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应、康泰
三国时吴国出使南海的官员。吴多江湖，东南又沿海，为适应水战和江海交通贸易，造船较发达。建安郡侯官（今福建福州）是造船中心。选自闽、粤的航海水手经常驾海船北航辽东，南通南海。黄武五年（226），大秦商人秦论从海道经交趾来到建业（即建康，今江苏南京），谒见孙权，谈及大秦风土民俗，到嘉禾年间（232～238）返回本国。约在黄武五年，交州刺史吕岱派中郎将康泰（生卒年不详）和宣化从事朱应（生卒年不详）出使南海诸国，进行外交活动。他们远至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诸国，是中国古代有历史记载的、最早航海到东南亚、南亚的旅行家。据说他们经历和传闻的国家有一百几十个，在扶南遇到中天竺的使臣陈宋，“具问天竺土俗”。回国后，朱应写下了《扶南异物志》一卷，记述他出使扶南等国的见闻，《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有著录，今已失传。康泰著《吴时外国传》（一作《吴时外国志》或《扶南记》、《扶南传》），已亡佚。《水经注》、《艺文类聚》、《梁书》、《通典》、《太平御览》诸书有所征引，为研究中国和南海诸国早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
法显
（337/342～418/423）东晋求法旅行僧、译经僧。俗姓龚。平阳郡（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后秦初年居长安，幼年出家，二十岁受比丘大戒。当时，汉地佛教已流行，佛经译出虽多，但缺乏完整的戒律。399年（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后秦弘始元年），法显以六十岁左右的高龄，立志西行寻求戒律。他和慧景、道整等从长安出发，沿途会合西行求法的智严等，出敦煌，过今新疆境内的大沙漠，逾葱岭，渡新头河（今印度河），经乌苌（今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及斯瓦特河流域）、犍陀卫、竺刹尸罗，至弗楼沙（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北天竺诸国佛徒皆师师口传，不见诸文字，他没有得到律藏典籍，决计远赴中天竺。同来僧有的中途死去，有的折回，这时只剩下道整同行。他们取道醯罗城（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附近著名考古遗址Hidda）、那竭国、罗夷国、跋那国、毗荼国到摩头罗国（今印度马土腊）。在中天竺，法显到过僧伽施国、饶夷城（即曲女城，今印度卡瑙季）、沙祗国（今印度勒克瑙）、拘萨罗国都城舍卫城（在今印度北方邦境内）、迦维罗卫城（在今尼泊尔西南，为释迦牟尼诞生地）、拘夷那竭国、毗舍离国、巴连弗邑（即华氏城，今印度巴特那）。法显在摩竭提国首都巴连弗邑留居三年，礼拜了王舍城、菩提伽耶（今伽耶）等地的佛迹，同时学习梵语，抄写戒律，得大众部摩诃僧祗律、说一切有部萨婆多众律和方等般泥洹经、杂阿毗昙心等经论梵本。道整留在佛国不归，法显为使律藏能流行汉地，决意东返。他从巴连弗邑经瞻波（今印度巴加尔普尔）到位于恒河口支流的多摩梨帝（在今塔姆鲁克），居住两年，写经画像，而后泛海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法显住该国两年，当看见商人用中国的绢扇供佛，不觉凄然泪下。在获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等经律后，再附商船横渡印度洋，又在耶婆提国（今爪哇或兼指爪哇、苏门答腊）停留五个月，然后航经南海、东海，历尽艰辛，于东晋义熙八年（412）返抵青州长广郡牢山（山东青岛崂山）南岸。
法显返国次年即赴东晋首都建康，在道场寺与北天竺僧人佛陀跋陀罗合译了带回的摩诃僧祗律、大般泥洹经、杂阿毗昙心论等6部63卷经律。大般泥洹经的译出影响最大，有助于传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义谓不具信心、断了善根的恶人）皆得成佛”的涅宗教义。法显后到荆州，卒于辛寺，终年约86岁（一说82岁）。
法显记述他十多年中巡礼三十余国的行程，写成《佛国记》一卷，又名《法显传》、《历游天竺记传》。这是5世纪初亚洲佛教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友好往来以及中天竺笈多王朝超日王时代的重要史料。19世纪时，法、英等国先后出版了译本，清朝末年丁谦曾作地理考订，国外译著以1936年出版的日本学者足立喜六的《法显传考证》最为翔实。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章巽校注的《法显传校注》是目前流行最好的版本。
宋云
北魏时西行求法者。生卒年不详。敦煌人。为侍应太后的主衣子统。北魏明帝神龟元年（518）十一月，受胡太后之命，与崇立寺沙门惠生（亦作慧生）、法力等出访天竺，礼佛迹，献礼品，求佛经。一行从洛阳出发，入吐谷浑，受后者庇护取道今青海省入西域，经鄯善、左末（今新疆且末）、捍（媲摩，Phema）、于阗等地入钵和国（Wakhan，今阿富汗瓦汉山谷），至哒国境。宋云等谒见哒王之后，于神龟二年入乌场国（乌苌或乌仗那，今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及斯瓦特河流域）。此后，宋云、惠生在天竺广礼佛迹，访问乾陀罗（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等地。正光三年（522），携大乘经论170部返回洛阳。《旧唐书·经籍志》地理类、《新唐书·艺文志》地理类均著录有宋云撰《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当是宋云西行之见闻录，惜此书与《惠生行传》一卷均已亡佚。今赖547年前后成书的《洛阳伽蓝记》引述的宋云《家纪》、惠生《行记》、《道荣传》等得知宋云等人的西行梗概。
裴矩
（547或更前～627）隋及唐初政治家。隋末以经营西域而知名。原名世矩，因避唐太宗讳而去世字。字弘大。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初仕北齐，齐亡入周，北周末年杨坚执政时被召用。杨坚代周，建立隋朝，矩为近臣，参预平陈之役，继而经略岭南，北抚突厥族启民可汗。又与牛弘等参定隋礼。隋炀帝即位后，矩甚受重用，与苏威、宇文述、裴蕴、虞世基等参掌朝政，并称为“五贵”。
