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旅欧期间对统一战线的贡献倡
（1998年4月）
胡耀邦1982年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周恩来“是我们党建立以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个模范”。周恩来的这一模范业绩，肇基于旅欧期间。他在这一期间，对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是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先驱。
一、阐述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观点
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理论，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周恩来旅欧期间研究探索中国“救时良方”的一个重要课题。
周恩来自1920年底至1924年7月，旅欧三年半。在这一期间，他为了探求拯救祖国的真理，先后到了法、英、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广泛进行了社会调查，深入考察了工人运动实况，分析了西欧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潮流，研究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如饥似渴地研读了许多英文版的马、恩著作和列宁著作，进一步领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精神实质，确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观察世界大势，分析时代潮流，揭露资本主义实质，借鉴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经验，思考着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他深感从世界时势看，只有共产主义（按：当时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救中国，除去“实行共产革命外”，中国的问题“实无法可解”。他从旅欧一开始，就刻苦磨炼自己，奋力投身革命实践，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职业革命家，努力促进旅法华工和勤工俭学同学之间的团结，参与创立并领导了旅欧的党、团组织，为党的建设和党的干部的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三年半中，他将调查观察所得、思考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收获，先后写成了政治论文、时事评论、长篇通讯以及书信等100多篇，计42万多字，为党在初创时期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这种以深邃的眼光观察世界并联系实际为中国革命理论所作的贡献，实为时人所难以企及。周恩来的这几十万字的文章，大都成书于巴黎一家小旅馆一个5平方米的小房间。这里是他的卧室，也是他的办公室。聂荣臻说：每当我到周恩来那里去，总见他不是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和着开水。
在周恩来的这几十万文字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统一战线思想。其中，枟劳动世界之新变动枠、枟西欧的“赤”况枠、枟共产主义与中国枠、枟告工友枠、枟革命救国论枠、枟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枠、枟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枠、枟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枠等文章，针对中国革命问题比较集中地论述了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阐述了统一战线的基本观点。
1.革命必须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孤立或打击少数敌人。周恩来一贯重视团结。早在五四运动中，就十分重视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问题，他指出，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必须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在旅欧初期，他发现2000多勤工俭学同学，由于地域和境遇不同等因素，形成了几个互相隔阂的中心，就努力去消除意见分歧，积极促进团结统一。在与赵世炎、袁子贞、王京岐等领导同学和华工向国内国外反动势力作斗争中，他吁请他们说：“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昂（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工人们，联合起来啊！’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①同时强调指出，同学和华工“同是现社会的被压迫者，只有无条件的携起手来，协力进行，才好图工、学前途的发展”②。
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时，周恩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出发并联系所处的国际环境，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迫切性、重要性和必然性，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周恩来指出，国难深重，国亡无日，国际帝国主义的残暴掠夺和疯狂侵略，“咸以吾国为对象”，近两年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一天比一天来得凶猛，“吾人处此，已届最险期中，稍一不慎，便有覆国之虞”①。他大声疾呼：“亲爱的国人！尚想酣睡到几时啊？”所以，联合起来，共图救国大业刻不容缓，是他当时最急切的心情。周恩来指出，内外敌人，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战胜内外强敌的基础，十分重要。他说，国事败坏至今，纯由吾人受二重之压迫，即内有冥顽不灵之军阀，外有资本主义列强；列强在经济上挟其工业先进国的机械力奴役了我们农业国的散乱民众，掠夺我们的原料，强销他们的货物，以金钱诱惑中国的军阀官僚；在政治上，拉拢扶植各派封建军阀，妄图灭亡中国；“有了这一干图私的新旧军阀———封建余孽———再加以专做牵线人的外交系、做掮客的银行买办和趋炎附势的滥官僚”，为了争权夺利，竞相投靠帝国主义，卖国的勾当事越发做得兴旺。因此，中国人民要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及其走狗封建军阀这个“强大的公敌”，决不是“那一部分人”所能“独肩”胜任的，但“只要弱小民族的国家力量胜过一时的侵略者，无产阶级的团结力量胜过当时的统治者”②，中国人民就能战胜强敌。