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事业概况
1.报业和通讯社的发展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临时约法》中正式刊有“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加上民主思想澎湃一时，各地报业迅速发展，新出现的报纸如雨后春笋。这些报纸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等地。①
民初政党林立，1911—1913 年，全国各地称为“党”与“会”的新组织将近700个，其中具有健全政纲或在某一方面有具体政纲的政党有30余个。这些政党的政治人物，设立报刊作为言论机关，报纸的家数因之陡然增多。② 在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新创办的报纸最多，有50家。然后依次为：上海40多家，天津35家，广州30家，四川20多家，浙江20家，湖南11家，武汉9家。③ 北京的报纸总数在全国500多家报纸中独占五分之一。④
在政党政治潮流的影响下，政党报刊特别活跃。“同盟会”在民初改组成“国民党”后，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的报纸遍布各大城市，如上海的《民立报》、《中华民报》，北京的《国风日报》，天津的《民意报》等，但这些报纸因同盟会内部思想的不统一，发表的论点有时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当时共和党—进步党系统的报刊也遍布各地，如上海的《时事新报》、北京的《国民公报》、天津的《庸言》等。这两大政党系统的报纸受各自政党的影响，在国内外许多事务上的主张都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甚至发展到曾殴打报人、捣毁报馆。此外，民初一些小政党、政治团体和个人也办起了不少报刊。研究者认为这些政党报刊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起到多少进步作用，反而添增了政局混乱。⑤
随着北京政府对舆论控制的加强及党派势力的消长，大量政党类新兴报刊很快消失殆尽，成为报业史上的过眼烟云。
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报业发展的另一契机，使之进入第二个增长幅度较大的阶段。“五四运动”对1917年以来新知识分子提倡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知识阶层为重新估计传统文化，介绍西方思想，纷纷创办新的报纸杂志，因而对报业形成两项冲击：一为报刊数字的直线上升，一为读者的扩增与要求改变。⑥ 1916—1926年十年中，报纸总数虽仅增加40种，但发行量却上升迅速。1916—1921年，邮递报纸年年增加，约达一倍。⑦ 20世纪20年代中期，《申报》、《新闻报》等传统商业报纸在新闻界已植有根基，1925年《申报》达到日销10万份以上。⑧ 《世界日报》、新记《大公报》等报纸也进入报坛，开始崭露头角。
有学者认为，发行量激增的原因，一是内忧外患促使国人关心国事，从而养成阅报的习惯，并谓凡识字之人几乎无不阅报，日常谈论话题多为报纸新闻；二为新兴都市迅速发展，城市工人增加。①
但这种说法带有站在今日的角度去分析历史图景的理想化色彩。实际上，这时各报纸的卖出数量和巨大的人口基数相比，仍是很低的。以读者最多的上海而论，《申报》、《新闻报》一般发行8万份左右已算为很大的报纸了。至于北京的大张报纸（如《益世报》、《晨报》、《顺天时报》）、奉天的《盛京日报》、上海的《时事新报》等只能发行数千至一两万份，而其他大部分报纸，一般发行数在一千份左右。② 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因敢于刊登些别的报纸不敢登的新闻（主要是不利于当局的新闻，当然也有故意制造的谣言，而对于学潮和工人罢工等，则多歪曲和诬蔑），在北方销数较多，也不过1万多份。小报《群强报》则据说有五六万份，在当时可以说是惊人的数字了。天津《大公报》发行最多时，也不过4万多份。③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报业的确比以前有了较大发展。
