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争论的同时，还遭到了广州保守势力的围攻。
旧派围攻陈独秀，起因是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的演说，说了一大堆旧派不喜欢的话。特别是陈独秀说，中国的家庭，家姑压迫媳妇，小姑压迫嫂嫂等事情非常之多，女子在未婚时服从父母，既婚之后，服从丈夫，丈夫死了，还要服从所生的孩子，都是不正当的人生。陈独秀的演说，很快在广东各高校流传开来。
陈独秀不仅在思想上极力反对三从四德，行动上也敢于追求自己的小姨妹。陈独秀这样出格的婚姻观念和道德观念，使一帮守旧派就如坐针毡，恨不得把陈独秀早一天赶走。
1921年3月8日，政学会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载文称陈独秀：
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说，必及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闻此说，莫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闻现时广州各校学生多因仿效此等风气，家长父兄甚为惶恐，饬令子弟退学者络绎不绝。
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八卷六号“什么话”栏转载了上海《中华新报》的谣言，并声明没有说过这类话。
为了赶走陈独秀，广东高等师范守旧派联名给省长陈炯明呈文道：“陈委员为人，其道德学问已为职教员等所熟知，若任令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
一日，陈炯明在宴会上问到陈独秀组织“讨父团”的事。十七年后，1937年夏天，陈独秀在南京监狱写《实庵自传》说：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我在广东时，有一次宴会席上，陈炯明正正经经的问我：“外问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我也正正经经的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当时在座的人们，有的听了我的话，呵呵大笑，有的睁大着眼睛看着我，仿佛不明白我说些什么，或者因为言语不通，或者以为答非所问。
“或者因为言语不通”，指陈独秀怀宁话重。早在1904年，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时，就承认安徽的方言不好懂。但陈炯明不希望陈独秀辞职，为了缓解冲突，他决定增加教育委员。
过了两年，陈独秀见到湖南宁乡县县议员提议小学读经的议案，其中还说自己写了《仇孝论》一书。该议案说：
陈独秀倡无家庭无政府无宗教者，竟忍谓父子成于肉体之乐，无须亲爱。著有《仇孝论》，发起讨父会。甚矣邪说祸人，较兵犹酷。盖兵祸显然，不戢自灾，人犹恐惧。独此灭人邪说，设心阴险。乖废古经，号倡新学，是无形之秦火，率天下之人陷入禽兽于不觉。
陈独秀不得不写《仇孝论讨父会》短文，刊登在1923年7月1日《前锋》第一期，再次避谣。他生气地写道：“我知道陈独秀他未曾著过《仇孝论》，我更知道陈独秀他早已无父可讨，此人之子或有发起讨父会之资格。这些怪话我在各处尤其在广东听得很多，现在穷乡僻县居然传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