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火中炸出的雷马克
1914 年，欧洲大陆刀兵又起。19 世纪施托姆笔下那柔情画意随即成为不归往事。连天的炮火夺走生灵无数，也炸出作家一批，受战争洗礼的反战作家。德国人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1970）是个中翘楚。这个弹痕在身的老兵，战后从小贩做到石匠，又从风琴手做到画报编辑，突然觉得有必要咀嚼前尘，写就小说《西线无战事》，几经磨难，1929 年1 月正式发表。没过多久，发行量竟飙升到八百万册，①书界一片惊呼：不可思议。这个统计当时不知是否包括中译？
中国翻译界以往大多注视德国古典作家，这次例外。《新月》2 卷617 号合刊（1929 年9 月10 日）上已刊出此书中译出版预告；“《西线无战事》，洪琛、马彦祥合译，上海平等书店发行。定价一元五角。”《现代小说》3 卷1 期（1929 年10 月）也以《关于西线无战事》为题，报导此书在国内外出版和翻译的盛况，并透露：“听说本书的中文译本已经由洪琛马彦祥两位着手翻译。”雷马克在中国即刻走红行俏。
至少就版权页看，这个译本真的1929 年10 月由上海平等书店出版。就原书问世到中译本发行的速度看，此译当时在德语文学汉译史上很可能创下纪录。问题是，这是否首译？
《新文艺》在其创刊号（1929 年9 月15 日）上也曾介绍“一部震动全世界的小说：《西方前线上平静无事》”，并在1 卷2 号（1929年10 月15 日）上宣布：“《西部前线平静无事》中译即将出版”，并说：“这部书已由林疑今先生译出，由水沫书店出版，现在正在赶印，大约本期《新文艺》出版时，该书亦可以送达到读者的书斋了。”
此非虚言。林译《西部前线平静无事》的确于1929 年10 月由水沫书店出版。两个版权页上均写1929 年10 月初版的译本，究竟谁先谁后？《现代小说》3 卷2 期（1929 年11 月15 日）上《西部前线平静无事》一文可以解惑。文曰：“中译本最先预告出版译者是洪琛与马彦祥两君，但是这册译本在预约不曾出版的期中，水沫书店却突然揭开了林疑今君译本出版的广告。”此文换行后又续：“洪马两君的译本一直到今天还没出版，此刻所有的译本只有林译的一种。”此外，周伯涵载《现代文学》1 卷2 号（1930 年8 月16日）《批评与介绍〈西线无战事〉》一文中，也视林译为首译，洪马译本在后，证明上述说法不谬。
林语堂的思考与马彦祥的分析
林疑今的译本《西部前线平静无事》由大名鼎鼎的“本家”林语堂作序。序文结构平稳，分析有序，但用辞不乏尖刻，倒也符合这位已留美留德，获哲学博士学位而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的身份。其“序”以为此书定位开头：
《西部前线平静无事》一书已经轰动全球，公认为大战以来最伟大的战争小说。这已成定论，无庸我再来赘述了。幸而中国出版界，逐渐进步，在去德文原书出版九月以后，中国的读者，也可以读到这书的译本，总算是一件可喜之事。
接着他对与战争有关的文学作品进行分类。其一是“歌颂武功，追述英雄，替历代帝王及其走狗留下其黩武扬威狰狞面目的印象”的作品。举例为“自从诗人尹甫吉以至喜作什么东征赋，武军赋的汉魏诗人”。其二是“描写小百姓，在兵戈战乱时期，受尽颠沛流离之苦”的作品。举例是“自从国风许多叙述士女旷怨的诗人以至作新丰折臂翁的白居易，及作石壕吏的杜甫”。其三为“战争的哲学家”如尼采对于战争的喊叫或“如坐在交椅上的新闻主笔”那“慷慨激昂满纸杀气的社论”。凡此种种，因为“纸上谈兵”，“都未能获得战争二字意义之精要”。而雷马克此书所以能获得轰动性效果，就是因为他作为“丘八”，“能把战争的真相，及丘八的感想活跃的赤裸裸的描写出来”，亦即能把战争的残忍和恐怖袒示在读者眼前，“比如用枪尾刀戳人，须戳在腹部，不在胸部，刀尖较不易夹在对方的排骨中，灵动不来”。林语堂夹叙夹议，以其发人深醒的思考和鲜活犀利的语言，既传达了译本内容和要旨，同时也表明了他本人对历史的看法和非战的呼吁：
