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的一家剪报公司固定给奥格威寄来在美国开展的每一个新广告活动的资料，奥格威从中选出最好的加以抄袭——巨细无遗——然后提供给他的英国客户。如果当时有人告诉奥格威，12年后他会在纽约创造属于自己的广告活动，奥格威一定不会相信。那时候，奥格威帮德国犹太人联合会募集资金，以帮助从希特勒暴政下逃出来的难民，并且以辞职相威胁，成功地阻止了所在的广告公司接受希特勒的大使为他们的客户。但奥格威实在是太不能容人了，长他7岁并且已经是公司主管的哥哥，不得不给了他一通严厉的教训：
在决定对同事及客户的态度时，可不可以请你思考一下温斯顿·丘吉尔关于罗斯拜瑞国王的那个警句：因为他不向别人弯腰，所以他无法征服别人。还有什么可以比这句话更传神地概括那帮神经质贵族的那种比公众的偏见更狭隘、更顽固的吹毛求疵？
一生经历丰富的男人注定让人羡慕。洛伦佐·达·庞德是一个威尼斯的犹太人，被迫改信基督教，后来又学做神职人员，但是声名狼藉的私生活迫使他匆匆离开了意大利。他跑到维也纳，成为国王的秘书，并为莫扎特三部最好的歌剧写了剧本。之后他开了一家药房，后来又在曼哈顿开了一家酒厂。享年89岁，去世时是哥伦比亚大学意大利文荣誉教授。
犹大·本杰明，来自路易斯安纳州的参议员，当时联合政府的智多星。南北战争后逃到伦敦，是个55岁一文不名的难民。19年后他去世时，已经成为英国酒吧界业务最多的老板。
奥格威移居美国时，他的英国朋友认为他疯了。怎么会抛下一个已经开始发展的大好事业去连野鬼都不认识一个的国家重新开始？其实奥格威觉得当时自己并不像个快饿死的西西里人，也不像逃离希特勒魔掌的难民。他的这个决定，就像是已经抽中了生命彩票的头等舱，却选择了乘末等舱去旅行一样。
为什么？部分原因是他喜欢冒险。部分原因是他认为花同样心力在美国能赚到的钱是在狭小的英国的三倍。部分原因是他想证明没有哥哥的关照，自己也能成功。部分原因是他为美国的“新政”所鼓舞，认为罗斯福会比张伯伦更好地解决失业问题。还有部分原因是他读过的那些书激发了他的想象，从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历险记》（HuckFinn），到威拉凯瑟、爱迪斯·华顿、辛克莱·刘易斯，史蒂芬·文森特·贝内特描写南北战争的叙事诗《约翰·布朗的身躯》，则使他的想象达到高潮。奥格威本身并没有当时英国流行的妒美情结。一位老法官曾说：“美国女人穿得像时装图样，言谈像雄孔雀，举止像烧饭婆。”当奥格威和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第一批移民家庭的女孩订婚时，苏格兰的一位表兄来信说：“大家觉得美国女人都像爱德华亲王那位有过离婚记录的美国老婆辛普森太太一样。但是，也许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果真如此的话，希望你的未婚妻就是一个。”
初到美国的这一时期，奥格威的生活发生了一生中最幸运的转折：乔治·盖洛普博士邀请奥格威加入他在普林斯顿的公司。如果一个人下定决心要在异国发财，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在当地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中找份工作。在那儿，你会知道那个国家的人有什么样的生活目标，他们对当时最重要的话题持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惯如何。很快地，你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会比许多本国人还多。有多少美国人知道他们的同胞中有65%的人在餐前会念感谢祈祷文，或者有46%的在一般周日也上教堂？（在英国，在一般周日上教堂的人，只有3%。）
