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属联合国大会和会议事务管理部的会议服务处共有一百多名口译工作人员，语种包括英、法、中、俄、西、阿六类，事实上，联合国的中文翻译工作早在中国恢复席位之前就已经存在，但那时的翻译人员主要来自台湾和香港地区。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联合国于1979年在北京成立了两年一期的译员训练班，专门向联合国输送口译、笔译人才。
“同传”工作挑战性极强。在这一部门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资深口译专家朱敬文介绍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联合国多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但每当联大、安理会或其他委员会开会时，口译员都要把各国领导人、外长、大使等人讲的中文在同一时间内翻译成英文，或把发言人的英文讲话立即翻译成中文。与“交传”不同的是，这种“同传”是一种戴着耳机、需要即时翻译的工作，容不得译员有过多时间思考。而“交传”则需要有较强的速记本领，等发言人讲完一段后，再翻成另外一种语言。
由于“同传”多处于一线，与“交传”相比，“同传”效率高，但压力、节奏、脑力劳动强度更大。由每三人组成的口译小组，工作中每20分钟就要轮换一次，以保证翻译的速度和质量不出问题。在联合国大会议厅和安理会会议厅两侧有两排面对会场的玻璃窗，玻璃窗后面的小工作间就是口译员的“战场”。笔者在工作间参观时看到，面对会场的小工作间不足1.5平方米，坐进去三个人就挤得满满的。
为人很谦逊的朱敬文不让笔者称她为“高翻”。她说，人们都以为在联合国工作的翻译都是“高翻”，实际上，任何“高翻”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准确，都有不断学习和提高的必要。朱敬文很喜欢自己的口译工作，她说，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口译员，必须具备一些条件，那就是扎实的中、英文功底，敏捷的思维和反应，相当广的知识面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而完成好每一次“同传”任务则必须做到两条：一是事前认真准备，二是不间断地“跟会”。
为此，曾多年担任中文口译处负责人的朱敬文女士经常要求属下年轻职工，一定要不断学习和充实自己。除了每天都要上“人民网”跟踪中国的形势变化和语言变化外，日常工作中也要提前做好各种资料的准备工作，即使在会议进行过程中，轮休的两个人也要“继续跟会”，以防再次上岗时出现“脱节现象”。有一次前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大使发言，讲稿中引用了一句成语“叶公好龙”，由于朱敬文事前认真阅读了讲话的全文，从而把“叶公好龙”翻译得很传神，欧盟国家代表为此充分理解了中国的立场，张大使也对朱敬文的翻译表示非常满意。
在回忆刚从事口译工作的20世纪70年代初，朱敬文至今仍不能忘记那次让自己终身受益的教训。当时中苏正处于对抗时期，有一次表决某提案时，初出茅庐的朱敬文因为过于紧张，把大会主席说的“反对”（against），听成了“重新”（again），结果已投过“赞成”票的中国代表再次举手时，被苏联代表抓住了把柄，要求中国代表在“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问题上给个说法。“正是这次百分之一的错误让我耿耿于怀，也让我特别难受”，也正是从那时起，朱敬文在以后的口译工作中培养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敬业精神。不管会议内容多么熟悉，也不论身体多么疲乏，只要进入“战场”，她都会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认真捕捉耳机中的每一个信号，力求迅速、准确、清晰地把发言人的讲话，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哪怕只有几个听众，也要让他们在转换到中文频道时，立刻就能听到高水平的中文同声传译。
朱敬文的听力和记忆力非常强，讲话口齿非常清晰，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听力、记忆力和表达能力要比阅读力强。这种优势使她在口译过程中，可以立即把发言人的语言同声进行转换，只要语速不是特别快，口译的准确率可达到95%以上。而这种高水平的“同传”与事先的准备工作有密切关系。多数情况下，发言代表都会把发言稿提前一两天送到口译员手中，即使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同声传译的准确率也要求达到80%以上。口译员工作时以听为主，最累的是大脑、眼睛、耳朵和嘴，听、看和说要随时调整，外人想象中的口译员头戴耳机，一边听发言人讲话，一边翻译，一边又看手中讲稿的“三忙乱”场面，在工作间内很少出现。
