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末路，美人迟暮，历来被人视为扼腕之事。天不假年，英才早凋，更是令人神伤不已。杨修嵇康，王勃李贺，济慈雪莱，一个个生如夏花，转瞬即逝。正应了清初烈士夏完淳那一句：“千古文章未尽才”。
然而，假如天许其年，而“千古文章”亦“未尽才”，岂不更为可惜？！钱锺书点评西南联大外语系诸师，曾云“陈福田太笨，叶公超太懒”。“太懒”的叶公超生于1904年，其父叶道绳曾任九江知府，叔父叶公绰乃清末民初时的大学者、大藏书家，可以说尽得渊源家学。叶先生中学时即远涉重洋，辗转于美、英、法，1926年回国即执掌北大英文教席，加入新月派，旋即成名，意气风发，享有“水木清华地，文章新月篇”之美誉。在英美文学、新诗、散文和翻译等领域都有精湛研究。尽管先生生性疏懒，名士气重，惜墨如金，但在清华执教的六年间，在教学编书之余，依旧写下了不少极有分量的文章。后来抗战爆发，叶先生辗转于长沙、昆明，先后担任北大、西南联大的外语系系主任。1940年，一代名士，弃教进入外交界，“侯门一去深似海，从此‘叶’郎是路人”。在政界摸爬滚打了四十余载，才明白此半生“营营”，“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艺术”。也难怪今日修读英文专业的学生几乎都不知其名。
如果说叶先生是因为误入仕途而未尽其才，那么钱锺书和沈从文却是因为那难以逆料的政治风波，在人生的中道来了个决裂。尽管钱氏在《宋诗选注》和毛著翻译中都有大功，尽管沈氏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能成一家之言，但万丈高楼，从头做起，所费之时日，假使能用之于其学术主道，不知精进多少千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还有很多火花，在“围城”和“湘西”的背后，消失于暗黑的天际。
夏志清在悼念陈士骧的时候想起了他过世的胞兄——夏济安，并有感而发地写道： 他们“都是研究文学的人，读了一肚子书，虽然发表了不少文章，但这些文章和自己肚子里的学问、见解相比起来，数量上实在太微不足道了”。的确，无论在大陆、港台，还是在欧美，夏济安、陈士骧那样涉猎古今中外文学之通人，今日实在是凤毛麟角。可惜他们的学问薪尽而火传有限。我们在感叹“千古文章未尽才”之余，也许还会揣摩，他们莫非也遇到了自由主义思想大师阿克顿勋爵的难题——“因为博学而难以写作”？
怀兄叹友的夏志清其实也是在感伤自己：“今天元旦，有位主编从台北打电话同我拜年，同时不忘催稿。拿出旧稿重读一遍，觉得这次圣诞假期，更不如往年，更没有时间作研究、写文章。自珍即要6岁了，比起两年前，并没有多少进步。这几天她日里睡，晚上起来，喂饱后，就要我驮她，一次一次驮着下楼梯到底楼门廊空地去玩。她骑在我的肩上，非常开心，只苦了我，多少该做的事，永远推动不了。驮她时当然不能戴眼镜。昨夜大除夕，美国人守岁，少不了喝酒。有人喝醉了，在靠近大门前吐了一地，我看不清楚，滑了一跤，亏得小孩未受惊吓。二人摔跤，我左掌最先着地，承受了二人的重量，疼痛不堪。亏得骨头未断，否则大除夕还得到医院急诊室去照光，上石膏，更不是味道。我用功读书，数十年如一日，想不到五六年来，为了小孩，工作效率愈来愈差，抚摩着微肿的左掌，更增添了岁除的哀伤。”这番自白读来的确令人心酸。自珍是夏志清先生的爱女，自幼身体不够健全，日夜颠倒，需要小心照拂。一方面是学问的催逼，一方面是爱女之心切，两相夹击之下，竟然如傅雷自嘲的那样，成了一只夹在“墙洞里的小老鼠”。
博士毕业经年，昔日同窗纷纷“绿叶成阴子满枝”，电话告知时，既有初为人父人母的欣喜，也有对将来学问之隐忧。在今日国内高校，纷纷祭起改革大旗、高举评估铡刀之际，学术环境本来就堪虞，如今又多了份为人父母之责任，也就不难体谅夏志清无奈的心情。
人生譬如朝露！露重又飞难进。多少“千古文章未尽才”，都付与，莺和燕。