民初，我国新闻事业的主要阵地在上海。当时号称“上海四大报”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经济基础也还脆弱，没有驻外国记者，国际新闻主要由外国通讯社供给；国内新闻电报也大多译自“外电”；至于各报所登的“北京专电”，则用二号大字或三号中体字登出，以示非常名贵。由于电文寥寥数行，不能说明事件的全貌，所以北京及全国各省通讯在报纸篇幅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经费短绌，上海各大报尚未建立起遍布全国的新闻网，仅在北京、天津、汉口、广州四大埠聘有访员或派专人担任采访。后来，随着新闻事业进一步发展，才陆续在各省省会和通商口岸招聘了一批访员。④ 至1920年左右，全国通讯网才粗具规模。⑤
近代中国的通讯事业在1913—1918年有了长足进展，新创办的通讯社不下20家，如北京的北京通讯社和新闻编译社、上海的国民第一通讯社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创办的，但大都规模很小。⑥
与此同时，民国招牌下的专制气息依旧浓厚，政府对新闻舆论的强硬政策和暴力干涉给中国报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个时期，报纸和读者的数量均有所增长，但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视角观察，普通民众对报纸仍相当陌生，对报纸和记者缺乏基本的认识和了解。
2.新闻编排及内容的改进
当时的报纸在新闻采编上存在诸多问题，如缺乏组织、新闻错误多，不能择其重要有益的信息提供给读者等。此外，报上各电杂陈，同一件事往往前后矛盾，令读者感到莫名其妙。
新闻编制多取法旧制，以地名为总目，新闻不分重要与否都归入其下。而报刊大多以上海、北京、天津等商业政治城市为关注点，对地方读者而言，小地方发生的一件小事，可能比北京、天津专电中所登载的政治新闻更有意义，但因新闻编制太死，不能充分发表这方面的文字，故而有人批评这种情况将会造成读者从日常见闻而逐渐养成爱大城市之心，而对本地的发展则很淡薄。①
著名报人徐铸成曾谈到，自己从懂得读报的第一天起就是《申报》和《新闻报》的读者，时间是在“五四运动”后不久。那时的报纸还没有采取综合编辑法，自然更谈不上版面的编排、美观，从头到尾是一栏题目，电讯根本没有标题，“大总统命令”栏之后，即冠以“本报专电”，重要的排以二号字。②
新闻编排的最初进步，表现在文字编排方面。20年代中国新闻界文字编排上的进步，以《申报》的改革最值一提。1921年1月起，《申报》的文字编排开始用标点符号，新闻采用逗点、评论用句点、《自由谈》等副刊用双句点。这样的标点符号虽然还比较简单，可却是自中国有近代报纸以来，文字编排上的一次革新，读者可以顺畅地阅读报纸上的文字，大大提高了报纸的使用价值。③
报业在军阀割据时期虽受到诸多外来的压制和打击，在职业道德上也存在严重问题，但在内容方面也有一些进步，具体表现为新闻日益受到重视、副刊呈现繁荣之势。
报刊从评论转向新闻始自这段时期。近代中国的报纸风格和内容深受政论报纸的影响。民国以来，评论类报纸重视长篇评论，认为报纸没有评论如同行尸走肉，因此上海《时事新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以及后起的《商报》，都始终维持一篇长评。但报纸因“评论至上”而忽视新闻，造成内容虚弱。1919—1920年，这类评论主导型的报纸普通销数仅为两三千份，最多不超过5000份，致使营业不振，收益短少，无余力充实其他部门。④
和评论性报纸相比，商业性报纸在长评上处于劣势，因此转向在新闻上谋求发展。初期，商业性报纸重视首都的政治新闻，纷纷在北京设立驻京通信员，如《申报》的邵振青，《新闻报》的张季鸾，《时报》的黄远庸、许凌霄，都是一时之选。黄远庸还同时担任《申报》、《时报》的北京通讯员。①
