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情景都要求特定的研究，有一些主题则会反复出现在你的研究工作中，这些就是我经常关注的话题。
科学和技术科技的力量(因为科学和技术实际上组成了同一个力量)是未来事件最为重要的驱动因素，科技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未来。政治可以变化，但是一项科技革新一旦扩散到现实世界，就再不能被收回。它的影响也不会通过立法被杜绝或者被董事长禁止。这样，追踪物理学、生物技术、计算机科学、生态学、微生物学、土木工程以及其他重要领域的最新进展是情景规划者的一项特殊任务。
1984年，我看到一些研究文献揭示了多种金属的寿命比原来预期的要短。作为一名接受过航空工程培训的工程师，我意识到这可能会给整个航空器产业带来很大的变化，因为飞机自身的材料会承受很大的压力。我立即与在波音公司的朋友联系以查明这则消息是否已被采用。这项发明对波音等公司来说至关重要，当航空公司发现他们必须快速更新其拥有的飞机时，新型飞机的销量会急剧攀升。同时，这项发明对壳牌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壳牌的一项主要业务就是航空燃油，飞机的效能越高，其所消耗的燃油就会越少。一个新的全球性机群的出现也就意味着燃油需求的重大。
变化。我们需要知道这种新型机群会以多快的速度出现。
当然，我们也会预见到其他的效果，比如飞机的效能将会更高，设计得会更好，飞机的噪声会更小。因为航空公司财务方面的迫切需要，飞机票价也不会涨得很高。同时，也可能会有危险的事情发生，那就是航空公司并不急于更新飞机，而是从可能出现的空难中艰难地学习到他们该做的事情。
我对那些会改变生活并且刺激商业的新技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比如在第1章中讲到的生长激素，另一个例子是叫做“虚拟现实”的计算机接口，而这已在主流之外酝酿多年了。人们可以穿上内置有感应器的衣服和计算机显示的眼镜，去创造一个将自己置身于计算机所设计的幻觉世界。在这个幻觉世界中，人们可以看到，可以触摸到，并且甚至可以操纵一些超现实主义的物体，这些物体就像在现实世界中一样有形，但实际上仅仅是以字节方式存在于计算机程序中。这项技术成了设计和娱乐产业的中心，并预示了科学实践将要发生的改变，而现实自身的真正含义也许会因此而改变，因为人们所设想到的所有东西都将能够去经历。置身于人工制造的所谓“现实”中后，人们会倾向于从根本上影响他们对“现实”的感觉，而这也将对人们的心理形成颠：覆，就像40年前电视机出现时一样。
科技新闻的研究者会逐渐学会分辨哪些有关新技术的报道是可信的，哪些又是在过度宣传。像冷聚变技术研究一样，一个研究领域所遭遇的前期失败也许会让人对该领域研。
究能否产生新进展产生怀疑，但是却不应该就此完全忽略在该领域产生新突破的可能性。幸运的是，确实有许多值得信任的科学新闻会引导门外汉们掌握一些科学常识。我会在本章的后面部分介绍我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一个例子。
塑造认知的事件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上升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是可以检测的了，但是这些却被忽视了。直到有一天，在1988年炎热无比的夏天，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气象工作者詹姆斯·汉森向国会证明了污染是导致气候异常的直接原因。那是一个新闻不景气的时代，但汉森的言论却被广为报道。突然间，全球变暖的前景被成千上万的人们所议论，出现在了全国性杂志的封面上，并显著地影响了政策。例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承认和接受激发了许许多多英国公司开始改变它们对污染的态度。在1988年之前，全球变暖仅仅是一个问题，但尚未被公众所关心，而现在全球变暖几乎成为了人人关心的问题，因为它已经被认可成为了一个问题。
