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有一次谈到，中国的经济搞得这么好，一定是中国做对了什么。套用这个逻辑，在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好的背景下，出现这么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而且日趋复杂，化而不解，那一定是我们做错了什么。
过去三十多年里，政府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但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下，逐渐形成了GDP崇拜，过度地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中心，相对地忽视了社会建设、社会改革和社会工作。2013年6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时透露，除近期改革外，中国正在研究推动中长期全方位改革方案。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临界点，而社会体制改革就是这个临界点的“逻辑起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出现在党的重要文件中的“治理”概念无疑成为一大亮点。《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社会体制改革：中长期全方位改革的“逻辑起点”
全面深化改革至少包括六个方面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其中，社会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六项改革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永远保持高增长。经过一段时期的高增长，政府和社会财富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必须启动社会改革。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表示，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建设的机遇期。如果搞好了，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就会有麻烦。中国可能会经历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经历的痛苦，不死不活，长期停留在人均GDP四五千美元的水平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无望，政治不稳定，社会没秩序。中国最关键的就是社会改革，而社会体制改革可谓意义重大，牵扯到很多利益集团。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是社会改革的先导性改革。
根据国内外的发展情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情况，陆学艺认为，社会建设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两件大事：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第二阶段是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推进新型的城镇化，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第三阶段是到2040年前后，中国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与现代化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现代化社会结构。
转变政府职能的行政体制改革开启了中国改革攻坚克难的新历程，也同时表明社会改革已经成为新一轮总体改革的着力点，也就是说我们正在进入社会建设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突破口和关键是体制改革，而改革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社会建设的成败。社会建设三个阶段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四位一体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发展一样，并没有一个截然分开的界限，而是互有交叉地进行。前一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主，这个转折点就是要转到以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建设为主。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建设为重心。
陆学艺还建议，把社会建设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四位一体排序中的第四，改排为第二。这是因为按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践运行的逻辑排序，经济建设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应该重点进行社会建设，然后是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虽然只一字之差，却代表着中国社会管理从理念到体制的创新。
社会治理和时下流行的政府社会管理概念有着重大的区别。社会管理的主体相对来说较为单一，主要是指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而社会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民都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行动主体。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政府管理社会，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将政府管理社会理解为防范管控社会，这种防控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编织一张严密的防控之网。一些地方和部门将政府社会管理理解为政府对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通过政治动员和行政命令方式达到管理的目的，对方只有服从和配合的义务而缺少应有的权利。
社会治理则强调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协作方式实现对社会事务的合作管理。社会治理更强调多元主体之间协商协调的持续互动过程，而不是单纯的命令和控制，倡导政府社会管理的透明化、法治化和利益相关方参与社会政策决策。社会治理倡导社会自治，倡导参与式治理。社会治理强调尊重社会成员的社会政治权利，主张激发社会成员的权能，使社会成员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拥有发言权和影响力。社会管理包含有社会服务的内容，但社会成员更多的是作为社会服务的对象被动地接受服务而没有更多的选择权。社会治理倡导社会成员主动表达需求，自主提出所需要的服务项目，政府则对项目的实施提供资助，社会组织自主组织实施服务项目并接受资助方的评估。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不再是单纯享受社会服务的被动对象，而是需求的表达者、项目的选择者和服务的供给者。