以前为了某姓刘的某姓宋的历代帝王万世子孙之业，现在为了某某汽油大王，某某资本大家，去杀你对面素不相识的，同有妻子的，只有制服不同的一个人，都是怎么一回事呢？
悠悠古今，被窥破的历史还是这样重复续演，可称命运。不管怎样，林语堂入木三分的思考，锋芒迸现的语言，有与译本相得益彰之效。
而马彦祥则自写序言，似乎更加自信，也用力更勤。“序言”以李白《战城南》中的句子作引，有为译本作伏笔之意：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呜向天悲，鸟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烽火烟尘，悲鸣阵阵。十几句诗，有缩小中德文学间距之奇效。
“序言”然后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正文起首便引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家波斯奈特语：“文学是根据于当时代的生活与思想的”，展开自己对战争文学的回顾和考索。莎士比亚，屠格涅夫乃至左拉等大作家的名字间或出现，俨然一篇有分量的比较文学短论。中篇介绍雷马克其人其书，启用的还是比较之法，尤其是引中国旧剧《双沙河》中番邦公主和中国小将间的一段对话，与《西线无战事》中“非战”的一段对话互相比勘，令人叫绝：
“我们交锋打仗仅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江山。”小将答。“江山是你坐，是我坐？”“你我都不能坐。”“那么你我为什么打仗？散了吧！”
此段对话与前引林语堂关于战争的思考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都给出理想主义破灭的一点轮廓。
此篇以下面的话收束：“但是读了这部描写大战的巨著，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国，东北方正在和邻国炮火连天地剧战的时候，我们将引起怎样的感想呢？”马彦祥序言的落款是“一，二八，离沪之前记”。1929 年夏秋之际，那是中俄中东铁路之争炮声正隆的时候。
序言下篇讨论翻译问题。起首一段话，实为圈内人语，足以引起今日译者共鸣：
翻译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难，在某一种意义上，也许是甚于创作。因为创作时，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措置，要说什么便说什么，想得到不妨多说几句；想不到就少说几句也未始不可。翻译则不同，不但处处受着原作的文字的束缚，而且因为思想情感，各人不同，欲求逼肖无异，确是势所难能。
接着他又抉发出翻译的三个难点：一、“对于外国生活的隔膜”，二、“意义虽了解而无适当的名词可译”，三、“同一个字而有几种解释”。明白于此，译作质量大体上应该有保证了。①
这是篇长达十六页、深思熟虑而非倚马可待的译序。洪、马译本迟出，会不会受此拖累？
《西线无战事》剧本演出和影片遭禁
《西部前线平静无事》和《西线无战事》两个译本问世，不仅在上海文坛掀起波澜，还在剧坛上和影院中激起涟漪。
李无文（陶晶孙）在《大众文艺》2 卷3 期（1930 年3 月1 日）上撰文《剧本〈西线无战事〉———小说，脚本，公演的介绍》，先谈小说本身，再及日本村山知义改编的剧本，并提到陶晶孙已把剧本译出，“江南书店把它在十天内印出，目下已在排演了。”就人们今天所知，剧本中译未曾公开发表。② 演出是否也是空话？看来不是。同期的《大众文艺》上已有通讯：“艺术剧社第二次公演《西线无战事》”。凌梅在《读书月刊》1 卷1 期（1930 年11 月1 日）上的《雷马克与〈西线无战事〉》一文，也作了真实记录：“今年春天，艺术剧社将它改编成剧本（陶晶孙编）在上海北四川路东洋演艺馆公演过。”文章还留下另一珍贵历史纪录：“最近在上海的南京大戏院公演着它的影片了。每天卖座极盛，连演了4 天，还是拥挤不上。”雷马克在上海的时望，由此可概见。原因何在？凌梅此文给出两个答案，均及大众的心态底蕴。一是好奇，没有火线经历的人，想一讨究竟。二是厌战，雷马克以亲身经历公布战争罪恶，触动了公众感情。