我一直对公众的认知——特别是对公众认知发生变化前的征兆——感兴趣。变化着的公众信念比金钱和军事力量能够更快速、更必然地影响历史。想想看，比如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曾被认为是一个税负过重的国家，但事实上，政府的过度征税比起不善管理来，实在算不了什么，而这样的事实比起人们对过度征税的认知来说，对事件的影响要小。
多了，这也成为了90年代早期美国经济面临赤字问题的直接原因之一。
塑造感知的事件也可以产生强有力的微妙效果。70年代早期，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暂时停止了对日本的大豆出口，以此作为贸易报复的一个部分。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想到这场“大豆风波”会给日本带来什么。但是对于将大豆作为日常饮食重要营养来源的日本人民来说，主要供应来原的突然失去让他们感到了突如其来的危机和伤害，日本人感一到他们再也不能相信美国了，他们在巴西建起了自己的农场，这样他们就再也不必依赖那个不可靠的进口来源了。日本可能无法理解美国为什么要这样伤害他们，而现在要轮到美国了，它要艰难地思考为什么日本不将其当做可信赖的工业产品供应者。
当我并不将电视上的新闻作为信息的重要来源时，我还是会关注电视，而这时，我已将其作为一个渠道来了解人们所关注的事情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电视图像不仅仅反映了人们的信仰，并且也在帮助人们塑造信仰。电视图像的一个个瞬间为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所共享，也为公共议题提供了一个窗口，而这并不仅仅适合于新闻。70年代早期，电视节目“完美家庭”(AllintheFamily)显示了处理社会相关问题的主流文化已经形成，而在这之前，最为相关的节目则是“卧底侦察队”(TheModSquatl)。电视上另一个’有趣的社会问题指示器是美国趣味家庭录像“欢乐一箩筐”(AmerJca'sFunnlestomevideos)，这个节目展现的不仅仅是。
人们所感知的，同时也是人们所创造的。有一对叫做胡里汉斯的爱尔兰夫妇出现在最近的一个片断里，他们用依地语表演了杂耍舞蹈。这所显示的不仅仅是一批笨拙的演员出现在了美国娱乐界，同时也暗示了90年代美国“熔炉”神话的成果和极致。
我也会关注民意测验的数据，有些数据很昂贵，如供私人使用的那种。这些数据大多来自报纸，如在埃克森·瓦尔德兹号油船污染事故之后，《旧金山纪事报》发布了一则民意调查数据，数据显示反对在海岸边钻探石油的人数激增了30％，但应仔细想想，这反映的是人们认知的根本性改变还是一个短暂的标识？
我也与人们谈论有关认知的事情。最近几年，我曾遇到过许多公司的经理，他们作为个人也确信全球变暖的事实，埃克森公司的瓦尔德兹号油船污染事故所造成的公共灾难也震撼了他们。突然间，我最近拜访过的经理们相信确实存在着现实的环境问题，他们的公司应当对此做出反应。反过来，他们又需要了解公众对此的看法。“成为一个热心环保的市民意味着什么？”他们这样问道，“公众真实的需要是什么？如何能够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个公司是否是一个好的企业公民？公司适宜的行为是什么样的？”答案显然不明确，但是公众对于公司环境保护的认知会极大地影响公司未来数年的政策。
那么，我们又如何提前获知一件事情即将成为塑造感知的事件呢？答案是通过观察社会各界的最初反应。某个事件。
是否引起了公众的响应和共鸣？当响应特别有深度和广度时，一个影响深远的范式转换——人们信仰体系的变化——就会产生。从相信非凡创造到进化论深人人心的变化正是按照上述方式发生的。上世纪初，任何对教育的未来充满兴趣的人或许都会跟踪那种变化。
音乐如果说电视展现了人们的感知，那么音乐则表达了人们的内心所想，音乐是通往未来自由的窗户。每一个在1964年听过鲍勃·迪伦的歌曲的人应当已经看到发生于1968年政治事件的前期征兆了。在此之前，正如迈克尔·文图拉所指出的，1956年发生的针对歌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Presley，即猫王)的争论实际上已经预见到了青年国际共同体的出现，并以之为驱动去影响对战争、公民权利、生态学、女权运动以及更高知觉的态度。文图拉写道，“贯穿于整个60年代的一系列运动是对传统西方人精神和肉体之间所形成割裂的根本挑战”。文图拉将普莱斯利的音乐根源追溯到了19世纪的伏都教，那是当爱尔兰奴隶和非洲奴隶的文化在炎热的加勒比海相融合时产生的。而且，文图拉还把普莱斯利的音乐延展到了今天的摇滚乐，这是一种产生于处在屈从状态的亚文化的音乐，并依旧在颠覆我们最引以为骄傲的风俗习惯。
