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角度看，任何文学作品价值的最终实现，都必须经过创作一传播一接受三个阶段。这是文学传播的最基本过程，也是所有文化信息的传播过程。词作为一种抒情性、娱乐性极强的文学形式，其创作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给人们带来快乐，在于交际中传递情意，所以传播是其创作的初始目的也是最后归属，而非藏之于名山、束之于高阁。而这一切又是在唐宋休闲文化大背景下演绎发展的。所以从休闲文化角度看，词体的创作与传播，都是在宋代商业化大背景下，在休闲文化的氛围中实现的。词本是配乐歌唱的“音乐文学”，是融歌、舞、乐于一体的综合艺术。从创作上讲，它是倚声填词，应歌而作；从传播上讲，词多由歌伎舞女传唱表演，佐酒侑觞，以娱众人。歌伎唱词侑觞与文人遣兴填词更是共同构成了词体文学的原生状态。这些都决定了词的创作与传播离不开宋代商业化的社会土壤，离不开休闲娱乐的社会需要。下面就分三个部分对此进行论述。
根据传播学的原理，有效传播的发生，必须具备传播对象、传播媒介、传播主体等基本条件，或者说词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必须具备信息的接受者、信息的发出者和信息传播的有效渠道。唐末宋初，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整体享乐意识的抬头，词体宜雅宜俗、宜歌宜舞的特点，为词体的传播创造了条件。首先，市民阶层的出现，市民娱乐休闲文化的需求，为唐宋词的传播提供了庞大的受众群体；其次，商业化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为词体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场地与空间；再次，词体的商业化特性为唐宋词的传播提供了内在的必要条件。词体的传播可谓占尽天时地利，是由宋代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共同催生的。
一、商业化的城市为唐宋词的传播提供了庞大的受众群体
唐宋词的兴盛与传播，离不开宋代特定的商业社会环境。首先，词的兴盛与传播与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之一，也是我国古代城市经济十分繁盛的时期。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城方圆二十里许，外城方圆四十余里，护城河宽十余丈，规模宏大。城中住有皇室、贵族、臣僚、禁兵、各色商人、手工业者和歌伎、奴仆，人口稠密、商业发达。特别是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的夜市不禁，商贸活动不再像唐时犹有时间的限制后，其经济更是空前地活跃起来，其人烟之稠密和物事之阜盛，正如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所载：
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地，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
据此我们不难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城镇的兴起导致了市民队伍的扩大并形成一个足以左右时尚风气的阶层。据统计，北宋10万户以上的大城市有40多个，到了宋徽宗崇宁年间更上升到50多个。另据鲁亦冬先生考证，北宋时期的城镇户口有数百万户，人口超过一千万，约占当时总人口的10%，而在南方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城镇人口所占的比重更高，有的地方超过20%。这样的城镇人口比例在当时是十分惊人的；二是富裕繁华的社会必然孕育出享受的种子。这种子不仅植入士大夫文人心里，同样也对庞大的市民阶层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这支勃兴的市民队伍，他们的嗜好左右着都市的文化生活，成为当时文化消费活动的新生力量。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
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交通商业的繁盛，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
市民阶层“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主要表现在他们对于文化娱乐活动的沉醉和迷狂。以消费为主导的市民文化需要令人耳目一新的文艺载体，时髦新奇的曲子词于是成为当时文化消费市场的“宁馨儿”。
