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麓与陈庆华，对我来说，都处于师友之间，一向以学长视之。
1956年暑假，学校让我到北京参观学习，并顺便购买历史博物馆编制的一套中国近代史图片。1949年南下以后，我一直僻处武汉，与外界颇为隔绝，又是第一次到首都北京，所以事事都觉得很新鲜。当时教育部正在召开师范院校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讨论会，到会者限定为副教授以上，因此只有少数人参加，其中便有陈旭麓。我刚评上讲师，当然不够资格，但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北大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承担，我又恰好借住在该校招待所。承蒙陈桂英、龚书铎的帮助，让我们非正式地列席此次会议。
我早年性格内向，不善交际，又是第一次列席这样层次的会议，所以颇感拘束，只是默默聆听王仁忱、孙守任两位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倒是上海师院（今上海师大）的魏建猷怕我冷落，满面春风地给我送来一杯茶，使我受宠若惊，反而更加忐忑不安。会议休息时，陈旭麓热情地邀我到他房间小坐，问长问短，并鼓励我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那天会议讨论的是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恰好我已做过一些研究并写过一篇论文，所以复会后便鼓起勇气参加讨论。当时“双百方针”刚刚提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又是争鸣的热点，所以讨论相当热烈。会后，《历史研究》发表了我的论文摘要，使我深受鼓舞。
20世纪50年代不像“文革”以后，人文社会科学很少开什么全国性学术会议。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口号的鼓舞下，报刊上学术讨论曾经热闹一时，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接着又是1958年“教育革命”拔白旗，史坛一片冷寂，同行之间连书信往还都极少。直到1961年召开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我才再次见到旭麓。他与夏东元、胡绳武、金冲及等已有辛亥革命方面的论著多种发表，是会议上的热点人物，但他们对我这样后进地区的后进分子却颇为提携。会议安排我第一个在大会宣读论文，他们都很高兴，旭麓连说：“这是我们上海代表提议的。”我自然非常感激，但由于会务工作繁忙，未能与他们深入交谈。
我与旭麓交往比较密切是在“文革”以后。他对多卷本《辛亥革命史》的编写和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的活动非常关心，虽然并未给以顾问之类名义他却每会必到，并且提出许多非常中肯的建议。我们也常请他为学生演讲，他也有求必应，尽管那浓重乡音很难懂，需要找人不断写黑板或“翻译”。老实说，我对“文革”前的旭麓文章并不喜欢，觉得大多较为平淡且无新的突破。但“文革”后旭麓的思想和文风都大为解放，几乎每篇文章都闪烁着思想火花，常能提出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如爱国与卖国、革命与改良等等，因此所到之处都受到众多青年学者、学生的热烈欢迎。进入80年代以后，他研究的层次也进一步提升，思考得较多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新陈代谢问题，因此他的文章便增添了哲理性，更加耐人寻味。但他却很难专心致志撰写自己的学术专著，因为对青年太热心，凡有求上门的事，如审阅文稿、参加会议、做学术报告等等，几乎来者不拒。我每次到他家中叙谈，总是看见书桌上堆满四方八面送请审阅指点的文稿书稿，好像是永远还不清的债务。旭麓又特别认真，对送来的稿件一丝不苟地阅读，并且提出详尽改进意见，有时还亲笔为之修改。为培养青年一代学者，真不知耗费多少心血！
但他在华东师大的处境并非甚好。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太多，同事之间几十年相处，难免相互磕磕碰碰，特别是“文革”期间派性斗争反反复复，弄得人际关系紧张而又复杂。旭麓不幸也卷入漩涡之中，而且在“文革”后继续成为有些同事揪住不放的攻击对象。其中是非曲直外人不得而知，他也从未向我谈过这些内情，倒是与他对立者有时向我透露若干情况。我过去的学生谢天佑是同情他的，经常为旭麓鸣不平，但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人（也是我的朋友）便怀疑我是否偏袒旭麓。自1981年以后，我与许多外地友人一样，把华东师大历史系视为是非之地，每到上海宁可借宿复旦或上海社会科学院，借以避免不必要的猜疑。1983年我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评议组工作以后，了解有关情况稍多，觉得旭麓确实有点受压抑。例如他建国前即为副教授，但在1981年我们这些晚辈都提升为正教授后，他却迟迟未能晋升。再如他本身的学术水平与培养人才之众多，早就为海内外史学界所充分肯定，但却迟迟没有取得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资格。在评议组内，戴逸、张岂之等常与我议论此事，都认为不应该以个人恩怨与历史陈账干扰职称与学位评定工作。若干年来我们为此做了大量努力，学位办公室对此也有相当理解，但阻力毕竟很大，干扰纷至沓来，直至旭麓猝逝都未能解决这一问题。
旭麓死得过早，过于突然，但我不认为是由于郁郁不得志，或是受了什么闲言碎语的极大刺激。他相当豁达且意志坚强，并非斤斤计较的心胸狭窄者。尽管我已负责评议组的召集工作，但他从未向我有所申诉，也从未托人向我有所影响，完全听凭评议组的客观判断。每逢有人谈起这些事情，他多半一笑置之。他有自己的学术追求，对青年更充满爱心，头脑里已经容纳不下个人得失的考虑。死前那几年，他到处开会，到处做报告，发表一篇又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而家中书桌上还有那一摞摞永远看不完改不完的年轻人文稿书稿。他已经做得太多太多，他还想做得更多更多。他是太累了，太累了，非常非常需要休息，而永远也得不到休息闲暇。只有死亡才能强迫他休息，赐以永远的安眠，何况又几乎没有什么痛苦，这是他的幸福。旭麓生前，我常以四川新都宝光寺一副对联劝慰，那下联是：“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如以不了了之。”这死大概也就是不了了之吧！佛理深邃，佛法无边，阿弥陀佛！
旭麓死后，上海史学界曾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有许多满怀深情的悼念发言、悼念诗文，还出版了厚厚的纪念文集。他的未竟之大作（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新陈代谢），也经由弟子们的认真整理而正式出版。奉献终身，生死无愧，旭麓可以安心永远休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