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隐逸”，即是隐居避世，是特指士大夫文人在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所选择的一种处世方式，也是中国古代文人保持人格独立、追求人生自由的一种选择。隐逸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可谓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孔子早就提倡“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也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庄子更主张“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庄子·刻意》）。可以说隐逸是综合了儒家思想的忧患意识和道家思想的超脱意识而形成的处世方式，是古代知识分子在“兼济”与“独善”之间取得的平衡心理结构。士子文人作为服务于统治者的附属群体，由于自身独立性的缺乏，自古摆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子面前的，大抵只有“隐”或“仕”两条路供其选择，分别代表栖身江湖山林之远与身居朝廷庙堂之高两种生存状态。所以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许由、伯夷、叔齐这样一批隐士高人，以后隐逸之风长盛不衰。到唐宋时代，宽阔通达的科举取士制度和较前朝更为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使士子文人热心仕途、渴望建功立业，但同时，严酷的政治斗争与理学对个人思想的禁锢又使他们惧畏宦海风险。这种矛盾的心态促使唐宋之交的文人纷纷选择隐逸。继魏晋“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唐宋代文人提出了“中隐”、“吏隐”的概念。白居易在《中隐》一诗中就提出：“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显然，白居易所谓“中隐”是以仕为隐，是指做品位既高而又无甚事务的闲官，既无衣食之忧，又能享受生活的闲情逸致，反映了当时文人既企慕隐逸的清高洒脱，又不能忘情于世俗社会的享受的矛盾心理状态，是文人当时将出处变通方式与专制制度妥协以实行的自我保护。“中隐”追求的是一种闲旷的文化心态，至此，隐逸逐渐消失了它的本义而成为清高的象征，演变为文人士子精神解脱的一种方式，而仕隐皆得成了这个时期士大夫文人精神追求的终极目标，白居易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唐宋隐逸山水词就是在这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带着特定的时代精神产生并发展的。它是多个文学母题的交叉与复合，包含着丰富的情感与意识，从一定的侧面展示出宋代文人的心灵世界和当时的社会生活。这里有羁旅仕途倾慕山林的思归情结，也有寄情山水退隐后访胜探幽的幽居情结，但不论何种题材，都是通过人生价值取向的调整以求得心理上的自我平衡。正如徐清泉先生在《论隐逸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意义》中所说“隐逸文化带给归隐、羡隐诗人及士子最大的精神价值，就是人格的解放及自由的获得，而这实际上就是隐逸文化独备的艺术审美潜力。归隐之后，士大夫或多或少摆脱了正统思想的限制，他们可以以一种艺术化的人生，审美化的态度来弥补人生实践维度的缺失，来实现操作欲求的满足，于是，游山玩水、渔猎躬耕、品茗饮酒、谈玄务虚、吟诗赋文、肆性放情，便成为隐士最外在的行为表现。”在这样的人生态度下，文学的休闲功能便充分体现出来了。
唐宋士大夫文人的隐逸志向主要是通过托志于渔父形象或寄情于山水来实现的。所以隐逸山水词可以大致划分为渔父词和山水词两大类。下面就分别叙述。
一、托志渔父词
