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不相信这是1988年冬天的太阳，在海面上，它过分热烈了点，与它所在的季节具有差距。冬天与燠热，这两个词聚在一起，产生龃龉。矛与盾撞击的杂音响在我耳边，盖过轮船上巨大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
当时，我感到燥热，还因为我对这趟南端岛屿之行的无重量的回忆。
我斜倚在那艘钢壳大船的舷栏上，这艘船正把我和其他许多人从那个没有冬天的大岛屿载运回大陆，它的目的地是大家都熟悉的南方都市广州。
船的速度不紧不慢，它笨重的身体压挤开海水有点费力。但我感到它并不在乎。对于船只来说，它没有这一类心理的负重。它在进行一次惯例的守时的航行，不管是去程还是回程，都不是前进，也不是溃退。船上的人则恰恰相反，我们不是前进着，就是败退着。我尤其是一个失去沉重感的、无内容的后退者。
这有点像我随身携带的那只提包，除了旅行开始时带出来的衣物和一两本书，它随着我在那个岛上的城市里停留了数日，内容几乎一无所增。（同时，南下时衣服一件件减去，感到身体在逐步外露，内部的欲望愈益失去遮蔽，然而却接近一种空无。）唯一增加的，是我有意塞到包角落里的三分之一副扑克牌。18张印有色情照片的纸牌。
这些纸牌在记忆的脑幕上出现，画面清晰（我在旅店里已不止一次地观赏。我头一次接触这类物品，难免兴致勃勃，虽也有些觉得无聊。可确实是制作质量上好的产品），只是无从判断哪张是红桃Q，哪张是副王（我没有拿到大王）。这些牌不出声地使我旅行的回程（或者说退却的行为）更增添了轻浮的成分，它在让本无内容的空旷如气球一样飘浮在生存中。
那时我望着无边沿的黑蓝色的海面，它浑然一片，不知为何没有一丝杂质（贴紧船体的地方飞溅出白色浪花，可我的视线一时跨越出去，忽视了眼下）。过了好一会，在很远的海平线那里，我望到另一只船的影子，它越来越小，显然不是在朝我们这边航来，而是离去。这令人倍觉孤单的发现倒切合我的心态。接下来，我忽然又看到近处的天空里有一只体型极小的鸟在飞过，像航标灯光短促一闪就消失。我猛烈地感觉到根本无法知道它飞向何处，不由怅然若失起来。可我不知道这是为何。
我得说说那些纸牌，既然它们是我这次向南之旅的唯一所获。
10天前，我到达这个岛上首府B市。街道两旁一色的高大椰树让我稍稍赞叹了一下。我住进一家旧套鞋旅店（它的真名是XX招待所。我觉得住进它就像一个变小的人——不是像一只老鼠。老鼠对一只旧套鞋会有宾至如归的温暖与安全感觉吧——像进入一只穿旧的套鞋一样），走廊里充溢着去年雨季遗留下的霉味，和较新鲜的臭脚丫味。我钱不多，住入一个三人间。同室一位中年人，言词闪烁，据说是医生。另一位是语言空洞、信奉实用主义的学机械的乏味青年。
原来我们都是那一场南下人潮携带的微不足道的个体（其时，B市的旅店都被我们这些人住满，岛上的丛林与田野间还游荡着许多），是满腔激情（如那位青年）或境遇所迫（那位医生）或目的不明（如我。我至今不明白那年为什么也去闯那个湿热的岛屿）的赶潮人。三人中，医生已住了三四天，青年和我一样当天刚到。医生当即便向我们两个新手介绍了一番在B市如何找工作的经验。可他自己还没有找着一个接收单位，似乎岛上所有的医院都不缺医生。他的那般经验全都是失败中总结的教训，他只能在诸种方案中为我们进行排除。乏味的青年人听得着急起来，他在用心的倾听中发现自己原先想好的可行办法越来越少。我听得有些恍惚，越发不明白自己的来意。我听到医生说，这岛上已有一万多高学历的寻找工作者，可那些公司什么的还没有人来开办呢，你们要有耐心等。“晚上我领你们出去看看热闹，你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医生这样说。
晚上，我们高矮不齐、年龄肥瘦与职业爱好各不相同的三人开始一齐行动，走出旧套鞋旅店的大门，来到市中心的大街上。街上果然很热闹，一边人行道上集聚着无数像我们一样的胸怀志向与期待改变旧有生活的人。人们相互拥挤着，形成几个主要的群落，群落之间则有更多的游走不定者。每个集中的群落里都有人在演说与大声讨论，这场景仿佛在酝酿与进行一场具有震惊意义与效果的运动。
不过那时候，新闻记者与报纸杂志的确把这些芜杂、实际带点精神性的夸张举动，称为有历史震惊意义的行为。
实际上，医生小声对我讲，这些人大部分夜间住在比旧套鞋更糟、状况更恶劣的地下室旅社，住一晚一元钱。他们由于已滞留这个岛上多日，工作找不到，有限的旅费早已用尽，有的白天就在街上摆一个煤炉子，用一个铁锅制作手掌大的薄饼卖，一个四角钱，买的也就是我们这些后来的暂时还有点钱的人。“相互怜悯罢了，本地人可不上这个当。”说着，我们也挤入人群里去。