所以，他殷切地期望深受压迫的中国人，无论无产阶级还是有产阶级都要联合起来，“在这个国民团结大行动旗帜之下，凡是具有革命思想而不甘为列强奴隶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其有何种信仰，都应该联合起来，统一此国民革命的前敌”③。周恩来还深刻地指出，在严酷的敌我斗争中，中国人民要免受亡国之苦，被杀戮之祸，除了团结对敌别无他途，所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他说：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派“进攻我们———全中国民众———是永远站在同一战线（按：即统一战线）上的”④。面对内外敌人组织的反革命同一战线的进攻，中国人民怎么办？他指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野蛮统治，“终要逼出一个国民革命行动来”，压迫愈甚，反抗愈大。一旦国民革命意识普遍了，一切暴动均将成为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有训练，而能经久的革命行动了。1924年，大革命浪潮的掀起，抗战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都证实了周恩来的这一预见的正确性。
2.国内革命统一战线必须同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相结合
周恩来在研究统一战线时强调指出，国内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必须同国际的反帝统一战线相联系和结合。1922年2月，周恩来在分析欧洲社会主义有“五花八门”的派别互相竞争而不统一时就指出，世界上实际存在着一个欺压全体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的反革命统一战线，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必须认清这种斗争情势，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国际的反帝统一战线与之对抗，并保护自己。他说：“现代各国资本家的联合，差不多都没有了国界，成了浑然一体的资本主义的联合。虽说他们彼此间自由竞争的习惯和侵略主义的观念犹存，但是对待劳动阶级的步骤总是一致的，壁垒也是团结得坚固的。”有鉴于此，他进而指出，劳动者是无祖国的，国际劳动阶级如果“不能整齐军旅，来同这样一致而又坚固的资本阶级奋斗，结果只能败退。所以劳动阶级如果认清敌我两方的情势，则无论各派在将来的改造方法如何，而在现在这种冲锋的阵势上，总应该力求联合，勉图一致，好免掉敌人乘间攻入的危险”①。因此，“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实有联合必要和可能”，中国人民若想将军阀打倒，将帝国主义打倒，“也非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来打此共同敌人不可。故我们的救国运动乃必须建立在国际主义上面”②。基于这一认识，周恩来指出，我们应当在广泛的“国际联合”中来促进“世界革命的伟大工作”和世界“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而中国“革命的成功”，“也正要在这个联合中期待实现”。
在国际统一战线中，周恩来十分重视与友国的合作。哪些是友国呢？他说，在“革命运动中我们可以引为友之国，自不外与我们立在同一境地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和无产阶级之国的苏联俄罗斯”③，认定社会主义的俄国是中国革命的真朋友。
3.关于统一战线的目标
周恩来指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两大敌人，封建军阀官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鹰犬，帝国主义洋大人是封建军阀官僚的靠山，“靠山一倒”，军阀官僚统统成了“纸老虎”，所以反帝反封建军阀必须双管齐下。据此，他明确宣告：“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④周恩来宣告的统一战线目标，与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总任务完全吻合，实在难能可贵。这里所说的唯一目标，周恩来指的是国民革命的目标，三民主义的目标，也就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联合革命的目标，这是革命的第一步目标。关于革命的第二步目标，他别有论述。
4.统一战线必须分清敌、我、友，团结一切革命势力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打击谁，依靠谁？这是统一战线的首要问题。在1924年的大革命行将到来之际，周恩来在枟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枠、枟革命救国论枠等文章中，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及其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进行了深刻而又切合实际的分析，明晰地回答了这个“首要问题”，为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特别是枟革命救国论枠一文，较详细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中敌、我、友三个方面，指出了中国革命力量的构成，可以说它是我党研究革命基本问题最早的一篇重要文献。他尖锐地指出：“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他说：“帝国主义的列强———特别是英、美、日、法———是我们最大的仇雠”，“但不有内贼，外贼何能张牙舞爪地一无忌惮！”由此他得出结论：“非内倒军阀，外倒国际帝国主义，不足以图存。”①
谁是革命势力、革命的依靠力量呢？他指出，所可恃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和华侨五种力量。对这五种力量，他一一作了分析。
工人 特别是交通机关、矿山、工厂常与列强资本势力接触，备受中国军阀凌辱。工人运动经历了1922 年香港海员罢工和1923 年京汉铁路大流血后，正在发展起来，“终将成为国民革命中一支最可靠的主力军，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 中国农民是一个庞大的阶级，虽素称驯良，但因迫于军阀的祸害，亦渐渐知道团结反抗了，“事实完全证明中国农民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走上革命战线的”。
知识分子 从五四运动以来，“顿呈活力”，中间消沉两三年，近年来又复现出蓬蓬勃勃的朝气，其中尤以青年学生为最能无所忌惮地反对列强，反对军阀。
新兴的工商业家“依他们现时的阶级地位说，自然很难单独去号召一种革命”，但他们渐觉悟到军阀不打倒，列强不赶开，他们的工商业是万难独立振兴的，他们中间的开明分子渐能与革命派表同情了，“不久的将来终会有一部分人来走入救国的革命队伍中”。
