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学习希腊和罗马的古典著作来说，学习汉语至少有一个优势，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上希伯来语、叙利亚语，甚至梵文。学习汉语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目的，第一个也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掌握一门活的语言，这种语言被地球上1/3的人使用。商业企业掌握了这门语言有助于增加生意的机会，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外交人员掌握了这门语言，有助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二个目的，确切地说就是我们研究希腊和罗马的文学和文明史的目的。
里查德·杰布先生在他的文章“人文教育”中指出，直到100年前，古典著作仍然在英国的公立学校和大学的文学研究占独裁地位。“古典著作所提供的文化，”他说，“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是长期以来对我们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它们不仅影响了人们识字和学习，而且帮助人们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影响他们在生活和事业上的行为准则。”
长期以来，我们的祖先心中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毫无疑问，这个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合情合理的，那就是，关于古希腊和罗马的语言、文学、艺术，和一些社会和政治学派的完美的特性是不容置疑的。一个世纪以来，除了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似乎没有任何其它东西值得引起知识分子注意的了。相对来说，近期出现的梵文在古典世界里不仅受到冷遇，而且还遭到激烈的反对。那些研究梵文的天才先锋学者，需要尽力争取到知识界的注意。英国剑桥的雷吉乌尔希腊研究教授职位早在1540年就设立了，但是直到3个多世纪后的1867年，梵文才被正式纳入大学课程。直到现在，如果一个学生要想通过研究中文获得一个学位，仍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已经有迹象表明中文这门学科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得到广泛的关注。
如果要研究希腊和罗马的文化，所有的资料都是现成的。而汉语的书面语从难度上说是无与伦比的，它经过几千年的改良和完善，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它更微妙和准确地传达人类的思想。同时，那些对年轻人成长至关重要的思考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训练，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希腊文和罗马文独有的，其实在中文里也是同等存在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会被看成是受过严格头脑训练的。他们可以在不违反“亚里士多德定律”的情况下，就极其复杂的话题展开论证，尽管从来没有听说过亚里士多德，而且在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中也没有关于逻辑推理方面的著述。在我看来，这个泱泱大国的统治阶层的智慧，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有书面记载的传统文化。
我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外交官与我们的外交官级别相差甚大。比如说，曾国藩和李鸿章代表不同的派别，他们在涉及到自己派别的外交事务时会亲自出马，很多时候让我们的很多外交官相形见绌。
理查德·杰布先生在进一步谈到对希腊和罗马古典著作的研究的时候说：“在一个人遇到人生危机的时候，他往往会想到古典文学作品中那些伟大的思想和形象，他会用这些来激励自己、安慰自己，最终战胜自我，走出危机。这就是古典文学深入人心的最好例证。”