词曲消费活动是宋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从消费主体来看，宋代社会无论尊卑、老幼、男女，都对听词赏曲表现出一种由衷的喜爱。“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五陵年少，满路行歌，万户千门，笙簧未彻”，即描绘了当时社会传唱曲子词的热闹场面。不过，这种“全民消费”的状况又因参与者消费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市井民众的词曲消费往往在公共娱乐场所进行，消费行为与接受行为同时发生，属于较为纯粹意义上的商业活动；而士大夫文人的词曲消费状况虽然与普通市民有所不同，他们喜欢在较为私人化的空间内听官伎或家伎唱词，并经常亲自参与词曲创作，商业色彩较为淡薄，但统治阶级的喜好无疑会对曲子词的进一步流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大众对词曲消费客观上的大量需求，加速了唐宋词商品化的进程，为它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了消费市场的保证。
二、都市公共文化空间为唐宋词的传播提供了场地
文娱场所是文化娱乐活动的物质载体，是文娱活动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自古以来，文化娱乐活动大都为特权阶层所垄断，是权贵阶层的专属，其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但宋代的大众文化十分发达，随着宋代坊市制的解体，市民娱乐休闲需求的不断增长，宋代的文化娱乐活动逐渐走向商业化、平民化，从而促使勾栏、瓦舍、酒楼、茶肆等各类城市文娱场所建立起来，市民的游乐中心突破了原来的节令时期的寺观局限，转向了经常性的商业性的勾栏瓦舍，文艺休闲活动也由偶然性的行为发展为日常行为。城市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休闲娱乐产生出前所未有的兴趣和热情，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各种文娱场所的兴盛。词本源于民间，但唐宋词的商品化过程促使词体深入走向平民大众，成为士庶雅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享的娱乐品。
北宋时期，不管是节日还是非节日，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文艺表演活动，“教坊内勾集弟子小儿，习队舞作乐，杂剧节次”。其中文学性方面的活动有小唱、诸宫调、杂剧、说话等，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文艺活动就是唱词。唐宋词作为新兴的通俗文学，以其新鲜的刺激性、鲜明的娱乐性和丰富的情感性，受到各阶层格外的喜爱与追捧。王灼《碧鸡漫志·卷一》曰：“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现代学者王易对宋代歌词演唱业的发展也有一段精练的描述：
宋承周祚，结五季纷扰之局，制礼作乐，自属固然。其时区宇甫靖，文事渐兴。内则教坊云韶，皆备宴飨；外则公私酬酢，动有声歌。故旧曲绵传，新腔竞出。名臣硕彦，抒忠爱之忱；才士文雄，逞敷张之技。或当筵命赋，立被歌喉；或载酒行吟，遂相传写。引商刻羽，妃白抽黄，慢犯日增，情致斯畅。于是两宋词曲之盛，几夺五七言之席，而立文坛一大帜焉。
“繁声淫奏，殆不可数”与“旧曲绵传，新腔竞出”形象地反映了宋代歌词演唱业的繁盛局面，这种广泛的民间的文化娱乐生活，也随着都市的繁荣而更加活跃。另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朱雀门外街巷》记载，北宋京城开封的许多街巷，都设有伎馆以及勾栏、瓦舍等大众休闲娱乐场所，专供广大市民娱乐活动之用。此类瓦舍等场所，不论风雨寒暑，每天都聚满了观看的人。这些都为词的创作与传播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宋代都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典型代表首先是酒楼。宋代的酒楼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装饰华丽，“酒肆百物具备，宾至如归”，而且宋代酒楼茶馆的功能完全突破了它作为餐饮业自身的内容，成为重要的文化娱乐场所，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员的聚散地。酒楼的客人也包罗了整个社会所有的人群，酒楼的顾客中，上至皇帝、朝臣，下至普通文人、平民百姓等，社会阶层特别广泛。沈括《梦溪笔谈》就说宋代“时天下无事，许臣僚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人大夫为燕集，以至市楼酒馆，往往皆为游息之地”，而且“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南宋词人刘子翚亦有诗文云“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形象地再现了酒楼中歌伎表演热闹喧嚣的场景，并对韶华乐事念念不忘。吴礼之的《柳梢青·席上》生动再现了歌筵酒席间带着些许酒气的快乐与豪爽，流露出时不待我、及时行乐、莫负年华的情绪。请看：
板约红牙，歌翻白雪，杯泛流霞。苏小情多，潘郎年少，欢计生涯。轩窗临水人家，更门掩、青春杏花。百万呼卢，十千沽酒，不负韶华。
唐宋词不仅其传播多在歌筵酒席之间完成，创作也常常在推杯换盏之间实现。酒宴樊楼既是公共文化流转传承之地，也是宋词演唱传播的主要空间，更是许多名篇佳作诞生之所，词人们在互相唱和应答中，既联络了感情，又切磋了技艺，可谓人间快事。且看苏轼的《满江红》：