我们期待，中央能够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推出中长期改革的总体方案，以进一步明确社会建设的顶层设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重要的社会支撑，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现为10个现代化
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还是工业社会的初级阶段水平，而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不协调。经过对比和测算，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10年以上。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可以概括为10个方面的现代化，即民生事业现代化、社会事业现代化、社会体制现代化、社会管理现代化、社会组织现代化、社会文化现代化、社会生活现代化、社会结构现代化、社会安全现代化、城乡社区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
2012年11月，《社会现代化：太仓实践》一书正式首发，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机构的47名专家学者齐聚太仓，举行了“社会现代化：太仓实践”研讨会。这次会议总结出的社会现代化的经验引起各界关注和思考：第一，基层单位要推进社会现代化，应坚持以人的观念转变为先、目标设计以转轨为先、运作方略以转型为先的路径。第二，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是互为动力、互为依托的关系。两者协调发展是推进社会现代化的真谛。第三，社会现代化是一个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让民众增加幸福之“量”，更需要通过社会变革给民众更多幸福之“质”，塑造现代化的社会新格局。第四，推进社会现代化要从更多地为人民群众谋求切身利益做起，引导民众从本地的实情出发，树立一个足以让干部群众人人向往的宏大目标，并带领干部群众去实践和探索，从而真正调动起“党委、政府、社会、民众”四个方面的积极性，造就上下一心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良好氛围。
新兴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意义重大
治理格局：丰富权力主体、重塑治理结构
社会组织的兴起与发展使社会当中的权力主体更加多元和丰富。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能够加入到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来。不同于传统的那种只有政府作为单一权威的管理模式，治理意味着政府并不再是社会唯一的权力中心。
正是由于权力主体的改变，国家的治理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以往的国家治理以政府为“单中心”，从而构成一种“金字塔式”的治理结构，这种格局是“一极的”——政府处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最顶端，它通过行政命令来管理社会。而加入了其他权力主体的治理是一种开放的状态，它变成“多中心”结构，这种结构是“网络式”的，是“多极的”权力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中，社会组织是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它们能够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分担政府的部分行政管理责任。
治理方式：改变权力和资源的运行向度
治理模式下权力运行向度会发生变化。在过去的政府管理模式下，权力的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运用政治权威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垂直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寻求一致目标等方式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基础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依靠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和相互的，这一过程会形成一种交互式、发散性的权力运行方向。
社会组织成为这个新型权力网络中的重要一极，社会组织已经逐渐成为政府和企业之外对资源进行配置的第三种力量。纳入了社会组织的资源分配模式是一种打破“单向权威”的权力体系，这种体系是以破除官本位和人治色彩为前提的权力制度化系统。法治是这一系统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秩序，就无从谈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组织参与到治理中来，能够推动国家权力实施方式的转型。
治理效果：释放治理压力、缓解社会矛盾
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公共问题层出不穷，政府的治理压力不断加大。就公共问题的数量而言，目前从国家到地方所面临的问题都呈现“井喷”之势，这给政府压上了沉重的治理担子。就公共问题的领域看，中国的治理重点和难点逐步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转移。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完善，国家治理经济事务的很多理念、方式和手段已经渐入佳境。然而，复杂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包括社会公正、环境污染、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使社会矛盾日渐尖锐化，国家的维稳态势日趋严峻。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治理主体的加入，势必能够帮助政府分担一部分公共治理事务，同时有效缓解社会矛盾。有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完全可以通过社会组织来提供，这不但可以让政府“减负”，而且能够降低国家行政成本，用一种更为经济的“社会化”路径来达到应对公共问题的治理目标。例如，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某些公益慈善事业由政府直接出面组织实施可能达不到最好的效果，而这方面社会组织的作用非常明显。它们的这些作为树立了社会的和谐形象，改善了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增大了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同时，很多地方政府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来调解纠纷、协助治安等，以此提高“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程度，进而推动地区稳定与和谐目标的实现。
治理图景：提升政府回应能力和增强公民政治参与
社会组织能够在政府与公民的互动中起到很好的中介和组织作用。回应性是治理不同于管理的一个显著特点。公共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达到双方的有效互动。在必要时还应定期地、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治理的目标是达到善治，一个治理体系的回应性越大，善治的程度也就越高。社会组织对于收集、整合与分析民意具有天然的优势。公民的需求、意图能够优先表达给自身所属的或其信任的社会组织，由这些组织加以汇总与提炼，然后同政府进行沟通。这比起公民个人的、无组织性的诉求输入更系统、更有效。