副刊的崛起成为本时期报刊内容变革的另一亮点。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五四运动”后国家意识的增强，副刊成为提升报纸影响力的重要砝码，吸引了大批特定的读者群体，特别是青年学生。当时最负时誉的副刊为《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以及北京《晨报》的副刊“副镌”。
“学灯”最初专载介绍学术新知，讨论思想的文字，由文人学者投稿，是报纸有学术性副刊的创始。学灯的问世在同业间迅速引起反响，“南北各大报作‘同声之应’的，几于不胜枚举”；而“觉悟”的最大特色是开辟青年信箱，公开答复来信，深受青年界欢迎。1918年，《晨报·副刊》由孙伏园主编，专载有价值的文艺作品和学术演讲。当时北京、上海各地报纸所刊登的报尾文章，脱离不了红男绿女的小说与笔记，或鬼怪神话、黑幕秘诀等，《晨报》副刊则完全割弃此类文字，给人焕然一新的感受。1921年11月，《晨报》副刊正式独立成为“副镌”。②
“五四运动”前后，上海《民国日报》从国民党的立场积极支持学生运动，而由邵力子主编的副刊“觉悟”也成为当时青年学生的灯塔。当时《时事新报》属研究系的宣传刊物，也曾积极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其副刊“学灯”与“觉悟”并驾齐驱，被称为东南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柱石”。但研究系和国民党一直是政治上的冤家，“觉悟”和“学灯”虽然文化革命方向相同，却也时时辩驳不已。那时的上海《民国日报》代表当时最激进的社会文化思想路线，“反帝”、“反封建”、“反宗教”，都喊得非常起劲和热闹。实际上，这家领导革命的报纸在望平街上规模最小、经济也最困难，而且销路也不怎么理想，但却受到不少后来学者的称赞。北伐军成功定都南京后，“觉悟”就退出了时代，和“学灯”一样不为青年人所重视了。望平街的报坛仍旧是《申报》、《新闻报》的天下，有一时期，反倒是《申报》的脚步跨得较大，起而领导东南的新文化运动了。③
3.文字的白话化与通俗化
有人曾将中国和一般国民对报纸漠不关心的原因归结于中国文字之病。因为传统文字艰深，教育又不普及，使多数人不能阅读报纸。但自从文学革命后，白话文风靡一时，中国报纸杂志上的文字开始发生变化。④
1918年，胡适等人主编《新青年杂志》，完全用白话文做文章，提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宣言“中国若想有活文字，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其后，白话杂志相继出现，如陈独秀的《每周评论》、北京的《国民公报》就有好几篇响应白话文的文章。“五四运动”后，国人感觉到思想革新的重要，“从前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文字革命的运动因此得以自由发展”①。
文学革命继续推进，对社会影响极大。国内报纸杂志多数有倾向白话文的现象，在各城市用白话文写的小报也渐渐增多，但许多大报仍用文言或文言白话并用。② 北京的小报《群强报》使用京白行文，同时取材也注意意趣，一度风行中下社会，销量曾达每日两万份。③ 它之所以在中下阶层受到欢迎，与其使用简单易读的文字密不可分。尽管报刊文字的白话文化进展缓慢，但毕竟已渗入报端，改变了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
除了文言文的问题，大量外来新造词语的翻译及引入，也增加了读者阅读报纸的难度。例如exteritoriality 译作“治外法权”，有些读者虽能懂得字面意思，但其实并不明白究竟什么叫“治外法权”。而这种情况除了普及教育外没有别的办法。