“渔父词”是指以渔父生活为描写对象、寄托士大夫隐逸之志的一种词类。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中，“渔父”是一个古老而又空灵的意象，他代表了古代士大夫文人对身心自由、人格独立的向往与追求。早在屈原《楚辞》中就出现了渔父形象，虽然渔父面貌形象不甚清晰，但通过屈原与渔父的对话，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代表了古代贤德者的隐士的化身。这种借渔父托志的文学传统广泛存在于后来的诗、文创作中，如乐府、唐诗中就有一些借渔父抒发隐逸情怀的作品。渔父形象得到全面展现，是在宋代。宋代的渔父已经世俗化，广泛出现在诗、词、绘画等各类艺术作品中。渔父词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全面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宋词》中直接以“渔父”为题者就有一百多首，包括南宋高宗赵构御制的“渔父词”15首、蒲寿晟15首、张纶10首、朱敦儒10首、惠洪8首、薛师石7首、王谌7首、苏轼6首、周紫芝6首。此外，还有许多以“渔歌子”和“归去来辞”、“咏山居”为题所作的词，这些作品勾画出宋代士大夫文人集体的精神向往，即向往自然，追求人格的独立和自由。这是伴随着宋代士大夫文人主体意识觉醒的主体的回归。
唐宋词中最早的渔父形象应该出现在唐五代敦煌曲子词《渔父》18首中。我们先看其中两首，如下：
浪打轻船雨打蓬。遥看蓬下有渔翁。蓑笠不收舡不系，任西东。即问渔翁何所有？一壶清酒一竿风。山月与鸥长作伴，五湖中。
——《浣溪沙·渔翁》
倦却诗书上钓船。身披蓑笠执渔竿。棹向碧波深处去，几重滩。不是从前为钓者，盖缘时世厌良贤。所以将身岩薮下，不朝天。
——《浣溪沙·钓隐》
这两首《浣溪沙》的主人公都是身披蓑衣、手执鱼竿的渔翁、钓者，但这里的渔翁并非一般的渔父，而是遁入江湖的读书人。我们看词中的渔父，“一壶清酒一竿风”，“山月与鸥长作伴”，都是“盖缘时世厌良贤”，可见唐五代隐逸渔父词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物质生活、现实世界的放弃与疏离，体现了一种与世事不合作“不朝天”的叛逆精神，这种追求精神超越的抒情基调与对世事的不满怨愤的价值判断是早期渔父作品的基本情绪。正如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求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绝望处境。”一般来说，选择闲逸人生道路，多起因于外部世界，尤其是社会与政治方面的某种压力。范晔在《后汉书·逸民传》中就谈到产生隐逸之民的多种原由：“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曲避”、“去危”、“垢俗”、“疵物”，不是愤于世俗社会之脏污，就是惧于现实政局之险恶，故闲逸人生多为文人被弃后的首选，属于被迫后的自愿。其总的趋向是逃避尘世烦恼，脱离政治漩涡，以“边缘人物”自居，以“清静无为”自命，寻找人生的避风港，营造安顿生命的家园。
此后的渔父词就一直延续着这样孤寂落寞而又自由洒脱的形象，频繁出现在各个时期的宋词中。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隐逸、渔父少了一些以隐逸抗争、不与俗世合流以及卓尔不群的自我人格期许，更多流露出的是享受安闲、保全性命，甚至是冷漠逃避的思想。宋代山水隐逸词中的“渔父”虽然头戴青箬笠、身披绿蓑衣，但这些“渔父”既不同于生活中的打鱼人，也不同于“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渔父”原型——屈原形象，而是代表一种看穿世事、与世无争的态度，表达词人的骚雅情趣和对闲适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如以“浮家泛宅”闻名的隐士张志和五首《渔父》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形象；庐山隐士苏庠《点绛唇》里“云涛里，醉眠蓬底，不属人间世”的形象；朱敦儒《好事近》里“拨转钓鱼船，江海尽为吾宅”，“眼里数闲人，只有钓翁潇洒”，一叶渔舟，四海为家，享尽娴静与风雅的钓翁形象；陆游《鹊桥仙》“渔父”组词中“一竿风月，一蓑烟雨”的形象，都说明这些渔父在很大程度上已减削了以隐逸方式与世抗争的愤世嫉俗的思想锋芒，在思想倾向上更多的是对隐逸生活高雅情怀和闲静自由的生活的向往，对闲适自在的自由的追求。请看下面三首小令：
