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茵梦湖》在中国
始料未及，还是 要 摘 引 鲁 迅。周瘦鹃译、上海中华书局1917 年版《欧美名家短篇小说》，是民国时期外国小说苑囿中夺目一卉。鲁迅当年曾偕周作人在《教育公报》第4 号第15 期（1917 年11 月30 日）上撰文评品：
然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①
“淫佚文字”，“哀情惨情”，“昏夜”，“鸡群”等皆为贬词，锋芒所指当为那时大批言情滥情之译作。
不知此前上海《留美学生季刊》3 卷3 期（1916 年9 月）载之盎译、德国“斯托蒙”（Thedor Storm）作《隐媚湖》是否也被鲁迅视为同类？称这篇讲痴男怨女的小说为“淫佚文字”可能太过，但若把它归入“哀情惨情”类，似未尝不可。之盎译本实际上是仅包括原作十节中前三节的未完残篇①，当时仅仅含苞，并未怒放，直到1921年创造社异军突起，郭沫若和郁达夫等人欲以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改造和刺激中国文坛的时候，才正式绽出绚丽花朵。
逞才示气的品评和显露性情的论争
施托姆此书全译本1921 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取名《茵梦湖》，译者郭沫若、钱君胥。到1931 年的10 年间，仅在泰东图书局此译再版已达14 次之多，可见卖点极佳。但数年后围绕着此书的译评或重译，一批中国文坛名家被牵扯其中。有逞示才情的评论，有争先恐后的重译，也有互相攻讦的笔战，更有中外文学的比较等，最终留下一段色彩斑斓的施托姆在中国的接受史。
郭译《茵梦湖》的序言出自郁达夫之手。其《茵梦湖的序引》先刊于《文学旬刊》15 号（1921 年10 月1 日），后收入此译12 到14版中。序言以交代写序缘起开头，即转入对施托姆的生平介绍，插入序作者自己两段施托姆诗歌汉译后，又续介其生平与创作，并极有见地地指出：
我们把他的短篇小说来一读，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被他引诱到一个悲哀的境界里去。我们若在晚春初秋的薄暮，拿他的《茵梦湖》来夕阳的残照里读一次，读完之后就不得不惘然自失，好像是一层一层的沉到黑暗无光的海底里去的样子。
施托姆以其体察入微、凄婉清丽的笔触，触动了那时敏感热情、又甘心甚至着意品尝孤寂和忧郁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
郭译甫出，尚未完全铺开之际，上海商务印书馆已在1922 年推出唐性天译本《意门湖》，有与泰东版一争天下之势。《文学旬刊》未左袒任何一方，既已为《茵梦湖》鸣锣，现又为《意门湖》开道。其36 期（1922 年5 月1 日）的《新刊介绍》中说：“意门湖，这是唐性天君所译，研究会丛书之一。与郭沫若钱君胥二君的译本（即名为《茵梦湖》者）略有不同，而后附有斯 尔姆（此书作者）的传记一篇，极为详细。商务印书馆出版。”
介绍颇为平实。但此译遭到郭沫若在《创造季刊》1 卷2 期中以《批评〈意门湖〉译本及其它》一文的讥评。此举引起西滢的注意，认为有所不公，因为“批评《意门湖》的作者便是《茵梦湖》的译者，旁观者或者疑心为吹毛求疵，有为而作”，所以自告奋勇，在《太平洋》4 卷2 号（1923 年9 月5 日）上著文《译本的比较》，详列19 条，对郭、唐译本比照德语原文进行校勘。其结论是：“草草校对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唐译的文笔大不及郭译，唐本译者的德文知识不如郭本的译者，但是郭本也有错误，有时反不及唐本。”西滢扮作判官，对受审者各打五十大板，但对唐译下板更重。
而沈雁冰和郑振铎此前对郭沫若的文章反应激烈，几乎是“拍案而起”。两人联袂在《文学旬刊》45 期（1922 年9 月1 日）上撰文，抱打不平。沈雁冰以公开的化名“损”作文《半斤VS 八两》，对用了“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之语的郭沫若进行“礼尚往来”。郑振铎则以《通讯》形式写出短文，语句稍见平和，但也对郭沫若文章引有“胆大妄为，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样的话深感不悦，说：“但批评自批评，于批评中而夹以辱没人格的谩骂，似乎非正当的批评态度，想亦非向不主张谩骂的沫若兄所忍出诸口的。”压抑的还是愤慨。
