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就是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社会可以做好的就让社会去做，政府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激发更大的活力，这样才能形成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是新一轮改革的核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新决策、新举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和最新发展。其中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是，明确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按照这个要求，提出了经济领域众多新的重大改革举措。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和发展，将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重塑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重构新型政府—市场—社会治理模式与关系，首先要求从制度上保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不可回避地涉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关系问题。
2013年全国两会结束之际，李克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表示，“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是政府“放”的重要内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减少对微观经济干预、更多发挥市场自身效率的重要体现。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显示“壮士断腕”的决心。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政府在放权的同时还需要“把该管的事务管好”，这在当前更具有重要意义。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提出两个理论创新，表明了中央明确坚定的态度。第一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第二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定位，不但肯定了市场的作用，还将其提到了很高的地位，表明了党中央明确坚定的态度。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现有体制在许多重大方面“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使之逐步完善。遗憾的是，有的人不把中国经济的茁壮成长归因于改革开放，却把它归因于“强势政府”动员和分配资源的超强权力，于是要求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府对市场的“驾驭”和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控。各级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不但没有削弱，相反还不断增强，这严重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应有作用。这样就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以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要特征的旧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使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宏观经济失衡等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二是由于各级政府手里掌握太多太大的资源配置权力，造成了权力寻租的庞大基础，也使腐败蔓延，难于遏制。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再到新自由主义思想推崇并由英国撒切尔首相和美国里根总统实行的解除管制和私有化政策，从“华盛顿共识”到次贷危机之后欧美发达国家大规模救市政策以及当前强化全球治理结构的趋向。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必须发挥政府应有的宏观调控作用，关键是要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界限，精简行政权力，达到政府、社会、市场三种关系的和谐统一。
专栏 省委书记纵论政府和市场、社会关系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下一步改革要着重解决“越位”与“缺位”的问题，“越位”的要归位，“缺位”的要到位。要归位的，是尽可能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要到位的，是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管、保障社会公平。
◎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办法，将某些公共服务事项通过委托、承包、规划等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承担，促进公共事务管理向“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的方向转变。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等“自我革命”，要认识到我们手中的权力本来就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只不过是代理人，要认清这一基本原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自觉地放权于民、放权于市场、放权于社会。
三十多年的转型使政府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目前已从政府严格排挤市场并深入控制社会的全能主义治理模式中走出，初步形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并存与互惠共生的现代治理模式。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打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零和博弈”的传统思维模式，使之形成相互增进的“正和博弈”模式，要以大部制改革为切入点，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龙头，以社会综合体制改革为重点，逐步建立“简政府—活市场—惠社会”的新型架构。
建设“简政府”，继续加快深化转变政府职能。针对目前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同时并存的现象，各地要以简政放权为切入点，推动政府由传统的管控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推动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为主，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由以提供经济性公共产品为主，向提供经济性公共产品和社会性公共产品并重转变；由以政府管理为主，向以吸纳社会全面参与的公共治理转变。
激发“活市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把政企分开作为企业改革的主要任务。但时至今日，“国进民退”和垄断经济的现象仍然存在。而有活力的市场，首先必须是多元化结构的市场体系，要营造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环境，在推进结构改革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构建“惠社会”，形成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惠而不费”是解决公共服务产品短缺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目前，各地正在积极推进向社会放权，将大量事务交给社会团体、中介机构和社会组织来处理，让民间力量参与社会管理，构建协同善治的格局，形成“大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和社会自我修复能力。要在登记、资金、项目、场地和服务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同时要大力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社合作方式，将涉及政府公共服务、事务性强的部分事项，通过公开招标、委托管理等方式，向各类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简政放权：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
