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人算作男子汉大丈夫？凭拳脚欺行霸市、鱼肉乡里者不能算，凭权势作威作福者不能算，平日里慷慨激昂、遇到事情要么做缩头乌龟，要么像兔子一样跑得比谁都快者也不能算。只有那些以大义为重、敢于担当、勇于任事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位外表文弱，气冲斗牛的男子汉。
（1）向皇帝上疏极言用人之道
咸丰皇帝继位以后的时局颇为艰难，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起义正在广西地区酝酿成熟，时刻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政权。为挽回人心，渡过难关，除罢黜穆彰阿和惩办耆英以外，他还颁诏求言，封章密奏。许多朝臣应诏陈言，直谏流弊，一改道光年间“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利病”的局面。曾国藩认为革除弊政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两年内连续上奏折，直陈时局利弊，希图说服咸丰皇帝，采取措施，革除弊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整顿。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三月以后，他连上两道奏疏，陈言用人之道。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指出：“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他首先明确指出朝廷内外官员所存在的问题：“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有为。”曾国藩对官场内外恶习的概括，可谓透彻、独到。使官员成为有用之才的方法，即“转移之道”，“莫若使从事于学术”，在官员中树立学习与研究的风气，以提高官员的素质，而“又必皇上以身作则，才能操转移风化之本”。培养官员的方法有数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对于人才的培养、利用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考察官员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奏折”的形式。他列举本朝以来，“匡言主德者”的直谏事例，希望咸丰皇帝能坚持“求言甚切”的作风，“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教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钞而已。此外则只看见有益，当初看不到也有害。”他在极力呼吁咸丰皇帝重视人才的同时，针对咸丰初年官吏腐败、堕落、人才缺乏的严重问题，在第二道奏折《条陈日讲事宜疏》中，竭力推荐李棠阶、吴廷栋、严正基、王庆云、江忠源五人可用。虽然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奏折评价很高，但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而广西的政治局势却愈演愈烈，不久便在广西金田村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清朝的政局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
（2）冒着罢官送命的风险上疏直谏
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初十是洪秀全38岁诞辰，“拜上帝会”农民群众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定国号为太平天国，洪秀全称天王，改明年为辛开元年，留发易服。以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并决定立即向外发展。清政府对于广西的情况最初了解甚少，而对拜上帝会的情况，则知道得更晚。初期，清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遍地开花的天地会方面，直到金田起义前夕，清军曾与拜上帝会发生了两场战役，一是思旺战役；一是蔡村江之战，经过这两次战役，使清军认识到了拜上帝会的力量，尤其是蔡村江一役，使浔州清军不敢与之再战。钦差大臣李星沅是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初二日抵达广西桂林的。李星沅，字石梧，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学政、知府、粮道、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李星沅奉命入桂，对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采取了“厚集兵力”，进攻金田村的方针，认为：“此股一破，其余都瓦解了。”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二十日，李星沅奏报咸丰皇帝：“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政、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上帝会，擅贴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群盗实在太猖獗，必须先集重兵才能攻克，一鼓作气，聚而歼灭。”这时咸丰皇帝才知道韦政（韦昌辉）、洪秀全的名字，但把韦昌辉当成主要领导人。太平军与清军相战两个月，连占许多地方，李星沅、周天爵、向荣连吃败仗，相互责骂，束手无策，这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曾国藩于咸丰元年三月（1851年4月）再次上疏——《议汰兵疏》，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加强武备的具体措施。他说：“臣窃维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面对财用不足，应从根本上杜绝不必要的开支，其中节饷就是一项。他列举了各地军队的种种腐败状况后指出，“医者之治病痈之甚者，必割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弱卒，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否则，是无法改变武备废弛的现状。其后，他又大量列举了“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提出“欲请汰兵五万，仍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骤而裁之，如若实现此项计划，每年可省饷银120万两，若专用于救荒赈贫和废除捐例，可以使社会情况和吏治又得以改善，并能够促动军队的训练。”对于咸丰帝的征言纳谏不能估计过高，他只是想力求挽回人心，对于革除弊政并没有真正的决心。继位盈年，朝政并无起色，而从广西传来的作战失利的消息，却源源不断。凭着对清政府的一片“血诚”，于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再上一疏《敬陈胜德三端预防流弊》，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目的就是要杜绝咸丰皇帝由于年轻而引发的骄矜之气和扭转朝野上下的“惟阿之风”。奏疏中，他率直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他认为皇帝的第一样“圣德”是敬慎。每当皇帝祭祀之时，“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琐碎之弊病在于，见小而遗大，谨其所不必谨，而于国计之远大者，反略而不问。他批评咸丰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发往广西的人员安排不当。这对于当时自上而下的避重就轻，涂饰细行，以求容悦取宠的作风，不啻为无情的棒喝。皇帝的第二样“圣德”是好古。皇帝于“百忙之中，养修精神阅览古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辨别不仔细，其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
文饰之弊端，在于崇尚虚文而却不务实际。他直言咸丰皇帝徒尚虚文，不求实际。奏折说：“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最终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最终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只是装饰一下纳谏这张虚假的文章。”皇帝的第三样“圣德”是广大。皇帝“娱神淡远，恭己自乐，旷然若有天下而不给，这是广大之美德。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曾国藩批评咸丰皇帝刚愎自用，自食其言。“去岁求言之诏，本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乃近来两次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又说：“今军务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然广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这是我区区之大惧。”总之，他想借助于尖锐的批评，以达到促成咸丰皇帝革除弊政的决心。专制政治的弊病，莫如专制者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草芥。曾国藩洋洋洒洒，痛陈咸丰皇帝的错误，这并非专制皇帝所乐意听闻的。况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人为保求功名，也决不肯将逆耳之言向皇帝陈述，以免顿罹不测之祸。曾国藩上此奏疏确要担一定风险。因此，他说：“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但他出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封建国家的一片赤诚，甘愿冒此风险。“盖以受恩深重……，若于此时不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惟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奏折送上之后，咸丰皇帝披览未毕，则大动肝火，“怒摔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加罪他”。只是由于大学士祁隽藻一再疏解，才免获罪。咸丰皇帝虽降旨褒奖他敢言，命他兼署刑部侍郎，但他的心情却由此变得沉重。面对专制政权的淫威，他不得不谨慎处之。一个月后，他在其奏折中表示：“臣材本疏庸，识尤浅陋，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及汲黯之思诚，但师其憨。”表白其似有悔恨之心情。
封建时代，士大夫虽享荣华，高高在上，但伴君如伴虎，动辄得咎，一言不慎，可能身家性命都得赔上。但是作为一种规律，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在社会剧烈动荡的重要关头，君心思变之时，即使是平常的暴戾之君，也往往能听一些臣下的逆耳之言，这个时候，对于某些能察其变的人来说，可能就是个机会。而曾国藩碰到了这个机会，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因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与此时给咸丰留下的印象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