上海那有着外国租界的特殊地理环境，曾允许不同的阶层、党派、团体在上海办报、出书、演戏和进行各种文化活动。在别处可能就不一样。雷马克在中国的接受史中，就有这么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例：
军国主义倾向严重的德国魏玛政府，曾一度禁止本国开映根据雷马克此书改编的电影，还照会各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要求全面禁止放映《西线无战事》。而中国广州的公安局接到此项公文后，居然认真执行，禁止在自己的辖区内放映这部电影。①
争先恐后的重译和大相径庭的评价
舞台演出和电影公映推涛作浪，《西线无战事》译本更加风靡。仅由重版次数可见一端：林疑今译本到1930 年10 月的一年内已再版七次；洪琛、马彦祥译本至1932 年11 月的约三年中已印九版。良好的市场效应引出各种重译及编译。其中有过立先的《西线无战事》，上海开华书局1934 年版；钱公侠的同名译本，上海启明书店1936 年版；凌霄、吴璇玲同名译本，上海经纬书局版（译序写于1936 年）；另有徐翔、邝光沫的同名六幕剧本，上海神州国光社1934 年版。
过立先译本的序言用力程度无法同林语堂及马彦祥相较，但迟出几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整个东北一百天内全部沦陷；文化重镇上海也经历一二八事变。战争已是赤裸裸的现实。过序便这样收尾：“现在，战争的恐怖正弥漫在中国的各地，正如世界大战复活似地开展在我们的面前，在这时来读这部世界大战的记录，我们又将引起怎样的梗概来？”《西线无战事》译本在中国以其超前品质，的确赢得了更多的读者。而这篇序言中“由德国政治方式的变更，原著者也因为站不住脚而流离在他乡”的话，也透露出中国文坛对雷马克本人命运的关注。
钱公侠的“译序”在理论上似更有深度。作者没有随众一味否定战争，而是讨论了战争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正反作用，亦即介绍了主战和非战理论的要端，最后把结论留给读者自己去做，倒也符合雷马克这部小说的宗旨：
这本书所写的，既非颂扬战争，也不是驳斥战争，它不过以一个战士地口说出战争底真面目而已。战争是什么呢？是手榴弹，轰炸机，毒瓦斯，壕沟，饥饿，疯狂，照明伞，雷似的炮声，啄木鸟似的机关枪声，扑杀，刺刀，看护，太平间。你说它野蛮，说它破坏文明也可，说它能使优秀的人长存，使卑劣的人消灭，而使世界进步不受阻碍也可。这是各人底主观，无论如何争不出一个结果来。可是战争底本身却是一个客观的物体。作者一幕一幕地拉开来给我们看，不说声好也不说声坏，一任我们看完了自己去判断。
译序最后笔锋也转向此书原作者：“本书在德国是禁止发行的。本书底作者雷马克，也被逐出德国……流浪在外”，同样表达了对一位受迫害作家的关切。
以上所及译序，除了对译本的介绍，也包括了评论。还有一些书评则散见在一些报刊杂志上。较早的一篇由梁实秋写。他在《新月》2 卷6 7 号合刊（1929 年9 月10 日）的《西线无战事》一文中，先介绍此书内容，然后说，此书“有一个缺点，这书是似乎没有一个连贯的有组织的布局，换言之，结构不大好。”对一部外国名著的结构挑刺，需要一定胆识。“但是作者描写的手段的确极能动人，他写枪林弹雨中兵士的恐惧，放荡，戏谑，友谊，都写得深刻，他写伤兵的痛苦，慈母的悲哀，都能打动读者的至情。”这是对原作写作手法的赏识，确也合乎情理。梁实秋接着写到：“作者并没有公开的提倡和平，并不直率的诅咒战争，作者还能充分的保持客观描写的态度，这大概也就是这本书所以能胜过普通一般肤浅的‘非战文学’吧？”这段文字主旨与上引钱公侠译序中的话大致无二。这种读法，实际上也是世界文坛雷马克评论中的一种定评。中国的外国文学评论，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被牵入了世界性话语的范畴，只是缺少交代出处的传统，分清你我，变得相当困难。