然后，理查德·杰布先生引用了一个关于1762年任议院议长的格伦威尔勋爵的动人故事。在格伦威尔勋爵生命的最后时光，有人出于对健康状况的考虑，建议他推迟一些重要的工作。他立刻引用了萨皮登在《伊利亚德》中对格拉卡斯说的一段激情澎湃的话：“啊！朋友，如果我们临阵脱逃就能得到永生，那么我本人也不愿意如此激烈地战斗，我更不愿意让这么多人卷入战争。但是，既然战争已经开始，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卷入战争，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勇往直前，把战斗进行到底吧！”
这就是希腊和罗马的精神在克伦威尔勋爵人生危机时激励他的例子。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官员的故事，指导他们行为的准则被恶意地诬蔑为“干巴巴的中国文化”。
文天祥出生于公元1236年，他在21岁那年在殿试中中了状元。在考生名单最初递呈给皇帝的时候，他列在第7位。但是皇帝在阅览了所有文章之后，让主考官特别留意文天祥充满新意、激情澎湃的文章。主考官本人也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并不赏识拍马奉承的小人。他看过文天祥的文章之后也大为赞赏，同意皇帝的观点，修改了考生排名，这样，文天祥就成了那次科举考试的状元。
几年后，文天祥认为应该把主张在蒙古人攻进城之前放弃首都逃亡的大臣处死，他因此受到排挤。但是后来，在和蒙古军队的艰苦战斗中，他又得到重用。他的部队多次被蒙古人重创，他本人也一度被蒙古将军忽必烈抓到监狱里，那一次他逃脱了。但是在1287年，他的营地暴发了瘟疫，他又一次被蒙古人击败并被俘虏。他被带到北京，蒙古方面派了很多人来劝他投降，但是都被他坚决拒绝。他被关在监狱里很多年，以下是他在监狱里写的著名的《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赋予形体杂纷纷。地上江河与山岳，天上日月和繁星
人有正气叫浩然，充塞环宇满盈盈。生逢圣世清明年，平平和和效朝廷。
文天祥在诗里赞扬了历史上著名的忠臣义士，他写道：
每当正气贯日月，谁把生死放在心。地靠正气得以立，天靠正气成至尊。
三纲靠此得维持，道义以此为本根。可叹我生逢乱世，竞无才力救危亡。
被俘仍戴南国帽，囚车押我到北方。折磨摧残何所惧，酷刑只当饮糖浆。
牢房死寂见鬼火，春来紧闭黑茫茫。老牛骏马共槽食，鸡窝里面栖凤凰。
一旦染病便死亡，枯骨弃野多凄凉。如此恶境囚两载，各种毒害不能伤。
牢房阴森令人哀，是我安乐之天堂。岂有智谋与巧计，能防邪毒来伤身。
光明磊落忠义心，我视生死如浮云。我心悲伤悠绵绵，好似苍天哪有边？
贤哲虽然已远去，榜样令我心更坚。檐心展读圣贤书，光华照彻我容颜。
最后，文天祥被带到忽必烈面前，忽必烈对他说：“你到底想要什么？”文天祥答道：“我想要为大宋最后一个皇帝殉职。我是他的臣子，一个人不能有两个君主。我只求一死。”然后，他被处死了。死的时候，他要求面向南方，就像他的国家的首都仍然存在一样。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位中国的大臣和克伦威尔勋爵一样，在面临人生危机的时候，用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和形象来激励自己，最终战胜自我呢？
中国的历史长河里充满了这样的仁人义士。指导他们行为的准则只是儒家的经典，最终他们能从容地做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生活在公元八到九世纪的韩愈，是中国历史上最英明伟大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之一。他很快就进入最高统治集团，他身居高位的时候，开始抨击不好的现象，于是他被贬官流放。后来，当以皇帝为首的朝廷开始疯狂地迷信佛教的时候，他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呈献给皇帝抨击这种现象。皇帝大怒，他好不容易才得以逃生。他被流放到荒蛮的广东一隅，离现在繁华的商贸码头汕头不远。在那里，他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向未开化的广东老百姓普及文明，后来他终于又被召回朝廷。
关于韩愈的故事在当地永久地流传了下来，被世世代代的广东人纪念。在韩愈祠堂里有他的画像，还有后人立了一块石碑来纪念他，上面写着：“所到之处，教化普及。”
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在1644年被满清统治者推翻，他是一位可以在天堂里安息的君主。他似乎继承了皇室特有的复杂的性格，这个问题也曾困扰着路易十六，最终毁灭了法国的路易王朝。尽管这位皇帝尽了所有可能的努力挽救明朝的社稷，但是已经无法逆转时代的潮流。沉重的税赋遭到老百姓的抵抗，最终引起农民起义。皇帝在北京城遭到农民起义军的围攻，国库已经亏空，城里没有足够的士兵防守，首都最终被攻陷了。
