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机会是人生最大的遗憾。许多难以成就自己的人，在这方面总是吃尽了苦头，应当引以为戒。曾国藩是一个捕获机会的大师，因为他把自己当做“猎手”，把任何一次机会都当做“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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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很多机会，成功者的不同之处就是像猎手追寻猎物一样，善于抓住机会，把每个机会变成向上攀升的阶梯。在曾国藩的成功历程中，该抓住的机会他都抓住了，并使这些机会得到了最充分地利用。
曾国藩善于借下——借手下能人的力量为己所用：也善于靠上——依靠上层要人的力量为自己撑腰说话。一个人能力强只是其成功的要素之一，而善于借势是促其成功的明智之举，这样的机会在一生中抓住那么一两次就够了。
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他1838年中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1847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849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载四级，迁擢不次。”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得更加坦白：“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曾国藩升发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声望；一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援引，无论他多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要在十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颇能洞悉内情的王闿运就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大都持同样看法。中国唐代及其以前诸朝，丞相有相当一部分权力。自宋以下，相权渐削，君权日重。及至清代，事无大小皆由皇帝专决，相权也就微不足道了。穆彰阿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党同伐异。无所不用其极。鸦片战争时他打击抵抗派，陷害林则徐，极力怂恿道光皇帝对英妥协投降，就是施展的这种手法，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多年来，他利用衡文大权，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遂致“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曾国藩戊戌年会考中式，正总裁就是穆彰阿，二人遂有师生之谊，时相往来。曾国藩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1843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在此之前，曾之秩品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一些稗史曾对曾国藩官运的这一转机作过生动的描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当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暂歇。第二天到了皇宫某处，却发现并非往日等候召见的地方，结果白白等了半天，只好退回穆宅。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问曾说：“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
见曾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干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嘱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明辰入觐，则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曾国藩“缀缀向用矣”。曾国藩对穆彰阿也极为感激。穆被罢职后，曾每过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后，曾赴任直隶总督前进京晋见时，还专程拜访穆宅。后来曾赴天津办理教案，恐自己再无机会进京，又专门写信令其子曾纪泽再次前往穆宅，向穆彰阿的儿子萨廉致意。
曾国藩出身中小地主，生长僻远山村，如果没有科举制度，无论他多么聪明能干，刻苦攻读，都不可能爬上官僚阶层。就他个人来说则尤为幸运，其科考之顺利，升迁之迅速，地位之显，兼职之多，都是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所望尘莫及的。而在这一过程中，穆彰阿这一要人的提携之功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