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十年代初期，川医是我们这些三四年级孩子心目中最具诱惑力的地方之一，就像极喜欢在黑暗中聚在一起听鬼故事，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不停地打抖，在神经就要崩溃时等待结局。传说这些老建筑群的很多教学用的解剖室，里面成天摆放着一排排的床，上面覆盖着白布，遮蔽不严的白布下面会露出一具具尸体。每天晚上12点钟声一过，就会有一个穿白衣的女子推门而入，啃咬每具尸体上的肉。第二天，人们就会发现很多尸体残缺不全。
我第一次认识荨麻（四川叫喝麻）这种有毒植物，就是在川医的外墙下面。那阵子成都的很多公共建筑都是刷上了白石灰的竖条格子墙，远看像是很粗的甜水面条。我的大腿可以穿过砖头隔出的空隙，但脑袋和身子却钻不过去。这种墙很矮，大多不超过2米，而且很多都破旧损坏了。我们这些孩子踩着砖缝就能轻易地翻过去。在人民公园后面，靠近钟鸣老家的那段墙和劳动公园（青羊宫）的一段墙好像都是这样。那次我们班的彭智、崔拐拐、罗鸿、戴永建几个决定下午逃学，到川医去看尸体解剖。我们几个人中先有一个要翻过去，看看有没有巡逻的民兵，都传说如果被民兵抓到，要被捆起来用荨麻条拷打。和荨麻接触过的皮肤会红肿起来，痛痒难忍。建娃翻了过去，确定没有人，我们才先后跳了进去。记得我拿了个纱网子，一个瓶子，准备顺便到川医里面去打点红砂虫喂鱼。我那天就跳进了一丛荨麻里，先是不知道，然后手和脚全完蛋了，又痛又痒，只能用土办法，把手掌往头发里使劲擦，试以缓解症状。
下午四五点钟，天气阴沉，校园里极其安静，为我们准备好了这次看尸体的气氛。我们几人沿路都不说话，提心吊胆地往钟楼摸去。
1972年，川医学校刚复课不久，来的都是各地进修的医务工作者，人员极其稀少。我们悄悄进了钟楼附近的那些老房子里，走廊里阴森森，一股股难闻的腐朽气息和地板的嘎嘎声把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甚至听得见自己的血在血管里哗哗地响。每个房子的门都关得死死的，从裂开的门缝往里看，里面黑漆漆的，隐隐约约看到有什么东西在走动。
几个人赶紧脚踩脚冲出了房子，沿着房子外墙，再一扇子一扇子地寻找。越是害怕，就越想看到真相。在一座老楼边上，有一排像新搭建出来的宽大平房，一大排窗子，玻璃上都刷着白色油漆，窗下是一条排水沟，边上栽着一圈齐胸高的万年青。
这些窗已经失修了，歪歪斜斜关不严缝。透过油漆剥落的玻璃，房子里一排床就在窗附近，最近的离窗台只有两三尺远。从床上凸起的白布就知道，下面就是我们急于想发现的东西。
我们选了一扇窗子，不太使劲就拉开了。几个人挤成一团，伸长脖子，睁着惊恐的眼睛望着房子里头。在浓烈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里，尸体就在我们面前，盖着一张污渍斑驳的白布。他的双脚跷得高高的，朝向我们。房子里光线昏暗，隐约看得见很多瓶瓶罐罐里面泡着一些发白的东西。房子里的腐朽气味更浓了，煞得人流眼泪。我们几个人中，建娃最胆大，他找来一枝树条，把手伸进窗里，用树条将尸体脚上的白布慢慢挑了起来。
所有人的心跳都停止了。挑起来的白布下面，一只脚露了出来，脚趾甲又脏又长，脚板上的肉干枯、发青，大脚趾背上还有几根黑毛。建娃挑尸布的手停止不动了，僵在了那里。这时—“当”的一声巨响，头上钟楼的大钟炸响了。不知谁大喊一声：“鬼来了！”我们“哇”的一声，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撒开脚不要命地四处逃开了。
在1974年小学毕业前，我还有几个著名的逃学案例，如拉了班上七八个男生到跳伞塔撮鱼被老师告上门来，当着全家和左右邻居的面被妈妈按在凳子上打屁股；到火车南站爬火车差点摔断了腿；等等。但都比不上这次刺激、过瘾，让人终生难忘的逃学。