海外华侨 他们接触国际帝国主义强盗为最早，他们倾向革命，在中国民主革命20多年中，也“足当得起一支革命的主力军”。
周恩来在对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作了全盘考察分析之后，满怀信心地指出，革命势力的统一战线必将日益扩大，“如许多革命潮头已渐涌起于冷静无波的中国民众海中，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将冲上前锋做弄潮人”。
此外，还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地位、作用以充分肯定，认为经过国民党一大改组后的国民党，是可以负起国民革命的“统率之责的”。但考虑到孙中山多次革命遭到挫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忽视了革命势力的真实存在，而奢望于军阀的力量，所以他殷切地向国民党提出希望：“今后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中五派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按：直、皖、奉和新军阀陈炯明）之调和可得到那骗人的和平！”
周恩来对革命势力的分析，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5.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
1923年，周恩来领导旅欧党、团与国民党旅欧组织合作，率先成功地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这对于全面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和更广大范围的统一战线，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6.建立与军队的统一战线
周恩来在全面考察了西欧工人运动的状况，反复研究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教训以及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之后，非常重视军队工作和革命武装的问题。他说，要根本改变工人阶级所处的境遇和地位，绝对不能满足于经济斗争，或通过改良的办法来实现，而必须投身于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中去，必须掌握军队进行暴力革命。
卢森堡曾说：“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周恩来说，卢森堡的话是“见到之语”。因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队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为了要有军队，无产阶级必须在军队中做团结、争取的统战工作。他在分析了法国的革命形势后指出：“西欧革命的机会最近的几年确是很难，但法国工人同军队一旦能联络起来，这事便有了希望。”①周恩来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中专门设立了“军事部”，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7.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周恩来旅欧期间对于统一战线与党的领导关系问题，虽无专文论述，但从他总结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已经可以得出比较明确的结论。
在枟德国革命运动的过去枠一文中，他指出，1923年秋后，德国又出现了一个革命时机，但由于主持革命的德共顾虑过多，低估了自己的力量，结果坐失良机，工人阶级受到打击，党员骨干遭到迫害。在研究十月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时指出，俄国三次革命都是无产阶级为主力军的，但为什么第一、二次都失败了，偏到十月革命时才成功呢？“这是因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俄罗斯的劳动阶级只有共产党称得起他的忠党，这不独俄国为然，各国的劳动阶级中也无不皆然。”②他又以一战之后，德国、匈牙利的革命昙花一现，中国的革命备受挫折为例，进一步说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必须有极坚强的共产党领导的道理。
二、谱写了国共合作的开篇
1923年6 月，周恩来领导的旅欧党团组织与国民党驻法支部实现了合作。当时，国内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而在周恩来的领导和协调下，旅欧的国共两党组织率先实现了合作，拉开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序幕，谱写了国共合作的开篇。
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1922年7月党的二大作出了和国民党民主派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联合阵线”的决议；8月，在杭州西湖会议上，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作出了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这时经屡次失败而处于绝望中的孙中山，接受了我党主张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于1923年1月明确表示了联俄联共的决定。就在这一政治氛围中，1922年8月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委派王京岐去法国联络同志，开展组党工作。
王京岐，浙江嵊县中南乡人，曾就读于金陵大学、之江大学，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因积极参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同蔡和森、陈毅等100多人一起被遣送回国。1922年加入国民党，是一个热忱的爱国者。王京岐重回法国后，周恩来领导的党团组织随即与之建立联系，互通情报，交换意见。1923年3月10日，旅欧共青团（当时党组织不出面，党员在团内）在巴黎举行常年大会，讨论统一战线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加入国民党或与国民党携手合作。4月，旅欧党团代表同王京岐商谈了合作问题。6月16日，周恩来等三位代表再次到里昂与王京岐商谈，圆满达成了合作协议，周恩来等3人首先加入了国民党，旅欧共青团所属80多人也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周恩来明确，国共合作而不是合并，共产党在合作中既不隐藏自己的主义和旗帜，但又必须是真诚的。所以，在王京岐于8月回国复命前夕，特地给他写了信，明确陈述两党合作的原则，帮助国民党工作的范围、任务以及须着手做的事情。他写道：“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置疑的事。”