在北京城被攻陷之前的一个晚上，皇帝拒绝出逃，他杀死最年长的公主，并且要求皇后自杀，然后他把3个儿子送出宫逃亡。黎明时分，他召集大臣上朝，但没有一个人来。皇帝跑到皇宫后面的景山上，在他的衣襟上写下了以下的遗言：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他没有像一般的帝王那样要求起义军“尊重皇帝”，而是要求他们“不要伤害无辜的百姓。”
然后他上吊自杀，大明皇朝灭亡了。
中国研究有一个劣势，那就是中国和中国文明中滑稽的一面，往往首先引起外国人的兴趣，这种情况到今天还存在。中国曾经被认为是与西方世界恰好相反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的所有一切都和我们是相反的。比如说，中国人认为左边是尊坐，右边是卑坐；男人在有客人在场的时候也不摘掉帽子；男人也用扇子；他们从马的另一边上马；吃饭的时候先吃水果，最后喝汤；和朋友见面的时候不握手，而是作揖；看书的时候从右往左，从上到下，和我们恰好相反；服丧的时候穿白色的衣服；不让罪犯剃头；把南方作为指南针的标准方向；盖房子的时候先盖屋顶……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很多和西方世界恰恰相反的地方。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然而，事情的另一面，也就是中国和我们的相似甚至相同之处，却常常被忽略，而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往往会出现可喜的成果。
随便翻开任何一本关于古典文化的词典，就会发现关于古希腊生活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都已经很透彻仔细地研究和讨论过了。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也做了同样的工作。他们的许多配有精美插图的考古著作绝对不比我们这方面的著作差。
同样，也有很多关于中国当代生活的细节，可以说明中国的文明并不是像传说中那样的颠三倒四、滑稽不堪。
中国的房屋与希腊的房屋并不相似，而且是很不相似。然而，我们注意到它的位置，坐南朝北从而在冬天获得足够的日照，在夏天尽量缩短日照时间；分开男人和女人的房间；大门总是两扇，而且都是朝里开的；大门上的门环的样子；冬天在房间里用来保暖的移动火盆；家里供奉的神灵……以上所有一切，都可以在希腊的房屋里见到。
除了必须待在家里之外，中国的妇女和雅典的妇女也有相似之处。中国人不允许他们的妇女外出社交，和雅典的丈夫们相似，他们更愿意男人们一起吃饭，也不愿意带妻子出去抛头露面。如果雅典妇女出门，一般是去参加宗教活动，或者是葬礼。如果她们的年纪足够大，就可以偶尔去拜访同性的朋友，吃个早饭。
同样，在中国，妇女们也只能在宗教活动中出现，去庙里参拜，或者参加各种宗教节日，妇女们才会梳妆打扮，盛装出行。她们的打扮在挑剔的欧洲人的眼里，也是非常赏心悦目的。
希腊妇女化妆的方式与我们在中国见到的风格相似。她们都是用白色的粉扑面，然后用红色的胭脂装点脸颊，把眉毛涂黑。
在婚姻问题上，希腊人和中国人一样，希望对方的社会阶级和财产与自己相当，就像中国人说的那样，要门当户对。而且，在希腊，婚姻也是由父母做主的，这一点也和中国相似。同样，新娘要盖上盖头，新郎要去新娘家里迎亲，男人和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平等，妻子一般都要容忍丈夫有多个妻子。除了以上所说，还有其它许多相似之处。
希腊城市的市中心集贸广场的情形也和中国相似，它们同样都有炖豆子和其它一些煮菜的锅，有卖各种杂货的小商小贩。两个国家的集市上也都有说书人和一大群聚精会神听故事的听众。
希罗多德所说认为木偶戏是由埃及传入希腊的？γ？λματα νευρ？σπαστα，这种木偶戏在中国的集市上也很常见，被认为是起源于公元2世纪，关于这个时间希望后面能够得到证明。
中国人说木偶戏是起源于中国的，证据如下：
大约公元前200年左右，汉朝的第一位皇帝在一个北方的城市，被一支由匈奴王冒顿率领的军队围困，情况非常危急。与皇帝一起被困在城里的一位汉朝的将军发现，冒顿的妻子在军中很有势力，而且妒嫉心非常强。于是他就叫人做了许多木偶，把这些木偶装扮成漂亮的女子，用线提着在城墙上对着冒顿的营地表演歌舞。对此，有人说，冒顿的妻子看到后害怕丈夫在破城之后会喜欢上这些漂亮的女子，于是就下令撤退包围，这样皇帝就得救了。
刚才讲的故事可以当成传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木偶戏的来由。
回到城市景观的话题。街上卖艺的江湖艺人也是中国和希腊共有的特征。在这两个国家都有江湖艺人在街头表演光脚走刀尖、嘴上喷火、吞剑等杂耍。
在这两个国家的街道上都可以看到告示、骡车和骡子；希腊的妇女会用遮阳伞，而中国的男人和女人都会用遮阳伞。