联合国的“同传”工作是一个挑战性很强的职业，从工作安排上看，每周平均都要参加7场会，每场时间至少半天，忙的时候甚至有8至10场会。不过，在年复一年的口译工作中，也有让朱敬文感到非常欣慰的精彩时刻。记得当年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关系紧张时，印巴代表在联大辩论时的情绪非常激动，语言速度也极快。朱敬文的紧张程度不亚于印巴常驻联合国的代表，面对双方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场面，朱敬文临阵不乱，大脑思维高度集中，“拼命地抓住印巴代表带有南亚口音的每一个英语单词”，原原本本地翻译成标准的中文。当会议结束后，身心疲惫的朱敬文没有想到，竟有代表特意从会场来到工作间表示感谢，并赞扬朱敬文的口译工作“翻得非常好”。
从朱敬文的体会来看，国家元首或外长级有关政策性的发言稿多经过千锤百炼，短小精悍，重点突出。不过，由于参加联大发言都有时间限制，短的3分钟，一般性辩论不超过15分钟，于是有些国家代表一上讲台就飞快地念稿，作为口译也只好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传译。但这种发言多像念经一样，以一种语调一读到底，水过无痕，能发挥的就非常有限。
在回忆早年的联合国中文口译工作情况时，朱敬文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变化、联合国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深有感触。朱敬文介绍说，翻译服务工作在联合国一成立时就有了，但中国在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前，台湾代表在联大发言都用英文，中文口译几乎无用武之地。当时人们戏称在工作间内的中文口译员是“坐美人”、“看美人”，她们可以下棋、聊天，甚至不必开电脑，也可应付一天的工作。如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代表在正式场合发言和表态的增多，中文同声口译的工作量也明显增多了。
当谈到在联合国工作三十多年的体会时，朱敬文一方面表示：“能够在联合国担任这项工作始终令我拥有一种荣誉和使命感。只要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过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就无怨无悔了。”另一方面由于了解太多，因而对联合国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铺张浪费、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也感到束手无策。
“同传”翻译不等于“同步”联合国中文口译人员的职责范围是什么呢？他们的服务对象是谁呢？现任联合国口译处中文组组长王若瑾做了解释：“我们为中国代表团服务。代表团的发言，他们的中文发言我们需要翻成英文，会场上所有的发言我们都得翻成中文。联合国有六种工作语言，我们的工作特点是双向的，就是会场上各种语言的发言我们都得翻成中文。我们不懂所有的文字，就得从英文工作厢接力过来。英文工作厢的任务是把所有的语言发言都翻成英文，我们则将英文翻成中文。”
“说起时间差，同声传译，顾名思义好像是同声，是同步，实际上不可能是绝对的同时。所以叫做同声，其实我们是一边听一边说话，这样同步地工作。这里时间差是肯定有的。可以设想一下，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的差别非常大。比如说，中国代表说，中国代表团对于以色列军队使用武力造成很大伤亡表示关注。你不能马上就开始翻，因为你不知道中国代表团要表示愤慨还是关切，还是有其他用意，所以你得等，等一定的时候你觉得明白了他的意思才能开始翻译。所以不是绝对的同步。”
王若瑾以前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做口译处的招生工作，那么如何挑选中英文水平都比较高的人才呢？王老师的回答是：“我们选人才是这样考虑的，因为同声传译的工作特点是在压力下工作，所以两种语言都要好。就像拳击手，没有拳头就无从谈起。但是光是两种语言都好还是远远不够，它需要一种很迅速、很透彻的领悟和理解能力，知识面要很广，同时还要口齿清楚、反应快。这需要较好的心理素质，就是在压力下还能够非常冷静、沉着地应对各种情况。目前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曼谷和内罗毕都有我们的学生。”
许多读者对朱彤这个名字都略有所闻，这位年轻端庄的女翻译在来联合国工作前，曾为我国领导人在很多重要场合担任现场翻译。
在谈到如何走上翻译之路时，朱彤曾对联合国电台记者王东说：“我是在1990年参加了联合国译训班的招生考试，考了三天，当时还比较紧张，后来就收到了录取通知。应该说我对翻译工作，从上学时就挺感兴趣。翻译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因为联合国的题目上至天空、下至海底，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联合国都要开会讨论。所以，我们什么都得熟悉。如果找一个工作是要活到老学到老的话，我想口译工作就是这样一个工作。因为它迫使你不断地去学习新的东西。像现在开人居会议，讲住房问题，下个月就是小型轻武器的会议，这就要求我们什么都得知道，所以你不得不学习。会上如果你不熟悉的话，你就干不好。所以大家都有一种紧迫感，觉得需要不断地自我补充。”