西塞山前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苏轼《浣溪沙·渔父》
三山三下闲居士，巾履萧然，小醉休眠，凤引飞花落钓船。
——陆游《采桑子》
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
——朱敦儒《好事近》
这三首词中的渔父全无非世、抗世的态度和忧愤之情，有的只是弃脱尘世获得自由的向往和欢喜，是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后的宁静、恬淡、闲逸与超然。这是怎样的人生境界？远离尘世，与清风明月相伴，与飞花鸣凤为友，“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和那些寄身歌舞美色的声色享乐生活相比，陆游等人“寄其趣于烟波洲岛苍茫杳霭之间”的人生理想，让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在和自然的悠然共舞中，体会人生自由、悠闲之美妙，享受大自然更能代表宋人追求自由闲适的精神。可见，在宋人这里，隐逸是对生活的一种逃避，也是一种对闲适生活的主动选择，更是对闲逸生活的审美追求。从唐五代敦煌曲子词到南宋文人词，渔父词由抒写忧愤之情的时代特点而迈入追求潇洒旷逸、物我两忘的自由精神境界，是抒情主体人生境界的一种变化和超越，也是看透红尘世事后的一种解脱。这种变化代表了宋人宁静淡泊的深沉心态，表现出对人生的体会，是一种成熟而智慧的心态。这也是宋代士人审美的艺术与审美的人生相结合的结果。这种思想对后人影响深远。
二、寄情山水词
所谓“山水词”是指士大夫文人隐逸江湖、寄情山水、咏叹自然的词。如果说“渔父词”关注的重点在于与世事保持疏离的渔父，那么山水词关注的则是词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探寻的是山水被词家人格化的意义。
山水自然历来与思归隐逸有着不解之缘。居山泛水作为宋代士大夫文人普泛化的人生理想与选择，必然产生超然物外的处世心态，导向远离社会群体、亲近自然山水，个人的生命意识得以凸现。词人宦游则跋山涉水访胜探幽，退则渔猎躬耕，所以水光山色、春花秋月作为人格化的自然，在思归隐居词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如庄子所言：“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庄子·知北游》）。词人们放情丘壑，寄心松竹，取乐鱼鸟，与自然诗意地共存，和谐地相处，于是在山林皋壤中获得了审美的快乐。
唐宋隐逸山水词的文化意蕴首先体现在词人以山水自况、以山水自喻的人格化过程上。歌德说过：“自然造人，人造自然。人从广阔的世界里给自己划出一个小天地，这个小天地就贴满了自己的形象。”当自然山水不仅作为人类的生存环境而存在，而且作为审美对象而进入人类社会生活以后，自然山水就被赋予了人格的力量和特征。如辛弃疾的《山鬼谣》：
问何年、此山来此？西风落日无语。看眉似是羲皇上，直作太虚名汝。溪上路，算只有、红尘不到今犹古。一杯谁举？笑我醉呼君，崔嵬未起，山鸟覆杯去。须记取：昨夜龙湫风雨，门前石浪掀舞。四更山鬼吹灯啸，惊倒世间儿女。依约处，还问我、清游杖履公良苦。神交心许。待万里携君，鞭笞鸾凤，诵我远游赋。
辛弃疾在此词的小序中交代，他看到雨岩洞前一块怪石，引起了他一番冥思遐想，于是写了这首《山鬼谣》。与前代山水诗人不同的是，辛弃疾的山水词不仅是单纯地模拟自然，更重要的是他富于想象，赋予大自然以人格，同时又兼有磅礴的气势。首句以设问开篇，“问何年、此山来此”可谓语出不凡、气势磅礴。接着则对山石展开奇特的想象与对话，说“西风落日无语”。“看眉似是羲皇上”两句是对石头形态的假想与命名。“溪上路。算只有、红尘不到今犹古”，“红尘”泛指俗世及热闹繁华之地。大意说，在这溪边山野，离开繁华的尘世，古今并没有区别。表示在这环境荒僻、几乎与尘世隔绝的地方，词人心旷神怡、欣喜无限，于是便开怀畅饮。“一杯谁举”以下描写词人醉态朦胧中的神态与举动。“君”指巨石。词人带着酒意，笑着去喊那巨石与他同饮，自然不会有什么反应，因此说“崔嵬未起”，最终的结果便是“山鸟覆杯去”。这里写词人面对巨石独酌，醉后与那形似“山鬼”的巨石对话，巨石不应，山间的飞鸟却撞翻了酒杯，形象生动，栩栩传神。下片用“须记取”领起，叙写风雨中雨岩一带壮观的景象。场面奇特宏伟，令人惊魂。“昨夜龙湫风雨，门前石浪掀舞”，“龙湫”是浙江温州雁荡山有名的大瀑布，岩即在其附近。龙湫一带风雨大作，“石浪掀舞”形象地描绘出山石与洪水掺杂，波涛汹涌澎湃的壮观场面。