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中国北方草原民族在与中原民族的相互激荡、融合与交流中，不仅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同时也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不但有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创造，而且有绚丽多姿的精神文化创造。作为一种不同于一般地域文化的文化，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一、变异文字是草原文化的显著特征
与中原民族一脉相承的汉语言文字不同，草原民族语言文字同属阿尔泰语系分属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 ·通古斯语族的有鲜卑文、突厥文、回纥文、契丹文、女真文和蒙古文。比如契丹文分为契丹大、小字，在辽代曾经是一种通行的文字，与汉文和突厥文并行。与契丹相似，女真在金代通用的是契丹文和汉文，同时又根据契丹文和汉文创制了女真文，其创制形式也分为大、小字。女真贵族统治集团，为了便于学习和利用汉族儒家经典，曾用这些女真大、小字译制《孝经》千部，并设译经所翻译了诸如《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等大量汉文经史。此外，蒙古语言文字也是目前仍在广泛流行和使用并还在发展与变化的语言文字。无论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和女真的语言文字，还是蒙古族的语言文字，相对于一脉相承的汉语言文字而言都迥然不同，可以说都有极大的由兼收而致别创的变异性。
二、宗教哲学是草原文化的思想载体
随着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并逐步过渡到奴隶制社会，草原先民在“穹庐”、 “盖天”和“天圆地方”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天视为自然界的阳性根源和永生不灭的灵体，从而形成了人为化的宇宙观念“腾格里（天）”。到了“星天翻转，诸国征战”的成吉思汗时代，这种历来为草原统治者用来渲染和美化自己的“腾格里（天）”，让位于具有无神论特征和人本意义的“天力论”。忽必烈的“应天至诚”观的提出和实践进一步摆脱了萨满教义天命观的禁锢，从而以“至诚”对应“天意”即“道协天人”，成为一种人本哲学。在蒙古族以及整个草原民族的思想史上，成吉思汗的“天力论”和忽必烈的“应天至诚”观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可以认为，所有草原民族的哲学基本上是一种“宗教形式中”的哲学。
三、天文历算是草原文化的认知科学
西汉时期，匈奴率先接受中原历法。这种关于探索空间形式和时间序列的“天学”，直到“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在中原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发明和创造之后，才在草原民族中获得较广的传播、较多的使用和较大的进步。匈奴的前赵首造 “浑仪 ”又设 “土圭”，羯胡的后赵创建天文历法机构和天文台；卢水胡的北凉利用汉族知识分子赵欧为其制定《元史历》，突破十九年七润的旧润法，提出六百年二十一润的新润周。成吉思汗的崛起和元朝的统一，又促使蒙古族的天文历法进程发生新的变化。耶律楚材根据随成吉思汗西征时所获西域历法编修了《西征庚午元历》，在书中首创中国的“时差”理论即后来为欧洲人提出的“地理经度”概念。如此等等，都是草原文化在天文历法方面所取得成就的代表。同时，草原民族在数学领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元朝，经过成吉思汗三次西征，大批数学特别是像欧基里德《几何原本》这样的古希腊数学名著的阿拉伯文译本由中亚学者扎马鲁丁带到中国，极大地激活了中国数学。
四、石窟寺庙映衬草原文化的精神建构
佛教真正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明帝之时，到了南北朝因统治者的需要和提倡，其势始盛。北魏王朝不仅广建寺庙，还开凿了许多洞窟，这是中国佛教建筑艺术和草原文化的一大创造。北魏以来，所开石窟最著名的有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莫高窟和榆林窟等数十座大型石窟群。 “佛道流通”入辽，不甘因袭的契丹人还大造其塔，诸如万部华严经塔、佛宫寺释伽塔、天宁寺塔、崇兴寺双塔等都是众多辽塔中的上乘之作。有清一代，藏传佛教格鲁派喇嘛教因为得到康熙、雍正和乾隆等满清统治者的信奉和支持，不仅其教大兴，连佛教建筑风格也再次为之一变，大建喇嘛寺庙。据有关资料显示，前后 200年间，在清政府的大力扶持和直接资助下，中国北方草原相继建起喇嘛庙 1200余座。这些宗教建筑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
五、音乐歌舞是草原文化的心灵诉求
草原民族的音乐歌舞直接来自于他们的生存方式和对自然、动物和人的斗争历程。匈奴人十分爱好音乐，南匈奴呼韩邪 “和亲”三次入朝，汉帝除赐冠带衣裳、金玺紫绶，还赐竽、瑟、箜篌等乐器；后及东汉，北匈奴也求“和亲”并请再赐中原乐器。在匈奴大部内附或西迁之后，其卢水胡一支所建的北凉，还将西域的《龟兹乐》融入秦汉音乐，创造了珠联璧合的名乐《秦汉伎》。鲜卑继匈奴而起，其马上之乐更是继匈奴的胡笳而达到新的境地。拓跋鲜卑除沿袭汉制，搜集、整理大量南北古乐并创制大型宫廷乐曲外，还利用倡乐和俳优大兴传播宗教教义的宗教乐舞。契丹人也能歌善舞， “辽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饶歌、横吹乐”，同时还有莽势舞、臻蓬蓬舞、反弹琵琶舞、假面舞和剑舞等。女真继契丹之后，也创造了不同凡响的音乐歌舞，一首流传至北宋京师的《臻蓬蓬歌》，使得“人无不闻其音而效之者”。他们的宫廷祭祀乐舞，可谓创造了中国北方草原最早的大型声乐、器乐套曲联奏并伴以舞蹈的综合艺术。素负盛名的元曲和蒙古族歌舞，是历代草原民族戏曲与歌舞的集大成者。元朝在典礼祭礼时所用的宫廷雅乐名为《大安之乐》，并有专门表现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文治武功的文、武二舞。由金杂剧和诸宫调吸取我国北方各类音乐歌舞和各种乡谣俚曲还发展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元曲。蒙古族的民间歌舞更是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蒙古之庆典，则舞蹈筵宴以庆也。即至忽图刺为合罕，于豁尔豁纳川，绕蓬松茂树而舞蹈，直踏出没肋之蹊、没膝之尘矣。”那低回柔和的马头琴和宽广辽远的长调，还有那些热爱草原、怀念母亲、思想亲人的歌儿，是草原民族和人民生命与心灵的真正倾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