乔治·盖洛普是个了不起的人。作为一个周游各地的哲学家的儿子，他在高中时设法养了一群乳牛，并因此摆脱了贫困。在爱荷华大学上学的时候，他成为学生杂志的主编，并把这本杂志变成一份日报，还发明了一种计算每一条新闻和每一篇特写阅读人数的方法——一个将给新闻业和广告业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发明。1936年总统大选时，《文学文摘》预测兰登将以领先19个百分点获胜。盖洛普对他们电话访问的可信度提出质疑，因为当时电话只局限在高收入阶层中使用。他抽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样本进行民意测验，并预测罗斯福将当选。这一结果使《文学文摘》销声匿迹，而盖洛普则名声大噪。
在一次去好莱坞的旅途中，奥格威写信给哥哥：“我想用盖洛普的调查方法衡量电影明星的受欢迎程度、预测故事情节的吸引力、预测电影未来的走向等等。由于不了解观众真正喜欢什么，电影业在剧烈地摇摆。我发誓绝对可以消除对市场的盲目和对数字的错误统计，是它们正在扼杀这个庞大的工业。”这简直是奇迹般的巧合，盖洛普正是要奥格威做这个工作。在接受了几个星期的调查方法灌输之后，奥格威陪着盖洛普去好莱坞，身上带着肉肝馅饼大王亨利·谢尔写给康斯坦斯·伯纳特的信：“一位英俊、富有的英国青年正在前往好莱坞的途中（当时奥格威全身上下只有400美元）。他绝对不是普通的英国人，而更像爱芙琳·瓦那样的英雄。”他们到达当天，盖洛普和奥格威一起跟乔治·舍弗吃中饭，他是RKO制片厂的老板。盖洛普根本就不会做推销员，奥格威则紧张得说不出话来，直到舍弗在桌子底下用橡皮筋“啪”地打了奥格威的靴子一下。这个举动让奥格威放松下来，之后他开始侃侃而谈。饭后，他们开车到20世纪福克斯公司，在一间奥格威觉得是自己所见过的最大的办公室里，达瑞·扎纳克手里拿着马球棒，正大步地踱来踱去。奥格威再次娓娓动听地表达了他们的来意，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斯派罗·斯古洛斯加入这个会议。这个好斗的希腊人负责福克斯制片厂与诸多电影院之间的联系。像每个做那种业务的人一样，他无所不知。他怀疑，有人需要调查吗？但是比他精明得多的扎纳克认为自己需要，所以邀请盖洛普和奥格威一起去箭头温泉饭店度周末。星期一的早晨，舍弗打电话和奥格威说RKO会跟公司签一份为期12个月的合约，前提是公司不得同时为其他制片公司服务。
按照合约，公司要为RKO提供四项服务：
（一）从票房号召力的角度衡量电影明星的受欢迎程度。公司称这项调查为“票房价值稽核”。
（二）预测观众对根据百老汇戏剧、小说和电影旧作改编的不同电影的接受程度。
（三）调查不同片名对票房的影响。
（四）调查电影观众中有多少人在一部电影发行前就听说过它。奥格威称它为调查“公众浸透指数”。
为了预测故事情节的受欢迎程度，奥格威抽取一组观众样本，给他们看故事大纲，然后问他们如果将这个故事拍成电影，他们愿不愿意看。奥格威首先问被访者这样一个问题：在晚上，是听电台的谐星，如杰克·班尼的节目，还是读莎士比亚？如果回答是莎士比亚，奥格威就知道他在撒谎，于是结束访问。
只要提供给公司故事大纲、片名以及演员阵容，公司就能在电影开拍之前预测出有多少人会去看这部片子，平均误差低于10%。很快，公司就开始向制片商们提供对于影片的看法，并且用测试记录证明公司的建议。奥格威向大卫·塞尔兹尼克建议拍摄一部描述耶稣基督一生的史诗型电影，他没这个胆量。奥格威建议迪斯尼拍摄《爱丽斯漫游仙境》，迪士尼听从了他的建议。有些时候，公司的客户没有先做一下测试，就投了大笔金钱购买故事版权。这时候要告诉客户大众对他们买来的故事没有兴趣，就很棘手了。