如郑振铎上文所说，唐译《意门湖》实际上完成于郭译《茵梦湖》出版之前，并非参考郭译而作，只是出版慢了一拍。真正的重译是朱 译《漪溟湖》，上海开明书局1927 年版。《文学周报》4 卷24 期（1928 年1 月15 日）曾刊此书广告。标题《漪溟湖》下“有意的重译”四字赫然在目。广告正文为：
施笃谟这本恋爱小说，坊间已有《茵梦湖》和《意门湖》两种翻译。但《意门湖》文句生涩，《茵梦湖》很多错误。……所以朱 先生要做“有意的重译”。定价极廉，已买过的不妨买一本回去对照，看究竟谁译得忠实。
最后一句当为书店口吻，有让读者掏钱当法官裁定三个译本孰优孰劣之意。
《漪溟湖》新书广告中对唐译和郭译发难的话，实际出自朱本人，而非书店为排除异己、抢占市场而嵌入。朱 在自己的译序中，指责唐译：“语句滞重，而错误之处复多”，也说郭译“有几十处失了真”。举出郭译错误计15 条后，他补充道，这不足以尽其错误三分之一”，以说明重译理由。①
撇开个别出格用辞不论，间于郭沫若、西滢、沈雁冰、郑振铎和朱 等人之间，由于《茵梦湖》译本引发的论争，反映出当时译坛批评之风相当盛行，意见交换乃为常事之风气。文坛大家由此营造出一片互不护短，直言相对，勇于争胜的活泼泼的学术氛围，使人赞叹不置。
《茵梦湖》的译名和浪漫主义的胜出
郭译《茵梦湖》虽然曾是众矢之的，但仍然得到普遍认同。仅从书名翻译，即可证此不谬。继上述几个译本后，施托姆此书仅在20 世纪30 年代至少还有张友松、孙锡鸿、王翔和施瑛等四部重译，分别由北新书局（1930），寒微社（1932），世界书局（1933）和启明书局（1936）出版，却不约而同地取郭译书名《茵梦湖》。① 郭译书名就这样被不断复制，成为不争事实。当然也有过另辟蹊径的尝试。比如梁遇春上海北新书局1940 年版的译名为《青春》，巴金桂林文化出版社1943 年版《迟开的蔷薇》中收此书，取名《蜂湖》。这还不是巴金首用。比如陈林率、罗念生译，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版《傀儡师保尔》的“编者序”中，已有这个译名。但这一切都已无法动摇《茵梦湖》这一译名的霸主地位。
探讨这个译名如何在上提六种译名中脱颖而出，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也颇有兴味。
德语Im mensee 是个复合词。Im men 用于地名，应无具体含义，但也会让人注意其可能的词源Im me。它来自古德语imbi，指蜂群或蜜蜂。see 是湖的意思。巴金用《蜂湖》，即为直译的典范。干净利落，原本不错。只可惜此译除“蜂呜于湖”类的意象外，缺乏其他美学上的魅力。
梁遇春的《青春》纯粹是意译，应指作品男女主人公的往日韶华。但由于和原书书名彻底脱节，不具根基。况且“青春”两字也过于平实，略显乏味。
其余译名均取音义兼顾手法。就音节的和谐来讲，都无可挑剔，语义上则各有不同。
《隐媚湖》中的“隐”为“隐藏”，“媚”即“美好”，但也暗含“讨好”和“巴结”义。即使取其本义，这个动宾结构的译名多少沾有几分俗气。
《意门湖》中的“意门”完全是音译。由于“意”和“门”的抽象和具体间不存在任何亲和关系，显得枯涩，整个译名缺乏艺术感染力。
《茵梦湖》中的“茵”原义为垫褥。李贺《苏小小墓》中就有“草如茵”句。也许从“绿草如茵”中以后又生发出嫩草的含义。比如段成式《和徐商贺卢员外赐绯》中有“看欲东山又吐茵”句。在汉语中，“茵”字还常被用作女子姓名。“梦”即“梦幻”。把“茵梦”视为主谓结构，倩女梦湖，奇效即现。把“茵梦”和“湖”之间的关系看作偏正结构，“茵”和“梦”这两个笔致绮丽、蕴含丰富的词也会给湖景平添几分浓郁诗意。
《漪溟湖》中的“漪溟”两字都带水气。“漪”为水波，“溟”为大海，但今天多取其“溟”义。与“湖”字放在一起，整个译名造字巧妙，轻雾氤氲，顿生美感。无论从语音还是语义上讲，不妨说这是恰到好处的上佳译法。
但最终《茵梦湖》胜出，实与两种译名所追求或体现的艺术风格有关。“漪溟湖”纯然写景，着眼的是音义形式上的和谐完整，所含的仅是一个偏正结构，虽不乏诗意，但更具古典主义尊重理性、祈求静穆和严谨的品格。而“茵梦湖”译名有人的介入之嫌，而且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结构滑动，显示出浪漫主义挣脱束缚、渴望自由和扬情抑理的特点。尤其是“茵梦”两词透射出的女性魅力和梦幻色彩，准确地捕捉到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后一代青年感伤型浪漫主义追求。①