其实也不只是外来文字的问题。即便认得文字的人，也常因报刊中各类习惯上的简称、代称而茫然不知所云。著名记者徐铸成曾以一则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专电为例，说只有看惯《推背图》而又相当熟悉时局的人才会知道它说的是谁。此电内容为：“合肥倦勤，偕小徐赴津，东海彷徨，请靳向保、奉疏通，”这则高度简化的文字实际说的是“直皖战争后，段祺瑞辞职，和他的心腹徐树铮一同离京赴天津。总统徐世昌不知如何是好，请靳云鹏向直系首领曹锟和奉系首领张作霖请示善后办法”④。对不了解时局的人而言，看到这段文字只能识其表面，而不知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随着社会的发展，白话文化和通俗化必然成为报业的发展趋势，但事物的变革并非仅凭其理论上的所谓应该怎样而得以理想化进展，各种内外因素会在不同时期发挥出作用。报纸能否全部改用白话、需要经过多久才能真正使报纸接近普通大众，这成为20世纪20年代的新闻界不能回答的问题。尽管如此，报纸对改变社会的信息流通方式还是发生了重要影响，新的社会舆论空间逐步建立起来。许多思想观念通常先在社会精英阶层中发生作用，然后再通过他们对社会大众进行启蒙和教育，媒介舆论对民国时期的政局产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影响力。
4.记者群体、新闻教育及发展
民国初期，报业进入我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记者这个职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仍未有大的改变。著名记者陶菊隐回忆，他在民初进入长沙新闻界时，记者经常受到歧视，被称为“九流三教不入流之一流”，特别担任采访的记者竟被视为“包打听”或造谣生事之徒。他跨进新闻界门槛的时候，就被亲友长辈训斥，“什么事情都好干，为什么偏要干这一行”①。
客观而言，民国初年的新闻工作人员总体水平的确较低，对自身职业的基本理念和职业道德等基本问题知之甚少，甚至公开制造新闻供给社会和读者，也不以为耻。著名报人胡政之回忆民初新闻界往事时，提到当时的外勤记者、编辑都是“脑中专电制造专家”，认为那一代的报人，编辑不成其为编辑、采访也不成其为采访。② 胡政之在民初任《大共和日报》总编辑时，“总想从外国报纸上找一点消息给读报的人”③，就因为那时国内的消息是不太可信的。
民国成立后的十几年内报业有所发展，但记者的职业仍不为人所看好，新闻从业者大多缺乏专业上的训练及良好的知识装备，加上政治上的被利用和压迫，其整体形象并不为人所称道。当时除了像邵飘萍那样声誉一时的名记者，大部分新闻记者是很少有优越感的。即便是名记者也仍被部分人士看作不懂世界情势、不了解国内实情、即只知些眼前的党争、懂些中世纪的文墨人，④使它仍未能摆脱落伍文人的印象。不少记者更以造谣生事、乱敲竹杠、接受政府津贴等为其生活手段。
罗家伦曾对当时的记者进行分析，除最少数是受过完全教育，或真有志向的以外，将其余的人分为两类：一类为“斗方名士”和“末路官僚”，一类是堕落青年。这两类人都缺乏常识，只会做几篇“策论式”的论说，自然谈不上精确独到。此外，主笔为文，或放言高论仅求快意，或无病呻吟；等而下之则曲笔抑扬，市惠抱怨，以评论为济私的武器，不免为社会厌弃。⑤ 主笔、记者如此，他们的言论态度如何也大概可知。当时的新闻界对涉及社会和国家的重要问题，处于怕事心理，言论宁可不着边际、模棱两可、不疼不痒，惟恐有所主张而犯偏袒嫌疑、树怨一方，只顾“追随社会进步”，不愿迈进于社会之前，自贻伊戚，甚而怀疑报纸评论能否产生功效，所以评论常见“付之一叹”、“余欲无言”一类语调，否定报纸评论对社会国家的责任。①
黄远庸在替《申报》做驻京特派员时，每月也只有二十元。但胡政之称其有一种能力，就是可以“一面在八大胡同打牌，一面在清唱小班的堂差票后写出要发的电报”。著名报人曹聚仁在承认黄这种能力的同时，对他靠仅二十元的薪水到这些地方交际提出质疑，也表示外勤记者到处找津贴，是那时报馆老板所迫成的，②这都是上一代报人的实际的生存和工作状态。
