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
1920年11月7日，时年十七岁的我作为江苏省勤工学生之一，在上海杨树浦码头，登上了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赴法兰西勤工俭学。
同船各省赴法同学近二百人，为历届赴法学生人数之最。浙江俭学生（留法学生分俭学与勤工两类，两者相较，俭学者一般家境较勤工者为优）周恩来亦在此船上，途中，与其常在一起的有来自直隶（今河北）省的两位女同学郭隆真与张若茗，她们与周均为天津南开中学同学，“觉悟社”成员。
抵法以后，同学们各奔法兰西各地，或勤以工作，或俭以求学。我与数位同学去了法国西北部芒什省的圣洛公学补习法文。后来又去了科雷兹省的布里夫工业学校及曼恩· 卢瓦省的索米尔工学院求学，毕业后获得了机械工程师学位。期间，参加了留法同学发起的反对金法郎借款活动，参与组建了江苏旅法勤工俭学会，多次与周恩来等同学晤面。这段时间，周恩来亦在巴黎大学报了一个名，但很少去。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考察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情况及组织CY、CP活动上。后来，成立了中国共青团（亦有称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支部，由周恩来担任书记，委员有李富春、王若飞、任卓宣等同学。1923年初春，我再次自法国外省来到首都巴黎，周恩来与赵世炎即热情介绍我加入共青团。
周恩来在法国，生活上非常朴素。据我所知，他出身官吏家庭，家境优越，且家中时常有钱寄给他。然我每次碰见他时，见其总着一身旧的藏青色哔叽西服，西服的领子和袖口都已补过，有些地方甚至补了又破，露出了里面的补布，对此，他处之泰然。平时吃的东西也极为简单，有时往往是面包加苹果（法国的苹果很便宜，仅为—个多法郎一斤，折合中国钱一角）就对付过去了。我劝其注意营养，他总是一笑置之。接到家中所寄的钱物后，他不是作为党团组织的活动经费，就是接济生活上遇到困难的同学。
对团体（共青团）的工作，周恩来是极端认真负责的。许多重要的实际工作他都自己亲自办理，从不假手于人。当时他兼共青团枟赤光枠半月刊的主编，自己写文章（以“伍豪”为笔名发表），自己刻印，然后请几位同学代为发行。我曾到过枟赤光枠编辑所，每次都见到周恩来不是伏案撰写文章，就是挽起袖子亲自刻印，往往要一直工作至深夜才能休息。对这些事务工作，同学们也做了不少，而尤以邓小平出力最多，我也曾帮助做过油印和发行工作。
周恩来待人接物，既有坚定的立场，又有热忱的态度，对待原则问题，他坚决争辩到底毫不妥协。而对同学间的非原则性争论，他则从团结的角度出发，采取“息事宁人”与“和为贵”的态度。一段时间，我与聂荣臻曾同属一个CY小组，对面相坐，每每为某一问题，因彼此观点不一而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总由主持人周恩来出面调停，打圆场。他的讲话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即使是具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人，在听了他的讲解以后，亦深表信服。
1924年夏在法国巴黎召开的旅法华人大会上，周恩来充分显示了他政治家的出色才华。这次华人大会是由在法国的各个学生及华工的团体共同发起的。会前，先由各团体代表二十余人举行了—个预备会，讨论提交华人大会的口号问题。预备会推选年纪最大的留法学生、国家主义派（即后来的中国青年党）领导人曾琦担任主席，我担任记录。曾琦在预备会上首先发言，提出以国家主义派的口号“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作为旅法华人大会的口号，并主张将该口号列入新成立的旅法各团体联合会的章程之中。曾琦其人，也是能言善辩的，曾发起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大会，名噪一时。所以他发言以后，也有不少人相继附和。在此情况下，周恩来站出来发言，认为国家主义派所提口号是模糊了当时危害中国革命的实际对象，不能代表广大旅法华人，应改为“对内打倒军阀，对外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周恩来的发言，切中时弊，与曾琦的抽象空洞的说教，形成强烈对照，博得了多数代表的赞同。后来，在旅法华人大会上，周恩来面对五百多人，再次登台讲演，具体而又详实地阐述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性，与会人士对之报以热烈的掌声，从而使这次大会，成为对广大华工及学生进行革命宣传的大会，为历次旅法华人会议所未见。作为会议的组织者、宣传者和推动者，周恩来是功不可没的。旅法华人大会，亦可说是他革命政治家、宣传家生涯的起点。
周恩来作为旅法共青团的书记，在法国时还直接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可以这么说，中国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的建立，是在旅法共青团组织，特别是周恩来等人的帮助下组建的。1922年，奉孙中山之命，负责组建中国国民党在欧洲党务的浙江人王京岐复返法国（王亦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1921年的“争回里大”运动中，与留法同学104人被法政府“遣送”回国）。在法国，与王京岐接触最多者为周恩来。一方面，同为浙江人，另一方面，双方在反帝反军阀开展革命宣传问题上，颇有同感，所以两人谈得十分默契。王京岐亦是一位职业革命家的典型，工作起来通宵达旦，几达废寝忘食地步，深得周恩来的欣赏。后来，周恩来等旅法同志，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国民党旅欧组织中担任了宣传和组训两大重要工作，由于有众多具有先进思想成员的加入，使国民党旅欧组织得以在面貌上焕然一新，成为左派力量的大本营。1924年7月，由于人数大增，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在法国巴黎的一间咖啡馆内正式成立，周恩来等旅法CP、CY人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我恰在巴黎，也作为代表出席（1924年，我经王京岐介绍，加入了国民党组织）。会后全体代表30余人合影留念，在合影前，周恩来说：“我们旅法CY、CP的同志是为帮助国民党工作的，而不是为名和利而来的，我们应当站在后排。”所以，在这张合影照上，王京岐等国民党人均在前排就座，而周恩来等CP、CY同志则大多站在后排并不显眼的位置上，这件事情充分显示了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人的谦虚品格，也是周恩来早期统战活动的一个体现。合影后的次月，周恩来就离法回国，去了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任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因此，这次会议，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旅法国共两党为周恩来东归的饯行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