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表词法。就是以字形表示词（语素）的音、义的方法。主张此说的以李圃为代表。在《甲骨文文字学》一书中，李圃将甲骨文的造字方法和表词方式进行了区分。他认为：
甲骨文造字方法是建立在字的结构要素——字素的性质及其组合关系的基础之上，对由字素构成新字的质变过程进行描写的，因而是一种动态描写，这种动态描写同汉字的表词方式如象形、指事、形意、会意、意音（形声）、假借等的分析正相反，汉字的表词方式是通过对已有汉字内部结构关系的分析，指出其表词方式的类别，因而只是一种静态的描写。（《甲骨文文字学》，39页）
造字法与表词法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为，造字法是以语素（音与义）为造字的“出发点”去取象造字的，而表词法则是以语素（音与义）为“归着点”去凭借字形结构审视其如何显示语素的。前者是“物化”过程，后者是“物化”回归过程。（同上，120页）
这也就是说，“会意”是一种对汉字内部结构关系从表词方式的角度进行的静态描写，它是以所表词的音、义为归着点的“物化”回归过程。
2.5.3结构类型。张政烺曾说：“象形、象事、象意、象声指的是文字的形体结构，转注、假借指的是文字的使用方式。”《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260页。关于文字的结构，一般包括两层意思：一个是指构字元素在平面空间布局上的结构，此为“平面结构”；另一个是指构字元素在表词方式上呈现出的结构方式，此为“表词结构”。参张再兴《西周金文文字系统论》，38页。我们这儿所说的会意是汉字的“结构类型”，当然指的是会意的表词结构的类型。
2.5.4汉字分类法。会意是对汉字分类的结果，自然可以算汉字分类法了。不过，对汉字进行分类，需要依据一定的分类标准。唐兰将汉字分为“象形、象意（包含会意）、形声”“三书”，不提“假借”，依据的是造字与表词的双重标准；陈梦家、裘锡圭分汉字为“象形/表意、假借、形声”三种基本类型，将传统的“象形、指事、会意”合并作“象形/表意”，另外再加上“假借”，依据的则是纯粹的表词方式。
2.5.5将“会意”看作“造字法”、“表词法”、“结构类型”以及“汉字分类法”，揭示了“会意”性质的各个侧面，自然各有其合理性。然而应该看到，这些侧面并不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我们的任务是找出各种表象之下的最深层的决定因素，以此作为“会意”的本质属性。
由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进行汉字分类的基础是表词和造字，“汉字分类法”和前三者之间是属种关系，因此不属于“会意”的本质属性。
那么“造字法”、“表词法”和“结构类型”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前人和时贤对与之相关的“造字”与“识字”问题的看法。
段玉裁说：
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说文解字·叙》“分别部居，不相杂厕”段玉裁注）
段氏第一次从“造字”与“识字”两个不同的角度探究汉字“形”与“音”、“义”之间的关系。
王宁认为：
只有兼从“释字之法”而不是单从“造字之法”的角度，也就是汉字形义学的角度，才能准确理解“六书”。（《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载《暨南学报》2000年2期）
所谓“造字”与“识字”、“造字之法”与“释字之法”，其实指的都是文字的“生成”与“认知”问题。关于生成与认知，关于结构与建构的关系，皮亚杰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
认识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精密地连结起来的理论来说明，也就是说，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是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过渡到一个不那么初级的（或较复杂的）结构。（《发生认识论原理》，15页）
应用到文字学上，我们也可以说“会意”的概念就是这样一个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精密地连结起来的理论。人们通过一定的会意结构去建构会意字，这就是会意字的造字过程。因此我们说，“造字法”是以一定的“结构类型”作为基础的。那么“结构类型”和“表词法”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李圃回答得好：“结构类型”或“结构方式”是作为汉字表词方式的载体而存在的，而决定着“结构类型”或“结构方式”的是表词方式。可以这样说，有甚么样的表词方式，就有甚么样的结构方式。可见，把问题分析到字形结构对词（或语素）的表示法，即表词方式，才算从根本上揭示了问题的实质。（《甲骨文文字学》，122页）
因此我们可以说，“会意”的结构类型是由“会意”的表词方法决定的，“会意”的本质是一种“表词法”。
这样，我们就建构了一个由表词法到结构类型、到造字法、到汉字分类法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层级理论模型，以此来说明“会意”的性质。但是其核心部分是会意表词法，这是会意的本质特征。
然而，正如皮亚杰所说的，“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会意”这种“表词法”也要归结于“心理发生”，是一种认知结构。