忧喜相寻，风雨过、一江春绿。巫峡梦、至今空有，乱山屏簇。何似伯鸾携德耀，箪瓢未足清欢足。渐粲然、光彩昭阶庭，生兰玉。幽梦里，传心曲。肠断处，凭他续。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君不见，《周南》歌《汉广》，天教夫子休乔木。便相将、左手抱琴书，云间宿。
其序云：
董毅夫名钺，自梓漕得罪，罢官东川，归鄱阳，过东坡于齐安。因怪其丰暇自得，苏轼于席间问之。董钺曰：“吾再娶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忧柳氏不能忘怀于进退也。已而欣然，同忧患若处富贵，吾是以益安焉。”乃令家僮歌其所作《满江红》。东坡嗟叹之，乃次其韵。
这首《满江红》就是苏轼感念董钺夫妻“忧喜相寻”于席间而作。这样的例子在宋词中可谓多不胜举。如韩元吉《霜天晓角·几声残角》就是“夜饮武将家，有歌《霜天晓角》者，声调凄婉，戏为赋之”。可见，酒楼作为开放的公共文化空间在唐宋词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与作用。
三、词体的商业化特征为唐宋词的传播消费提供了内在条件
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其作品必然要经过商业化的过程才能进入消费传播环节，词只有具备了商品的特点才能进入流通领域。还原唐宋词的早期历史，可以说商业化的特质已经渗透到唐宋词创作的各个环节。创作、传播和接受是词作实现其社会功能的三个必要环节，因而，唐宋词的商业性功能也就主要表现在作词、唱词和听词的过程中。
首先是词的创作呈现出商品化趋势。所谓商品化趋势，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词的生产环节来看，有了社会需求就会有大量生产。唐宋时代从上到下、无所不在的享乐风气，造就了一支庞大的由官伎、家伎、市井伎组成的艺伎队伍，她们活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参与着文人、朝士、商人、市民的日常娱乐生活，陪酒佐欢、唱词跳舞是她们的日常工作。“其中诸妓，多能文词，善谈吐，亦评品人物，应对有度。”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她们争相取悦词人以获得新词，于是，为歌伎写词，就成为许多文人创作的动力。对此，史书多有记载：唐代颜令宾“事笔砚，并词句。见举人，尽礼抵奉，多乞歌诗，以为留赠，五彩笺多满箱箧”。北宋时“张子野老于杭，多为官妓作词”，“东坡在黄冈，每用官奴佑觞。群姬持纸乞歌词，不违其意而予之”。有的词人甚至专为歌伎或教坊写词，如唐代李益“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之，被声歌，唱为供奉之词”，柳永为歌伎作词以换取生活费用等。二是从词的消费环节看，词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商品生产的法则，消费者的好恶已经成为决定作品内容的重要力量。流行于勾栏瓦舍、茶坊酒楼的各种技艺表演都与商业行为有关，艺伎们凭借自己的才艺，收取报酬、维持生计，不仅歌伎将唱词活动直接作为文化产品出售，以获取生活之资，商家也以唱词为商业手段，通过唱词来扩大商业影响，从而间接获利。这种现象在曲子词的初起阶段，表现得更加突出明显。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各种文献记载略见一斑。如崔令钦《教坊记》记载：
苏五奴妻张四娘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辄随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劝酒。五奴曰：但多与我钱，吃槌子亦醉，不须酒也。
这便是艺人应邀到私人宅院唱词卖艺的实录。唐代诗人王建《观蛮妓》诗云：“欲说昭君敛翠蛾，清声委曲怨于歌。谁家年少春风里，抛与金钱唱好多。”记述了女艺人以卖唱来博取钱物的情形。到宋代，艺人以唱词为生的情况已经十分普遍，从业者遍布都市的大街小巷、茶坊酒楼和勾栏瓦舍，酒楼卖唱者“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强聒，以求分支”。又如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卷《金鳗记》就说歌伎庆奴“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更详细地描述了大雪、小雪在南京御勾栏演唱场面：
大雪先唱一曲名《浪淘沙》……小雪继唱一曲名《蝶恋花》……小雪持过红盘子，下台遍问众人索缠头钱。豪客、官家各争赏赐。
另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类似的记载还见于罗烨的《醉翁谈录》：“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由此可见唱词行为与货币直接交换的商品化过程。如果说歌伎靠唱词换取生活所需还是在其职业范围之内，而词人出售词作则从更深的层面说明了词的商业性特点。
因此，庞大的词作欣赏消费群体、专业开放的公共文化传播空间、唱词承欢侑酒的享乐风气和词人去道德化的创作态度，为唐宋词的传播营造了一个顺畅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