新一届中央政府开门第一件事就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李克强在首次记者见面会上，提出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随后国务院“言出必行，说到做到”，一连串组合拳取消和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审批事项，开弓没有回头箭，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意志，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
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全会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全会决定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行了部署，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简政府”的核心：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
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到哈耶克的经济理论，如何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争论不休的话题。当前，中国决策层正赋予这个学术命题以中国现实内涵。习近平在武汉考察时提出，要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政府做了许多不该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许多应当做、应当管的事情又没有做好、管好，这极大束缚了市场潜力和效率的发挥。因此，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政府必须进行自我革命，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专栏 李克强纵论政府职能转变
2013年3月17日首次记者见面会
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
2013年5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既要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又要把该管的事务管住管好，既防止放不到位，又防止出现监管真空。今后，政府一般不再新设行政审批事项，确需新设的必须严格遵守行政许可法，切实防止行政审批事项边减边增、明减暗增。
2013年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加快形成改善公共服务的合力，使群众得到更多便利和实惠。
2013年8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配套措施，主要为防止审批事项边减边增、明减暗增，也为企业“减负松绑”，激发市场活力，营造公正发展环境。
2013年9月11日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
本届政府开门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年以来已取消和下放了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
李克强在首次记者见面会上，就提出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并承诺本届政府将下决心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行政审批。第二天，李克强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内容是加快推进机构改革，落实任务。作为“厉股份”的学生，以及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总理，李克强在其经济学理论形成之始便明确了市场在资源有效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政府通过简政放权，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把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为各类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
当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政府这只手还很重要，还必须有力，尤其是在稳增长和保就业的上下限之间，政府的宏观调控之手还必须发挥决定性作用。“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管理思路，新一届政府并未全部放弃。实际上，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必需的，关键是要找到薄弱环节，不能像以前那样以“铁公基”项目为主导，实施“大干快上”的增长思路，而应主要服务于民生领域，让增长和民生兼得。
“简政府”的关键：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
“简政府”的关键，就是“简政放权”，实现从“审批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最终终结审批制这个“鸦片烟”。放权，是这次机构职能转变的一个鲜明特征。新一届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国务院部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减少三分之一。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陆瑞安指出，“简政放权”将减少政府对配置资源的影响，减少私营投资的交易成本，使市场“无形之手”发挥作用。在实践层面，上海自贸区的获批是审批制度改革的典型案例。在外商投资管理体制上实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行国际通行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虽然与“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根本相反的管理理念，负面清单，是告诉外商只有清单里规定的事不能做——“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上海自贸区的审批改革获得了全国人大的通过，“法律尺度突破”体现出了法治精神，诠释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
作为简政放权的另一个方面，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管住管好该管的事，放和管两者齐头并进，正如李克强强调的那样，“这次转变职能，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也就是说，要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扭曲现象的发生，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目前不少地方还存在“错放”“空放”“乱放”的现象。特别是对民营资本、民营企业，不能再制造隐形障碍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
“简政府”的攻坚战：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互动中把公共服务“穿起来”
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建立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打造服务型政府，让改革和发展成果惠及最广大群众。2013年5月13日，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必须把政府的作用与市场和社会的力量结合起来，要深化改革、利用市场机制、创新供给方式，更多地利用社会力量，加大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力度。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
简政府的攻坚战已经打响。北京市民政局下发通知称，将向社会组织购买参与未成年人保护试点服务项目，对象为社区服务中心、“社区青年汇”等区域性机构和组织。与政府部门相比，社会组织更能敏锐洞察社会需求，填补政府公共服务真空，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建立良好的润滑功能系统。政府要做的，就是深刻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各方面的需求和供给“穿起来”，特别是要“搭好平台、明确规则”，努力在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形成公平透明、体系完善、成熟稳定的制度安排，通过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不断完善城市功能。
