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都看清了张骥的身后领着一队人马，一群面容依然清癯苍白的年轻人，约有五六十个，一律穿着蓝色的学生服，肩上扛着用钢管切成的长矛，也用油漆涂成了天蓝色。他们的队伍整齐，迈着有节奏的步子，在嘴上喊着“一、二、三——四”的口令，不时夹着一阵口号：“破四旧，立四新！”“造反有理！”这支齐整的、似乎训练有素的队伍，就这样从车站东边的公路上飞快地行进过来，直接插入了另外两支杂乱但显然更雄壮的队伍之间。可见，他们希望隔断那两支队伍的会合，从而阻止庞大繁琐的求雨仪式后面步骤的进行，使之半途而废，使一个酝酿有日、却仿佛突然出现的群众性行动由此夭折。他们的这个希望却明显是危险而难以奏效的。当看到他们几十人的队伍在两支近千人的队伍中间一站住时，只有那么一小块，我们就都明白了。一场放纵的阴谋正在那两支队伍中自然而然地诞生，像一条蛇一样在爬动，咝咝有声，却不传到队伍之外去。我们都只能感觉到，甚至能嗅到一种凶恶的气氛，但绝看不到。求雨的队伍似乎没有首领，没有人站出队伍号召或者命令他们下一步干什么。可就在这个时候，“打，打啊！”“揍他们，这些省城人。”这样的词句先是以窃窃私语的状态在队伍的肚子部分出现，而后向两头游动，越来越响，越来越不安和富有鼓动性。两支队伍的前头同时都开始摇摆蠕动起来，那几条纸龙正悄悄地向队伍当中退去，乐队也在后退。而那些肩扛扁担、木棍的壮实汉子们在推拥上前，只听见“哗”一声，这两支队伍原来的胸腹部分像潮水一样涌向了隔在他们中间的那数十个人。紧接着，就是扁担等农业工具敲击人的肉体不断爆发出的沉重的闷响，和一片喊杀声，透露出异常的兴奋和快乐的意味，而偶然地可听到一两声呻吟和呼救的喊叫。
由于马路的宽度有限，那一大片人混战的局面很快在图形上不断出现变化。张骥的队伍几乎是一瞬间溃不成军，挤成一堆，开始还勉强抵抗了一下，随即就四散奔逃。有的人往路两边干裂着的稻田里逃去，但马上被一群手执扁担、木棍的人追上，围着，以致在田野与道路上组成了几十个这样的人圈。被围的人我们看不到，只见棍棒此起彼落，喧闹声反而小了。我们远远地看到从最大的那个圈子里，张骥和他的几个鼻青脸肿的队员，出人意料地狂喊着奔窜出来，朝着处于县城边缘的县人武部院子跑去。他们的脸上和身上都染满血，头发散乱，衣服破碎，手上的长矛早就不知踪影。恰好从人武部里正跑出一小队穿军装的人，就把他们接引进了院子。追击的人群也立刻冲进院子，并马上包围住那唯一的一幢二层楼房。几个县中队的战士持枪拦在楼梯上，这与混乱的手执农业器具的人群形成了对峙。但仅仅几分钟后，农民们就冲上了楼，从尽头一间房子里把方才逃入进去的人拉了出来，丢到院子里继续痛打。
这暴力的狂喜场面，多年之后终于使我联想到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描写的德伐石和他的同伴们的疯狂行为，只是他们棒击的对象不一样。但更重要的是动机，在德伐石他们的内心中，是复仇的浓烈欲望扭曲了他们的目光与知觉，他们因此沉醉于血腥的空气之中。可这些平常朴素本分的农民们，他们是因为什么，是由于求雨行为的被阻断吗？这在他们真是那样迫切与狂热吗？不，整个事件的发生过于沉着，一点也不像是一场由于不同队伍的简单遭遇导致的偶然冲突，却更像是一次预谋与一种行为失控的复杂组合。这里用得上爆发和利用这一类词汇。它更可能是一年或数年间，在这个县里早就积存下的一些权力的追逐以及一些观念构成的整体局面的一部分。它们在1967年夏天的大干旱中寻找到了实现的借口、工具连同对象。