都是博学惹的祸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句话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言了。留下这句话的阿克顿勋爵应该为他寂寞的人生感到欣慰了。
1834年，阿克顿出生于那不勒斯。其父系祖先世袭男爵，尤其是祖父曾经做过那不勒斯的首相，也曾是巴勒莫恐怖统治的头目，聚敛了不少财富。正是由于有过这一不光彩的历史，阿克顿拒绝继承这笔意大利的财富。相比之下，阿克顿的母系祖先达尔伯格家族更为可敬。达尔伯格家族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下的首批贵族，家族的历史与帝国的历史互相交织，共享荣辱沉浮。后来在英国王政复辟时期投靠法国，成为法国受封贵族。阿克顿幼年丧父。母亲再嫁，阿克顿因此获得又一显赫的姓氏： 利弗森勋爵。利弗森家族在英国政界人脉深厚。阿克顿的继父就曾经做过自由党内阁的外交大臣。
阿克顿的血缘里面就注定了世界主义的自由情怀。这已经不再是信条与修养的问题，而是成了生命的本能。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是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法国的巴黎和英国伦敦的家族豪宅之中度过。他几乎能够用同样流利的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和英语交谈和写作。后来，为了和家人方便地交流，他要在餐桌上使用几种语言：“用英语与孩子交谈，用德语和出身于巴伐利亚的妻子交谈，用法语和弟媳交谈，用意大利语和岳母交谈。”
阿克顿的教育也是典型的贵族教育。他辗转于意、法、英、德，遍访名师。据说，他认识每一个值得认识的人，读过一切值得一读的书。他饱览史学、哲学、文学和神学，开始藏书，后来达到极为可观的地步，现在这批书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北侧书库。苦读之余，他还陪同政要访问过美国和俄罗斯。他同英国、欧洲大陆甚至美国的几乎任何重要的神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外交家都建立了私交。他不仅生为社会中贵族阶层的一员，而且很早就在知识、宗教和政治精英中间获得类似地位。这样的教育背景使他“最大限度地超越了19世纪中叶在英国似乎根深蒂固的岛民心态和狭隘意识”。
然而，阿克顿的政治生涯却很失败。1859年，在格兰维尔勋爵的帮助下，他才勉强获得一个爱尔兰自治市的议席，可该市的选民对他十分冷淡；1865年，他终于获得一个英国自治市的议席，可任职不足半年。1869年，在格莱斯通的举荐之下，他受封为男爵，成为贵族院成员，然后赋闲在家。1873年，他曾经认真考虑担任驻德大使，后来放弃。
阿克顿政坛的失意倒成全了他学者的声名： 1873年，慕尼黑大学授予他荣誉哲学博士学位，三年后他被选举为慕尼黑皇家研究院的院士；1888年，他接受剑桥大学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次年又接受了牛津大学民法学博士学位；1890年，他当选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名誉研究员。
尽管阿克顿在1878—1885年间没有发表一个字，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声明却在古怪地增长。1892年，阿克顿被任命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侍卫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奇特的官职。也许唯一的好处是可以遍览王室的藏书和宫廷文献。1895年，首相罗斯伯里推荐他填补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教授一职的空缺。这一任命让公众和剑桥都很意外，因为当初正是剑桥拒绝了阿克顿的求学。
