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一直是一个职业的情景构建者和使用者，那时我开始作为一个未来学家在名叫斯坦福研究院的智库(现在叫做SRI国际)工作。当皮埃尔·瓦克于1975年第一次来SRI访问的时候，我是一个“赫尔曼·卡恩”学派的实践者。那时，我还没有想到要改变心智模式或者重新认知这个世界。然而，当时，我已知晓瓦克的名气：
他是一个成功预见了石油价格危机的人，很明显，当时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瓦克当时在一个国际大公司里引导着人们如何思考未来。
在壳牌，瓦克已经认识到，要充分认识未来不能仅仅依靠常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具备独占的优势。你必须寻找那些真正不平凡的人，他们能够触摸到时代变化的脉搏，并且看到重要的但却令人惊异的变化的力量。这些不平凡的人物遍布于世界的各个地方，并且有着一种非常不同的人生姿态。瓦克接受了两位不平凡人物威廉斯·哈曼和阿诺德·米切尔的邀请来到斯坦福研究院。当时，哈曼已经在斯坦福研究院开始了未来规划组的工作，并开创了不少直觉过程进行前瞻思考。米切尔正处于开发sRI的“价值和生活方式”项目的过程中，这个项目是一个根据深层次的属性而不是简单地根据人的年龄和地域将社会公众进行分类的项目。
威廉斯提到我们为环境保护局所做的一个针对未来的环境问题的项目后，瓦克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较难琢磨的法国人，在相貌上还有点像东方人。
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我与他交谈了大约20分钟，向他描述了我所开展的情景规划工作，我们还共同分析了可能的未来，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工作还未能实现在改变决策者心智模式上的飞跃。然而，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封从伦敦发来的电传：“你是否愿意离开SRI两年，加入我们在壳牌的团队？”我婉言谢绝了邀请，这也是我一生中少数几个引以为憾的事情。但是，自此之后，我逐渐开始与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研究壳牌，学习瓦克学派的艺术和方法。
1982年，我抓住了又一个加人壳牌战略规划组的机会，与上次瓦克邀请我所不同的是，这次我是作为瓦克的继任，将与阿里·德格斯一起工作，因为瓦克要退休了。德格斯是群体规划的合伙人，他正致力于有关组织学习的研究，并已自成体系。我在壳牌公司工作了5年，到了1987年，我与几个朋友一起开创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我们把它叫做全球商业网络，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将不同领域的专家召集在一起，来帮助公司赢得对未来的洞察力。我循着如何去进行战略前瞻的路径学习，本书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
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未来学家要回答的最重要问题，在我看来已包括在了一个政治愿景中，也就是“针对更好的未来，什么是更切实际的目标？”针对这个问题的传统回答
看起来根本不可能或者没有价值。右派以很高的社会成本要求健康方面的保证；很小比例的人口拥有很高的生活水平，但却是以其他地方的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为代价的，左派承诺未来将保持强制性的平衡，并由专家来规划和管理。
但直至东欧巨变前，高度计划的经济不能满足人们精神和心理要求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更别说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了。
确实有这么一种渴望去获得针对未来各种可能的一系列愿景，我们知道，繁荣的社会场面并非一定会出现：发生于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决策失误导致了随后的经济低增长和动荡。更严重的是，环境形势日趋严峻，人们也已逐步认识到短期福利所带来的长期成本。想想因为不关注处于绝望中的社会人群所带来的吸毒和犯罪等一系列后果，我们应当引以为戒。值得庆贺的东欧社会的转型和战后政治秩序的终结留下了一个需要去填补的空白，这个空白的填补或许要通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来实现。
我认识许多人，在他们中间，即便是名人、经济上宽裕的人、有着幸福家庭的人，以及那些生活在富裕国家中的人，他们对未来都感到非常悲观。对他们而言，未来的世界就像现在的马尼拉——一个确实无法生活于其中的城市一一拥挤、贫穷、无望，到处充满着暴力和犯罪。但是，我个人却对未来感到乐观，因为我相信，一个更好的政治愿景正在形成。情景规划就可以帮助人们来认识这种可能，一方面，它帮助人们保持对未来的现实愿景；另一方面，情景规划允
许任何一个人设计自己的未来。我在本书中不会描述我的未来，而是向读者展示怎样去展现你的未来。
因此到最后，每一个情景都是针对个人的。我曾经反复思考有关“人类生长激素”的发现，像1990年7月7日《纽约时代周刊》报道的那样，这种药物可能会为已过中年的人们继续保持年轻发挥作用。第二天，《时代周刊》发了一篇社论，社论题目为“这不会是年轻的根源”，社论讲，实际上，“没什么大不了的”。《时代周刊》曾经在1903年发表过一篇相似的社论，那篇社论对先前建造比空气重的飞行器的努力进行了批评。社论说，这种技术在理论上根本就行不通。而两个月后，怀特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试飞了他们研制的飞机。