在以上的叙述中，那样混乱、狂妄的场面，几乎已经无可收拾。由于这场格斗的强大一面，是没明显的指挥官的一面。他们的收兵停战，看起来只能是对方的被彻底歼灭，直至完全失去继续打击的对象，自动收手。否则，就像一辆在斜坡上失控下滑的卡车，唯有一直滑下去。然而，事情的发展既非这样可怕，也并没有更多戏剧性的骇人或动人场面，甚至没有另外的更合理的情节，它的结束简单之极，虽略微有趣，却令人沮丧。大概就在战事的中心已转入人武部院子，观看的人群都因意识到张骥他们有被打死的危险，而变得安静下来不久后，有一个士兵忽然朝天开了一枪。两年以后，这个县的人已经能够习惯枪声，5年以后，则喜欢上了枪。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声枪响，就使他们充分领略到了枪的威力，以致后来他们哪一派都把枪看作宝贝。但1967年夏天，他们还对枪声怀着天然的惊讶与畏惧心理，所以，顿时，“打死人了！”“开枪了！”的呼喊声传遍了院子内外。当所有围观的人们还没有转过念头来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全部手持打人凶器的人一个也不见了，路边与院内站立的全是无辜者，只有那些面容苍白，但在流血的省城人还零乱地躺在马路与田野上。
接下去是士兵们把受伤者送往医院。观看的人们议论纷纷，同时也迷惑不解，但都兴致勃勃。最后一个传播的信息是：“张骥被打昏了，但没死！”人们松了一口气。这时刻，太阳正好走到头顶，有一块云过来把它遮了一下，人们霎时振作起来，眼睛全都望着天上，“这就要下雨了？！”人们全都满怀希望与疑惑。难道这就是这一场暴力行为的美好结果，冥冥中的主持者，也有着与人一样的谋划吗？可云朵走了过去，并且随即消散了，人们没有了眼前的疑惑，也没有了眼下的希望。
3
1967年的7月中旬，盛夏，岛上的干旱在继续。那些曾经拿着扁担与木棒狠狠击人的汉子们，又很猥琐地和孩子们一起排着队等水，在人群中，他们全变成了沉默寡言的那一部分。他们的嘴唇开始由于莫名的焦虑与干渴而脱皮，从这一点很容易把他们认出来。人们也在流传，张骥那些人没有服输。这时已是7月底，人们有的说他们回到农场，准备着一次更让人惊心动魄的行动，有的说他们全回省城去了，去搬救兵了。但县城与乡下的人们都并不焦急，他们知道，如果有新的什么发生，都会在干旱消失以后了。眼下需要的就是沉住气，排队等水，度过旱灾。人们再不提求雨的事，没有人再作此提议，龙王完全被忘记，或被有意地置诸脑后。人们好像已经没有精力可以作另外的消耗，好在每一个坑底的泉眼，倒都奇迹般地不断继续往外涌水。
大旱是持续到8月底才结束的。那是这个岛屿照例的刮台风季节，接连几天的暴风骤雨和雷电，把人们全堵在屋子里，都无法外出相互表示灾情过去后的喜悦心态，也许人们根本没有喜悦。在这方面，他们已经疲倦，等待得疲倦了。而他们另一方面的欢快，也已经有过两次大的宣泄。他们的神经需要将息，筋肉也急需养精蓄锐，接下去，时间将进入美妙的秋天，人们得做点什么。既然现在一切都可以做，打人也不过接近于一场严厉的游戏，过后并没有怎么样，为什么不做点对自己更有利，更有趣，也更激动人心的事呢？
到了9月与10月，人们曾预想的事还没发生，张骥们依然销声匿迹，可人们意犹未尽。于是一种并不显目的变化作为一个事态的开头，在菜市场和人们的饭桌上呈现出来。起先是菜市场上卖的大黄鱼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很快每家的饭桌上就只有大黄鱼了。玉环岛上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努力、尽情地吃美味的大黄鱼，也拼命地买。这种现今已十分高贵的鱼类的价格在当时越来越便宜，连我家也数十上百斤地往回买，剖宰，去掉头尾，用鱼肉炒鱼松，制鱼面，晒鱼干，总之，用一切方法保存它们。好像这岛上的人们潜意识中全知道，他们之后不久就会很难吃上这种鱼了。但当时，大家在言谈和意识中都不这么认为，你想，海那么大，鱼又怎么能捕得完呢？