施托姆其他叙事作品的中译
施托姆作品较早得到介绍的还有小说《马尔戴和她的钟》，郁达夫1927 年译成，1928 年收入他的《奇零集》时题名《马尔戴及她的钟》。郁达夫有为译文加“译者附注”的习惯，交代缘起，解读译作。但对此译除注明出处外仅说：“系他初期的作品，所以细腻得很。”② 不注也罢。张威廉则译出其短篇小说《灵魂》（今一译《普绪喀》），上海光华书局1928 年版。朱 又译成小说《燕语》（今一译《在圣虞庚院》），上海开明书店1929 年版。
进入30 年代，钟宪民率先译出《白马底骑者》，上海光华书局1930 年版。“译者序言”先提《茵梦湖》，昭彰其作者：“施笃姆在我们中国的文坛上已经介绍过了；大家总还记得他就是《茵梦湖》的作者。”也正是借《茵梦湖》之盛名，施托姆作品汉译规模不断扩大。1931 年，罗念生、陈林率合译其《傀儡师保尔》，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段可情又译成《一位沉静的音乐师》，发表在《文艺月刊》4 卷6 期（1933 年12 月1 日）。他的另一篇施托姆作品中译《日光中》，则刊于《文艺月刊》7 卷3 号（1935 年3 月1 日）。
1934 年，施托姆另一部中篇名作《双影人，或恋爱与社会》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取名《恋爱与社会》，似有凸其社会意义取向。译者李珠写于柏林的“小序”可证其实。文曰：
国人评史氏者，恒谓其所作诗，长于抒情，自成一家；所作小说，流利真挚，莫不一往情深。然自其实际言之，史氏之艺术价值宁止于此？观其一生坎坷，十年漂泊，怀乡病深，爱国热情，反抗心切，故《意门湖》……等作，虽系抒情短篇，亦极缠绵婉转之致。余译斯篇，则取其 情哀感之外，更有愤郁感哀之慨，实为史氏全部五十种小说中代表作也。
这部译作看来颇受欢迎，两年后由商承祖重译，书名取原书名前半部，即《双影人》，南京正中书局1936 年版。译本不仅含“斯托谟小传”，尚附“斯托谟的文学”和“序言”等三篇文章，详介作者生平及创作轮廓，研究气氛浓烈，给人以厚实感。
施托姆中译者中另一名人为毛秋白。他译的《德意志短篇小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年版，也收有“许笃谟”的《杏茉莉茄》。
以上译著，或是发表在杂志文集中的单篇，或是仅收一篇小说的薄薄一本。魏以新译《斯托姆小说集》，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则厚达四百多页。有鹤立之势。书收《淹死的人》、《格利斯胡斯克》、《哈得斯雷本胡斯的婚礼》和《忏悔》等四个中篇。“译者引言”归纳施托姆创作艺术特征，说：“他的作品大都含有‘诗的香气’。其文字优美绝伦，无人能及。……我们谈他的作品，也真有林静山幽，万籁俱寂的感觉。”① 当属盛赞。
施托姆另一个译文集出自巴金之手。其1943 年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版《迟开的蔷薇》，除书名小说外，另收《马尔特和她的钟》、《蜂湖》，共三篇，九十多页。巴金在德语小说中对施托姆作品偏爱有加，但在“后记”中谦言道：“我不想把它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不过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朴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安慰吧。”此译出版后巴金意犹未尽，还在《当代文艺》1 卷2 期（1944 年2 月1 日）上发表施托姆小说汉译《在厅子里》。此译后被收入茅盾编、交通书局1946 年版《现代翻译小说选》。
40 年代，绮纹尚译有施托姆的中篇《大学时代》，1946 年上海进化书局版。此译未附任何前言后记，是个缺憾。
又：《文汇报》1998 年9 月12 日10 版刊钱伯城《翻译家郑超麟》一文，指出，绮纹即郑超麟的笔名之一，解决了译界一个疑案。但说“德国斯托姆的《大学时代》只在《申报》副刊《自由谈》连载，没有结集出版”，显然有误。
施托姆的诗歌汉译
施托姆擅写委婉清丽的小说，颇受中国文人欢喜。前引巴金的文字为一例据。其根底是施托姆本人的诗人气质。所以施瑛在其《茵梦湖》“小引”中，说他此书“可当作散文读，也可当作诗读”，言之有理。施托姆确实也是诗人。其诗作民国时期汉译不多，但也有数例可提。