另外，社会组织可以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很多社会组织不仅要求和鼓励其成员积极投身于组织内部事务，也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从既有经验看，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程度要远远高于公民个体。这一现象在农村和城市的基层尤为突出。例如，农民最重要的社会组织——村民委员会，其主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动员其成员参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的选举和村委会的选举，让老百姓自主选择最基础的、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管理者。此外，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动政府改革的强大动力之一。许多社会组织，尤其是那些专业性学术研究团体和民间智库，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公共意识，它们就某些公共问题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谋，充当了一部分政府智囊的角色，从而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还有随着互联网的逐步普及，一些现实或虚拟的社会组织通过网络手段发起网民表达自身对政治问题、政策法规的观点与看法，形成激烈的讨论，让更多人关注自身所处的政治环境和面临的公共决策。
专栏 浙江全国率先规范社会组织建设
2013年9月29日，浙江省民政厅发布消息称，该省决定把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纳入社会信用体系，以加强推动社会组织信用体系建设。浙江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种提高社会组织透明度和公信力、培育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创新举措在全国尚属首创。浙江省民政厅与省发改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社会组织信用体系建设的通知》披露，全省将在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架构内建立起统一的社会组织信用平台，作为“信用浙江”网的“政府、企业、自然人、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五位一体”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之一。省发改委与省民政厅共同制定社会组织信用信息收集、整理、入库和发布机制。
以大平安构筑社会治理升级版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凸显，传统的“维稳”思路面临重大挑战。这些年中央高度重视稳定，但如何稳定是一篇大文章，做不好可能“越维稳越不稳”。对此，一方面需要创新管理，构建“大平安”格局，另一方面还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秉承“大社会、小政府”的法治原则，让社会更加公平公正，才能真正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创新体系。
专栏 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可喜成果
近年来，全国政法机关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平安稳定的源头性问题，着力排查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在加强警务合作、网络化管理、专群结合、信息化作战等方面不断改革创新，全力推进平安建设，打造人民幸福的港湾，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来自公安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五年来，中国杀人案件每10万人发案数仅为0.9起，比日本、瑞士等公认治安最好的国家还要低。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法院各类案件一审后当事人服判息诉率为91.2%，二审后达到99.4%，分别比五年前上升1.2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显示，五年来，对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毒品犯罪等严重刑事犯罪嫌疑人依法决定批捕2642067人，提起公诉2965467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可以说，平安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没有平安就谈不上以人为本，谈不上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谈不上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
2013年5月31日，深化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江苏召开，此前，习近平对平安中国建设做出重要批示，把人民群众对平安中国建设的要求作为努力方向，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努力解决深层次问题，着力建设平安中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平安的源头在基层，平安的治理靠基层。就在深化中国平安建设工作会议开幕当天，中储粮就发生大火，此后，又连发两次火灾，暴露出诸多安全隐患问题，更加凸显源头治理的重要性。
在深化中国平安建设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要求，把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平安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是衡量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指标。这意味着评价体系的更新，平安不平安，百姓说了算。平安建设如果只是围绕指标和排名转，就可能出现忙得团团转、群众不买账的尴尬局面，把工作指针置于群众感受的磁场，才能让平安效益最大化。
坚持系统治理，就是要统揽全局、周密设计、整体推进，使平安中国建设有规划、有目标、有路径、有举措、有保障。深化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提出，各级政法综治部门要牢固树立“大平安”理念，把工作触角从打击犯罪、维护稳定延伸到维护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各个领域。《法制日报》评论文章提出，要牢固树立“大平安”理念，以“大平安”带动平安建设工作的整体提升、全面进步。多年来，浙江致力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的安全工作，统筹化解各领域的不安定因素和安全隐患，形成以加快发展保平安、在平安中实现更快发展的良好局面。而平安江苏创建，将重点从预防打击犯罪、社会治安防控拓展到社会矛盾化解、人口服务管理、公共安全监管、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走出了一条系统治理的新路，为推进“大平安”建设树立了榜样。
