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旨在从理论和实证上为第4章的统计模型构建奠定基础，为此分别从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债务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公司内部治理与公司绩效关系三个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文献回顾。
本章首先从股权集中度、大股东持股、大股东性质以及管理层持股等几方面回顾了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相关文献；其次，在债务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讨论中，则分别对MM理论、平衡模型以及债务水平和债务结构的决定因素等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再次，对于公司内部治理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则集中回顾了董事会规模和结构、公司领导权结构、监事会规模以及高层持股等因素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相关文献。最后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作了概括性的评述。
通过本章的文献综述以及第2章关于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的理论分析，对影响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绩效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系统梳理，阐明了股权结构与债务结构之间互动性研究的重要性，明确了资本结构与公司内部治理（包括董事会规模及构成、公司领导权结构、经营者激励、监事会等）之间关联性的整体研究框架，为后续章节的统计模型建立和变量设计提供了可靠依据，为实证分析路线指明了方向。
3.1.1 股权集中与公司绩效关系
早期的公司治理研究基于以下思想：公司被广大分散的股东持有，而真正控制公司的是职业经理人或持有少量公司股权或根本不持有任何股权的。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发现美国很多公司的内部人或大股东实际上拥有企业的股权。例如，霍尔德内斯（Holderness，2003）对美国内部人或大股东资本所有权（equity ownership）状况进行了研究（这里的内部人定义为公司高管或董事，大股东定义为至少持有5%公司股权的人），发现美国上市公司中内部人所有权平均占20%。麦哈兰（Mehran，1995）报告说，在一个随机选择的制造业样本中有56%的企业存在外部大股东。
与传统的美英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认识不同，大量证据揭示，集中的所有权结构是世界范围内的典型的所有权结构。法乔和郎（Faccio and Lang，2002）考察了西欧国家，发现英国和爱尔兰的上市公司股权为分散持有，而欧洲大陆国家的上市公司股权多为家族持有。布拉斯等（Blass、Yafeh and Yosha，1998）发现以色列企业的所有权高度集中，银行及其下属机构投资者为公司最重要的非内部股东。瓦拉达雷斯和李尔（Valadares and Leal，2000）发现巴西企业存在着高度股权集中，多数大股东是公司和个人。有学者研究显示，中国也是高度股权集中，由政府、机构和国内个人平均持有（Xu and Wang，1997）。
有关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关联性，康和什达萨尼（Kang and Shivdasani，1995）发现日本有大股东的企业能更快速地在绩效下滑时进行重组，但速度要比美国慢。高顿和施密德（Gorton and Schmid，2000）发现德国公司绩效与其集中的资本所有权正相关。但卡普兰（Kaplan，1994）发现德国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管理层解聘无关。克拉森和德加科沃（Claessens and Djankov，1999）研究了捷克企业，发现企业利润和劳动生产率都与所有权集中正相关。
国内有关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许小年、王燕（2000）的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它与利润率的相关关系较弱。张红军（2000）分析了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与Tobin's Q的关系，得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的结论。而高明华（2001）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并无显著相关关系。于东智（2003）也认为，在存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不明显，并进而指出目前对我国上市公司而言，适度的股权集中度可能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孙永祥（1999，2001），孙永祥、黄祖辉（1999）则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收购兼并、代理权竞争、监督四种机制发挥作用的影响入手，认为与股权高度集中和股权高度分散这两种极端的结构相比，有一种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并且有其他大股东存在的股权结构总体上最有利于四种治理机制的作用发挥，因而具有该种股权结构的公司绩效也趋于最大。郑德埕、沈华珊（2002）的研究显示国家股和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的经营绩效均存在较弱的负相关关系。这些研究都显示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最显著特征，即国有股的“一股独大”。
3.1.2 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关系
霍尔德内斯（2003）对美国的有关内部人及大股东资本所有权对公司决策和企业价值的影响文献进行了综述，其中的相关文献显示，这种影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假定。当内部人资本所有权能将内部人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结合在一起时，可以改善决策质量、提高企业价值；但较高的内部人所有权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管理人控制，使管理者掘壕自守（entrenching）。同样，大股东利用其较高的资本所有权地位既可以采取增加企业股票价值的行动，从而使所有股东受益；也可以谋取私利，即那些不为其他股东所获得的利益。大股东的私利对企业价值是一种潜在的损害。
默克等（Morck，Shleifer and Vishny，1988）与麦克康奈尔和塞维斯（McConnell and Servaes，1990）发现，在管理所有权的较大范围内，内部人所有权的协同效应（alignment effect）比掘壕自守效应更占优势。然而，当内部人所有权超过某范围时，内部人的掘壕自守效应将占优势，此时内部人的高比例所有权将带来企业价值的降低。与上述观点相反，有学者用面板数据得出结论：管理所有权截面数据的大部分差异都是内生性的，管理所有权与企业绩效是由一组共同特性因素所决定的，并对上述所有权与绩效间的因果关系研究提出质疑（Himmelberg，Hubbard and Palia，1999）。