《现代小说》3 卷2 期（1929 年11 月15 日）上对《西部前线平静无事》的书评，则已带有左翼文论的色彩。文章也及雷马克此书的“缺点”，但认为这与结构无关，与写法有涉：“这部书的缺点是在作者虽然写出了两方面兵士对于战事的同等的厌恶，但是不曾明白的揭出造成这个战争的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罪恶。他的缺点是缺乏阶级的觉悟。”这显然过于苛求这位现实生活中以“不问政治”自居的德国作家了。
但这也非中国特有论点，似乎同是舶来品，1931 年10 月20 日的《文艺新闻》上曾有通讯：《雷马克，一个轻薄的和平论者在俄国大不流行》，引一苏联评论家说：“雷马克在本质上是个和平论者，在意德沃罗基① 上是不足取的轻薄者，他一点也没有阶级斗争的观点。”又引另一位苏联评论家说：“雷马克的书是以和平主义的思想来毒害苏联的秩序的，应该彻底追究刊行俄译本的当事者的责任。”
以上引文清楚展现了二三十年代左翼文论对雷马克的态度。翻检那时对雷马克的评论，还在《世界文学》1 卷2 期（1934 年12月1 日）的336 页上发现一条补白，题为《德国对于〈西线无战事〉的一个评语》。全文如下：“这部使人不快的书的作者，在德国某家银行有过存款，因为受到暗中提取的嫌疑，他的全部存款被政府扣留收没了。他的真名不是雷马克（Remarque），而是克雷墨（Kramer），并且他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从战争中看不见什么，除了恐怖和污垢。”雷马克既受法西斯主义者的诬陷迫逐，又遭左翼文人的诘难，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应属一例悖谬。
《归途》———创纪录的翻译速度及其动因
雷马克继《西线无战事》后，另有续著《归途》。此书在中国的译介，也颇值一谈。
杨昌溪先在《现代文学》创刊号（1930 年7 月16 日）上撰文《雷马克的续著及其生活》。此文起首用语生动，形象地描绘出雷马克一鸣惊人的景象：
在一九二九年度中轰动全世界文坛，抓着全世界读者的心使他们战栗，使六架印书机和十架装钉机为一部小说而忙碌……的人是谁？那便是不到半年间全世界巨销二百万本的诺贝尔文学奖候补者，《西线无战事》的作者德国青年军人雷马克了。
文章接着追踪他此后的创作动态，说：“雷马克的续著在德国夏季可以成功，名字还没有定。”
数月后，杨昌溪换一家杂志，在《读书月刊》创刊号（1930 年11月1 日）上著文《雷马克底新著》，作进一步报导：“现在这书的内容，大约是描写战后兵士们的生活的一切，已决定名为《同伴》。”在一部外国小说尚未出版之前，中国文坛就开始追踪报道，这在当时应不多见。
雷马克此书1931 年初正式出版，但题名不再是以前拟定的《同伴》，而是《归途》。这次汉译速度更快。1931 年3 月，上海开明书店已出沈叔之译《战后》上册，下册则于同年8 月出版。1931年3 月，上海开华书局也推出袁文彰、冯次行译《退路》，附张资平序，但今天仅见上册，下册阙如。1931 年4 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又赶紧出版林疑今、杨昌溪译本，取名《西线归来》。1931 年10 月，上海光华书局又出版杨若思、王海波译的《战后》。其中沈叔之据日译，袁文彰、冯次行据英译，林疑今、杨昌溪也据英译，杨若思、王海波则据德语原文。看来，译者依靠自己会的外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还不是短时间内此书的全部中译，同样在1931 年面世的，至少还有以下两个版本。一是南京中央日报社版、华蒂译《后方》，二是上海平等书店版、张资平译的《归来》。①