上海报业发达，数量和种类较多，从事新闻业的人员数量也较大，因此寻求同业合作与协调的意识和需要较强，这为新闻同业团体的建立提供了必要条件。民国成立前，最早的报业协作组织为中国报界俱进会。民国成立后，全国报界联合会于1919年正式成立，但很快就因内部分歧及缺乏协调而告终。国家政权分裂的现实状况，使这种全国性的组织缺乏生存和运作的土壤。由新闻记者自发组成的同业团体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1921年，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成立，从其名称可以看出，这个组织更多可以视为松散的联谊性质的团体。有影响力的报业或新闻记者同业组织，对报业的发展及新闻自律等问题应有所裨益，这两大类组织在近代中国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从其后的表现而言，新闻记者的同业组织的作用更不甚乐观。
随着新闻业的发展，新闻教育和研究开始起步，社会对新闻记者的期望和要求也较前提高。1920—1926年为中国新闻教育的初创时期，③对新闻记者进行系统的教育和培养逐步受到重视，一些大学开始设立报学系或新闻学系，但规模有限。教育的有限及人才的缺乏，使新闻记者总体素质的提高仍有待时日。戈公振曾谈到，“执今之报界中人，而询其因何而为记者，如何而后成良好之记者，恐能作明了之答复者，千百之十一耳”④。
5.广播的出现
1923年1月23日晚，《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下简称“XRO电台”）首次广播节目成功。这是我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它宣告了广播在中国的诞生。
当时有500家左右接收机，主要是收发报台，绝大多数集中在上海和东南沿海一带，其中除了官方设立的公营台以外，一批中外无线电爱好者也用以通讯联络，进行试验和研究。那时收音机有限，收音机的持有者常常邀请友人用自己的耳机听广播，作为一种时髦的招待。广播的作用开始被人们所认识。
正当国人对广播产生极大兴趣之际，北洋政府却对外人办广播之举表示出担心。又因他们对其缺乏正确的认识，将无线电通讯与广播等同，认定无线电为军需品，所以对全国出现的无线电热深感不安。北洋政府交通部遂致电各有关地方电政机关，要求查处外国人私设电台事，并取缔各类无线电学会。在这样的大气候下，XRO电台约于同年4、5月间最后停播。
但近代中国广播事业并没有停下脚步。1926年10月，经哈尔滨电台代理台长刘瀚的积极筹备和努力，我国自己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正式广播，此举被誉为中国广播史上的大事。刘瀚全心发展本国广播事业，其目的在于维护东北三省正被外国势力所侵害的国家电政权益，因此我国广播事业的起步带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不能简单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需求来分析之。
广播最初的收听者主要为在沪外国人、政界或商界的部分人士以及无线电爱好者，距它真正进入普通大众生活尚需时日。
二、新闻界的问题
1.新闻界总体情形
自《申报》创办到民国初已过去四十余年，这时期曾有许多报纸风起云涌，但大多随时局变化，很快销声匿迹，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甚少发生直接关联，且很少被社会知晓。因此即使有十年以上历史的，也不过《民国日报》、《申报》、《新闻报》、《商报》、《顺天时报》、《盛京时报》、《时事新报》等数种而已。①
报纸在民初卷入政争旋涡，多不能发表客观的报道和评论，失去独立性。这个时期政府和新闻界互为利用，新闻道德的败坏也有目共睹，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价值观、职业道德、社会公共利益等问题缺乏认识。上海经济发达，远离政治中心，大量小市民的存在，孕育着独特的地区特色，其报刊的发展定位及主要内容则更贴近于实际，但在浓厚的商业氛围及政府的金钱攻势下，新闻界道德同样遭受严重腐蚀。因此无论南北，报业及其记者在社会上的信誉整体不佳。