裴矩一生最重要的活动是为炀帝经营西域。当时西域诸国多至河西甘州（今甘肃张掖）与隋互市。大业元年（605）至九年间，他至少四次来往于甘州、凉州（今甘肃武威）、沙州（今甘肃敦煌），大力招徕胡商，并引致西域商队前往长安、洛阳等地，以首都贸易取代边境贸易。裴矩深知炀帝远略野心，尽力收集西域各国山川险易、君长姓族、风土物产等资料，绘画各国王公庶人服饰仪形，纂成《西域图记》三卷，并别造地图，注记各地险要，献于炀帝。炀帝即将经营西域事宜悉以委任给他。矩引致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等入朝，并积极策划打击西域贸易的竞争者——吐谷浑。大业四年，隋诱使铁勒攻击吐谷浑；五年，炀帝亲征吐谷浑，拓地数千里。稍后，炀帝又派薛世雄进军伊吾，于汉旧城东筑新伊吾。矩同往经略，巩固了隋与高昌的联系。大约由于裴矩建议，炀帝曾派云骑尉李昱出使波斯，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宾（通指今克什米尔，但隋代一度指漕国，今阿富汗加兹尼；唐代一度指迦毕试，今阿富汗贝格拉姆）、摩揭陀国的王舍城（今印度比哈尔西南拉杰吉尔）、史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勃兹）、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等地。大业十四年，宇文化及杀炀帝，任裴矩为尚书右仆射。化及败，矩转事窦建德。建德败，矩降唐。武德八年以太子詹事兼检校侍中，后又为民部尚书。裴矩八十岁精明不减，历事诸主，均受礼遇，以熟悉故事，常受咨询。贞观元年（627）卒。
所撰《西域图记》记载了四十四国情况，可惜原书已佚。现仅存书序，记述了自敦煌至西海（今地中海）的三条主要路线，是关于中西交通的重要史料。此外，他还著有《开业平陈记》十二卷、《邺都故事》十卷、《高丽风俗》一卷，与虞世南共撰《大唐书仪》十卷，均佚。
玄奘
（600或602～664）唐初佛教高僧，杰出的翻译家和旅行家。俗姓陈，名讳。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南缑氏镇）人。玄奘13岁出家于洛阳净土寺，法名玄奘。武德元年（618）至成都从道基、宝暹等受学，崭露头角。后又游历荆州（今湖北江陵）、吴会（今苏南、浙东地区）、相州（今河南安阳）等地，讲学、问难，颇有心得。武德末到长安大庄严寺挂褡（游方僧人于所至寺院歇住居留）。他游历各处，接触各派理论，深感其中疑难问题甚多，疑原有译经讹谬，遂发愿亲至印度，广求异本，以为参验。恰逢印度僧人波颇密多罗到长安，向他介绍了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巴腊贡村与旧王舍村之间）戒贤法师的讲学规模和他所讲授的《瑜伽师地论》，更坚定了玄奘赴印度求法的决心。
贞观元年（627，另有贞观二年、三年说），他从长安出发，经凉州（今甘肃武威），违反当时出关禁令，偷越玉门关，孤身穿越沙碛，历尽艰辛，到达高昌，而后取道焉耆。龟兹，越凌山，经粟特（见昭武九姓）诸国境，过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兹嘎拉山口），人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国境，而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入北印度。他在印度各处游历，到过尼泊尔南部，转而巡礼佛教的六大圣地。贞观四年到达那烂陀寺，拜戒贤为师，学习五年。又向附近的杖林山胜军论师学习。他遍访五印度，沿恒河东经孟加拉，至迦摩缕波（今印度阿萨姆邦的西部），循印度东海岸南行到达达罗毗荼（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和僧伽罗（今斯里兰卡）隔海相望。折向西北经摩诃刺陀，瞻仰阿旃陀石窟（在今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加巴德西北，瓦哥拉河曲）。最西经历狼揭罗（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东南一带）。他曾进入印度半岛的腹地（今昌巴尔河流域东南地区），又西行沿印度河北上至钵伐多（今克什米尔南部查谟；一说巴基斯坦旁遮普哈拉巴）。贞观十四年重又回到那烂陀寺。戒贤法师命他在寺讲学，他撰述《会宗论》三千颂（今佚），调和分歧，阐明“空”“有”两宗异途同归，声名传播五天竺（古印度的别称，今南亚次大陆）。迦摩缕波国童子王和羯若鞠阉国戒日王（即中国史籍中常见的摩揭陀国王尸罗逸多）在曲女城举行佛学辩证大会，邀请玄奘参加。玄奘在会上为论主，提出《制恶见论》一千八百颂，博得极高荣誉，被称为“大乘天”。次年春，他携带搜集到的佛经657部以及佛像、花果种子等返国，自今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东北，折向东，穿越帕米尔高原南侧的瓦罕山谷，取道天山南路，经于阗、且末，于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回到长安。玄奘取经之行，历时十数年，行程五万里，是中古史上一次艰险而伟大的旅行。由玄奘口授、弟子辩机笔录的《大唐西域记》是玄奘亲见亲闻的旅行记录，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此书记载正确，故为近代学者在中亚、印度等地进行考古发掘的指导书，因此有人将其作用比拟为鲍桑尼乌斯（Pausa-nius）书之于指导雅典考古上的作用。
玄奘历尽艰辛去印度求法唐太宗非常重视玄奘的胜利归来，命令宰相率领朝臣远出迎接，并在洛阳接见玄奘。随后命宰相房玄龄选取、调集硕学高僧，组成规模宏大的译场，协助他翻译佛经。这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一次译经活动。他与后秦的鸠摩罗什、陈朝的真谛和唐中叶的不空齐名，成为四大翻译家之一。译经工作组织严密，有“译主”，就梵本用华语进行翻译。有“笔授”，将译主翻译之义用文字记录下来，又称“缀文”。有“润文”，对所录文字进行润色。有“证梵本”，以译出之文，核对梵本。有“证义”，推敲已译出之经文是否合于佛义。有“校勘”，核对文字。有“正字”，检查书写的文字是否合于规范。玄奘自为译主，笔授、证义者都是名僧。以直译为主而适当采取意译，不损原意而又便于理解。共译出佛经74部（一作75部），1335卷，通过这次译经活动，玄奘培养了一批弟子，著名的如圆测（新罗人）、窥基、慧立、玄应等。