2013年9月，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在市委四届三次全会上就行政体制改革问题特别强调，要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优化政务流程，提高行政效能。要把重点放在“保基本”“补短板”“兜底线”上，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努力实现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统一市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富有活力、创新导向、包容有序、法治保障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会做了说明，进一步强调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他表示，中央认为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做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
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季”亟须突破五个“半市场”
2013年是改革开放35周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1周年，完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0周年。始于1979年那个春天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当初并没有一个具体目标方向性的正式称谓，多少年后人们称这个时间段的改革为市场取向的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后来的十四大，正式把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十六大更是明确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5年改革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市场化的基本取向，市场经济成为改革的主体内容和方向指引。“第一季”的市场改革，书写了中国发展的精彩故事。
但是，目前的市场经济只是走在半途上。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于路径依赖，这种转型并不顺畅，并突出表现为以下五个特征：半市场、半计划；半市场、半管制；半市场、半垄断；半市场、半权力；半市场、半法治。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突破五个“半市场”的问题，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广泛考虑各方面意见，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却是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观点。“决定性作用”和“基础性作用”，这两种表述不是矛盾和对立的，而是一致和衔接的，前者是在后者基础上与时俱进的发展。“决定性作用”的表述，在理论上更为明确、到位，对于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更有针对性，是中国改革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这个新表述有利于进一步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开创中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
专栏 夏宝龙：坚定不移走市场转型之路
2013年10月，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对义乌市场发展做出重要批示。义乌市委书记李一飞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研究义乌市场转型之路。会议强调，要继续保持义乌市场优势，就必须做好市场转型发展这篇文章。下步要继续抓好市场转型发展的几个关键环节：一是做好传统贸易、线上线下贸易融合发展的文章；二是壮大培育进口市场，尽快设立B型保税物流中心；三是狠抓物流补强，整合货运多式物流优势；四是深耕内贸市场，实现内贸、外贸联动发展；五是加快市场“走出去”步伐，构建辐射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分销网络；六是深入推进金融专项改革，积极培育贸易金融、贸易链金融。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这不仅指明了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性，而且指明了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的基本方向。
第一，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着力清除市场壁垒。要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规则，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同时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允许外国资本进入的同时允许国内资本进入，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同时，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环境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快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
第二，坚持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原则，加快形成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的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共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的作用。
第三，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形成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政策。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建立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第四，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创业板和场外交易市场建设，大力发展和规范公司债券市场等，完善市场结构和运行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稳步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培育外汇市场，积极发展保险市场，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曲线。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落实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
第五，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推进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企业化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同时，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特别要整合科技规划和资源，完善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依照规定应该开放的一律对社会开放。建立创新调查制度和创新报告制度，加快构建公开透明的国际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
专栏 建成七年未用 一座跨省桥背后的“统一市场”难题
2013年10月10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分属于河南省和安徽省的淮滨县和阜南县相隔着一条洪河，尽管七年前连接两地的大桥便已开始投资建设，但今天它却仍未通车，摆渡依旧是居民们的唯一选择，这座桥也成了一座“断头桥”。报道发表评论认为，一座本可以成为兄弟省份合作建桥，打造跨区域“统一市场”范例的桥，为何时至今日仍是梦想？“统一市场”又因何而难？透过洪河大桥，依稀可窥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病因。然而，事实又不止于此。在山西吕梁，民营煤企和国有煤企还在“拉锯”；在LED产业颇具规模的广东，业界还在关注何时能有LED的国家标准，统一市场仍然任重道远。
社会建设：着力破解十大问题