制片商们浪费无数的时间争执片名，而奥格威可以告诉他们哪个片名能带来最高的票房。就“切分”这个名字做调查时，奥格威发现有43%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一种宗教吗？”调查这部电影的“公众渗透”时，直到电影开始发行，四个观众中仍有三个没听说过它。它的曝光时机太晚，所以无法充分实现票房潜力。
只有四分之一的观众每周会去看电影。一开始奥格威以为不看电影的人休闲时间都忙着听收音机、看书、玩牌，或者拜访朋友，结果证明他错了。不看电影的人往往什么事都不做，而常去看电影的人同时也读很多书，还听收音机，更有活跃的社交活动。至于奥格威自己，为了与电影市场发展保持同步，一个礼拜必须去看三到四场电影。
通过从票房号召力的角度衡量电影明星的受欢迎程度，奥格威计算出每个明星对一部电影的票房有多大贡献，然后告诉客户应该支付哪位明星多少片酬。克拉克·盖博、斯宝瑟·崔西。米基·朗尼，还有嘉里·库柏的价值是罗纳德·里根、格丽泰·嘉宝、玛丽莲·迪翠切这些人的四倍。
每两个月奥格威都会做一些走势图，显示每个明星受欢迎度的上升或下降。一般人都认为人们去看电影是为了看片中的异性明星，但是奥格威证明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男人去看电影的时候，认同剧中的男明星，男性观众最欢迎的13位明星都是男的。女人去看电影的时候，认同剧中的女明星。只有海蒂·拉玛以及少数几位性感偶像受男性欢迎的程度比女性高。男孩子想看男孩明星，老妇人想看老妇人明星，世故的人想看凯瑟琳·赫本和劳伦斯·奥利佛，而教育程度不高的观众则认为和他们同一类型的明星——阿伯特、科斯特隆、贝蒂·葛瑞宝、乔治·罗福特等等最理想。奥格威还发明了一个在宴会上玩的游戏，要每个参加游戏的人写下六位最喜欢的明星，然后他就能猜出每个参加者的年龄、性别、收入情况，以及家乡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人们总会把票投给最像他们自己的明星。
大明星们都相信如果自己一年在一部以上的电影中露面，观众就会厌倦他们。奥格威则证明这是个谬论：一年只拍一部电影的明星，他们的受欢迎度平均下滑17个百分点，而一年拍三部片子的明星，受欢迎度则平均上升9个百分点。奥格威发现有些明星对票房有负面影响：如果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海报上，驱走的买票者比他们吸引来的还多。这张名单包括一些在演艺圈里最有名的名字，并且毁了他们的前程。奥格威把它称为“票房毒药”名单，并列为最高机密。这些人的个性令制片人眩惑，但是观众对他们反应冷漠。
奥格威常听父亲常说，遇到最喜欢的作家是个错误。有一次他跟詹姆斯·巴里爵士一起吃饭，发现他最喜欢的这位作家竟是那样一个令人生厌的卑鄙小人。奥格威发现与最喜欢的明星见面也同样的错误。奥格威认为自己见过的明星中，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洛丽塔·扬，对天主教的虔诚使她保持谦逊，另外一个是哈伯·马克斯。哈伯话很少，但是笑声又响又多。在他家客厅的桌上，奥格威看到一张罗斯福的照片，上面题着“你的朋友赠”。哈伯的竖琴教师住在纽约，用长途电话教他弹琴。有一次哈伯举办了一场个人演奏会。结束的时候，观众像疯了一样地欢呼，但是好几分钟过去了，哈伯仍未出来谢幕。原来他跑到了观众席后面，在带头鼓掌呢。