如果上述生长激素没有显著的副作用，那它将会戏剧性地在全球产生影响。例如，对人口的影响：假如美国的平均寿命从现在的72岁延长到100岁。事实上，从人类迈入20世纪到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30年。假使前述的假设真的发生，人类寿命的增长顶点将会达到150岁，也就是说，世界上将会有大量110岁左右的人，少部分120岁左右的人，也将会有相当数量的100岁的人，这个数量相当于现在70岁的人的数量。
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个科技神话，但是我却对生长激素进行了非常认真的思考，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就一直在跟踪与遗传工程相关的信息，而相关的新闻报道也与我的发现非常吻合，我曾致力于探索生长激素带来的改变。然而，我并不是说这样的激素将存在，即便对我自己而言也是这样。我愿意承认的一点仅仅在于事先考虑激素将带来的复杂后果会是明智之举。这种影响是深远的。面对上述问题的复杂后果，人口预测马上就会犯错误，人口统计项目依靠的是出生率和平均寿命的延展(也就是死亡率)。如果上述那些假设发生的概率超过了30％，这也许就意味着从现在的坐标开始，人口增长曲线将呈指数形态。如果激素的作用能够影响到妇女的育龄，人口出生率戏剧性的增长也将是可能的。
如果激素类药物首先在富裕国家面世，那将会消耗很多的自然资源，也将会加剧环境恶化的程度。而问题的另一方面也许恰恰相反，激素类药物的应用将会使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如果这样的话，从长期来看，温室效应的影响将不仅仅是我们下一代人的问题，也将会是我们自身必将面对的问题。我们会是自己财富的缔造者，人们会有更高的健康要求，因为激素类药物不会消除疾病的困扰，并且人们会关心他们的脏器能够运行得更长久。几乎没有人想让他们的后50年在轮椅上度过，而医学上治愈老年性痴呆的压力将会加大。同时，生长类激素的存在也将会促使一些人去研究长期健康险，同时，也会使一些人产生获得这类药物的需求。
对我来说，生长类激素带来的最重大的影响莫过于我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关心。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时，我和我的妻子凯瑟琳都已经40多岁了。与我们的快乐相伴随的是许多伤感，因为当我们的孩子15岁的时候，我将会59岁；而当他20岁时，我就已成为一个64岁的老人了。但是，如果我能活到120岁，那么60岁也还比较年轻，当我儿子60岁时，我也就104岁了，多好的事情！
许多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忽视生长激素作为毫无根据的猜测(idlespeeulation)的一个来源，在它的作用显现之时，由于其突然出现而让我们惊讶不已，就像我们面对全球气候变暖时的情况一样。全球气候变暖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才引起公众注意的，而这个问题又是另一个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如果你是一家汽车公司或能源公司的总裁，这个问题就意味着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如果你是一个学生，这个问题就意味着你将选择怎样的教育方式；而如果你将要组建一个家庭，这个问题就意味着你将挑选哪个社区作为你的居住场所。
我并不是让大家花光自己所有的时间去思索那些神秘的各种可能，技巧在于寻找各种各样的可能，并思考哪些是重要的。正像保罗·瓦雷里在其1944年的诗里所建议的那样，世界的不可预测性已使上述这类行动成为了一种迫切需要，即便是面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一样。
每一个领域的不可预测性都是科学的力量对现实世界全部征服的结果。充满活力的知识的入侵趋向于改变人类的环境和人本身——在多大的范围内、伴随着什么风险、与现实的基础条件产生多大
的背离，以及对未知生活的保护。简而言之，生命已经变成了一个实验的目标，这个实验我们也只能将之说成这样一件事——使我们与我们本来的样子，或者是与我们想象的样子，再或者是生活正在指引着我们……越来越疏远，我们不知道，甚至没有办法想象方向在哪里。
不仅仅是我们的躯体，就连我们的精神也深受折磨，除非我们能够区分影响未来的重要因素。情景规划就是从这个角度开展工作的，可以说它将个人的需求作为一个过滤器，专门满足个人或组织的急需。我的经验告诉我，事实并非像瓦雷里所说的那样，运用情景规划方法，我们可以研究和设想我们前进的方向，通过这样的活动，我们可以降低复杂性和未来的不可预测性，因为复杂性和未来的不可预测性确实妨碍了我们的生活。
开创一个小企业，特别是一个创新型的小企业，所遇到的关键的长期性问题几乎与在一个大企业里开始一项商业冒险完全一样。虽然情景规划已经被国际上像壳牌和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这样的大公司所广泛采用，但是小公司也一样被一些令人惊异的事情和一些不确定的事情所困扰，而这些因素的存在常常使那些巨无霸们的商业计划搁浅。未来的顾客需要什么？在成本、技术及分销系统等方面，未来将发生什么？从1977年开始，我参与到了几个朋友的创业过程中，那时，他们正在筹备一个叫史密斯一霍肯的小企业，那是一个以邮寄园艺工具为业务的公司。我们几个人一起开始运用情景规划来思考这类新创公司未来将面临的商业环境。