玄奘在佛教理论上属于法相宗，主张“唯识论”，认为“识”（人们内心存在的真理种子）是一切自然事物和心理现象的起源。他是一个主观唯心论者。经过他的宣传，法相宗在初唐成为最显赫的宗派，但为时不久即告衰落，唯在日本、朝鲜等地有所发展，日本的法相宗一直存在到今天。玄奘又介绍了印度的因明学，即逻辑推理的方法。因明学在印度本非佛教徒所创，但后来佛教徒也精研这种逻辑理论，特别是法相宗的大师陈那（印度人）深有成就。玄奘译因明二论，即是介绍陈那之学。它在中国学者中立即引起广泛兴趣，唐初人吕才曾作《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与玄奘进行讨论。
玄奘取经回长安
玄奘死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旧唐书》本传作显庆六年，661），葬于长安兴教寺（在今西安市南郊）。生平事迹见慧立、彦惊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由于他的取经活动受人钦佩，使他后来逐渐变为神话中的人物。唐中叶就有关于他的传说，宋代出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明代又有《西游记》，使唐僧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王玄策
唐初贞观十七年至龙朔元年（643～661）间三次出使印度（一说四赴印度）的使节。曾官融州黄水县令，右卫率府长史。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印度摩揭陀国（Magadha）国王曷利失尸罗迭（逸）多（Harsha sīladitya，即戒日王）继玄奘访问该国之后致书唐廷，唐命云骑尉梁怀回报，尸罗迭多遣使随之来中国。贞观十七年三月，唐派行卫尉寺丞李义表为正使、王玄策为副使，伴随印度使节报聘，贞观十九年正月到达摩揭陀国的王舍城（今印度比哈尔西南拉杰吉尔），次年回国。贞观二十一（或二十二）年王玄策又作为正使，与副使蒋师仁出使印度。未至，尸罗迭多死，帝那伏帝（今印度比哈尔邦北部蒂鲁特）王阿罗那顺（Arunasva）立，发兵拒唐使入境。玄策从骑30人全部被擒，他本人奔吐蕃西境求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发兵一千二百人，与泥婆罗（今尼泊尔）王那陵提婆（Narendradeva；一说是Amsuvarman）兵七千骑及西羌之章求拔兵共助玄策，俘阿罗那顺而归。高宗显庆三年（658，一说显庆二年）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次年到达婆栗阉国（今印度达班加北部），五年访问摩诃菩提寺，礼佛而归。
玄策几度出使印度，带回了佛教文物，对中印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著有《中天竺国行记》十卷，图三卷，今仅存片断文字，散见于《法苑珠林》、《诸经要集》、《释迦方志》中。近年，人们在洛阳龙门石窟发现了王玄策的造佛像题记。
义净
（635～713）唐代泛海赴印度的求学僧、译经师。俗姓张，字文明。齐州（今山东济南）人，祖籍范阳（今北京）。幼时出家，遍访名师，专研戒律。他敬慕法显、玄焚业绩，立志西游。咸亨二年（671）37岁时，只身自今广东番禺附波斯船赴印度，四年二月在恒河口之多摩梨帝（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浦尔县塔姆鲁克）登岸，此即昔日法显登舟离印返国之处。义净在印度13年，历30余国，其中以在王舍城北的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巴腊贡村与旧王舍村之间）留学时间最久。先后得梵本经、津、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武周垂拱元年（685）离开那烂陀，仍循海路归国，又在南海滞留近十年，于证圣元年（695）到达洛阳。
义净归国后，备受唐廷优礼，武则天赐予三藏之号，安置他在洛阳佛受记寺，使之专心译经。义净先与于阗僧实叉难陀等共译《华严经》，对华严宗的建立有很大贡献。久视元年（700）以后，义净自行翻译，计在东、西两京先后译出佛典56部，230卷，另有未定稿七八十卷。从义净的译作来看，他用力最勤并热心加以传布的是律部。当时帮助他润色文字的有崔堤、卢灿、李峤，韦嗣立、赵彦明、张说、苏等文士。先天二年（713）义净卒，葬于洛阳延兴门东之平原，卢灿撰有塔铭。
义净的著述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五种。《寄归内法传》四卷记述了室利佛逝（尸利佛逝，或简作佛逝，学者大多认为，唐时其都城为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巨港或占碑）、末罗游（末罗瑜，一般认为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占碑河流域）、羯茶（一般认为即今马来半岛西岸吉打一带）、裸人国（今尼科巴群岛，某些学者认为兼指安达曼群岛等地以及印度本土）等东南亚地区的社会、文化情况，特别是佛教流行的情况。其中有关羯荼、裸人国等地区的记载可与9世纪以来阿拉伯地理文献，如伊本·胡尔达德比赫（Ibn Khurdādhbih）的《道里与诸国志》的记载相互印证。《求法高僧传》二卷记载了约六十名僧人赴印求法的行程。这些僧人多舍陆而泛海，反映了7世纪下半期吐蕃雄据西域、黑衣大食东侵呼罗珊、吐火罗故地而造成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是研究7世纪中外交通史的要籍。他翻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孔雀王经》等对日本奈良、平安时期（8～12世纪）的佛教有重要影响。
杜环
《经行记》作者。唐中叶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通典》作者杜佑的族子，生平不详。天宝十载（751），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与大食军战于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唐军大败，被俘甚众。杜环从军在营，被俘往亚俱罗（今伊拉克巴格达南库法），后于宝应元年（762）附商船回到广州。著《经行记》，记述其在被俘时期的经历及见闻。