平安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不能靠政法综治部门单打独斗，也不能指望某个地区独善其身。孟建柱强调，要牢固树立合作就是资源、就是战斗力的理念，进一步统筹资源、整合力量、健全机制、创新方法，着力构建党政领导、综治协调、部门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工作格局，进一步形成平安建设的整体合力。
如今，在全国许多城市，党政主导、各部门分工配合、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成为平安建设中最卓有成效的工作格局。在陕西，全面推广乡镇（街道）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整合了法官工作室和检察官工作室，集中了综治、计生等8个部门，开设惠农补贴、劳动就业等11个便民服务窗口，推行集中式便民服务。在山西，县、乡、村三级管理服务平台的建立，让基层各部门之间如细胞般紧密相连。
坚持综合治理，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和跨区域联动至关重要。为此，《法制日报》2013年6月1日的社论提出，要积极整合各方面资源形成合力，完善区域联动机制，实现各部门、各地区的资源共享，努力以一地的平安确保区域的平安，以区域的平安确保全国的平安。
把法治保障真正落到实处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管理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党的十八大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把“法治保障”纳入社会管理体制中来。这既是十八大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新提法，也是对加强社会管理的新要求。社会管理法制化将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指导思想、基本路径和主要方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大亮点。国家治理的内涵是如何全面有效地协调社会关系，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法治体系的建立为重要基础，既要通过公权力有效管理社会，也要通过立法来约束公权力。中央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其核心内涵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具体包括强化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建设人民民主，以法治为基础建立规范的国家治理体系等目标，其中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水平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社会治理就是要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清晰界定“权力—权利”以及“责任—义务”之间的关系：行使权力不得超越法定授权，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必须具备合理性和正当性，使权力不越权有监督，不滥用守诚信，做到尊重权利、恪守责任；权利的维护要有必要的程序保障，要有充分的救济手段，也要遵循正当的诉求表达途径，使群众合法权益得到全面保障，公平分享改革成果，并形成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只有充分发挥法律手段在维持社会秩序、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和解决社会纠纷中的功能和作用，健全规范、平等、透明的执法机制，创新公正、公开、公信的司法方式，才能在利益多元、矛盾凸显的社会转型期，理顺各方面关系，实现社会和谐。
目前，中国社会管理总体形势不错，但也存在用法治思维破解社会管理难题意识不强，社会管理服务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等问题。这当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社会管理职责，不仅与法治政府的理念有差距，也难以真正承担起社会管理的全部职责，最后的结果是政府疲于奔命，群众也难以满意。其实，最简单的办法不是加大政府管理，而是秉承“大社会、小政府”的法治原则，让社会管理回归社会。
亚当·斯密曾说：“管的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这个经济学命题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法治价值。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新一届领导人将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而改革的重点当下就是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李克强在2013年5月13日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特别强调，政府履行职能必须依靠法治。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转变政府职能本身就是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
尽管“稳定压倒一切”是符合国情的正确判断，但是，有些官员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估计过重，重行政手段，轻法治手段；重个人权威，轻法治权威；重政策应用，轻法治规则的制定与实施，认为“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稳定思维”。这在今后是行不通的，因为，法治政府就是限权政府。
李克强在上述会议上还表示，国务院及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带头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无论履行哪一项职能，从行为到程序、从内容到形式、从决策到执行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让行政权力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运行。
另外，创新中的社会管理体制也必须纳入法治的框架，在对现有社会管理体制进行创新后，不能使其处于脱法的状态，这些创新只有上升为法律和法规，得到法治的保障，才能够规范化、制度化，进而得以长期推行下去。
建设平安中国离不开法治保障。在深化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对法治思维的重视、对法治方式的强调，不仅深刻把握了新形势下维护社会稳定的不二法门，而且明确指出了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
为巩固和发展平安创建成果，各地及时把成熟经验做法上升为地方立法或制度规定，让平安这个“易碎品”变为“耐用品”，夯实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各地通过推进公正司法，强化执法规范化建设，建立执法巡视制度，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案例指导制度，坚决防止因执法不公等问题引发社会矛盾，努力“让人民群众从每一起案件的办理、每一件事情的处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