我们知道，认知活动涉及：（1）信息的获取（acquisition）、表征（representation）并转化为知识，（2）知识的记忆（存贮和提取），（3）运用知识进行推理等心理过程。参袁毓林《语言的认知研究和计算分析》，载《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1期。会意作为一种表词方式，其终极目的是为了完成词所包含的音、义信息的传递、贮存和应用，因此我们说它是一种以表词为依据的大脑中的认知结构，是一种词（语素）的音、义信息在大脑中的存储基模“基模”是认知心理学术语，由巴特利特（Bartlett）首先提出，他认为，基模是对于过去的反应或经验的积极组织。现在的研究表明，基模对于所记忆的材料有一种选择的作用；同时，基模对于记忆也有重新建造的作用。参彭聃龄、张必隐《认知心理学》，190页。。我们打算以认知作为突破口，重点探索“会意”表词方式在汉民族思维中的深层认知结构。
《说文》会意字的来源
《说文》会意字的来源，当然会有几种不同的途径，比如《说文》以前的会意字的传承，其他类型文字的改造，以及《说文》时代新造的会意字，但这不是本节讨论的重点。本节所要探讨的是，作为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说文》时代的会意字是如何从汉字发生的源头一步一步发展演变而来的。
上节我们说过，“会意”作为一种“以表词为依据的大脑中的认知结构”，作为一种“词（语素）的音、义信息在大脑中的存储基模”，在人类文字发展的各个阶段应该都有过大量的存在。周有光曾比较世界各国文字发展的历史，发现“六书”在形意文字和意音文字中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不但我国水族的水书、纳西族的东巴文和彝族的彝文中存在会意字，在古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丁头字（即“楔形文字”）以及美洲的马亚字中，会意字都有大量存在。参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比较文字学初探》相关章节。有人指出，日文中模仿汉字的造字规律而创制的“国字”中，会意字占到90％左右。参陈红《汉字造字模式与日语的“国字”》，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7期。甚至有人将属表音体系的英语中的复合词和会意字进行类比这类文字时有所见，如陶原珂《词位与释义》，82—83页；朱亚同《英汉合体字造字方法对比分析》，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陈建生《汉、英语中创造字词的认知同归》，载《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虽然未必完全妥帖英语复合词的书面形式是字法和词法的双重复合，复合词的读音是词根读音的加和（有的有小的音变），这和会意字（包括会意兼声字）的读音原理是完全不同的。另外，它们构形字素的性质也是截然不同的。，但不可否认，其认知结构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2.6.1谈论会意字的来源，首先要弄清一个问题，那就是“会意”作为一种造字方式，是自古就有的呢，还是在出现“会意”之名时始有？对这个问题，前人有着两种貌似不同的看法。
刘歆《七略》提出六书为“造字之本”，自然他是认为“会意”一法是自古即有的。清代江声也认为六书“不始于周，而始于造字之初”江声《六书说》，收入《说文解字诂林》第一册，110页。。黄侃说：
或遂谓六书之名，至周始有，然观刘（歆）云“六书者，造字之本”，是仓颉时已有矣。（《黄侃论学杂著·说文略说》，5页）
另一派学者不同意此说。唐兰谓：
更常有人误解六书是仓颉造字的六种法则，就是造字的最原始的法则。……这种过分推之于古的办法，其实并不是许氏的本意。（《中国文字学》，69—70页）
据我们所知，六书只是秦汉间人对于文字构造的一种看法。（《中国文字学》，75页）
张政烺说：
刘歆以为六书是“造字之本”，这是托古改制，其实决不是先有人制定条例而后造字，六书是刘歆根据当时已有的文字知识归纳出来的名目，许慎通过整理文字的实践加以修正，才使内容明确。（《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261页）
其实，我们认为两派都有一定的道理，其表面的冲突处，起于对“六书”一词的不同理解。后者所论为“六书”之“名”，“六书”（包括“会意”）之名自然并非自古就有，说它是秦汉间人归纳出来的名目，依目前所见的资料，也还站得住脚。前者所论为“六书”之“实”，也就是通过“六书”的表词法来造字，说它“始于造字之初”，当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从文字发展史上看，“六书”也并非同时产生的，它们有一定的先后次序，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在这一点上还是章太炎一语中的：“六书者，古有其实，周定其名。”章太炎《文始·叙例》。而本节所论乃为“会意”之“实”，因此恐怕要追索到“仓颉之世”了。
2.6.2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说文》会意字作为已经相当成熟、定型的文字，其来源有多种途径。其中既有其“远祖”图画式语段文字，又有其“近祖”甲金文字中尚存的合文，当然还包括《说文》时代尚广泛存在的表意字上加意符形成的会意兼声字以及用两个或两个以上意符直接合成的会意字。
2.6.3会意起于图画式文字，前人早有所见。
刘师培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