阿克顿在剑桥的讲座引起了纷争。有人说其“思维混乱”、“胡言乱语”，充斥了“自负的奇谈怪论”。有人认为其观点简明、义理丰富、辞章华丽，是深思熟虑的产物。阿克顿在剑桥最大的贡献就是策划和编辑了《剑桥近代史》。这项工作起始于1896年，直到1902年阿克顿辞世，倾注了其大量的心血，无论其毁誉，都可视为奇迹。
西方大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阿克顿是时代精神的一个奇特的“牺牲品”，工业主义不停地逼迫人们发掘新资料并相信劳动分工，其窒息性影响使一个自由史的研究者手足无措，使“近代西方历史学家中最伟大的头脑之一”，变成一名才华虚掷的编年史编辑。
才华虚掷！这也可能是阿克顿本人自己的感受。1902年他辞世的时候，他的名字并不为一般公众所知。尽管他是那个时代最博学之士、剑桥大学史学教授、《剑桥近代史》的主编，但相对于毕生的宏大抱负，他感觉自己“一生碌碌无为”。
阿克顿真正的远大抱负是写出完善的《自由史论》。为此，“数百册笔记、精心收集的手稿以及他的藏书中上千卷批注过的书籍，都证明了他倾注于这项工作的关切、奉献和想象”。然而，他最终没有完成。后人认为这是“不解之谜”： 阿克顿“并不是被大量事实所吓倒，以致不能做出判断的学者；相反，他既善于组织，也善于判断”。也许，他是因为“博学而无法写作”，因为“资料不完备他不会动笔，然而对他而言，资料总是不完备”。
阿克顿给我们留下的虽然是“断简残编”，但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还是能够洞察这位自由主义预言家和历史裁判者的思想精髓。那就是自由与道德。“他给政治带来了先知的道德热忱，给宗教带来了自由主义的人道关怀；他给这两者同时带来了一个真理： 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都必须接受道德判断作为最终的裁决”。
校园里有没有仰望星空的苏格拉底
生不逢时。80年代末的某个夏夜，一大帮风华正茂的学子，聚集在首都的某广场上，集体仰望星空。那一夜，没有沙尘暴，天空明净，群星璀璨。可惜，一阵“天国的阴风”带走了他们的“安娜贝尔·李”。
仰望星空是危险的。这是那代青年的认识。当然受教训的不只是他们，还有他们的父辈，他们的弟妹，更有他们的孩子。于是，这片土地上，仰望星空的人逐渐寥落。
我算那代青年最接近的老弟。虽然没有跟他们一起仰望星空。但仰望星空的事情，我是干过的；仰望星空的后果，虽然没有他们体验得那么深刻，可我也是有体验的。
犹记得小时候，课本中有篇文章，就是讲“数星星的孩子”。孩子长大了，成了天文学家。我不知道语文课程改革之后，这篇文章还在不在？反正，我那时候，读完这一课，激动得睡不着觉。原来，梦想，居然可以通过仰望天空来实现。半夜时分，终于熬不住，偷偷叫醒隔壁的王小二，那个跟我一起穿开裆裤放牛的小朋友，跑出门，在院子里仰望星空。但我意志不够坚定，望了一会儿，抵抗不住缠绵的睡意，便鼾然入了梦乡。王小二做事比我认真，他望得入了迷，最后把脖子给“崴”了。第二天，他爸爸打了两耳光，才把他的脖子打回原位。我觉得挺对不起他。可他说，没有什么，还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他真的看见了“天国”。
王小二居然看见了“天国”，我羡慕了很久。但我更忘不了他爸爸那两记响亮的耳光，所以没敢造次。就这样，在那两记闪亮的耳光中，我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仰望星空的毛病又突发。但这次不是为了看“天国”，我知道那很遥远，我是想看流星。据说，看见流星，找到那块陨石，就找到了爱情。