首先是前述郁达夫《茵梦湖的序引》一文。他在文中既介绍作为小说家的施托姆，也称许作为诗人的施托姆，并顺手译出他的名诗《城》，以揭示其小说与诗歌的关系。以后，伴君译其《燕儿曲》，发表在《小说月报》15 卷1 号（1924 年1 月10 日）上。梁俊青在《文学》148 期（1924 年11 月17 日）上译出以《大战后德国的新诗》为题的几首诗，其中有施托姆《德国人的希望》（今一译《一首跋歌》）。译文尚可，但译者选材有误。施托姆1888 年去世，此诗也成于1850 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新诗无关。
最后一例是杨丙辰译《释滔穆的几首抒情诗》，载《莽原》12 卷8 期（1927 年4 月25 日）。杨丙辰在“译者附记”中交代诗的出处及译介缘由。出人意料，译诗出自《茵梦湖》一书，而重译的原因是由于他不满郭沫若书中的译文。兹抄如下：
释滔穆是德国近代短篇小说的模范作家，所著短篇小说极多，但是他的抒情诗亦是非常富有精采趣味的；上边所译的四首本来是散见于他所著的Im mensee（即郭沫若所译出的《茵梦湖》）一篇短篇小说里面的，我因为不满意郭译，所以现在把它们再来重译一遍。
看来，谙熟德语的译家，大都不满郭译。这里又是一例。
浪漫与言情———施托姆作品常销不衰原因初探
施托姆是最早介绍到中国、又最具影响力的德语作家之一。尤其是他饱含至情的小说《茵梦湖》曾倾倒无数中国文人，其魅力何在？他在中国大受宠爱的原因何在？郑振铎在《文学大观·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学》（载《小说月报》17 卷9 号，1926 年9 月11 日）中认为：“他的小说大都是是洽于罗曼主义的柔光中的。”郁达夫的眼光相似，他在其上及《茵梦湖序引》中说：“施笃谟的艺术，是带写实风的浪漫主义艺术”，随后又补充：“施笃谟所描写的，都是优美可爱的女人”。分属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阵营的这两位大师，在对施托姆艺术风格的判断上倒意见一致。
施托姆本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作家，他是一个所谓诗意现实主义的代表。但在中国的传播史上，他又的确被视为一个浪漫派大家。“罗曼主义的柔光”，“浪漫派的艺术”，“优美可爱的女人”，这些既是施托姆作品的艺术特征，也是中国五四以后一代作家和青年模写和寻找的浪漫主义氛围，以从兵燹不断，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暂且抽身而出，在艺术中让情感张扬，求得慰藉，安抚心灵。
更重要的也许是其作品富于诗意，长于言情的特点，又同中国诗歌小说中的这一传统有一脉相通处。避开中国文学中一大批如《茵梦湖》般感伤悲怆、讲怨女痴男的作品，且看《漪溟湖》译者朱 当时在其译本“序”中作的一项比较：
《漪溟湖》本是一部言情小说，与中文小说《红楼梦》不相上下；所异者，不过《红楼梦》结构庞大，《漪溟湖》篇幅小点罢了。中文小说类多偏于“内”的描写，长于描写人的心情，尤其于表现个性方面，其方法是由内及外；《漪溟湖》则由外而内，长于“外”的描写，于自然方面，风景方面，可谓补前者之所不逮；而感情的深挚，思想的高超，尤可与《红楼梦》并驾齐驱，有过之无不及。
一为德国文学短小篇什，一为中国文学宏篇巨制，其创作门径不同，格局大异，情调有别，朱 的比较不可谓不大胆。置其比较的合理性，对“内”与“外”的分析不论，用“言情”二字把两书连在一起，也不可谓毫无道理。只不过“言”法不一。正如王先献当时接着朱 的话题，撰文《〈漪溟湖〉与〈红楼梦〉》（载《开明》2 卷7号，1930 年1 月1 日）往下发挥的那样：
若要谈二书的区别，可说《漪溟湖》是德国式的言情，《红楼梦》是中国式的言情。中国人好矫揉造作，所以黛玉仅是中国美人的代表；德国人喜雄勇不屈，所以莱茵哈德便是德国男子的模范；《漪溟湖》用笔含蓄，有言外之意；《红楼梦》用笔冷削，富文中之情；这是二书差异之点，也就是中德文学的本色。
有同，才能满足阅读期许，有异，才能产生独特魅力。施托姆作品在中国常销不衰，在言情中又饱含异国情调，当为其原因之一。
Der Triu m ph der Kriegsliteratur
两个译本，谁先谁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