你可能会认为流行音乐仅仅会影响年轻人，但是，年轻人却遍布于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并且这种影响会贯穿他们的。
一生。我曾参加过保罗·麦卡尼的音乐会，说实在的，用民族乐器演奏的流行音乐真像是一个大甲壳虫在独自吟唱，音乐会现场到处都是40岁左右的人。而《天空中拥有钻石的露西》以及《太阳从这里升起》这两首动听的歌曲所反映的对现实的美妙看法都深深地影响了文化。
现在，我开始关注打击乐和用民族乐器演奏的流行音乐——来自所有近赤道国家的民族融合的线索。我从来不认为商人必须对雇员的行动恶语相加，但打击乐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商业。在打击乐中，没有爱情歌曲，所有的歌曲都在表达着愤怒。以目前仍未知的种族主义事件作为最后的触发因素，暴力也许就要开始出现(本书成书于洛杉矶的罗德尼·金暴乱前几年，这场暴乱对那种愤怒给出了很好的诠释)。
同时，白人媒体对于民族音乐也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更多承认。一个有关使用民族乐器的流行音乐的有趣的例子是彼得·加布里埃尔在他的《中东和非洲音乐合集》(PassionSources)中所搜集并加以归类的那些音乐，加布里埃尔从《基督最后的诱惑》的配乐中得到了灵感，从而创作了这个音乐合集。合集中包括了来自埃及、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摩洛哥、几内亚、亚美尼亚、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以及印度的音乐。即便是上述有些国家还处于激烈的战争中，音乐仍能给人以不同的感受，即相互尊敬、平静以及热情。对录音棚和通信技术发展的应用使得这个合集成为了可能，这也意味着一个显著的变化正在发生。历史和本土的文。
化会成为一种新型全球文化的组成部分，这种文化不依赖于西方的价值观，但可以通过西方和日本的技术被全世界的人们所共同拥有。
如果说打击乐暗示着分离主义的抬头，那么用民族乐器演奏的流行音乐则暗示着世界共同体的出现，两种音乐分别指出了对于未来的愤怒和希望。听这些音乐促使你承认那些在后来的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绪。那些矛盾的线索总是呈现在面前，但真实的生活画面却在变换着它的色彩，在每一刻都及时地从以一个为主导转变到以另一个为主导。
边缘在不久前的一次谈话中，皮埃尔·瓦克谈到要去筑波——日本东京外的一个科技城市，并在那里看到了一些展示，内容是在视频中模拟不同动物眼中的世界。通过一个“蜜蜂的眼睛”，你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微小图像。通过一个“青蛙”的眼睛，你可以看到运动的物体仅仅穿过你的视界，这种眼睛不具有深度知觉(即在三维空间中感知空间关系，尤其是物体间距离的能力——译者注)。最为有趣的是马，由于眼睛长在头的两侧，在视频屏幕上显示出来的视觉锐度与人的眼睛的视觉锐度恰好相反。人类在眼角的位置看见的外围物体是模糊和扭曲的，但是我们看到的中间位置的物体，则可以达到清晰的聚焦效果。对马而言，它观察周围的物体可以达到良好的视觉锐度，至少根据日本这场展示所表现出来的是这样。当马观察两眼中间的物体时，在两眼相会
的地方，它所看到的景象是扭曲的和被拉长了的。
正像瓦克所说，马有一种特有的视野宽度，这一点是人类所不具备的。即便是马在向前走的时候，它的注意力实际上也是在两侧。情景规划研究者应当训练自己做到像马一样观察周围的世界，因为新知识产生于边缘。
人们及各种组织经常将最为珍惜和最为核心的信仰置于保护的中心，并围绕这个中心来组织知识。在外部边缘地带，则是为大多数人所排斥的思想。比这些思想稍微向里靠近一步的就是边缘，边缘既不是一个已经被证明有道理，也不是一个被中心完全排斥的地方。创新是中心的弱势，其架构、力量及智力惰性都趋于阻碍创新型的思想者并将他们赶到边缘。在社会和智力的边缘，思想家可以让他们的想象更为自由地漫步，但是仍会被约束在对现实世界的感知中。伟大的创新者都是从边缘开始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瑞士时仅仅是专利局的一个小职员，那时他尚得不到一个大学从教的工作；胡志明则曾经在巴黎艰辛地工作过；而奠定苹果电脑基础的两个“史蒂夫”则分别在东方的神秘主义和非法的电脑黑客亚文化中找到了其创新的根基。