联合国中文处的中国译员，口译也好，笔译也好，尤其是口译人员，他们的生活节奏非常快，晚上常常加班。有时候安理会的会议是昼夜开，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不可能不紧张，因为你不紧张就干不好。但是，他们也需要放松。所以有的人喜欢下下棋、看看书、出去玩玩，都是很正常的休息和调整。不过，联合国里的翻译还是与外面的翻译有所不同，联合国下面有这么多的委员会、这么多的议题，他们都要去了解，而且不确定今天会给他们分到哪一个会场，所以他们必须自己做很多的事先准备工作，如看文件等。这是个“学无止境”的工作，要永远面对挑战。
在联合国总部的中文同声翻译中，大多数是在北京联合国译员训练班接受过严格训练后，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陆续前来总部工作。但是，陶见章是一个例外。这位唯一来自香港地区的资深口译人员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便开始同声传译工作，并目睹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发展历程。
陶见章是1971年就在这里开始工作的。那时中国刚刚恢复了合法的席位，一夜之间就急需更多的中文翻译。“我其实1971年夏天的时候，刚刚从英国大学毕业，毕业以后，我就申请到联合国工作，因为我知道联合国可能会有这个机会。1971年11月，经朋友推荐，我自费坐飞机来到了纽约，就这样走上了长达30年的翻译生涯。”
“当时联合国中文组的翻译是8个人，中国代表团来了以后，工作量急剧增加。业务上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培养耳朵能够听、大脑能够想、嘴又同时能说，你在翻译、说的时候，要能脱口而出。这里涉及几个方面，一个是自己要有好奇心，一定要有好奇心才能够把工作做好。比如说联合国的业务范围那么广、那么多，有的时候也很专业，所以你要做一个好的翻译，必须对各行各业多少都有些了解。不是说我喜欢文学，就只关心文学和风花雪月，那是不远远够的，对政治、军事、武器、经济、金融、会计、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要多少有点了解。”
在联合国工作的三十多年，陶见章目睹了中国恢复席位以后在联合国的成长、发展，不断地壮大，乃至到今天这样的地位。“我觉得从总体上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的趋势，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就有了些变化，而且变化相当快。另外，中国过去30多年的外交政策也在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变化，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也越来越大。”
“实际上联合国也一直在改变，所以每当国际形势发生一些新的重大变化时，你会更多地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伊拉克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你本来不关心的，也会关心起来，因为这涉及我们对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有什么看法。我个人的感觉是，除了一些重要的国际事务以外，一些日常的、专业性较强的会议也是很有意义的。我在联合国工作了这么多年，有可能在退休以后，会把一些有趣的经历写成一本回忆录。”
小语种“同传”翻译收费高 在联合国从事中文同声翻译的工作人员，由于工作比较稳定，工资也不是特别高。随着国际交流活动的增加，“同传”的收入开始水涨船高。在美国，临时性的“同传”收入都是按照小时来计算。由于这种翻译主办单位级别都较高，内容比较重要，一天的收入往往可达数千美元。即使在中国国内，类似收费标准也可达每天5000元至1万元人民币。
据2011年《北京青年报》报道，“同声传译译员报酬丰厚已经不是秘密，但不同语种的收费相差巨大”，越南语、泰语、立陶宛语等小语种的高水平“同传”费用甚至可以达到一天两万元左右，收费高出英语“同传”近一倍。
2011年5月21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的翻译教育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姜永刚介绍说，目前中国翻译人才缺口巨大，特别缺乏高水平的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等语种翻译人才，接受过正规翻译教学培训的师资凤毛麟角，大部分学校都是将外语教师直接转成翻译教师，用教授外语的思维来教授翻译，这势必会偏离翻译专业学习的目标，影响教学效果。
多名业内人士表示，小语种的同传译员人数非常少，且大多分布在机关、企业，因此市场上的小语种同传译员比较难找，比如越南语、泰语等小语种同传译员一天的收费可达到两万左右。但是，业内人士指出，尽管收费高，但需要小语种的活动较少，因此总体看还是英语、法语等语种的译员收入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