当时中国报馆的报纸销量数，常秘不告人，否则就是以少报多，更不可信。按全国统计情况，销量最多的报馆不超过10万份。就销行地区而言，各省报纸销售多不超出一省，能够销行到各省者以上海的报纸为多。② 20年代初，在中国注册的1059种刊物中，只发行1000份以下的很多，而且学校的刊物等也包括在内，此外小报数量也较大，如北京一地日报就有80多种，又因政客在那时代每每被收买。由此可以想象报纸销行能力的薄弱。①
1927年前，我国报馆对于发行方法多不研究，诸如每日将报中大事，揭示于路人注目之处的做法未有，在稍微偏僻的地区或乡镇也没有销售报纸的地方，更远的地区除非长期订阅报纸的读者外，其他人则无法获得报纸。报馆方面对已有的订阅者不够重视，如不保存订阅的地址，一旦造成停阅则成陌路，而对于没有订阅者也不设法兜揽，在这方面与外商的做法和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办事的人疏懒成性，偶有询问“报纸因何不到”，也不予回复，如果有来函表达不满者，也不去研究如何改良，对于分馆推销也任其自然，缺乏计划指导。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报纸销量日多，是社会进步促成而非报馆自身的努力。②
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低是构成报业不发达的重要原因。报纸销量的增加，并非仅靠报馆自身努力可以达到，报业的发展与教育、实业、交通、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均有连带关系。1927年前，社会上出现早晨以五分钱买入的报纸，午后还可以二分钱卖出，翌日仍可以卖得一分钱，一份报纸可以辗转经过几个读者，报馆对于此事，倒是无可奈何。③
戈公振曾谈到南北方报纸在副刊风格上的差异，说“北方重文艺，南方偏于滑稽，是乃一地之风气使然耳”。当时音乐会与跳舞会不多有，戏团及游乐场所则喧嚣龌龊特甚，在社会设备不完美之时，凡有文字知识者，除了读日报副刊以调节脑筋外，几乎没有别的娱乐可言。有的副刊偏于陈旧，一意模仿古人的作品，有的则偏于新，有些类似学校讲义；此外还有搜罗新奇事物的，则非失之荒唐即失之滑稽，编者初衷以供读者以娱乐，而结果则适得其反。④
民初新闻界的一种怪现象是，有些报馆或通讯社聘请编辑不发薪水，而编辑生活所需的费用可向政府各机关争取干薪，北京报界还有所谓“义和团”和“罗汉团”之说。所谓“义和团”是指新闻界借着霸道要钱，“罗汉团”则是报界中人办一种“滑头报馆”，每天印30~60张，一半贴在指定的贴报处，四分之一送给可能送干薪的大人先生，身边则留下几份证明自己确是新闻业者。这种报纸在街上买不到，被称为“鬼报”。鬼报的社长像个吃四方的和尚，又一身兼任主笔、编辑、经理各部门事物，所以被称为“罗汉”。一直到1925年底，这些“罗汉”办的联合版才在北京绝迹。此外还有一种联合版报纸，为许多滑头报馆联合起来共同出版，由社长轮流主编，剪下当天报纸新闻，交付印刷所排字房。拼版时排上甲报报头及论说或特载，便是甲报；印完甲报，将报头和特载抽出，换上乙报报头和特载，便又成了乙报，依此类推直到各报印完，这种报馆在北京一地曾达四五十家。①
我国近代日报、杂志刊登政治新闻多于其他国家，国内新闻多为政治新闻，国外政治消息非常有限，即使发表也不能提纲挈领，而且容易被外国通讯社所利用。各报所刊登的专电只有寥寥数十字，那些对政客而言似乎含有无限意味的消息，如某某委任何职、某某出使某国等，在无政治党派知识的普通人眼里，既缺乏理解又不感兴趣。②
在言论受压制的时代，能发他人所不能发之声，常成为报纸用以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之一。《世界晚报》创刊之初，就因敢于揭露事实、批评政府而获得社会认可。如在1924年5月7日，距离晚报出版不到一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纪念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国耻日，被军警打伤几十人。晚报以头版头条登载惨案详情，并发表评论，指责北洋政府的暴行，要求惩办惨案的指使人———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晚报身价因此又增长，增加了销路。③