一部德国小说，发表的当年，不下六个译本排闼而来，而且其中五个译本出版地是上海，中外文学交流史上恐怕难觅旁例。译者的热情和出版社的敏捷，今天也令人难以想像。其背景应是中国大众对于战争的焦虑，比在《西线无战事》出版时更有理由的焦虑。林疑今写于1931 年3 月15 日夜的“译者后记”，能让人扪摸到此中的脉搏：
在这世界的第二次大战的前夜，多翻译一些非战小说，在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虽则中国的老百姓向来是“和和平平”的；但是谁能担保中国不是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战场呢？他的担心不久就被证明并非是空穴来风。
贺扬灵为杨若思、王海波译本作“写在《战后》前面”一文，同样充满世人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忡忡忧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还未全愈，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在摩拳擦掌中准备了。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群众，又将要抖着一身的血肉到战场上去牺牲了……这种预症，已给予各国的民众以极大的不安和恐惧。
此文的结尾，更是鬼影幢幢，凄惨骇人，让人不堪卒读：
当此家家雨的黄梅时节，我独坐在研究室里翻看雷马克的小说，傍晚静听着檐下雨滴的声音，却有一种无名的恐怖暗袭着，好像书中有多少冤鬼游魂，聚集在窗外烦怨而呜咽着———呵！
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前途堪忧，贺扬灵1930 年5 月20 日的预感没错。一部《归途》，凝聚着多少中国文人悲天悯人之情。
走投无路或有路———中国文坛对雷马克的关注
《归途》的发表，使雷马克又成为文坛焦点人物。中国文坛不仅以最快速度译出此书，也以莫大兴趣对其人其书作跟踪报导。杨昌溪就在《青年界》1 卷5 期（1931 年7 月10 日）上作《雷马克新作获得佳评》一文，叙述雷马克如何“成了时代的宠儿”，欧美报刊又如何评论。易康在《现代文学评论》1 卷2 期（1931 年5 月10日）上的《西线归来之创造》一文，主要是记者对雷马克的访谈录。1931 年4 月30 日的《文艺新闻》则以《西线归来的大战———雷马克将被逐离德》为题，报导他此书发表后所受的压力，说“雷马克在受祖国人攻击之下，将来或许又须赴国外一游也。”1932 年6 月20 日的《文艺新闻》中一则通讯证明此言不假。短讯题目就是《雷马克走头（投）有路———昨年文坛骄子，今日无处为家》，报告他受法西斯迫害，被迫流亡瑞士的消息。
赞美或关切，这是评论界或新闻界面对雷马克其人其书的主流态势。不能忘了依旧还有批评。方芥生在《北斗》1 卷3 期（1931 年10 月20 日）上《〈西线归来〉的翻译》一文，就是一例。文章对一片叫好的中国文坛泼一瓢冷水，说：
本质上讲，这书照例的是一种战后“和平主义”的战争小说，资本主义下面的新闻杂志将它捧上天空，结果是要用这种“和平主义”的糖浆，而使一般读者辨不出滋味地吞下了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种已经让人讨厌了的药料。可是我们的译者（们）呢，却好像都已经将它看成真的反战文学的代表作了！
撇开业已提及的左翼文评眼光不说，彰明雷马克此书可能本意与评论家赋予它的衍生意之间的差别，当为有益的识见。但此文的要点是谈翻译。它一一举例，挑出林疑今、杨昌溪译本约二十处错误后说：“我可以大胆地断定，本书的译者对原文完全不能理解，只是将认识的单字拼在一起，然后不管一切凑成一句。”批评十分尖锐。方芥生点出的译坛另一问题也非常醒目：