逃学真的是实践自由之旅，是冒险之旅（老师要告状，妈妈要打屁股），也是一次真正的精神之旅。一个学童离开了每天两个必去的点：家和学校。对他而言，他出走的对象和道路即是心灵中最想探索的地方，是梦想之地。当他离开家，装着要去上课或离开学校假装回家，而心中暗想着将要到达的地方，其心中的快乐和狂喜是一生中最为珍贵的。后果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在逃学的路上，你能感觉到天空更湛蓝，能听到很远的火车声，嗅到未曾闻过的花香气息，期盼遇见料想不到的人，发生永生都不再可能发生的事。逃学其实就是艳遇的反物质。
我在七十年代初的多次逃学，为以后大学时代的大逃学（经常从南充逃到重庆或逃回成都，最远一次逃到了二千公里外的海南岛）和再后来的更大规模逃亡或曰流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逃亡的真理就是，生命由自己做主，命运不被别人掌控。1984年底，我弃家跑到了北京，住在李六乙的宿舍里。到天津和胡冬瞎混，再到东北和郭力家、吕贵品、徐敬亚喝酒。第二年夏天，搞诗协办刊被停，半年内走完了整个南中国。此刻李亚伟的一句诗在我耳边响起：“我在逃亡中深深地感受着自由”。
我为什么手短
如果全民公投允许重活十年，并任意选择，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在“七十年代”上打钩。从1969年到1979年，一个人从七岁到十七岁，多么快乐啊！没心没肺地玩完了而又不担责任！干了那么多捣蛋的蠢事，在道德上却没有明显的负罪感。不像我们的爷爷那辈子，从二十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时代混乱而变迁巨大，因此命运难以定夺，有人穿起了草鞋爬过了雪山草地，有人穿了皮鞋留在了城里，我那爷爷左右为难，留在了湖南衡阳的乡下继续教私塾，最后抱憾终生。我父亲那辈因为自己选择了，穿了布鞋，两兄弟十六岁那年离家朝北远走，先加入国民党军，在两党的大决战前夕选择了共产党军，一路往南打下来，解放了西南。这一变换的选择，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付出了超乎他们想象的沉重代价，然后抱病猝死了。当然，我们也不像哥哥姐姐那帮，一腔热血洒向了文革，贞洁献给了知青，最后当了工人或嫁给了农民。
1960～1961年的大饥荒饿死很多人后，我才姗姗来迟。我是家里的老五，也是幺儿（1980年代任中国幺儿协会会长），我哥哥姐姐都很惨，靠我最近的哥哥万里1960年生，出生时只有三斤多，脑袋上居然没有一根头发，抱在手里，红扯扯的没有肉，像只刚剥了皮的兔子。睡了一个多月的保温箱后，样子还是像个外星人。那些天妈妈吃了一些胡萝卜和十个臭了的鸡蛋，这还是单位发给的仅有的营养品。相当不错了，要知道当时还有多少人在啃树皮、吞观音土、吃死人肉啊！
我闪过了这致命的一刀。1962年夏天，我胖乎乎地生出来了。妈妈没有多少奶，那时住在重庆的石板坡，离重庆市看守所只隔几个门牌号（28年后又重归故里）。单位隔壁有个卖花生酱的铺子，家里每天都要打几缸子，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可吃。我被这营养品灌得又白又胖。
直到长大后才发现自己有很多天生的毛病，可能是那时吃花生酱吃出的问题。比如有早起症（早7点前起床就头晕、拉肚子）、东方午休麻痹症（典型的民族临床症状，那时也是国家型疾病，八亿人民都是病友。主要源于营养不良）、晕书症（读书时想打瞌睡）、多动症。这些毛病变本加厉，以至祸延至今，我坚持认为是出生时营养过剩而消化不良的原因而肥胖的，上帝给予了补偿性惩罚。但我妈妈很久以前告诉我另一个有关我出生的版本，又使我不得不相信，人的来生前世可能是多方位的。