《经行记》原书久佚，唯杜佑于《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典》摘引数段，《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通志》、《文献通考》均有转引。这些残存文字是记述8世纪中叶前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及西亚、中亚各国情况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所记有拔汗那国（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撤马尔罕）、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拂国、摩瞵国（今地未详）、波斯国（今伊朗）、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附返）、大食、朱禄国（末禄国，今土库曼斯坦马里）、苫国（今叙利亚）等国，包括今中亚及西亚各地。文中记载了唐朝被俘流落在大食国都亚俱罗的工匠有金银匠、画匠、绫绢织工、造纸匠等，反映中国古代工艺技术的西传。其对伊斯兰教的记述至为简要正确。有关大秦法、寻寻法的记载也是重要的宗教史资料。
鉴真
（688～763）唐代赴日传法名僧。日本常称为“过海大师”、“唐大和尚”。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14岁（一说16岁）于扬州大云寺出家。曾巡游长安、洛阳。回扬州后，修崇福寺、奉法寺等大殴，造塔塑像，宣讲律藏。四十余年间，为俗人剃度，传授戒律，先后达四万余人，江淮间尊为授戒大师。
日本的唐招提寺为鉴真大师所建当时，日本佛教戒律不完备，僧人不能按照律仪受戒。733年（日本天平五年），僧人荣、普照随遣唐使入唐，邀请高僧去传授戒律。访求十年，决定邀请鉴真。742年（唐天宝元年）鉴真不顾弟子们劝阻，毅然应请，决心东渡。由于地方官阻挠和海上风涛险恶，先后四次都未能成行。第五次漂流到海南岛，荣病死，鉴真双目失明，751年（唐天宝十载）又回到扬州。
经过十二年努力，鉴真终于在753年（唐天宝十二载）冬搭乘日本遣唐使团的船东渡，同行弟子中包括尼三人和胡人安如宝、昆仑人军法力、占婆人善所。鉴真所乘船于754年1月17日（日本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二十）到达萨摩国川边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县川边郡秋目浦），一个多月后（754年3月2日）在盛大隆重的欢迎下进入首都奈良。
当年（日本天平胜宝六年），鉴真在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日本僧人在称为“三师七证”的十位和尚参加下出家受戒，此为日本正规受戒之始。天皇任命鉴真为大僧都，成为日本律宗始祖。759年（日本天平宝字三年）他建立的唐招提寺开基。鉴真携带不少佛经、佛像、佛具等到日本，虽已双目失明，还鉴真纪念堂能协助校订写本佛经的讹误，用嗅觉鉴定草药。同行弟子有的擅长雕塑、绘画、建筑等，传播了唐朝文化。
763年（日本天平宝字七年、唐广德元年）鉴真圆寂。他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弟子为他所塑干漆夹像，一千二百余年来，始终受到日本人民的景仰。1980年，日本曾送这座塑像短期来华，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佳话。
圆仁
（794/793～864）日本入唐求法的天台宗僧人。俗姓王生氏。下野国（今日本枥木县）人。9岁出家，师事广智，15岁师事最澄。838年随遣唐使到中国，847年携带大批经典和佛像、佛具等自登州（今山东蓬莱）乘船归国。在京都比山延历寺任第三世天台座主，兼传密教，著《金刚顶经疏》、《苏悉地经略疏》，为日本天台密教奠立了基础，圆寂后，朝廷赐号慈觉大师，为日本大师称号之始。
圆仁留唐近十年，他广泛寻师求法，曾到五台山巡礼，足迹遍及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诸省，并留居长安近五年。他用汉文写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唐代历史的宝贵资料。圆仁的记述涉及唐王朝皇室、宦官和士大夫之间的政治矛盾，他与李德裕、仇士良的会见，社会生活各方面如节日、祭祀、饮食、禁忌等习俗，所经过的地方的人口、出产、物价，水陆交通的路线和驿馆，新罗商人在沿海的活动和新罗人聚居的情况等等。关于唐代南北佛教寺院中的各种仪式等，圆仁更有详细记载。他在唐时适值武宗废佛，关于845年（唐会昌五年）正式下诏废佛之前对佛教徒的种种迫害措施以及朝廷大臣、宦官对废佛的不同态度，不同年龄的僧尼和外国僧人所受的不同待遇等等，在其书中都留下了生动的第一手资料。
莲华生
在吐蕃传播密宗的名僧。藏名贝玛琼涅，原是乌苌国（今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及其支流斯瓦特河一带）王子，出家为僧，故藏语中也称之为乌苌大德或乌苌大师。8世纪中叶应吐蕃赞普弃松德赞之请入藏传布密宗。藏地本来流行钵教，钵教和赞普提倡的佛教进行着十分激烈的斗争，这一宗教斗争反映着赞普王权与藏地贵族世家的权力之争。赞普先聘请印度瑜伽中观派论师寂护（亦译作静命，Sāntaraksita），入藏弘扬佛法，然而寂护的说教不足以克服钵教势力的抵抗。赞普继又聘请莲华生入藏弘法。在与钵教斗争的过程中，擅长符咒的莲华生显然比寂护更起作用，因而使藏地佛教带上了密宗色彩。他不仅被奉为西藏密宗宁玛派（红派）的祖师，而且也受西藏喇嘛教其他各派的敬奉。
莲华生在西藏佛教史上另一重大事迹是他协助藏地最早的佛教寺院——桑鸢寺（bsam-yas）的奠基工作，并参与其开光典礼。莲华生在藏五十余年，约在802年返回故土。
李殉