渐渐，我被那些诉说、议论与叹息、愤怒侵蚀，觉得这一切也都与自己有关，觉得自己是其中一员，从而洋溢起莫名的兴奋与失落感。那是自以为准备或已经与原来的生活告别、又尚未获取另一种期待中的生活的遗弃者的潜意识在怂恿。
忽然，头顶上有亮光闪了几下，人群立刻沉寂下来，随即又加倍骚动起来。原来有激动不已或相对冷静的家伙（也可能是暗藏的记者）为了保留下这样的他认为激动的有价值场面，按下了手中照相机的快门。闪光灯的白色光芒甩在人们头顶上，将本已苦恼、昂奋又疲倦的年轻人刺激得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人群里某一个小中心有人大喝：“不许照相！”又有人喊：“砸碎他的相机。”
有几个人不知为什么急急跑动起来，脚步声像传染病菌一样有感染力，这差一点引起骚乱。好在照相的人很明智地隐失在人群中，没有出声，也没有冒失逃跑。
在B市的第一个夜晚就这样在空洞的紧张中度过。回到旧套鞋的房间中睡下，我感到不那么过于沉闷了。似乎有一点点来自通向新生活的危险，在振作着日益萎靡的内心。
也许生活是真的需要发掘的，在寻求中，甚至在一般的欢快与无聊中，发掘出一点具有危险性的能源，于是躯体又重新被启动。
然而白天依然平庸。而且在这些不平静的知识者忙碌奔波的行为里，不断积聚着世俗的委屈与羞辱。第二天起我就体会到了，我自然地加入这一在夜晚集聚，在白天四散开去各自奔走的行列。我现在可以说，那时，我们这些激奋的、荷尔蒙充盈又非常容易耽于沉思的人，都散走在B市的大街小巷，去可怜兮兮或装出自信的模样寻找一个被某家单位录用的机会。譬如我，几天中跑了B市的大学、出版社、艺术馆等单位，当然都是被客气与冷漠地拒绝。这个城市和整个岛，那时都不需要容纳这么多掌握各样专门知识的人。我估计其他的人跑的单位更多，包括机关、厂矿、公司、医院等，他们遭遇到的回绝可能更加冰冷或有虚假的温热，反正都一样。
反正都一样，那几天里我总在想，我们在白天真的像分散的老鼠般胆怯，无所作为，可以被任何一个门房、一个有粗糙黄黑皮肤的当地人驱赶出一扇门或一幢楼房。
这样在陌生的房子不断进出寻找一个工作的悲惨状态，逐渐使我神志呆滞，或者说神不守舍，对事件的反应缓慢了许多。一天中午在一家大排档吃过饭后（不过是一份米饭，一个炒沙虫，那种海滩上的丑陋却又美味的低级腔肠动物），我竟忘记付款，就大摇大摆走去，直到走出十多米，排档老板才一声断喝：“你没付钱！”我当即大吃一惊，心想自己竟然被损坏到这种地步，活像个吃白食的。再解释也没用，我通红着脸从裤袋里掏钱（又被人发现连个钱包也没有）付毕，赶快逃走了事。
回想起来，那时我实际并不太在意找到一个接收单位。我没有具体、指向明确的兴奋与寻求点。我依照着所有其他人的方式去奔走，敲门，推荐自己，扫兴与愤恨地走出一个又一个房间，对那些翻鼻孔的脸怀着鄙视却以笑脸相对。我其实无法真正感受所有那些南下者的喜与怒。
我还发现一些女大学生已经找到了工作，然后又丢掉了。她们有的在街头小饭馆端盘子，等待机会，这样坚持着。可能用不了多久，她们白嫩的脸就会像当地人一样，皮肤也会干燥枯黄起来，我沮丧与伤感地想。
那么我为什么要到这个热烘烘的岛上来，仅仅是为了试一下改变的可能，这连简单的冒险都不是。这样说，似乎我在嘲弄与批评自己，其实主要是疑问，一种疑虑，难以把握自身的焦虑与虚空之感。因为，这以后的情况与此类似。
大约过去一个星期，我已经对寻找一个合意的工作毫无信念与意趣。旧套鞋旅店里同屋的中年医生和乏味的青年也都已失望多于希望，嚷嚷说过两天就离开这个所谓的热岛。所以那个下午，我们就一同上街，不是去找工作，而完全是转着玩。我们转了几个商店，什么也没买。后来在一个卖书与杂志的地摊前停下来，我听到中年医生问女摊主：“有那种画报？”女摊主（三十几岁，高颧骨，干瘦，全无性感）抬头看了看我们，就说：“有。”
“拿出来看看。”医生忽然快活地笑着说。我和青年先是有点惊奇，接着也快乐地期望起来。
“不在这里。要的话，跟我到家中去看，不买可不让看。”女摊主也似乎快活起来，有意作态地说，仿佛我们共同在接近一件期待已久又并不太重要的事情。她说着丢下旁边一个翻看杂志的顾客，专来应付我们。
医生转头看我们，见我们不反对，掉回头说：“我们买。”女摊主听见笑了，收起摊开的那些书刊，就领着我们走。
在女摊主昏暗的二楼房间里，我们翻看着十几本说是来自香港与美国的色情杂志，这些16开本的杂志页数都很少，印制粗糙，图像看起来有些模糊。尽管每一页都印着赤裸男女性爱与几个女人展露她们性器的照片，却不怎么刺激人。三十几岁的女摊主在一边监看着我们翻阅，她的表情平淡呆板，就像一个蔬菜贩子看着顾客翻拣她的西红柿与洋葱。她确实使我们感到心安理得。医生丢下手上的一本画报，说：“这些太差了，还有没有好点，值得一买的。”
“扑克牌要不要？”女摊主咧开嘴，突然说。她像变戏法一样在我们面前扔下一副崭新的扑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