霍尔德内斯（2003）认为有关单独度量外部非管理层大股东对企业价值影响程度的直接探讨目前尚未发现。麦哈兰（1995）发现公司绩效与各类大股东持股（包括个人、机构和公司）之间没有显著关联。然而有证据表明，一个新的大股东形成或现有大股东的股权交易会带来股价的异常增加（Mikkelson，Ruback，1985；Barclay，Holderness，1991，1992）。总之，霍尔德内斯（2003）认为，来自美国的证据说明，大股东和企业价值的关系没有确切结论（有时负相关、有时正相关）。
虽然没有证据说明大股东对美国企业市场价值有影响，但却有证据说明大股东明显有来自控制权的私人利益。大量研究发现，大宗股票交易存在股票溢价，与大股东能得到的（而其他股东没有的）预期利益相一致（Barclay，Holderness，1989；Mikkelson，Regassa，1991 and Chang，Mayers，1995）。至于这种私利所导致的企业价值贬值程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国内学者唐宗明等（2002）的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程度远高于美英国家。李增泉等（2004）以我国254家上市公司在1998～2001年间的关联交易数据为基础，对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之间的资金占用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所有权安排对大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3.1.3 大股东性质与公司绩效关系
有证据显示大股东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往往取决于大股东的身份。克拉森等（Claessens，Djankov，Fan and Lang，1998）对9个东亚国家的研究发现，所有权效应随大股东身份的不同呈现差异性。公司所有权与绩效负相关，而政府所有权与绩效正相关，机构所有权与绩效无关。吉布森（Gibson，2003）通过研究8个新兴市场国家发现，总体样本中的企业CEO解聘与较差的绩效有关，但在有国内大股东的企业子样本中CEO解聘与企业绩效无关。
国内有关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许小年（1997）、许小年、王燕（2000）和刘国亮、王加胜（2000）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国有股所占比重与公司业绩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张红军（2000）通过分析得出国家股比例与Tobin's Q呈负相关关系，但相关性不显著。刘小玄（2000）认为国家股比例与净资产收益率ROE负相关，但不显著。高明华（2001）对国家股比重与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关系进行的偏相关分析也得出结论，即国家股比重与公司绩效不相关。于东智（2003）通过对国家股与净资产收益率ROE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得出国家股比重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周业安（1999）显示，国有股对净资产收益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国内有关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周业安（1999）和刘小玄（2000）研究得出了法人股比例与ROE显著正相关的结论。许小年（1997）、许小年、王燕（2000）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法人股比重越高的公司，效益越好。张红军（2000）对Tobin's Q与法人股比例进行分析后认为，法人股比例与Tobin's Q显著正相关，并指出法人股持股比例与Q值之间存在明显的U型二次函数关系，即法人股持股比例较低时，公司价值随法人股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下降，当法人股持股比例较高时，公司价值随法人股东持股比例增加而增加。高明华（2001）以ROE以及EPS作为业绩衡量指标分析认为，法人股比重与公司绩效不相关。刘国亮、王加胜（2000）以ROA、ROE和EPS作为业绩衡量指标研究得出，法人股比重对绩效的影响虽不为负，但正的方面的影响不是很大。
3.1.4 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关系
有关管理层持股（管理所有权）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肖特和凯西（Short and Keasey，1999）发现，当英国公司的管理所有权达到12%时，管理者的掘壕自守效应就会超过协同效应而占据优势。而默克等（1988）发现当美国公司的管理所有权超过5%时掘壕自守会占据优势，所以肖特和凯西认为英国管理者掘壕自守的资本所有权的比重高于美国，并认为这是由于英国机构更好的监督协调作用和英国公司管理者设置接管防范的能力较低。米格尔等（Miguel，Pindado and Torre，2001）发现西班牙的内部所有权与企业价值具有相似的非线性关系。卡莱恩等（Carline，Linn and Yadav，2002）认为公司管理所有权有利于英国企业购并后的绩效改善。克拉森和德加科沃（1998）发现捷克的管理层持股对企业绩效没有影响，不过新的经理人任命有助于改善公司绩效，尤其任命是由私人所有者而非政府做出时更是如此。克拉斯韦尔（Craswell，Taylor and Saywell，1997）发现澳大利亚的内部所有权与绩效间只有微弱的曲线关系，且此关系在时间上并不稳定。
国内有关高层管理人员持股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袁国良、王怀芳、刘明（2000）以公司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为解释变量，ROE为被解释变量研究得出，目前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公司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之间基本不相关。魏刚（2000）采用高层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作为解释变量，其实证分析表明，高层管理人员持股没有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仅是一种福利制度安排，高层管理人员持股与公司经营业绩之间不存在“区间效应”。高明华（2001）分析管理层持股比例与ROE以及EPS之间的关系得出，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基本上不相关。刘国亮、王加胜（2000）对经理人员持股比例、职工持股比例与ROA、ROE、EPS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经理人员持股大小、职工持股大小与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
总之，世界范围的证据表明，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随国别和大股东身份变化而变化；集中股权往往对企业绩效有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