唐末五代时期侨居成都的波斯人后裔（一说唐肃宗、代宗时人，证据不足）。字德润。有诗才，著有《琼瑶集》。卖药为业，纂有《海药本草》四卷，记载大食、波斯等地医用药物。唐玄宗时郑虔著《胡本草》、唐宣宗时段成式著《酉阳杂俎》都对海外名香奇药有所记载，但是不如李殉书完备。《海药本草》原卷已佚，其中多条材料散见于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李殉一族的事迹很值得注意。李殉兄弟五人，祖父波斯人。四弟，字廷仪，亦称李四郎，也以出售香药为生业。中和元年（881），唐僖宗因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而逃至成都，授李为率府率（皇太子侍卫军的将领），李因有诗名也得预“宾贡”之列，参加科举考试。妹舜弦，为前蜀王衍昭仪，尤以诗才闻名。
蒲寿庚
宋、元之际的大商人。祖籍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南宋时随其家由广州移居泉州。他拥有大量海船，是福建沿海地区的商人首领。自宋理宗淳五年或六年（1245或1246）至宋恭帝德元年（1275），蒲寿庚为泉州提举市舶30年。当宋度宗咸淳末（1271～1274），与其兄寿因子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制置使。后又授福建、广东招抚使，统领闽、广海舶，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降元。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1278），蒲寿庚被任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同年奉元世祖之命招谕海外，恢复互市，对恢复海外贸易起了一定作用。
也里可温
元朝人对基督教徒和教士的通称。又译作也里克温、也立乔。或称迭屑（tarsa），即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见的“达娑”，是袭用波斯人对基督教徒的称呼。也里可温一词的语源迄无定说，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源自希腊语ερχωυ。基督教的聂思脱里一派在唐初传入中国，称大秦景教。845年唐武宗灭佛，所有西来的宗教都被禁止，景教遂趋绝灭。辽、金时期，它在中国西北和北方的一些游牧民如乃蛮、克烈、汪古等部中又颇为盛行。蒙古几次西征中，大批西亚、东欧的基督教徒被裹胁或俘掠东来，充任官吏、军将、工匠或勒充驱奴，其中大多数随着蒙古统治者进入内地，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据载元初仅大都地区就有聂思脱里派教徒三万多人，设有契丹、汪古大主教区管理，西北地区还有唐兀等大主教区的设置。罗马天主教则是在1294年左右由教皇派遣东来的圣方济各会士孟特·戈维诺所传入。戈维诺在大都城中曾建有教堂两所，先后受洗礼的约有六千人。所有组成为左卫、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的阿速人都是天主教的信奉者，人数达三万。罗马教廷在1307年正式任命孟特·戈维诺为大都大主教与东方总主教。随后在泉州也建立了主教区。
元朝对于各大宗教的基本政策是广蓄兼容。基督教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一样，可以自由传教，为皇帝祷告祝寿。在中央设立崇福司，秩从二品，掌领马儿（mar，景教主教的尊称）、哈昔（hasia，僧侣）、列班（rabban，教师）、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仁宗延佑二年（1315），改司为院，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72所，足见当时基督教在全国分布之广。在元朝的公牍中，常以也里可温与各路诸色人户并举，也说明这种人遍及各路，人数相当多。以镇江为例，就建有大兴国、云山、聚明、四渎安、高安、甘泉、大光明、大法兴等八所聂思脱里教派的道院；在3845家侨寓户中，也里可温为23家。元政府对待也里可温人户，同佛、道、答失蛮和儒户一样，优免差发徭役，但规定“种田人租，贸易输税”。这些教徒依仗政治上的种种特权，多方逃避赋税，因此这一条规定屡申屡坏。当时的大商人中，不少是基督教徒。任平章政事、领崇福使的爱薛，镇江府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御史中丞马祖常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基督教徒。其他以政事、特长而见于记载的基督教徒甚多，他们中有的已具有颇高的汉文化修养。
随着元朝的灭亡，基督教又一度在中国泯灭。直到明朝后期，才又见天主教东来的记载。
答失蛮
元代伊斯兰教士称号。或作达失蛮、大石马，宋代文献曾译作打厮蛮。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徒尊称其教师、神学家为Dānish-mand，波斯语“有知识者”之意，方言作Dāshumand。《长春真人西游记》载：寻思干（今撒马尔罕）“国中有称大石马者，识其国字，专掌簿籍”。蒙古人最初接触的是中亚伊斯兰教徒，故用此称号来概称伊斯兰教士，蒙古语作da man，答失蛮即其音译。其职为掌管密昔吉（阿拉伯语mesjid的元代音译，即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学校（madrasa），主持诵经、祈祷及教育等宗教事务。元朝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政策，答失蛮与和尚、先生（道士）、也里可温大师（基督教教士）同被视为“告天祝寿底人”，享受免除赋役的特权，但规定需是“在寺住坐”，别无营运产业者。元代入居中国的伊斯兰教徒（见木速蛮）很多，大都、上都及外省各城邑皆有其聚居地区，各有答失蛮掌教务，哈的大师（阿拉伯语qadi，伊斯兰教法官）掌审判。答失蛮多经营商业，且夹带、影蔽俗人做买卖不纳商税，亏损国家课收，元朝曾多次下令禁止，但效果不大。答失蛮也被用作人名。
木速蛮
元代伊斯兰教教徒的译名，又作谋速鲁蛮、没速鲁蛮、铺速满，波斯语musulmān的音译，即阿拉伯语Muslim（穆斯林）。元代汉文文献中通常将西域各族木速蛮称为回回。但回回之名有时也被用于称呼信奉其他宗教的西域人，如称犹太人为“术忽回回”等。