在洛杉矶奥格威碰到了一些比电影明星更有趣的人：山姆·贝尔曼，那时正在帮嘉里·库柏写《牛仔与美女》的剧本；N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曾任伦敦一家广告公司的艺术总监；梭顿·魏尔德，他对艾德斯·赫胥黎的态度就好像他是个野心勃勃的助理牧师，而哈克斯利则像大主教一样。还有山姆·戈德文，他说服奥格威给了他一份机密的调查结果，结果马上披露给新闻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的片厂大亨——路易斯·梅耶、大卫·塞尔兹尼克、沃尔特·迪斯尼、哈利·华纳、沃尔特·旺格、杰克·科恩，还有法兰克·弗里曼——也都开始对奥格威所在公司的调查产生浓厚兴趣，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在适当的时候成了公司的客户。奥格威最喜欢的是大卫·塞尔兹尼克，他让公司做调查就好像别人买杂货一样。一次与艾德斯·哈克利斯和罗伯特·斯蒂文森讨论剧情时，塞尔兹尼克打电话来要奥格威做一项调查以解决他们对《简爱》这个片名的争执。“算了吧！”奥格威说，“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不管你怎么做，《简爱》这部片子一定会失败。而且无论如何，你都不应该用调查研究来替代有创造性的判断。”
塞尔兹尼克的岳父，也就是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Metro-Goldwyn-Mayer）的路易斯·梅耶，他手下的签约明星，比其他所有制片厂加起来还要多。他问奥格威能不能在米高梅待一年，教他们怎么使用公司的研究方法，但是这样就意味着公司在其他客户处于危难中，对他们弃之不顾，所以奥格威不得不拒绝了他。奥格威认为梅耶不是塞尔兹尼克那样的创意天才，但是他对于把握大众口味有一种无可匹敌的本能。
盖洛普博士对奥格威信心十足。奥格威从不记得他曾读过任何一份奥格威以他的名义撰写的调查报告。一旦盖博士发明出新的研究方法，他就立即对它失去兴趣，转而去做更新的东西。然而，他对奥格威的工作也采取了明智的防范措施，让芭芭拉·班森，他的弟妹，以专家的眼光监督奥格威是否使用不可靠的研究程序。盖洛普有个怪疾：支付薪水非常小气。奥格威那时的周薪是40美元，比奥格威提供顾问服务的好莱坞影业巨子们的园丁还少。后来成为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的索尔·瑞，当时受雇协助盖洛普写一本书——周薪50美元。后来成为《运动画报》总编辑的杰克·提比和后来成为外交政策协会主席的比尔·里杰特当时负责撰写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报告交报社，每周的薪水也只有100美元。阿尔弗雷德·马克斯后来自己创办了一系列法国杂志，当时周薪只有45美元。奥格威知道，这些人中没有人曾抱怨这样微薄的薪水，因为他们从这份工作中学到的东西太多了。说实话，如果盖洛普要奥格威为给他的教育付学费，奥格威都乐意。除了民意测验，盖洛普还教了奥格威三个具有无上价值的处世方法：
1.不敢拒绝的事情，就大大方方地答应。
2.如果不知道答案，就想办法混淆题目。
3.当你把别人的浴室弄得臭烘烘时，划根火柴，臭味就会消失。
盖洛普是个极其谦虚的人。有一份杂志曾刊登了一篇攻击他的调查方法的文章，洋洋洒洒列出了38条罪状，他把手下爱将都找来，告诉大家他承认其中的36条。
所有在民意测验机构做事的人，都常常会遭到别人的拒绝——“我从未接受过访问，也不认识任何曾经接受过访问的人。”有天晚上，在宾夕法尼亚火车站，一人访员走过来与奥格威攀谈，连写字板都准备好了。“您能回答几个问题吗？”那些问题都是奥格威自己写的，但是他却觉得它们听起来蠢极了，他立即回到了办公室，取消了那次调查。
虽然盖格普每周只付奥格威40块的薪水，但是奥格威和妻子还是想办法抚养了四个从英国来的难民小孩，共住在曼兹格洛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