要看未来的爱因斯坦、胡志明、乔布斯以及沃兹尼亚克们的方向，从现在算起或许还要15年的时间，而你则必须今天就去探索边缘。在这些探索中有一种危险是非常真实的，这就像是在旧上海的码头或者曼哈顿吸食大麻并进行毒品交易的地方打探消息一样。但是，探索边缘的风险也仅仅在于花费时间和情感去观看Bmadway(重金属打击
乐)的剧院演出、一场打击乐音乐会、一场非法的科学讨论会，或者是一个不合常规的思想家的演讲。
了解边缘其实风险还要小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较有价值。如果你阅读过70年代中期出版的《共同进化季刊》
杂志，你就会碰到过一个叫做“盖亚假说”的新思想。两位科学家由于他们所在的边缘学科而使其非常出名，一位是大气科学家詹姆斯·罗夫洛克，另一位是微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他们两个提出地球是一个单一、巨大、自动调节的有机体的设想。这个思想最近以一种更为有价值的方式出现了，因为借助这个思想可以分析地球的温室效应问题。
一旦你较早遇到了一个处于边缘的思想，如果它最终从朦胧中浮现出来，那么你就可以接受它并很好地加以利用。
阿默里·洛文斯在70年代中期提出过科技进步即便是在经济扩张的时候仍可以使能源消耗降低的观点。当时，整个能源界都将其视为极端主义者，他们仍没有从对阿默里的旧有印象中脱离出来，他们仍将阿默里视为在科罗拉多随便修补太阳能设备的天然资源保护管理论者，同时还把他当作嬉皮士一样看待。但是壳牌早在1973年就注意到了阿默里的思想，并促使他进一步发展了他自己的思想。阿默里的洞察力帮助我们预见到，即便是经济发展在1982年恢复了元气，石油需求仍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水平。原因在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此外，人们有了更多的资金，但花费在石油上的比例却在下降。从这个边缘得来的知识是壳牌所独有的洞察力的来源之一，这种洞察力导致壳牌公司成为了少数几个具有预见
力的能源公司中的一个，因为它预见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会面临石油价格大幅跌落的风险。
今天，最为有益的边缘区域之一是“纳米技术”。例如自我再造机器虽然大小不超过分子的水平，但却具有巨大的能量，这个能量可以使所有的工业过程完成转换。此外，设想一下从经过特殊设计的物质中提取出原子，然后以原子为原料来进行分子水平的制造，这也将体现出纳米技术的神奇之处了。纳米技术之父埃里克·德雷克斯勒有关纳米技术的著作《创造的发动机》则缘起于距离较远的正统科学，这本书已经影响了许多科学家，并促使他们相信纳米技术很快将会变为可能。不管他们相信纳米技术成为可能与否(意见出现了分歧)，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机器运行远离人们的直接控制不仅已成为可能，更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德雷克斯勒的著作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问题，即与上述机器组成的世界相关的伦理和价值问题。此外，这部著作还揭示了一种可能，即通过密切关注纳米技术的发展，你可能会见证一个强有力的崭新学科的诞生。
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边缘的图集？边缘依赖于环境而改变甚至呈现出多样化。即便是在《国家竞争优势》这部著作已经影响了政府之后，也不会有人会想到作为管理咨询师和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的迈克尔·波特仍处于“边缘”，因为对于传统的经济学家来说，波特仍然危险地处于主流之外。山地俱乐部至今仍可能处于少数人为其设置的“边缘”，但是许多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都将其视为保护主义者的中心。但