“四更山鬼吹灯啸”两句，写“山鬼”呼啸，声音凄厉，吹灭了灯火，乃至“惊倒世间儿女”。本来，吹灭灯火的是风，发出呼啸声音的也是风。风与山石相搏击，再加上暴雨肆虐，声如鬼哭狼嚎，词人说，那声音由“山鬼”发出，这样就把静止的巨石写活了，而且“依约处，还问我，清游杖履公良苦”这三句直接用拟人手法，写“山鬼”与词人对话，向他道辛苦。因为上文已赋予“山鬼”生命，这样写读者丝毫也不会感到突兀。结尾四句，更进一层。作者说，他与“山鬼”已是“神交心许”，并且准备携带它驾着“鸾凤”，挥鞭登上“万里”旅程，那“山鬼”还要“诵我远游赋”。分明是一块巨石，只是它“状甚怪”，在词人的笔下，竟成了有血有肉、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丰满形象，稼轩想象力之丰富，艺术再造力之强，由此约略可见。辛弃疾这首词以山石的奇崛来象征自己孤傲高洁的精神境界。山石远离世俗，不媚俗、不欺世、亘古不变，却孕育着无穷的力量，足以抗衡尘俗，这正是词人自我人格的写照。
如果说山的奇崛象征着人格的独立和傲岸，那水的澄澈就象征着高洁和脱俗。唐宋词人特别偏爱澄净空旷的水光月色，追求旷达豪迈的人格与胸襟，开阔的江河湖泊既是渔父隐士的活动空间，也是词人磨砺高洁人格、寄托人生理想的最佳环境与媒介。于是，洞庭月色、长江秋月等都成为词人反复吟咏的题材。这些词作构筑的开阔水面与明净的月色交相辉映，形成了空灵的意境，折射出词人的人格追求。例如张孝祥的《念奴娇》：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这首词的上阕主要是写景，景中寓情。第一、二句是说，已经临近中秋了，这浩瀚的湖面竟是碧空万里，水波不兴，一派秋高气爽、玉宇澄清的景色。这里的“青草”指的是与洞庭湖连成一片的青草湖，又名巴邱河。青草在南，洞庭在北，自来并称。第三、四句的“玉鉴琼田”形容湖水的明净光洁，“三万顷”是指湖面的广阔，点出了在这美玉一般的偌大湖面上，扁舟一叶真似仙境。第五到第七句进一步描述在月光下的湖面，上下辉映一片晶莹，天上人间如同共处在一个玲珑剔透的琉璃世界中。“表里俱澄澈”，既是写景，也寄寓了作者高超的精神境界。最后两句点明这种极妙境界是只可意会难于言传的。这里大概不是指景，主要是指心物相融的美妙体验。词的下阕着重抒情，意转激昂。开头三句是他的内心独白。“岭海经年”的“岭海”一作“岭表”，指五岭以外的地区。这里是指作者被贬担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岭南过了一年。“孤光自照”，就是不管别人是否理解，自省无愧于心，表明了作者的孤高心态。“肝胆皆冰雪”与上阕的“表里俱澄澈”可以互为呼应，意思是他襟怀坦荡，如同冰雪一样晶莹。第四、五句略带几分萧瑟，但他不无骄傲地说：虽然现在头发少了，衣衫单薄，但在这冰凉的夜晚，他仍然稳稳地泛舟在这碧波浩渺的湖面上。接下来三句更是气魄雄伟，他要汲取长江的水以为酒，把北斗星当作酒杯，再请天上的星辰万象作为宾客来和他一起细斟慢酌，可谓豪情万丈。整首词的景色描写均从大处着手，突出表现的是“澄澈”之境，并与词人“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的人格交相呼应，实乃自然之境与理想人格的相互融合。再看这首小令：
吴淞江影漾清辉。山远翠光微。杨柳风轻日永，桃花浪暖鱼肥。东来西往，随情任性，本自无机。何事沙边鸥鹭，一声钦乃惊飞。
——张纶《朝中措》
这首词着重描写的是渔父生存空间的湖光山色，本该是词作表现主体的渔父却被淡化了。江水清澈，倒映出远山、垂柳、桃花。山色欲滴，风轻日暖，桃花灼灼，扁舟、渔父宛在其中。原本为实的渔父，此时虚化为背景，原本为背景的湖光山色，此时却由虚转实，面向观众。这样的艺术处理，像是有“无我之境”的特色，实际上却强化了渔父心灵纯净、精神自由的特质。渔父并非退出了这个背景，而是一种沉醉之后的淡化。此类境界作品在宋词中还有很多，如“雯天空阔，云淡楚江清。独棹孤篷小艇，悠悠过，烟诸沙汀”（秦观《满庭芳》），“秋水无痕清见底。蓼花江上西风起。一叶小舟烟雾里”（谢逸《渔家傲》），“清昼永，幽致夏来多。远案参差风飏柳，平湖清浅露翻荷。移掉钓烟波”（李纲《望江南》），“一碧太湖三万顷，屹然相对洞庭山”（向子諲《浣溪沙》），“琉璃为地水精天，一叶渔舟浪满颠”（蒲寿晟《渔父词》）。这些作品虽然对渔父作墨不多，但是渔父的精神却清晰可见，渔父的身影也依稀可辨。这类寄情山水词对湖光山色的描绘，多以清丽疏隽见长。这是因为湖光山色本身展现的就是一个自由的所在，而渔父词以闲适的心理、愉悦的精神在这个纯然无暇的清空境界里，寻找自由，享受自由，热爱自然。扁舟、渔父活动的这个空间，正是自由精神的故乡，是渔父身心寄托的自由空间。