有人认为日语中没有骂人的词，文明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汉语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令人相当惊讶的是，除了狗之外，其它的动物并没有被经常用来骂人。这一点也和希腊相似。有趣的是，尽管狗被认为是人类忠诚的朋友，因为他们在主人穷困潦倒的时候也不离不弃，但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容忍被叫做狗。
在中国的象牙工艺品店里，我们能找到许多可以与希腊的手工艺品相媲美的艺术品，这些中国的工艺品在制作者的耐心和技艺上，都不输于希腊。这两个国家都使用象牙来复制人的手，希腊人用这种象牙手来做妇女们装饰用的发夹，而中国人则把它装在一根大约一个半英尺长的细细的木棍上用来挠背。
中国的戏剧和希腊戏剧也有一些关联。在希腊，戏剧在日出时开始上演，然后持续整整一天，直到日落。如今中国的农村也是这样的，唱大戏在户外的舞台上从早演到晚。中国和希腊的戏剧演员都是男性，如果戏中有女角就用男演员来装扮，幕和幕中间没有间歇，也没有帷幕和提词器，而且完全没有现实主义的倾向。
希腊从前的戏剧和中国当代的戏剧一样，也是有说有唱的，而且演员的嗓音声调也都是极高的。中国的演员都会画脸谱，这一点和希腊演员在面具发明之前的做法相同。中国戏剧演员穿的厚底靴和希腊演员的靴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希腊戏剧中的神灵总是出现在一个阳台一样的台子上，好像是在奥林匹亚山上俯瞰众生的样子，这一点和中国戏剧对神灵的表现方式很相似。希腊戏剧中悲剧舞蹈的有条不紊、缓慢有力的特色也和中国孔庙里祭祀孔子时跳的舞蹈相似，孔庙里祭祀孔子的舞蹈的细节，在中国百科全书的插图中有详细的描绘。
掷色子的游戏在古希腊十分盛行，这种游戏直到公元2世纪才从西方传入中国，最初的名字叫做“樗蒲”，这个名字和游戏本身的关系不大。
斗鹌鹑曾经一度是雅典的政治家流行的游戏，在古代中国，它曾经是皇室最喜爱的一种宫廷娱乐。
“猜拳”是另一项两个国家都很流行的游戏。同样，行酒令，也就是由主持人规定一系列的规矩，如果有人没有及时接上诗句，或者踩着鼓点说出某句诗词出处，就要被罚干一大杯酒。除了这些之外，希腊和中国都很流行让歌女在酒席结束时来助兴。
而且，在雅典喝酒的时候，要从小酒杯开始喝起，然后渐渐换成大酒杯，这个过程对读过中国小说的读者来说应该并不陌生。在中国的小说里，酒局快结束的时候，喝得半醉的主人公一定会要求换上更大的酒杯。一般的中国人也不能容忍在宴会上喝得不尽兴的情况。以下的故事是从一本中国的故事集中翻译过来的，很能说明这个现象。
一个小气鬼请了一些朋友来吃饭，他特地嘱咐仆人像通常一样不要把酒杯斟满。吃饭的时候，其中一位客人对他说：“你的这些杯子太深了，你应该把它们的上半部分切掉。”“为什么呢？”小气鬼问道。那个客人回答说：“看起来你从来不用这些酒杯的上半部分。”
还有另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去赴宴会，但是酒席上的酒杯太小了，他入席的时候突然开始长吁短叹。主人紧张地问他：“你怎么啦？”“哎，”这个人回答道：“我突然触景伤情，我可怜的爸爸去一个朋友家赴宴的时候，突然不幸去世，因为那家的酒杯和你这里的一样小，他不小心吞下去了一个，就去世了。”
中国人使用沙漏已经有很多个世纪了。沙漏的来历是怎么样的呢？这是否和古希腊人也使用沙漏是一个巧合呢？
中国人的算盘和希腊人的算盘是不是也是巧合呢？二者都是用珠子拨上拨下来计算，唯一不同的是，希腊人的算盘是一道道的凹槽上拨上拨下的，而中国人的算盘是在一根根小木柱上拨上拨下的。
橄榄在中国和希腊文化中都代表“和解”的意思是否也是一个巧合呢？如果一个中国人想要和一个有过争执的朋友和解，他就会送给那个朋友一个包着橄榄的红纸包，如果那个朋友接受了，就代表争执结束，两人和解了。
希腊人认为橄榄是赫特鲁斯从净土带来的；而中国人认为橄榄是公元2世纪进入中国的。
中国的和毕达哥拉斯的音乐体系惊人相似，不得不让人猜测两者之间的师承关系。早期的基督教神甫宣称古希腊人的音乐是从中国学来的。但是我们现在知道，那种音乐在希腊出现后两个世纪才出现在中国。
孔子时代的音乐和书籍以及乐器一起，在公元前212年的“焚书坑儒”事件后消亡了。我们从书中知道在公元前2世纪的前半部分的时候，那些世袭的音乐家全部都不知道孔子的音乐。那么这种新的艺术是从哪里来的呢？它的希腊音乐的特征又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和希腊的日历也有不同寻常的相似之处。
比方说，公元前104年中国人采用了一种19年为一轮的日历，据说每19年日历和月历会重合。然而，这个历法恰好就是默冬在公元前5世纪发明的。
这样的例子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古希腊和中国文明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吗？