重构政府、市场、社会新型治理模式，必须深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2013年9月26日，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NO。2》。针对目前中国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社会管理蓝皮书》指出，城市化在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发展潜力的同时，也给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带来一系列巨大的挑战，一些长期性、根本性、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一些新的矛盾集中凸显，并集中表现为十大发展难题：流动人口如何融入城市；特殊人群如何融入社会；“两新”组织如何发挥作用；矛盾化解如何提升能力；虚拟社会如何有效管理；突发事件如何及时应对；民意诉求如何畅通渠道；社区自治公众如何参与；政府公信如何重新塑造；公民社会如何依法治理。可以说，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顶层设计要架构“社会委”，统筹推进要注重“四个一”
社会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大力推进顶层设计，重点是构建一套完善的宏观制度体系。对于经济工作，中央有财经领导办公室统筹各个经济部门进行决策。但对于社会工作，迄今并无一个统筹部门。结果社会工作往往分散在各个部门，各个部门由于存在部门利益，很难进行统筹解决，这就造成社会建设“纵向不畅通，横向无合力”的尴尬局面。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指出，当前经济社会的突出特点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保持同期稳定，社会问题确实多发凸显。群众需要在社会体制方面实施变革，其中最主要的矛盾在于，目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对此，《社会管理蓝皮书》建议，加强社会建设，必须首先解决“四个一”的问题，即一个完善的领导机制、一个健全的组织机构、一个可操作的指导意见和一个科学的发展规划。
一个领导机制——中央社会建设委员会。当前中国的社会建设缺乏一个国家层面的统筹机制，亟须成立一个中央层面的社会建设委员会，统筹进行社会建设各项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社会建设委员会可隶属于国务院，受党中央和国务院双重领导，从而充分协调与社会发展相关的民政、教育、科学、文化、城建、人口、卫生等各部门，有效推进社会建设工作的有序有效开展。
一个组织机构——一委一办合署办公的组织架构。按照大部制改革的理念，在社会建设的组织架构上采取一委一办合署办公的方式。社会建设委员会下设社会建设办公室和社会工作委员会两个职能部门，合署办公。社会建设办公室接受社会工作委员会的监督、考核。同时，社会建设委员会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任社会建设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社会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应同时是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建议在县级（直辖市为区级）及以上社会建设委员会的组织机构的设置上，按照“上下有别、分合有序”的原则，成立社会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作为政府职能部门，负责本地区社会建设开展调查研究、进行统筹规划、提出政策建议、加强指导协调；建立并完善社会工作委员会，作为上级党委的派出机构，根据上级授权，负责对本地区新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党工作的指导、协调、研究和督查。社会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与社工委合署办公，地方党委、政府的一把手共同对本地区的社会建设工作负责。
一个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为契机，结合践行伟大中国梦的新形势新要求，制定一个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要求、凝聚社会体制改革共识、全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社会建设指导意见，在政策层面形成推进社会建设的强大推动力量。
一个总体规划——“十三五”国家社会建设与发展规划。在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上，要根据社会建设的“三步走”战略，制定社会建设的五年规划和社会建设长远发展规划。围绕全面实现小康和“两个一百年”目标要求，制定一个贯穿“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的社会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另外，社会建设规划应明确把社会建设划分为三个阶段：改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加强创新社会管理，为第一个阶段；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理顺社会关系，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现代经济结构相协调的合理、开放、包容的现代社会结构，为第二个阶段；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现代化，为第三个阶段。
探索新型治理模式，社会组织要破除四大障碍创新五大路径
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它需要形成一种国家、市场、社会相互合作的多元治理网络。这其中比较大的难题是如何提升社会主体，即各类社会组织和公众在改善民生和建设良性社会秩序中，参与社会治理的公共意识和实际能力。现实中，政府的行政管理改革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规划推动，市场组织参与治理，可以通过市场比较明确的资源配置机制来牵引，但社会组织在新一轮改革进程中参与社会建设的公共意识，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实际能力，都不是较短时期内通过线性的、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培育起来的。因此过去十年来，虽然理论界和政府实务部门都意识到发展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但客观来看，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整体能力和机会空间还很有限。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以及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关系是中国社会建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社会管理蓝皮书》指出，虽然近年来中国社会组织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多，能力也有所提升，但总体来说“社会”弱小的局面还很难改变，还难以接替政府转型以后转交给社会的大量工作，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社会组织发展的认识性偏差。主要表现为缺乏政府的信任与合作、缺乏社会认同。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信任不足导致了社会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差、民主自治能力低、政府参与程度不足。同时，大多数公众对公民社会理念还不熟悉、不理解，社会组织的公益性活动很容易遭到社会公众的怀疑，一些社会组织的活动甚至经常被指责为“作秀”。
二是社会组织发展的结构性失衡。从外部结构看，与政府、事业单位和企业相比，社会组织存在数量少、实力小、资金缺乏、能力不强、效率不高、内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从内部结构看，社会组织在各主要领域的发展不均衡，尤其是符合现代社会组织结构需求的国际及其他涉外组织类、科技研究类占比较低。
三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包括法律法规不健全、政策配套滞后和管理体制的不完善。特别是一些地方虽然放宽了社会组织的登记门槛，但是社会环境、信息披露等机制不健全，来自各方面的监督没有有效发挥作用，导致了部分社会组织趋利化现象凸显。
四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内部性制约。主要表现为定位不准确、资金不充裕、人才不专业以及自律机制不健全。
针对上述问题，《社会管理蓝皮书》提出中国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五条政策路径：在坚持独立性的同时，保证社会组织发展的合法性；在坚持社会性的同时，保证社会组织发展的公益性；在坚持创新性的同时，保证社会组织发展的先进性；在坚持开放性的同时，保证社会组织发展的融合性；在坚持组织性的同时，保证社会组织发展的导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