这段时期，报纸因不加取舍地刊载不良广告受到社会的批评。新闻界广告恶浊，流毒社会，卖假货的广告更是充斥版面，报社动辄以“营业”两字做遁词。这种不良广告现象不仅存在于小报上，大报也一样。报界中有识之士为此呼吁，应当严厉拒绝含有欺骗性质的广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曾对报纸及其广告痛加指责：“我国新闻，于主张中无不提倡道德，而广告中则诲淫的药品与小说，触目皆是，且广收妓寮的广告。此不特新闻家指毁其品格，而贻害社会之罪，尤不可恕。”④
1920年，全国报界联合会通过“劝告勿登有恶影响于社会之广告案”。内称，报社之天职在改良社会，如广告有恶影响于社会，则与创办报社之本旨已背道而驰。全国报界联合会为全国报界之中枢，有纠正改良之责，宣令在会各报一律禁止登载。牺牲广告之事小，而影响于社会大也。⑤ 但全国报界联合会不久宣告解散，新闻界这种自省的声音从此极少听到，不良广告问题依然存在，并成为我国近代报业中的普遍问题。
此外，不少报纸着重逢迎读者所好，不重读者所需，风格偏低。社会不愿意有世界眼光，记者就不谈国外的事；社会不好学，记者就不谈学问；社会喜欢欺诈作恶，记者就去搜集许多小新闻来做他们的参考；社会好淫乐，记者就去征访无数花界伶界的附张，设立消闲录登载满纸的“花讯”，报道“花园花总统”的消息，以及人家太太小姐佚事？ ？ ①这些报纸虽能满足部分人的需要，但在社会上却造成不良影响，使人容易将报业及其从业者与消极、低俗等风气联系起来。大多数普通读者对自身的舆论权利、报业的职责等问题知之甚少，很少有读者对新闻界这些不良现象提出质疑或批评。那时，新闻界对社会道德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带来的影响并未引起社会关注。
对新闻界提出批评最多的恰恰是在新闻界工作的人。中国北部报界元老之一、名记者熊少豪曾指出，当时的报纸不为天下之公器，而甘心为一党一人的私利机关；不知尊重事实之可贵，颠倒是非善恶，致失其信用；而记者则“专门知识固然没有，即普通常识亦无心得”，因缺乏常识，不能明白社会群众的要求。记者不能通晓世界大势及高深学识，对于舆论不能予以决定的指导，加上政府及国民又都不知尊敬报纸，结果弄得毫无报纸的价值。因此使一切评论，都是近视的、灰色的、格言派的、模棱两可的臭文章，就算尽了记者的责任。至于能使中国问题介绍到外国的，除在中国经营的西文报及外国通信员之外，可说是一种也没有。②
这段时期的新闻界处于严重的道德堕落和阴暗时期，影响到新闻业的声誉和报业的报格，我们不否认这段时期报业在业务和内容上的进步，但这犹如“渣子上的清酒”，表面上的清澈并不能掩盖其下面腐败的事实。
2.报界职业理念的缺失及外界之批评
报界职业理念的缺乏主要体现在新闻界公然制造假新闻以及无视新闻客观性两大方面，这些问题在当时就已引起国内新闻界人士以及外国同行的关注。如果说新闻界公然制造假新闻有其特殊的历史阶段，那么新闻客观性问题则是近代中国新闻界长期面临的问题。
民国建立前后，各种政治势力不惜使用提供假新闻等手段，以求达到政治宣传目的，这种公然违背新闻基本原则的做法在各政治势力控制的报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胡政之所说，民初的论坛民族意识最强，而民主意识最差，各报都设有专电，所谓“专电”，都发生在编辑的脑海，可以毫无事实，就写一篇骂人的文章。那时一切都是乱哄哄的，后来担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的居正那时也在写文章骂人。①
与此同时，近代以来我国报界普遍存在夹叙夹议、随意发表意见等问题，不能真正认识客观性新闻报道的重要性。新闻界中盛行的有闻必录的传统及动辄将自身观点加入新闻报道的做法与现代新闻理念格格不入，新闻界有些人士对这种情况早有批评。
1918年，徐宝璜在《新闻学》中明确指出，所谓“有闻必录”的传统是中国新闻界幼稚的明证，应当尽快纠正，而国内新闻从业者处理新闻时应持严谨、客观的态度，不应轻易加入自己的观点，要求“访员不仅采集新闻时，须审传闻之确否也，即编辑时，亦须谨慎据实直书。行文之间，既不可故意颠倒事实，亦不可随意穿凿附会，致与事实不符”②。《申报》主笔陈景韩也反对有闻必录的说法，并告诫外勤人员：探访新闻要跑，用眼不用耳，写新闻要客观，不要掺夹自己的意思，才能算是忠实报道。③