接着，他提出了如何实行合作的建议。他说：“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在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第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的方略；第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备革命精神的分子；第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以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当前所要做的工作。”信中还指出：“日下的事，如在欧党的势力的扩充，党员的训练，刊物的印行，革命工作的策略，均宜着手进行。”“后二事你此番归国宜和党中干部及总理孙先生多多商榷。”周恩来这些中肯而又极有针对性的意见，既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也充分体现了对合作的诚意，同王京岐协力办党的心愿。王京岐回国后，都向孙中山作了报告。孙中山对周恩来的各项意见十分重视，倍加赞许。王京岐在国内滞留“未浃旬，仍奉令返法”。同年9月3日，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颁发了委任状，委任王京岐为里昂中国国民党分部筹备处筹备员，委任“周恩来为巴黎中国国民党通讯处筹备员”。
自从周恩来等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驻法支部的组织发展工作立即打开了新局面，成员迅速扩及德国、比利时等国，于是将原定的国民党旅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统一领导欧洲党务。1923年11 月25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法国里昂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演说，热情赞扬了旅欧国民党党员中的斗争精神。他说，当示威的时候，面对警察的枪和棍棒，敢于走在行列的前头，不怕挨打流血的是我们国民党的干部、国民党的同志。他在演说中，还指出并批评了国民党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些人“用着党时，便自称为老同志，不用党时便竟一反党议，甚或从人做落井下石之举，真是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认为本党内部伏莽之患”。这就明确警告人们，要注意防备以党营私的人的阴谋诡计。他的讲演体现了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同时，他对国民党提出了殷切的希望：“1.今后在政治活动上，应该永远不和任何军阀、任何帝国主义合作；2.国民党从前集全力于军事行动，是很失计于国民运动的，今后宜努力向民众做政治宣传，特别不宜忽略了一支可靠的劳动力量；3.国民党在国际间活动，宜时时注意弱小民族间的联系，而劳农国的苏联更宜特别与接近。”周恩来的演说，特别是关于党建方向的深刻阐述，对大会和王京岐本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会选举王京岐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报告部宣传科主任。国民党旅欧支部的正式成立，标志着旅欧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国内的国共合作在1924年1月底，因此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功预演。这一历史性的合作，如果从正式达成协议的六月算起，则比国内提前了半年时间，在这一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于后来促进国内国共合作，无疑是很可贵的。1946年9月，周恩来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中，追忆这一段经历时说：“一九二三年，国内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
1924年1月27日，周恩来主持成立了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即巴黎区分部）。他以筹备员身份报告了筹备经过，李富春以通讯处临时主任的身份报告了巴黎党务的发展情况，会议讨论了通讯处的规约，选举聂荣臻为通讯处长，该处当时有国民党人30多人，不久发展到180多人。次日，周恩来将此情况报告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彭素民，其中写道：“至此，恩来所受我总理中山先生及其总部的组织巴黎通讯处的使命已告结束。”为了适应国共合作形势，周恩来于这年的2月将旅欧党团机关刊物枟少年枠改名枟赤光枠；同月，国民党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枟国民枠半月刊也随之创办。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和王京岐等经常发表文章；周恩来从枟赤光枠创刊号起至6月的短短四个月中，先后发表文章37篇。在这一期间，两刊互相呼应，宣传和维护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路线，驳斥有害国共合作言论，成为统一战线的喉舌。
1924年2月，王京岐又回国报告党务发展情形。王京岐回国期间，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长职，全面主持和领导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王京岐途经广州时，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廖仲恺又研究了旅欧国民党的工作。当他回到巴黎时，旅欧国民党的工作，由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努力开拓，局面日新月异，又在欧洲好几个国家建立了国民党组织，而在英、俄两国已建立了国民党的总支部。根据这一情况，把国民党驻欧支部改为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统理全欧大陆党务，王京岐担任总支部主席。总支部下属十几个支部，支部下设分部，分部下设区分部，此外还有几个通讯处，它们分布于法国、瑞士、荷兰、德国、比利时等国。在总支部、支部任领导的共产党人有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邓小平、柳圃青等人，朱德任柏林支部主任。是年7月20日，王京岐、周恩来共同主持召开了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宣布驻法总支部是旅欧华人在“欧洲大陆上的正式的中国革命机关”，要求全体党员“首先应经常想到我们是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因使命重大，须加强在欧洲的锻炼，待回国后准备承担革命重担。你们任何时候都应为我国的独立坚持战斗，冲锋在前”。同日，周恩来、王京岐还邀集旅欧华人联合会38个团体人代表聚会，这是为统一旅欧团体奋斗目标并协同行动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把“打倒军阀，抵制列强”作为联合会的宗旨。