也正是这些处于边缘的环境保护论者组织，诸如“地球优先”运动，重新定义了政治前景。即便是在传统的公共机构中也存在边缘：像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在60年代就有一群古怪的人离职去了一些小电脑公司。施乐公司拥有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但也正是从这个研究中心诞生了麦金托什机(Macintosh)。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过去常定期发起跨学科会议，也正是在这种会议上，我第一次听到分子发动机被提及。
哪一个边缘因素仍保持着朦胧状态？哪一个又会改变世界？预测这样的问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斯坦福研究院的日子里，我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观察过“不明飞行物热心家组织”的未来学家。但最终，他们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未来的洞察。与此同时，迈克尔·墨菲，位于大苏尔(BigSur)的依萨兰中心(Isalen(]enter)的创立者，静悄悄地为公开性(glasnost)铺平了道路。作为“新时代”疗法的聚集地，依萨兰成为了你可得到的边缘。迈克尔自己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从70年代开始，他游历了俄罗斯，并在那里开展超越人体极限技巧的实验，这是一项在俄罗斯认真开展的研究工作。在路上，墨菲意识到他正在建立一个渠道，他将之称为“市民外交”，通过这个渠道，美国人和前苏联人可以会面。反过来，那些会面影响了许多的前苏联人，他们开始致力于改造自己的国家。
在调查边缘的同时，你会逐渐形成一种辨别力，借助这种敏感，你可以觉察哪些人是机智的开拓者，哪些又是想人。
非非的疯子。你有时可以通过其能量和幽默辨认出开拓者。
70年代早期，处于边缘的政治组织领导人开始哀叹跟随他们的青少年之间的“冷漠”。同时，电话网络中的电话飞客(phonephreaks)却在秘密地探究整个国家电话系统的细节。
伴随着个人电脑的产生，这些对电子手段狂热的人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他们组成了一些小的组织，例如人民计算机公司和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苹果电脑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和微软的比尔·盖茨，都是从青少年时期的电话飞客开始成长起来的。
当你着眼于边缘时，请不要让成见阻碍了获得正确信息的渠道。早期“电话飞客”的精神后裔就是一群被称做“毁灭军团”(LegionofD00m)的青少年，这一名称取自连环画图书的传奇人物。美国密勤局开始搜缴他们的个人电脑和软盘，指控他们背后有共产主义支持并威胁到了国家安全。搜捕由美国当地最大的电话公司之一南方贝尔所鼓动。实际上，美国密勤局提出了一个错误的情景问题，即“如何能够阻止信息泄露出去？”搜缴了那些磁盘后，密勤局认为自己做了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但是，与磁盘上的文件相同的内容早已传遍全国的众多计算机，并仍在通过电话线不断地交换着。
针对上述情况，要问的最好问题应当是：“我们可以从那些青少年的经历中学到什么？这些经历既涉及到电话网络不断变化的属性，也涉及到面对电话网络的真正威胁。”这并不意味着让孩子们在犯罪后不受惩罚(尽管没有一个孩子
让电话网络受到损坏或者让其感染病毒，相反，他们探索了电话网络的隐藏特性功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搜捕活动的当天，《纽约时报》捅破了密勤局的搜捕行动，报道还提到美国军方开始招录黑客以开展电子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