流星偶尔看见，陨石却没有找到，但爱情还是来到了身边。可我找到的“野蛮女友”，最反对我仰望星空。她很有道理，因为污染严重，星空已经不是儿时的星空。我好几次，星星没有看见，倒是踩了几堆狗屎，跌了几跤，教训深刻。
仰望星空是危险。这其实是苏格拉底给我们的教训，可惜我们已经遗忘了。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曾经将他心目中的城邦比成是一艘船。他心目中的船长、舵手自然是“哲人王”了，那个看上去老朽、弱不禁风，但人生阅历丰富、知识渊博的人才是真正的“仰望星空者”（stargazer）。只有在他的掌舵下，这艘船只才能驶向“理想国”。可惜，船上的人为了争权夺利，人人自以为找到了航向，自以为有能力，都要争着抓住舵，更要把“仰望星空者”抛入海中，说这个仰望星空者百无一用、胡思乱想。
苏格拉底将仰望星空的独家权利赋予了哲人，其他那些仰望星空的人都是瞎来。就如，数星星的孩子张衡，跟我和王小二绝对不一样。但是，仰望星空的不只是哲人，还有诗人。“夜色如此温柔”的济慈、“我欲乘风归去”的苏轼，自然都是苏格拉底要驱逐出理想国的人物。因为他们是模仿的模仿，与真实相差了两个档次。对“城邦”的运转非但无所助益，相反却惑人耳目。
诗与哲学之争，纠缠了两千来年。但是，自启蒙运动以来，这对冤家对头倒要携起手来，面对共同的敌人。苏格拉底的故事中还有悲剧的成分，“仰望星空”的哲人最终被抛入了海中，没有了哲人的这艘船纯粹就是“愚人船”。发誓跟柏拉图过不去的诺瓦利斯写了一个跟苏格拉底相反的故事。把哲人驱逐出理想国的是诗人，诗人带着这艘“城邦之船”前行，到了海上，遇到了塞壬的歌声。诗人建议同伴用蜡烛将耳朵封住。可这帮家伙自以为是，将诗人抛下船，诗人最终被海豚救起，而这些船员却全体葬身海底。
仰望星空的哲人和诗人，如今，都被我们驱逐。取而代之，治理国事的是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哲人在校园独自憔悴（借用冯象先生的说法是“校园里已经见不到翩翩起舞的苏格拉底”）；诗人开始在大街上“裸”奔。
没有了哲人和诗人仰望的星空，这星空也是寂寞的。因为，理性经济人，是星空的敌人。按照韦伯的工具理性说法，仰望星空的确是浪费时间、也就浪费了金钱。星空美则美矣，当不得饭吃；更何况，星空，你想望，也望不见，因为“阴霾”密布。
按照苏格拉底的逻辑，如今执掌权力牛耳之人都是“窃”居者。可惜他们没有“窃”传仰望星空的本事。原本，最应该“在其位”仰望星空的人，却“尸位素餐”，根本没有仰望星空。或者说，即使他们仰望的星空也不是这片土地的星空，那是美利坚的星空，或者是欧罗巴的星空。总之，他们在“伪”仰望星空。所以，有理由担心，当这艘“愚人船”遇险的时候，没有等我们将他们扔下水，这些“伪”仰望星空者早就持着护照或绿卡，改换身份去了大洋的彼岸。
刀和笔能刻出怎样的一段人生
还记得读大学时的某个春夜，站在师大逸夫楼三楼的文科阅览室读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琴声如诉》之后的落寞感受。当然，杜拉斯最为人传诵的还是《情人》的开头：“我已经老了”。
某日，在办公室午休，和同事偶然谈起生活的感受。同事说，我在你这样的年纪，活蹦乱跳的，有使不完的劲。同事大我一轮，我看他气血充足、声如洪钟，很是羡慕。当时我只有苦笑摇头的份。
老了的标志是心如止水。把罗素那篇《人之变老》英文翻来覆去拿来考学生，但学生只做一次，我却要年年做。罗素将人生分成河流的三段，早岁激越、中年壮阔、晚年宁静。如今，我体验的是宁静，尽管宁静的背后波澜丛生。
我将三十岁起的人生定义为中年。董桥说，“中年是下午茶”。可我没有品出茶香。只觉得是一滴水，在阳光下慢慢蒸发。
白天在学校应卯；晚上归家，赖在沙发上，追电视连续剧。人到中年，就对其他中年人的人生感了兴趣。正好这段时间深圳卫视在播《缘分》，中年人的情感剧，也就连追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