20世纪20年代，全世界大多数新闻机构已确立起尊重新闻事实的理念，使新闻的社会功能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都有很大提高。近代新闻工作者的新闻信条已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承认，其中第一条规定：报业及所有其他新闻媒介的工作人员，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所接受的消息绝对正确，尽可能查证所有信息的内容，不能任意歪曲事实，也不可以故意删去任何重要的事实。④
但近代中国的新闻机构对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等基本问题仍缺乏认知甚或知而不行，因此外国新闻同行时常对中国新闻界普遍存在的这种做法提出批评。
路透社电报有限公司远东经理唐纳在1921年宴请上海各报记者的致辞中，曾恳切地指出，上海报纸辄为内地人士所传颂，因此上海报纸的言论势力不仅限于上海，并且能影响到中国一大部分的人，希望上海报界应当慎重报纸纪事之准确，发言之正当，以维持其已有之程度。⑤ 其真正意思是：上海的报纸既然对全国有这样的影响，更应特别注意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
上海《字林西报》主笔格里恩，来华十六年，应邀在上海《新闻报》三十年专辑上发表意见时，根据自身的经历和观察对中国新闻的真实性与客观性问题提出忠告。他首先指出，新闻事业以事实为重，发表意见必须慎重斟酌，在社论评坛以外，不能插入议论，并请中国新闻界同行注意，英国《泰晤士报》有令人不可几及的权威地位，贵于提供给读者真实可靠的新闻。新闻纸为事实所造成，不可与它物相干，而中国新闻界人士对这项极其重要的新闻原理，则尚未真正认识其重大性。他认为中国新闻事业进步固多，但在真实新闻问题上仍需改进，建议中国同行“务以正确为事，不稍假借”①。
此外他还提到，在四分五裂、党派政治及军阀势力的影响下，近代中国各报上的记载，也常常脱离事实本身，而刊发“令人怀疑其别有私心阴谋”的消息，至于想求得内地远处的重要消息的真相，则更加不容易。格里恩还以1922年夏天直奉之争和南方之事为例，称自己在写这篇文章时，也不知道陈炯明是在广州还是已临阵脱逃。他感叹遇到这样的大事，身在其地的中国新闻家，竟然不能陈述事实而不加政治色彩。②
为避免过于严厉的语气给正在庆祝报业发展的中国同行尴尬，这位外国主编，已经使用了相当婉转的话语。尽管如此，中国新闻界对新闻的真实性问题缺乏正确的认知及严肃负责的态度，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1925年10月10日，《申报》发表王英宾“中国报业应有之觉悟”，从政治、教育、外交、风俗、社会等各方面，对报纸的作用及中国报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讨论报业应负的责任，解读媒介的价值和意义，强调报业的重要性及其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力。他指出：报纸在政治方面，应当担负保障民权、监视政府的责任；在教育方面，报业则可作为平民教育的利器，担负宣传知识教育平民的责任；在社会方面，报纸应以维持治安，助进公益为责任等。这些早期的新闻理论反映出我国新闻理论界对报刊作用的认识水平，有益于社会大众建立起对报刊的正确、全面的理解。
20年代的报业对自身的地位、社会价值和作用还远未达到理想的认知水平。这个时期对报刊理论的研究已出现，但放眼整个社会，报业及其从业者的自我认识和社会地位仍处于较低的阶段。大部分报纸规模不大，容易“在某一势力新产生时候即被收买或封闭”，评论者认为，这个时期的中国报纸“还没有到真正代表舆论的时代，不过在国内内争时当做角逐的武器罢了”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