元朝境内的木速蛮，大部分是蒙古西征以来从中亚、波斯各地所俘的工匠和其他平民，先后签调来的军队，入仕于元朝的官员和学者，以及来中国经商因而留居的商人；小部分是唐宋时期寓居中国的大食、波斯人的后裔。蒙古西征中，每克一城，照例都要括取工匠和俘掠妇孺为奴，仅花刺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被迁往东方的工匠就超过十万人，撒麻耳干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被俘工匠也达三万人。还有许多青壮年被签为军队，充当前锋，有不少人随蒙古军东来。这些被迫东迁的中亚人多数是木速蛮。木速蛮商人素以善于经商闻名，早在蒙古兴起以前，他们就经常来往于蒙古高原和西域、中原各地，操纵了游牧民与农业地区间的贸易。成吉思汗建国后，许多木速蛮商人投充蒙古贵族的“斡脱”，替他们经商、放债牟利。1218年，成吉思汗命诸王、大臣各派部属二三人组成了一支450人的大商队，赴花刺子模贸易，成员全是木速蛮。随着蒙古对西域诸国的征服和驿道的设立，东西交通更加便利，蒙古统治者对西域商人又给予种种优待，因此元代来中国经商的西域各地木速蛮商人远较前代为多。
木速蛮在元代属色目人的一种，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
蒙古统治者为防制汉人、南人，重用色目，许多木速蛮上层人物成为蒙古国和元朝的高宫显宦。著名者如花刺子模人牙老瓦赤，从窝阔台汗末年到蒙哥汗时代（除乃马真皇后称制期间外）一直担任统辖中原汉地的札鲁忽赤（汉称燕京行尚书省事）；大商人奥都刺合蛮以扑买中原课税，被窝阔台任命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世祖时的赛典赤父子、阿合马，武宗至仁宗时的合散（一译阿散）、泰定帝时的倒剌沙、乌伯都剌等人，都位至丞相、平章，掌握朝廷大权。在其他中央衙门和地方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为数更多。至元二年（1265）元朝定制：以蒙古人任各路达鲁花赤，汉人任总管，回回工任同知；五年，下令革罢汉人任达鲁花赤者，但回回人己任的仍旧；次年又规定，准许任用回回、畏兀儿等色目人为达鲁花赤。以镇江路为例，世祖至文宗时期的二十一任达鲁花赤中，有回回五人；所属录事司和各县达鲁花赤中，回回居1/3左右。
木速蛮商人在元朝的国内外贸易中势力尤大。他们的活动地域遍及全国各地，且深入至极北的吉利吉思，八刺忽（在今贝加尔湖地区）等部落。元人说，其“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据中统四年（1263）的户口登记，中都（后改大都）就有回回人户2953户，其中多是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在泉州、广州、杭州等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唐宋以来就有不少大食商人寓居，入元以后，由于元朝统治者倚重木速蛮商人经营海外贸易，他们的势力更盛。泉州大食人蒲寿庚南宋末任市舶提举，叛宋降元后，官至中书左丞，为福建行省长官，其于蒲师文任宜慰使左副元帅，父子世掌市舶，富贵冠一时。蒲氏女婿回回富商佛莲，拥有海舶八十艘，家产仅珍珠就有130斛。元朝皇室常以虎符、圆牌、驿传玺书授予木速蛮商人，遣他们赴西域各国购买奇珍异物；他们贩运来奇珍异物上献后，又索要巨额“回赐”价值，称为“中卖”，成为元朝财政的一项沉重负担。
从中亚、波斯各地迁来的大批木速蛮工匠，被编入元朝政府或诸王贵族所属的工局，从事纺织、建筑、武器、造纸、金玉器皿、酿酒等各种行业的劳作。他们生产的“纳失失”（波斯语nasij，织金锦缎）最著名，是缝制元朝宫廷宴飨礼服“只孙服”的主要原料。专门织造纳失失的荨麻林（今河北张家口市西洗马林）匠局，就是窝阔台汗在位时以回回人匠三千户所置，其中大部分是撤麻耳干人；同时设置的弘州（今河北阳原）纳失失局，领有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教习从中原各地签括来的工匠织造纳失失。元世祖时，伊利汗阿八哈遣来的回回炮匠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等，所造回回炮（抛石机）能发射一百五十斤重的巨石，比中国原有的抛石机优良，于是元朝政府从全国各地签括匠人，成立回回炮手军匠万户府，在他们指导下制造、使用回回炮。西域木速蛮工匠的迁入，促进了中西手工业技术的交流和元代手工业的进步。
元代是中国多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重要时期，入居的木速蛮对元朝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一方面，他们带来了伊斯兰国家的天文学、医学、地理学、建筑术、文史、音乐等多方面的科学文化成就，更加丰富了中国文化。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应忽必烈之召东来，撰进万年历，并制造了一套西域天文仪器。元朝政府特立回回司天台，掌观测衍历，以札马鲁丁为提点，集中了一批木速蛮天文学家在其中工作。由于元代全国各地都有许多木速蛮居民，回回历也成为元朝通行的历法之一。在元朝宫廷和民间都有不少木速蛮医生，用他们本国的医术和所谓“回回药物”治病，常有奇效，被称为“西域奇术”。元朝中书省礼部属下设有常和署，专一管领回回乐人，回回乐也成为中国音乐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木速蛮人久居中国，学习汉族文化，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如赡思、萨都刺、高克恭、丁鹤年等，他们的作品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之一。