1961年下半年，父母发现已怀上了我，决定不要了。因为在一年前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刚刚生下了我哥哥万里，母子的身体都很差。兄弟两人离得太近了。我的生命是个意外，不在受邀迎奉之列。刚开始我妈妈并不知道，我有绿豆那么大的时候，有了端倪。妈妈开始有些发烧，以为是感冒，吃了许多感冒药。过了些日子，又开始胃痛，以为是肠胃炎，又吃了乱七八糟的抗生素消炎药，治不好，还让中医大夫扎了几天银针。后来才发现那就是一个我在从中做鬼呢！
我妈妈决定打胎了。先是用三七掺酒打，这是打胎的猛药：用一块三七在一只有烈酒的粗碗里使劲磨擦。一次五钱酒，一天三次，连续三天，让我拖着一具全尸出来。几天过后，见没有动静，又用了一招更狠的，从一个从四川马尔康高原转业的骑兵连长那里要来了一个麝香，闻了一天，还吃了指甲盖那么大一块。这虎狼药下去，一棒子非打出来不可了。见又没动静，爸爸心生怜悯，说不定是个女儿呢？那时爸爸可能想要一个幺女来给几弟兄压阵。但所有人都劝，吃了这么多药，折腾了这么久，这孩子受了这么多的罪，早已废了，就是能生出来也是个瓜娃子。那时全家人都很紧张，捏了一把冷汗。
我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知道了为什么只有人类刚出生的时候才是双拳握着，牙关紧咬，眉目深锁，两腿呈骑马状跨着：每个人呢生下来都是一座西藏密宗的忿怒尊。
这种表情和姿势说明了两样东西：从一个温软的怀抱降临到一个注定要艰辛一生的世界上；另一个则是在降临之前就提前受到了种种磨难和不公平的待遇。我可能属于后者吧。
反正生下来了，全家人失望又担心，又是一个男的，虽四肢齐全，但不知以后有没有后遗症，脑袋瓜不瓜。我真的应该在大夫倒提双脚打屁股让我哇哇大哭时，大声朗读一首骆耕野的成名诗《我不满》，或出示一本张小波、宋强他们弄的《中国不高兴》。我不知道我刚出生时是不是眉头锁得更深，双拳比别人捏得更紧。
这场意外直接导致的后果是：我的眉头长大后怎么也打不开了，天天皱着，好像有国家大事非考虑不可。从小到大，这眉头给我带来了一系列被误解的烦恼。每当别人找我谈话，我这该死的皱得很深的眉头都让别人以为我在表达不满、轻蔑和不屑。结果是双方大吵大闹，如果是太太，则非闹得要离婚不可。最后我非要大吼一声：“老子天生长得就这样子，妈的，随你便！”
至于双手，则更是悲惨。可能是紧紧扭住母亲身体不放的原因，把手弄坏了，影响了发育。等长大后才发现，我两支手臂不仅长短不一样，居然还比正常人短了一大截。只要是买了有袖子的衣服，肯定要去裁缝店改短：左手剪2公分，右手剪3.5公分。北京新天地三楼改裁衣裤的店铺里，我成了他们必须认真善待的老顾客。
这双近乎半残的手，肯定是当时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对那么多汹涌而来的洪水猛兽，只得死死抓住妈妈的身体，怎么也不能松手。这不是十几年后的跳桥啊，下面有水接住。这是跳崖，只要一松手，死亡翻江倒海而来。
由于手短，双臂在肩膀下面哈起，走路或说话激动时两手的挥舞动作，朋友们都说像个大猩猩。由于手短，钱、权、女人、事业等大凡人生主旋律的东西都抓不住，绝大部分都流失了。但我在妈妈肚子里学会了征服人生的一招，只要抓住了，就打死也不松手。
一个伟大的时代，给人以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思想、工具和基因。从七岁到十七岁，七十年代给了我决心改变不公平世界而发奋努力的抱负，有了这座城市里史地知识前三名的最好头脑，以及一米七八急躁多毛的体魄里面灼烫而可控的精液。
回想整个七十年代，她更像我的父母，我的朋友和兄弟，像日夜暗恋又不知其人是谁的情侣。她就在我的三十年前慢慢长大，离我越来越近。就在我纵身跳下大桥的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