中国译坛自从“手势戏”以来，这一类的笔墨官司已经不很多打。原因，大概是我们贵国人气度太大，所以看到要不得的译品，也只一笑付之，而谁也不愿意起来，“严酷地谈论。”因之，在一九三一年的现在，居然还有这样的翻译出世，居然还有书店愿意接受，居然还在报上登起“译笔流畅”云云的廿行广告，居然还能两版出书，而使读者们的铜板角子洋钱滴溜溜的滚进“翻译家”和“出版家”的口袋里面。
方芥生文章起首还正襟危坐，末尾已渐趋油滑，紧接着上一段引文的是下面几句话：
假使仿一仿上海小热昏的口吻，我很可以编出一曲《十希奇》的小调。譬如：一希奇不懂原文居然可以译书，二希奇，书店出书居然可以不看原稿，三希奇几千几万个读者居然没人讲话，等等，等等。
中国人崇让不崇争，这是事实，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也是这类乱译滋生的土壤，但就其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口吻而论，方先生可能有些失于孤陋，因为二三十年代，中国译坛敢于挑刺、公开批评的大有人在。前述关于施托姆《茵梦湖》译本的评论可为例证。
《凯旋门》的出版暨结语
1946 年，雷马克另一部长篇小说《凯旋门》出版，汉译速度依然惊人。当年12 月，朱葆光率先推出节译本《凯旋门》，由上海中外出版社出版。1947 年4 月，香港芭蕉社出版另一同名节译本，译者署名林友兰。“译者前言”第一句话是：“《西线无战事》出版后，雷马克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并不多见。”有显译者寡闻。此书第三个译本、亦即第一个全译本由朱雯完成，1948 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据译者“译后记”介绍，译本曾请教过钱 书和傅东华两位，并且“得到他们很宝贵的帮助”。钱 书曾为译成一部德国小说助一臂之力，也是有价值的史实记录。1948 年末，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还出版了朱雯译、雷马克的另一个长篇《流亡曲》。
1950 年前，雷马克共发表长篇小说五部，其中四部已有中译，以上已论及，另一部是《三个战友》，1937 年首版。何文介曾在《宇宙风》39 期（1941 年2 月16 日）上撰书评《雷马克之〈三同志〉》。文章兼叙兼议，兼引兼评，从雷马克的小说谈到曹雪芹的《红楼梦》。就他看来，二者均属“佳妙的小说”，但又有不同。一类如《红楼梦》是“无所谓之小说”，二类如《三同志》为“有所为之小说”。前者“故事纤巧，惜多有男女闲事为主”，后者“或以悲天悯人之心境写可歌可泣之故事，或以世界近况为背景，出之以曲折之叙述，对人类作深刻之讽刺。”分析颇有文学理论方面的情趣，又从德国小说中欺负从良妇女的铅管匠转到揩难民油的中国贪官污吏，兼借题发挥之意图。文章引小说段落不少，且引得十分到位，有诱人拜读全书的魅力，最后一句话却是：“爱读的自己去翻吧，不俱引了。”但此书那时似无中译。倘若不是笔者寡见少闻，那么他文章的尾句就有打趣读者之意了。
与在中国已经盛行的歌德、海涅、施托姆或施尼茨勒等人相比，雷马克的作品无论从题材到风格都大异其趣，他关注的不是什么文人们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恋事，而是战乱中理性的沉沦和人性的挣扎。他在中国自20 世纪20 年代末一直到40 年代末声誉独卓，既与那个时代中国译家和读者对内忧外患的切身体会有关，也凸现出中国读书界审美心态的另一面，应该说是更成熟的一面。
7 Die Vorstellung von der deutschen linken Literatur i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