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5月，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请陈独秀和胡适为初版《红楼梦》写序，胡适写了《红楼梦考证初稿》，陈独秀写了《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新叙》。陈独秀开头说：
中土小说出于稗官，意在善述故事；西洋小说起于神话，亦意在善述故事；这时候小说历史本没有什么区别。但西洋近代小说受了实证科学的方法之影响，变为专重善写人情一方面，善述故事一方面遂完全划归历史范围，这也是学术界底分工作用。
我们中国近代的小说，比起古代来自然是善写人情的方面日渐发展，而善述故事的方面也同时发展；因此中国小说底内容和西洋小说大不相同，这就是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底缘故。以小说而兼历史底作用，一方面减少小说底趣味，一方面又减少历史底正确性，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
在陈独秀看来，中国人写小说和写历史不分，导致了两个坏的结果，既写不好小说的人情，又影响了历史的正确性。不象西方，小说归小说，历史归历史，分工明确，前者专写人情，后者专写故事。中国文人，因为清代文字狱，常把故事隐藏在小说里。官方的史书，常隐瞒实情。所以，后人更喜欢读小说，因为里面有真实的东西。陈独秀认为做历史的和写小说的应该分工进行，才是学术界的好现象。
陈独秀认为，《石头记》的作者，既有述故事的本领，也有写入情的本领；但他述故事太琐屑，因为我们到底是把他当作小说读的人多，把他当作史料研究的人少。陈独秀把《石头记》当小说看，不当历史看。胡适是把《红楼梦》当曹家的历史看，而不是当小说看。这和两人的文化结构有关，胡适更接近历史学家，陈独秀走的则是另外的路子。
对于胡适把《红楼梦》当历史和故事看，陈独秀是明确反对的。他说：
今后我们应当觉悟，我们领略《石头记》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今后我们更应该觉悟，我们做小说的人，只应该做善写人情的小说，不应该作善述故事的小说。
什么诲淫不诲淫，固然不是文学的批评法；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
“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其中有否定胡适拿实用主义来研究《红楼梦》的意思。“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迹”，就明确地说的是胡适考证《红楼梦》。刚发生《新青年》风波，陈胡几乎翻脸。所以，陈独秀一方面不同意胡适的观点，一方面措词委婉，以免进一步闹僵。
如何解决《石头记》琐屑可厌的地方呢？他说：“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言下之诣，如果不“尽量删削”其中的“琐屑的故事”，《红楼梦》就算不上“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
1973年7月8日，李希凡和蓝翎写成《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一场尖锐的斗争》，认为陈独秀和胡适观点一致。他们说：
机会主义的头子陈独秀，也让胡适牵着鼻子跟在后边充“新红学家”，大谈《红楼梦》。他竭力反对在《红楼梦》研究中宣传主义，胡说“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这难道不是地道的“少谈些主义”的腔调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