7月20日的两个大会之后，周恩来就要回国了。在他起程前夕，王京岐和总支部的同志为他送行，合影留别。照片中有周恩来、王京岐、李富春等13人。在周恩来离法回国已两个月的9月22日夜，王京岐准备将照片寄给嵊县老家的父亲时，在照片背面写了附言，附言表达了对周恩来的真诚钦佩和无限思念之情。附言是这样的：
爸爸：同志恩来（坐当中者）与儿协同办党可说两年之久了。素来他———专门对外，我一惟理内，本其过去工作判他的智力、魄力———与夫将来之事业不在汪（精卫）、胡（汉民）诸老同志之下。
现中央（广东）夺之东归，全欧党务影响非浅，加之儿单身出马，尤其应付乏术。
欢送他去法东归之时，正与儿别家出来之时，同一说不出的痛苦。
十三，九，二十二夜笔（即1924年9月22日夜）
三、批驳了攻击国共合作的谬论
对于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意义，周恩来在理论上作过充分的说明。他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对于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是非常有利的，可以做到对外目标一致，好集中革命势力，对内能坚固各个革命分子的决心，消弭某些人对部分眼前利益的争执，更可以做到“训练统一，步骤一致”，“号令集中，指挥自如，易于破敌”。除此之外，“中国共产主义者更能以国际的关系促进国民革命成功”①。所以这一合作，对于巩固发展国内统一战线，加强与国际统一战线的联系，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但是，当旅欧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以后，国家主义派就立即进行责难和攻击。国家主义派由一些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和政客组成，它打着国家、民族的幌子，宣扬“全民革命”、“全民政治”，反共、反苏、反孙中山。20年代初，其主要骨干曾琦、李璜等人先后留学欧洲，1923年他们在法国成立了青年党，开始有组织地与中共旅欧支部对抗，与反共杂志枟先声枠互相勾结，出版枟反对中国国民党收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枠专号，公开攻击国共合作和党的统一战线。这样，中国共产党最初反对国家主义的任务，首先就落在旅欧共产党人的肩上。
面对国家主义派的严重挑战，周恩来写了枟革命救国论枠、枟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枠、枟实话的反感枠、枟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枠等文章，对他们的种种谬论作了深刻的批驳。周恩来针对他们的共产党搞国共合作是“走错了路”、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是“半共产主义者”、是“改变了共产主义”等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观点进行了批驳。周恩来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切事物都在“流动”，都在变化，但国家主义派的“死脑子”却不理会事物无不流动的事实。他们硬说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就不能承认共产主义。事实恰恰相反，共产党人正是因为有了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才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承认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周恩来说：“中国的实际问题物质条件必需要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各派革命分子合作。”共产主义者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事国民革命，这不是对共产主义的改变，正是体现了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坚持。国家主义派讥讽搞国共合作是“滑稽”可笑的。周恩来指出：“共产主义者为做共产主义所能解释，也即三民主义所能解释的国民革命工作而加入国民党，滑稽何谓？”②
对于国家主义派所谓共产党人放弃“阶级革命”搞“阶级妥协”的污蔑，周恩来根据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分和联系的理论，作了有力的批驳。他说：“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翻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从何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虽说走到第一步，无产阶级尚未得到真正生路。”①周恩来的这些批驳，有理有据，痛快淋漓，以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态度，维护了国共合作，维护了革命统一战线，并且宣传关于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民主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不仅驳斥了国家主义派的谬论，而且对中国革命理论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批驳国家主义派时，国民党旅欧总支部主席王京岐也积极发表文章，驳斥枟先声枠周刊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污蔑，他指出：“近来，我时或听着有些同志说，要非共产主义团体加入的，才是真正的国民党人或纯粹的国民党人。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错误的。”到1924年秋以后，旅欧的革命团体和革命舆论都占了优势，从此，在欧洲的中国国家主义派一蹶不振，走向没落；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却按照自己运行的轨迹，蓬勃向前发展着。
周恩来旅欧期间，在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成就与建树，为他成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个模范和卓越的领导人奠定了基础，为尔后全党形成一整套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开展更广泛、更复杂的统战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周恩来不愧为中共统一战线的先驱！
注释均见枟周恩来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枠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