西夏王朝，在中国正史书写中的严重缺席以及蒙元帝国的偏见甚至仇视，使西夏被残酷地“开除了史籍”。因为史料的稀少和后代史学界的冷视，西夏曾经的辉煌变得遥远而神秘。
拒绝复制：一个真实的西夏
中国历史大屏幕上一闪而过的党项，是一个祖源复杂、存活久远、身影模糊的族群。他们从庞大而历史悠久的羌人中抽身而出，于汉唐期间，在青藏高原边缘交织的史地坐标中，亮出了命名自己的艰难过程，经过几百年时间，完成了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大迁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羌人建立的王国——大白高国。当时的中原北宋王朝习惯地称之为“西夏王朝”，因为她的创建者嵬名元昊的祖辈曾统领夏州，大白高国的地理位置在夏州之西。
190年的王朝期间：王朝的上层主体族群党项羌和其他民族一道创建了不少灿烂的文化，他们创制了“天书”一般的西夏文字；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尊奉孔子为文宣帝，并且对知识分子免除徭役；他们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术实物的发明创造者，他们在中央政府机构中设置专门掌管刻字的机构；他们引进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同时用这两种宗教的王朝，他们用53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原王朝1000年的译经工作；他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成文法律；他们有中国保存至今历时最长的古历书（连续86年）；他们先后经历了和宋朝、辽国以及和宋朝、金朝并立的两度“三国时期”。当开封的皇室女性将缠足作为一种时尚时，西夏皇室的女性将自己天然的双脚伸进马蹬，并招募大批民间没有缠足的女性跨上马背，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性正规部队“麻魁”。一个个走向权力最高处的女性，在西夏的大幕上，写下了女性的辉煌、私情、阴谋……
辉煌过后，灿烂归于宁静甚至死寂。蒙古铁骑和箭响过后，西夏帝国的大厦突然崩塌，归降者掩盖了自己的族群身份，逃亡者将一地背影撒向一个个神秘的角落。为了寻找西夏人后裔，我走进青藏高原东北部，从青海湖一带到阿尼玛卿雪山北麓，沿着黄河谷地穿过积石山进入甘南草原；穿越喜马拉雅山后进入中国和尼泊尔交界地带；深入澜沧江上游的藏族村落，探寻西夏信奉的藏传佛教之源头；多次进入川西高原羌族和嘉戎藏族部落；而那些和西夏有关的新疆大地、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乃至华北平原等地方，更是留下了我10年间穿越20个省区的背影和孤独。这些正是这本书除了自己的写作个性外，在传统的研究西夏的领域中，有着内容上的诸多突破的原因。
写作手法和原始资料的来源与取舍
19世纪末期，“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者、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深有感触地指出：中国人的读书能力很强，但却不做野外考察，所以中国人不能也不会学地质学。对于西夏研究者来说，李希霍芬的这个观点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习惯于在书斋里做学问，而疏于做野外调查，这不仅是传统金石学没有转变成为近代考古学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传统史学自司马迁后就掉进了书斋里，以致被书斋专家们垄断的原因。在传统的写史过程中，虽有上至司马迁，下至顾炎武等学者“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传统，但真正的实践者却寥若晨星。
这本书可能不为读者、评论界、专家接受，因为，若按照传统的史学著作阅读经验去阅读的话，会出现一定的障碍和难度，因此，请千万别把这本书当成一个历史学家完成的教科书。
柏杨先生曾经有这样一句话：“这些国（王朝）亡了后才编纂出来的正史，不过是一大堆人物传记的合订本，而这些传记，又多半取材于该人物的墓志铭、行传、家谱之类的一面之词。”本书的写作不同于传统史学家们的著作之处还在于，加了不少田野调查的资料和文学写作的色彩，站在一个亚洲背景下、中国背景下，审视西夏王朝在当时的历史大境遇中的政权较量、文化冲突、文明对话、科技竞争等，而且避免所谓的历史就是“一大堆人物传记的合订本”。
记者、诗人、行者、修者，这几种身份的自然融合使我永远不会成为任何类型的权利集体代言人，我选择了写作和思想上的独立，免得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我书写西夏史没有像一些历史学者那样复制历史或用小说家的手法演绎历史。对历史我是敬畏的，所以，我竭尽全力做到不去伤害它。
对于资料来源，和传统的西夏研究者不同的是，我把西夏放在当时的亚洲背景下来考量，这种历史背景会使西夏的生灭显得并不孤兀。而对这种背景的把握，需要《世界史纲》《亚洲史》《中亚史》等书籍中的信息走进我的视野。除了中国传统的正史资料、西夏历史中零星的资料外，对吐蕃（藏）、彝族、畏兀儿、纳西（摩梭）、吐谷浑、女真、契丹、回纥、突厥、匈奴、蒙古等和西夏有关的族群资料的采纳是件艰苦的事情，因为它们的获得依赖于我行走途中的那些异族朋友的收集、翻译工作；当地的方志、地方文献等资料的获取也很困难，比如青海省的《果洛州志》《海南州志》、康巴藏区的人文资料、后藏地区的夏尔巴资料、云贵高原上纳西族的文献等，皆是我亲身自费前往考察，费尽心血得到的。这些资料走进本书，不仅增加了它的内在丰富性，而且从另一个方面增加了一些观点的准确性。
在此鸣谢：围绕这本书问世的有关人士
任何一本专著的问世，都不可能是真正单独完成的。这本书能够出版和出版社领导、编辑及有关同事的协力合作分不开，我只能用努力来回报他们的厚望。在此，十分感谢国学大师文怀沙老先生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书名，十分感谢著名画家周一新先生应邀为本书特绘元昊画像。
为了避免传统历史书籍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因不时出现的文献出处而影响了阅读的畅通，我以每章后所附的“本章承惠”这种方式，鸣谢所引用的资料、书籍拥有者的智慧和努力，是他们的成果帮助了我。除了开创中国近现代西夏学研究的王静如等前辈外，尤其要对《西夏史稿》作者吴天墀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生导师《西夏社会》等专著的作者史金波先生表达敬意，还有几十年间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西夏文字研究的李范文先生以及散居北京、宁夏、甘肃等地的大批西夏学研究学者（孙宏开、聂鸿音、白滨、黄振华、罗矛昆、邓少琴、陈育宁、杜建录、牛达生、韩小忙、王天顺、陈炳应、杨满忠、束锡红等），是他们的努力，构建出了中国20世纪后期西夏学研究的方阵。
那些我身边的朋友、走在西夏之路上的朋友，他们这些年来一如既往地对我的帮助，甚至那些在各种心态下带给我伤害的人，我同样感谢：他们让我更增添了意志和力量。
一部书一旦付印后，就不属于作者了，它属于走进它的读者。读者和我同在，同在西夏之侧，要么度身而进；要么，侧身评说。
2009年9月30日
贺兰山下·西夏废都·兴庆府·三智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