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奉范蠡为商业鼻祖,其中的原因除了经商治产“富甲天下”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范蠡能“富好行其德”。
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士农工商”就是社会的等级概念。几千年来,从政治家到学者,在评价“商”的同时,几乎都异口同声带着贬意,认为商人是逐利阶层,惟利是图是他们的天性。所以,历史上向来就有“无商不奸”的说法。
范蠡却不然,他舍弃了越国的高官厚禄,到齐、陶艰苦创业,孜孜不倦地从事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商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目的不在于赚钱而在于实现其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就是向世人表明他不仅能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而且还能亲自从事经济活动,经营致富。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并没有为金钱所累,在离齐至陶之际他“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后来,他来到了陶邑,在陶邑进行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而再次“分散与贫交疏昆弟”。
更可贵的是,范蠡经商从不搞垄断,曾慷慨地传授经商治产的经验给齐国国君,帮助他治理国家,发展经济,只用了三年便使齐国国富民旺。后来,他来到陶邑又指导猗顿发展农业、畜牧业和商业,使猗顿成了当时的巨富。司马迁深为范蠡这种超然物外的境界所折服,故而称其为“富好行其德”。
范蠡除了在商业界是一个致富能人之外,在手工业和水产养殖业的知识领域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据传说,他曾经发明制酱技术,而且还改进了陶器的制作技术,是造缸的能手,在太湖地区一带工匠们都尊称他为“造缸先师”。并且,据记载,范蠡在公元前475年又把自己的养鱼经验写成了《养鱼经》,虽然全书仅有343个字,但他却开创了中国的科学养鱼纪录,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养鱼著作。在范蠡的养鱼理论中,已经提及到雌雄鲤鱼配比以及鲤鳖混养等内容,所以他的这本著作对后世的水产养殖生产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颇有参考价值。
两千多年来,在百姓心目中陶朱公聚财散财,随心所欲,财富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简直出神入化,因此人们对其也视若神明。
在范蠡死后,族人将他葬于陶山主峰西麓(今肥城市湖屯镇幽栖寺村),并且后世的世人都会来此凭吊他和西施,缅怀他的业绩及人品,汲取他的思想和智慧。如今,在陶山南麓的范庄,仍居住着范氏后世族人,他们每逢节日仍必到范蠡墓前祭奠,为墓碑烧香添土。
范蠡不是吴国人,但他也在无锡留下了不少传说。相传,在他隐居无锡五里湖畔时,曾教会了人们养鱼种竹的方法。无锡有好多地名都与范蠡有关,如蠡河、蠡桥、蠡园等。在太湖边上的老百姓口头中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两句民谣:“种竹养鱼千倍利,感谢西施和范蠡”。
并且,据范氏族谱记载,福建泉州南郊毫光山下也居住范蠡的后世族人。一千多年前,他们从太湖边上带着范公的画像,几经辗转,来到泉州南郊的毫光山下,修建了南山宫服侍范公,用陶朱公的闽南话谐音“都主公”让范公实现了地方化。他们在附近定居下来并取宅名吴兴,让子民们记住了他们来自何处。
按照现代人的观念来讲,范蠡确实实现了世上男人所有的梦想:在事业上,他进能立国兴邦,退能富济天下,位及重臣能激流勇退,富贵满堂敢散尽千金;在爱情上,他能虏获天下第一美女西施的芳心,二人互敬互爱,长厢斯守,高远飘逸。
由此可见,范蠡的智慧和才能并非是单一的经商,而是多方面的,可谓是具有全方位造诣的一代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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