木速蛮移民入居元朝后，仍世代保持伊斯兰教信仰及其制度和习俗。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政策，因其俗而治其民。根据成吉思汗的“札撤”，给予伊斯兰教掌教人员答失蛮等以免除赋役的优待；伊斯兰教的礼拜寺（mesjid，元代音译密昔吉，俗称回回寺），和佛寺、道观一样得到政府的保护。木速蛮的宗教活动和生活习俗都不受限制。元朝政府设置“回回哈的司”（哈的，qadi，阿拉伯语，伊斯兰教法官称号），掌管木速蛮的宗教事务及刑名、词讼诸事，使自治其徒。至大四年（1311）元仁宗即位后，罢回回哈的司属，规定“哈的大师止令掌教念经，回回人应有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并从有司问之”。天历元年（1328），因木速蛮大臣倒刺沙等拥立泰定帝子，与元文宗对抗，文宗下令罢回回掌教哈的所，并命各地追究倒刺沙的同党，木速蛮势力受到一次较大打击。但不久文宗即诏谕中外：“凡回回种人不预其事者，其安业勿惧。”可见这只是一次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不涉及宗教或民族斗争。元未来中国旅行的摩洛哥人伊·拔图塔报道说，当时中国每城都有木速蛮的居住区，各有一主教（Shaikh al-Islam）总管有关教民的一切事务，一“哈的”掌审判（大概木速蛮们自相诉讼仍由哈的决断是非）；各地木速蛮都在自己的居住区建有礼拜寺，以为祈祷之所。据至正八年（1348）中山府（今河北定县）《重修礼拜寺记》碑文载，当时“回回之人遍天下”，“近而京城，外而诸路，其寺万余”。木速蛮移民散居在中国各地，编入当地户籍，另为一类，通称回回户。元朝政府规定，除答失蛮等掌教念经者外，一般回回民户，需与其他民户一样负担赋役。回回人长期与汉族人民相处，经历数代，受到汉文化日益深刻的影响。他们习汉语，读儒书，并仿效汉人的姓氏名号定姓立名，自元中叶以后逐渐普遍。但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他们仍保持自己的宗教习俗，世代不易，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居民，后来形成为中国的回族。
普兰诺·卡尔平尼
（约1182～1252）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务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最早来到蒙古高原的罗马教皇使节。历任德国、西班牙、萨克森等教区的大主教。1241年，蒙古军攻入孛烈儿（波兰）、马札儿（匈牙利），欧洲震惊。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集宗教大会，商讨对策，并先派遣教士出使蒙古，劝说他们停止杀掠和侵犯基督教国家，并了解蒙古人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情况。当年4月，普兰诺·卡尔平尼携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书信，从里昂出发，取道孛烈儿、斡罗恩，于1246年4月，抵达也的里河（今伏尔加河）畔，谒见拔都汗。拔都命他前往蒙古觐见大汗。7月，到达和林附近的昔刺斡耳朵。8月，参加了蒙古诸王大将推举贵由为蒙古大汗的盛典。11月，他带着贵由汗答教皇的诏书仍由陆路西归。1247年秋，回到里昂，向教皇复命，并呈上贵由的诏书，以及他用拉丁文写的出使报告《蒙古史》。书中生动具体地记述了13世纪蒙古人的社会经济、风俗习惯、宗教、政治、习惯法和蒙古军队组织、武器、作战策略等情况，及其旅行历程，是研究早期蒙古史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卢布鲁克
（约1215～1270）法国人，圣方济各会士。他是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亲信，1248～1250年，曾伴随路易九世参加第七次十字军东侵。1253年，奉路易九世之命前往蒙古人处传教，并了解有无可能拉拢蒙古统治者，作为西欧各国发动的十字军东侵的同盟者参战。卢布鲁克从地中海东岸阿克拉城（Acre，今海法北）出发，渡过黑海，于同年秋到达伏尔加河畔，谒见拔都汗。拔都认为自己无权准许他在蒙古人中传教，便派他去见蒙古大汗蒙哥。12月，卢布鲁克到达和林南汪吉河（今蒙古翁金河）蒙哥冬季营地。1254年1月，他觐见蒙哥。4月，随同蒙哥来到蒙古国都城和林。7月，他带着蒙哥致路易九世的国书西归，于1255年回到地中海东岸。一年后，他用拉丁文写成了给路易九世的出使报告，即《东方行记》。他根据耳闻目睹，生动具体地记述了13世纪蒙古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等情况，还仔细记述了沿途所经山川湖泊、各地、各城以及不里阿耳、马札儿、钦察、阿兰、畏兀儿等各族的情况，是研究早期蒙古史、中世纪历史地理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爱薛
（1227～1308）仕于元朝的基督教徒。叙利亚西部操阿拉伯语的拂林人，出身于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徒世家，祖名不阿里，父名不鲁麻失。爱薛又泽海薛或也薛，均为阿拉伯语’Isa的音译，与今天译自西欧语的耶稣（Jesus）同名。1246年，叙利亚聂思脱里教派长老审温列边阿答（Simeón Rabban-ata）东来参加贵由即位大典，盛称不鲁麻失的才能。蒙哥之母唆鲁禾帖尼笃信基督教，奏请贵由汗遣使邀请，不鲁麻失以年高推辞。爱薛继承家学，通晓西域多种语言，擅长星历、医药之术，代父应召，入侍贵由汗及唆鲁禾帖尼母子。爱薛娶唆鲁禾帖尼同族侍女为妻，夫妻俩曾当过蒙哥汗公主的傅父和傅母，故深为蒙哥一家所亲信。
忽必烈（见元世祖忽必烈）即汗位，爱薛仍当侍从，建议设西域星历、医药的官署。至元十年（1273），爱薛所创的京师医药院改为广惠司，仍由他管领，附带为有残疾的穷苦人治病施药。爱薛从基督教徒的立场出发，谏止忽必烈大作佛事。十六年，往八刺忽、火里、吉利吉思等地捕鹰隼的回回人，所过之处，羊非自杀者不吃，骚扰百姓。忽必烈下诏，禁止回回于自家杀羊，违者定罪，奴仆首告者释为良人，犯禁者财物都赏给首告人。爱薛等支持下达和推行这一禁令，回回受到沉重打击。
爱薛因通晓多种语言，曾多次以怯里马赤（kelemüci，译人）的身分出使。二十年，奉诏随孛罗丞相出使伊利汗国，于次年冬会见伊利汗阿鲁浑。二十二年，阿鲁浑致书教皇，提到爱薛等人的到来。孛罗被阿鲁浑所留用。爱薛备尝艰险，历时两年返回大都，以阿鲁浑汗所赠礼物进见。忽必烈认为他“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倍加器重。二十四年，爱薛被任为秘书监卿，掌历代图籍和阴阳禁书。二十六年，元廷置崇福司专管也里可温十字寺（基督教堂）礼拜等事，爱薛兼崇福司使。三十一年，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加授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大德元年（1297），遥授平章政事。十一年，武宗即位，封爵秦国公。至大元年（1308），卒于上都。皇庆元年（1312），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追封他为拂林王，谥忠献。其子孙多人，继承家学，分任掌宗教、文字、星历、医药的崇福司、翰林国史院。司天台和广惠司等部门的官员。