公司的业务来自于实际的需求，即人们需要更好的园艺工具。史密斯一霍肯公司的渊源实际上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这个组织叫做生态行动，由约翰·杰冯斯领导。在美国，
人们比较推崇一种叫做“法国细致做法”的园艺方法，这种方法在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使用有机肥料，并需要将土坑挖深，而美国生产的园艺工具不堪负荷且易折断。幸运的是，艾伦·查德维克，这位将生态行动引入美国的英国人知道，在自己的家乡有一个叫做“喇叭狗工具”的工具作坊，在那里可以找到好的园艺工具，而他的家乡也正是以园艺闻名的。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在美国的人们如何获得这种工具？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组织，生态行动还不是一个具有进口和销售资格的组织，而在俄亥俄州一个先前做相同业务的公司已经倒闭。
幸运的是，我的亲密朋友保罗·霍肯是生态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他终于同意(甚至还是有点不太情愿)进口园艺工具并在美国销售。很快，保罗将这一消息通知了我们的朋友戴维·史密斯，戴维是一个地方性食品合作农场的经理，这个农场位于加州的门罗帕克。保罗的经历相当丰富，他创建过生态食品的销售公司，并在后来写了一部叫做《富角的魔方》(TheMagicoftheFindhom)的畅销书，书中所描写的对象是一个位于苏格兰北部非常著名的小行政区。保罗和我都是波拓拉(Portola)的委员，他帮助了另外一个非营利组织做成了一笔生意，同时，保罗也曾在sRI全球与我们一起工作，帮助我们书写情景。
我们几个人同保罗一起将钱凑起来后，我带着25万美元的支票到了英国。生产“喇叭狗工具”的地方位于维冈的克莱茵顿，那是英国的老工业中心之一，我在那里游览了一
番。制作工具的铁匠师傅还工作在他父亲曾使用过的铺子里，而他的祖父也曾使用过这个铺子，那已是工业革命时期的事情了。铁匠师傅需要挑选适合做手柄的木头，只见他将白色的美洲桉木重重地摔在一捆木头上，通过木头撞击发出的声音来选择适合的木材。他做这个工作已近50年了，10年前他开始培养自己的弟子。我从头到尾将我们想做的生意向铁匠师傅描述了一遍，并将支票放在桌子上，说我们可以提前付款，并且如果第一船货物好销的话，我们就想取得北美的独家销售代理权。铁匠师傅说，曾有两个人也想这样做，但却失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在美国销售这样昂贵的产品，而且他们中没有一个要提前付款。就这样，我们取得了要约。
史密斯一霍肯公司收到了第一船货物，这船货大小适中，很快就在美国销售一空。第二船货的规格要大些，做得也更漂亮了。第三船货还得了个设计奖。公司腾飞了，第一年的销售额就到了20万美元，在随后的三年里，每年的销售额都保持在100万以上，之后又连续五年保持了每年l000万美元的销售额。
在史密斯一霍肯公司创建的过程中，保罗和我一直：都在进行着深入细致的讨论，对于像史密斯一霍肯这样小规模：的邮寄优质园艺工具的公司来说，我们想知道开发什么样的情景能帮助我们知道它的未来。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起伏动荡。在未来的五年或者十年，在众多的可能性中，对史密斯一霍肯公司而言，究竟哪些才有启发意义。公
司已经运转起来，在这时，深入思考我们将走向何方成为了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调查的一个主要对象是80年代和90年代人们最有可能的需求。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搜集数据，仅仅这一项工作就需要进行海量的阅读，阅读的内容包括了从对经济市场的推测到报刊报道在内的几乎所有相关内容。幸运的是，几年前因为要为美国惠好林业公司(Weyerhaeuser)开发情景，我从那时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了。他们几个也在思考怎样进入一个有潜力的商业领域。我们注意到了几个让人高兴的趋势，其中之一便是更多的消费者需要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例如，美国生产的计划淘汰的日常用品(即制造商故意设计成不耐久者，以期消费者再购买)，其销售额一直在大幅度下降。
这些新顾客大体上都是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他们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成年。在70年代中期，保罗和我已经确切知道了这些新顾客的大体人数，因为在80年代和90年代成年的人都已出生，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因移民而产生的不确定因素。当然，我们也是婴儿潮中的一员，对他们的需求和愿望我们会有一种直觉。我们假定他们消费口味的独特性能够保持不变，改变的只是消费额的增长和消费观念的更加成熟。这一点会成为促使我们所开创的任何一个业务成功的主要因素。但是，确有许多事情我们无法确定，例如，我们无法判断共和党政府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同样，我们也无法知道世界经济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