很快地，人们都知道了对大黄鱼的“敲鼓作业”这个奇怪的专业名词。原来渔民原先捕黄鱼都用网，国家也规定只许用网，而且规定网眼必须足够大，以便尚未长大的黄鱼能自然地成为漏网之鱼，从而保护这一种鱼类资源，以免其后继无鱼。但渔民们一向也都知道捕捉大黄鱼的另一种方法，即所谓的“敲鼓”。他们把木帆船开到下面有大黄鱼群的海面上，尽力地接近鱼群，然后几条船上的人一齐用木棒等死命地敲打船帮、船底、木桶等，整个鱼群就会被人类制造的这种怪诞响声震昏，漂浮上海面，一动不动地任人捕捞。剖开大黄鱼的头，头骨内有两小块乳白色牙齿形状小指头大的石头，据说就是这两块小石头被震动，导致了这种鱼的昏迷。用这种奇特又简易的方法捕大黄鱼，既省力，产量又高得吓人，以至于后来不单渔民，连岛上的许多农民也纷纷合伙租用各种船只，出海捕捞。这是这个岛上居民在那一年的又一场行为的狂欢，由于是在一场大旱灾过去之后进行的，它便又带有一种庆贺的成分，一种大难不死尽情享受的玩世意味，以及终于可以不顾一切抢夺大自然的报复性的狂喜味道。
我的一个表舅舅就加入了那个狂捕的行列，他与几个朋友租了两条帆船，也准备发一笔财。我那时小学毕业了，中学又停课闹革命，在家闲着无事，又不排队舀水了，就死缠活磨地要跟出海去。我们的船10月25日开出海湾，走了两天才进入渔场。两船摆好位置和角度，船上的几个人就开始那项近乎于原始人做的作业，把整只船敲得“梆梆”乱响。我因晕船吐了一天，这天虽已不吐，但浑身乏力，就坐在船头四处观看。只见不远的海面上三三两两的船只都在乱响，这一片嘈杂声，我听着都难受极了，难怪大黄鱼受不了。大概连续敲打了一两个小时，海面上开始浮上黄鱼，开始时零零星星的，接着就一片一片，最后整个海面都被覆盖了一大块，一派金黄的颜色在阳光下闪烁着，那景象壮丽而妩媚。它们让我一直难以忘怀，深深感叹，并有一种痛楚。
也是很久之后，我才开始想到，这一座岛上的人在那一年如此执著地一再进行着他们的无克制行为，充分证明了他们对这种放任自己的行为所抱有的潜在的期望，它的根源到底有多深呢？它似乎一直在窥测着任何一种能摆脱抑制的可能，就像水四处渗漏，无缝不出。那时我疲乏地坐在船头，展望着那一片金黄的死亡景象，却只是感到被一种莫名的力量触动了一下，因此我没有像船上其他的人那样欢喜惊呼。我接着看到，他们用捞网把漂浮着的安静不动的鱼捞到船甲板上来。他们拣着大的捞，还不时地埋怨大的太少了。的确，我看到海面上漂起来的这些鱼都不大，比前些天在市场上买到的小得多，这仿佛已经是最后的一部分。我表舅舅的船回到陆地正好是10月底，这果然是最后一批上市的大黄鱼，鱼市已冷清多了。又过了些天，大黄鱼在市场上已看不见，每家每户成串的黄鱼干仍然挂着。到了年底，照例的鱼汛期，渔民们再也捕不到成群的大黄鱼。而叫人大吃一惊的是，渔民们竟大量地捕到了以前从来不曾进入这一海域的马面鱼，好像是作为替代似的。这种颜色发蓝的鱼也叫剥皮鱼，肉质坚实，无味，跟大黄鱼相比真是差得远，人们现在只好忙碌着剥这种鱼的皮。人们的谈话中，开始以向往的神态怀念9月与10月的日子，这就像人们后来也偶尔谈起这年5月的那几天一样，至于干旱的、洋溢着血腥气味的7月与8月，则被人们藏进了记忆柜子的最下面一层抽屉，任其尘封。以后的岁月里，所有我的比我年长的乡亲们从来没有提到过那些时刻。
人们确实有意在回避着，可人们没有回避全部，仅仅回避了性质相同而对象不同的某一部分。岛上的人显然没有意识到性质这一个单词在对那些事件的判断中，必然会起的作用。这一实际情况使我坚定了要把那一年前后的几个事件摆在一起叙述的意念，我不想因为人们表面的一点羞耻心理，就把人们行为的本质掩饰到现象后面去。我也已经意识到，在一连串岛上的居民确实游离于精神与善意的狂欢性事件之后，那一年的旱灾，已经成为一片背景，和一座众人任性表演的舞台。而我记忆的本文中几乎没有一些主角或个别突现的角色，那些人像在事件中一样被消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