总的来说，寄情山水词在作品的整体风貌上，呈现出一些有别于享乐词甚至不同于渔父词的哲学意蕴和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将自然人格化。在这类作品中，作者常常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到外在的自然世界，赋予自然山水以人的感情和个性，将自然转化为作者内心世界的自然，将自然当作自我精神的复归之所，注重表现自然景物与审美主体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外在世界与自我世界互相交错、合二为一，从而实现内心的宁静与平和。这也是词体艺术的最高境界。一如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所言：“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下面两首词即可明白二者的差别：
枕簟溪堂冷欲秋。断云依水晚来收。红莲相倚浑如醉，白鸟无言定自愁。书咄咄，且休休，一丘一壑也风流。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
——辛弃疾《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苏轼《鹧鸪天》
这两首词词牌相同，词作也都以“红莲”、“白鸟”为意象，但二者体现的情绪、意蕴却截然不同。在辛弃疾眼中，红莲带醉、白鸟含愁，这完全是词人退隐归乡后无力报国的强烈的主观情感投射的结果。而苏轼词中全然不见丝毫愁苦，有的只是词人悠然的身影、悠然的心态，以及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自得与珍惜。一种景致两种风格意蕴，体现的是词人不同的精神，是词人内心自然的不同所决定的。二是主体抒情性突出。词人往往在词中直接展现其内心情愫，表现外物与自我、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冲突，并用达观之语自我消解。词人的主体意识十分强烈，有时就按捺不住地要议论说理。他们常能突破对生命感受的经验性层次，而进入自觉观照、体悟生命意义的境界，使闲逸词具有理趣色彩。闲逸词人多抱幕天席地、友月交风之情怀，故其在悦目赏心之时，视自然为大美、真美、全美，注意心与物的交融，从自然中体悟其活泼的神韵，将其本样的美感加以表现。在闲逸词中，自然山水总是显得那么富于生气，那么亲切动人，使人悠然会心。三是风格以平淡空灵为主。在自然山水中徜徉吟咏，处处所见的是清疏高远的物象景观，与词人淡泊宁静的襟怀相遇合，经过艺术转换，便形成了闲逸词那种平淡空灵的主导风格。它不同于豪放词的雄杰，不同于婉约词的柔丽，也有别于风雅词的典雅，往往显得飘逸高妙，出语平淡。但是，平淡却非寡味，恰恰是最醇厚的人格，才具有举重若轻的魅力，最纯粹的技巧，才能造景于无痕。清代郭麐《词品》就将此类词放入《高超》一品，他说：“行云在空，明月在中。潇潇秋雨，泠泠好风。即之愈远，寻之无踪。孤鹤独唳，其声清雄。”可见，闲旷山水词呈现出来的简淡、空灵风貌，是词人对生命的超越，对现实深悟后的超越，也是对传统艳情词创作的突破。
休闲，往往是触发灵感，创造杰作的温床。词体的创作，往往就是文人处在闲暇之时，灵魂静静开放的结晶，所谓情由休闲起，文自遐思生。词的休闲作用与价值，就在于在精神层面上实现了文人的宣泄与放松。另类于传统诗文的词体的产生与存在，使处于儒家正统思想禁锢下的文人，拥有了放置另一个分裂的自我的空间，拥有了一个摆脱传统道德约束、释放被压抑的自我的机会，或“男子作闺音”，借女性传递心迹；或携红唤绿，以词与红粉佳人传情，不仅晚唐词人白居易、温庭筠、李璟、李煜如此，即使是宋代王安石、欧阳修、苏轼这样的大儒重臣，辛弃疾、张元幹这样的铮铮铁骨，也毫无顾忌地在词作中展示自己细腻微妙的情感世界和男欢女爱的恋情。此时，词作为一种特殊的休闲文化形态，在被创造、欣赏、建构的过程中，让词人感受精神自由的快乐，使他们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归依，进而保持精神的平和、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