以上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同时，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有没有任何记录表明，中国人曾经和古希腊文明有过某种形式的接触呢？
从中国的历史中我们知道，早在公元前2世纪，骁勇善战的中国将军们曾经打到过中亚，还曾经兼并过霍顿、浩罕和帕米尔。大约公元前138年，一个叫做张骞的外交官被派往巴克特里亚，但是他不幸被匈奴俘虏了，而且在那里被囚禁了大约10年。最终他想办法逃了出来，途径费尔加纳，来到巴克特里亚，在公元前126年回到祖国，其间又被匈奴俘虏并囚禁了一年。
现在的巴克特里亚，在当时是希腊的一个王国。它是由底奥杜图斯在公元前256年创建的，巴克特里亚当时已经和中国有了相当长时间的贸易关系，因为在张骞的报告中，提到他在那里的市场上看到有中国的货物出售。我们还知道张骞从西域带回来了核桃和葡萄，还教给了中国人酿葡萄酒，这些是中国之前所没有的。
孔夫子时代的酒和现在中国的酒是一样的，那时候是从大米中蒸馏出来的烈酒。现在尽管中国有大量的优质葡萄，但是却没有葡萄酒。然而，我们从中国的古代诗词和考古研究中看到，几百年前葡萄酒在张骞的时代很流行。事实上，中国一直到公元15世纪都还有葡萄酒。
有一个作家说葡萄酒是和“天堂里来的马”一起在公元前100年左右从波斯传来的，当时中国人刚刚对西方世界有一些认知。
说到这里，我要插几句说说“天堂里来的马”和波斯，不过很快就会再回到葡萄的话题上。
中国人似乎很早就知道使用镜子了。一位权威人士认为中国人是在公元前2500年开始使用镜子的。不管怎样，镜子在公元前800年的《诗经》中被提到过，说镜子是用铜打磨而成，根据早期的字典形容，古代的镜子形状像一个大的铜脸盆。
大约公元前100年左右，一种新的镜子开始流行，它有一个全新的名字。和之前的名字相似，它的部首是“金属”，说明了它的制作原料是金属。这些新的镜子是用熔化的金属制作的小型圆盘，一面磨光，另一面刻有花纹。这种描述与古希腊对镜子的描述极度相似。有一些这种古代镜子的标本被保存了下来了，有人甚至认为有一些古代的镜子至今仍然被人们使用。在18世纪的大百科全书中有大量关于这种古代镜子的描述和插图，这些插图根据时间顺序排列，其中的第5幅插图画的大约是公元前2世纪的镜子，这幅插图中的镜子背后有著名的“钥匙”或者说是希腊图案，这种图案在中国的装饰画中非常流行。
另一面镜子的插图可以看到镜子的背面有鸟儿在石榴树枝之间飞翔，树枝上果实累累，还有的石榴已经被切开，露出里面的石榴籽。
不久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装饰极尽奢华的镜子，一眼看上去，就看到上面刻有很多葡萄藤和枝蔓，在这些图案之间有一些动物，其中的狮子在当时的中国是没有的。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中文的“狮子”是波斯语中“shír”的谐音。镜子上还有一个嘴里含着一根木棍的狮子头，这个图案让我们想起希腊神庙的门环。除了蛇、乌龟和水獭之外，还有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动物，那就是一匹长着翅膀的马。
把中国镜子上面长翅膀的马和希腊雕塑里的长翅膀的马相比，就不难发现中国镜子后面“天堂里来的马”是从希腊模仿来的。而中国人认为这种马是从天堂来的，是在公元前120年，在河岸上被抓到的。
石榴在中文里的意思是“帕提亚的水果”，这说明石榴是从帕提亚传入中国的，帕提亚在中国被叫做“安息”，这很有可能是希腊文中的“ρσκη”，他是帕提亚的第一个国王。
葡萄这个名字和葡萄本身一样，显然是从外国进口的。“葡萄”听起来很像希腊文里的“Βτρυ”，意思是“葡萄的枝蔓”。
同样，中文中的“蘿蔔”，也是来自外国的，毫无疑问是希腊文中“φη”的谐音。众所周知，中国人无法发出“r”的音。
中文里有一个词特别能说明它和希腊的渊源。这个词就是“西瓜”。这两个汉字放在一起代表“西方的葫芦”。虽然未经权威证实，但是一些中国人认为，西瓜是由鞑靼引进到中国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西瓜是由所谓金鞑靼的第一个皇帝引进到中国的。但是中文的西瓜的发音与希腊文中的“σικα”完全相同，对此，里代尔和斯考特说是“大概是瓜”。
我们在比较中国的农历和罗马的月份时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国，每个月的第一天都会被公开告示，每一次都会杀一头羊来祭祀。还有，拉丁文中的“kalendae”的意思是宣布时间循序的那一天”。
再进一步，中文里的“旬”表示看的意思，因为在那天我们可以看到月亮。同样，拉丁文中的“idus”可能来自于希腊文中的“δεν”，它也是“看到”的意思。就像“kalendae”来自“καλεν”一样。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学中都有一些类似的、多少有一些意思的比喻手法，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寓言故事是如何出现在中国的故事里的。