马可·波罗
（1254～1324）中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威尼斯商人尼柯罗·波罗之子。马可·波罗像马可·波罗出生前不久，尼柯罗与其弟马菲奥启程往东方经商，至钦察汗国都城萨莱（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附近）。回国途中，逢钦察汗别儿哥与伊利汗旭烈兀发生战争，因路不安宁，折向东行，至不花刺（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留居约三年，遇旭烈兀派往元世祖忽必烈处的使臣路过，又随同东来，约于1265年抵上都。忽必烈接见了他们，详细询问欧洲情况，并决定派他们出使罗马教廷。1269年，尼柯罗兄弟到达地中海东岸阿克拉城（Acre，今海法北），适逢教皇死，新教皇未立，遂回威尼斯。此时马可已十五岁。1271年夏，尼柯罗兄弟携马可同来元廷复命。他们到阿克拉见新任教皇格雷戈里十世，教皇派两名教士随同他们东行。途中，二教士畏难不前，将教皇致忽必烈的书信和出使特许状委托给尼柯罗等。于是，尼柯罗和马可等三人取道伊利汗国境，经都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至波斯湾港口忽里模子，原拟走海道，后决定仍走陆路，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越过巴达哈伤高原和帕米尔高原，进入元朝辖境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然后由南道继续东行，经斡端（今新疆和田）、罗布泊等地，至沙州（今甘肃敦煌西），又经肃州（今甘肃酒泉）、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宁夏（今宁夏银川）、天德军（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等地，于1275年到达上都。从此，他们侨居元朝17年。
据马可自述，因他聪明谦慎，擅长辞令，并学会了蒙古语言和骑射，受到《马可·波罗游记》书影忽必烈的喜爱，故得以留仕元朝，多次奉命出使各地。借此，他游历了中国许多地方。他在《行纪》中，对大都，上都、京兆（今陕西西安）、成都、昆明、大理、济南、扬州、杭州、福州、泉州等数十个中国名城作了记述。他对当时元朝重大政治事件、典章制度以及各地自然和社会面貌的描述，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如所述海都、乃颜之乱，阿合马被杀事件，元朝的两都制度，宫廷宴飨，大都、上都、镇江、杭州、泉州等地情况，都可以在汉文史料中得到证明。但也有夸大失实之处和千篇一律的倾向，这说明有些内容只是得自传闻。他自称曾奉大汗之命治理扬州三年，这一点目前还得不到可靠的印证。
马可及其父、叔久居中国后怀念故土，请求回国。1289年，伊利汗阿鲁浑因元妃伯岳吾氏去世，派使者兀鲁、阿必失呵、火者三人来元朝请求续娶其亡妻本部女子，忽必烈命原使者护送选定的伯岳吾氏贵族之女阔阔真去伊利汗国，马可等三人获准随行还家。当时正值西北诸王叛乱，陆路不安全，他们由海路西行，约于1291年初从泉州启程，在海上航行了两年零两月，备历艰险，始到达忽里模子。时阿鲁浑已死，其弟大元进贡宝货碑乞合都在位。1293年夏，使者奉乞合都之命，将阔阔真送到阿八哈耳，与阿鲁浑子合赞成婚。马可等人从桃里寺动身回国，于1295年返抵威尼斯。
1296年，马可在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他在狱中讲述游历东方的见闻，引起热那亚人极大兴趣，当局也因此给予优待。同狱小说家比萨人鲁思梯切诺将他口述内容笔录成旅行记一书，于1298年完成。同年夏，威尼斯与热那亚议和，马可获释回家。这时，他已因游历东方而声名大著，并成为大富翁。他于1324年去世，遗体葬在圣劳伦佐教堂。
马可·波罗旅行记的原稿是用中古法—意混合语写成，后经不断传抄，并在传抄过程中被译成拉丁语、意大利各阿拉伯数字幻字铁板种方言和其他欧洲语言。原稿已佚，现存各种文字的抄本约一百四十种，其中以西班牙托莱多教会图书馆所存塞拉达（Zelada）拉丁文抄本最早、最完备，以巴黎国立图书馆所存B.N.fr.1116抄本的文字最接近原稿，1477年在纽伦堡出版的德文译本是此书最早的刊本。到20世纪70年代末，已有各种文字的刊本120种以上。1938年出版的摩勒和伯希和校订英译本被认为是最好的本子。此书之名，摩勒，伯希和本从塞拉达抄本原题作《寰宇记》（Description of the World），他本或作《威尼斯市民马可·波罗的生活》、《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阁下关于东方各国奇事之书》、《百万》等，通常只称为《马可·波罗行记》。中国先后出过四种汉文全译本，以冯承钧译本（《马可·波罗行记》，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流通最广。
马可·波罗的书在许多世纪中一直是欧洲人了解亚洲和中国的主要依据之一。1375年编绘的喀塔兰大地图，其中亚和东亚部分都取材于此书。从15世纪起，欧洲的航海家和探险家普遍受到它的影响，例如哥伦布即曾熟读此书，向东寻找日本国，就是促成他决心出航的一大因素。但也有不少人怀疑其真实性，指南针碗甚至视之为异端邪说。19世纪以来，经过各国学术界日益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人们公认此书在中世纪亚洲的地理、民族、风俗、物产、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等方面，都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1941年，中国学者杨志玖从《经世大典·站赤》中找到了有关阿鲁浑所遣三使臣回国的记载，人名、时间都和马可·波罗所述相符。英国学者波义耳也从《史集》中找到了三使臣护送阔阔真到达伊利汗国的记载。于是，马可·波罗来华及其记述的真实性又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