比如说，我们在读明代（公元1368——1644）的历史的时候，看到一个关于西班牙殖民者如何用诡计从一英尺土地开始，渐渐扩大到好几个现在属于美国的岛屿。以下的文字是从有关菲律宾的那一个章节翻译过来的，现在看起来仍然很有意思：
“弗郎机人（也就是法国人）那时侯通过暴力成功地和菲律宾建立了贸易关系。他们看到菲律宾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控制。于是，他们给菲律宾的国王赠送了贵重的礼物，恳求他送给他们一片像牛棚那么大的土地来盖房子居住。菲律宾的国王毫无戒备地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但是，弗郎机人立刻把毯子剪成一条一条的布条，然而把这些布条连接在一起，变成一条有几百英尺的线，又用这条线圈了一大块地，让菲律宾国王实践对他们许下的诺言，把这一大块用一块毯子覆盖的地赐给他们。国王现在警惕起来了，但是他一言既出，不好反悔。于是他允许这些法国人使用那片土地，只收取很少的租金。但是法国人一旦占有了那片土地，就立刻开始建立房屋和堡垒，并制造火药武器准备进攻。紧接着，他们伺机杀死了国王，把菲律宾原著民赶走，占领了菲律宾。”
我们简直无法相信如果西班牙殖民者没有模仿著名的古典故事（伽太基耍过以上描述的诡计），中国的历史学家也不会记录下来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17世纪很流行的作家写过很多非常精彩的故事。他讲述了一个类似的关于早期的德国人殖民者的故事：
“严格地说，当德国人被允许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时候，中国海关的边防官员以他们人员众多为由，不允许他们靠岸。德国人苦苦恳求边防官员赐给他们一小块像毯子那么大的土地。边防官觉得毯子那么大的土地也大不到哪里去，所以就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于是德国人在地上铺了一块毯子，上面大约能站两个人。但是这些德国人开始一点一点地抻拉他们的毯子，很快毯子上就可以站四到五个人了。德国人接着不断地抻拉毯子，直到毯子的面积可以覆盖一英亩地，如此这般，借助他们的刀子，他们很快就占有了一大块有好几个英里那么大的地。”
这两个故事一定有同一个来源。但是，很多时候要弄明白西方人如何出现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比方说，中国有一个很流行的趣闻，几乎和希腊的一则故事一模一样：
一个士兵奉命押送一个犯了罪的和尚去很远的地方监禁。这个士兵非常紧张，因为他总是害怕自己会忘记什么东西，他不停地重复四样他必须要记住的事情：他自己、他的行李、他的伞，还有和尚。晚上他喝醉了，和尚剃光了他的头，然后就逃跑了。当那个士兵醒来的时候，他首先看到了自己的伞，然后他开始念叨：“我自己、我的行李、我的伞……天哪！和尚不见了！”他大喊道。然后他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说：“不对！和尚在这里。但是我不见了！”
希腊文学作品中相似的故事是赫洛克斯写的，只不过故事中的犯人是一个秃子，后来由于佛教的盛行，故事中的秃子被中国的读者改成了和尚。
我不想装作知道到底是中国人从希腊人那里学到了这个故事，还是希腊人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了这个故事。实际情况是，现在我们学习中文的学生除了一些模棱两可的事实之外，对于中国文化所知甚少。但是学习希腊文化的学生早已经针对希腊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学习，他们学习的科目有历史、哲学、考古学，在这些科目下，还有更详细的分科。然而在中文研究领域，这些工作都还没有做。这种现象带来的后果就是，研究中文的学者需要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他们只能从这些庞杂的资料中得出一些多多少少有些表面上的研究成果。这个问题对大多数学习中文的学生都存在，无论是以实用为目的的学习口语和书面语，以便将来从事外交工作和商务贸易的学生；或者是研究中国历史、哲学、考古和宗教的学生，他们的研究工作会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做出很多贡献。但是由于学习这方面学科的人员不足，因此，这些领域迟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而且长期以来被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