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的“密电码”
中学
小时候，我最爱看电影。记得那时候一年也看不上几部影片，而且能看到的大多是“样板戏”。一部新影片下乡来了，无论冬夏，我都会走村串屯，看了一场又一场，直到放映队走远了，大人不让追了，也追不上了，才肯罢休。
当年看的次数最多的就数《红灯记》了。大概那年月每个生产队都要排演“样板戏”的缘故吧，我们家居然有一本《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的剧本，那是一本厚厚的大书。前面是用一种韧性很好的半透明的薄纸覆盖着的“最高指示”，然后是一组黑白剧照，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个个威风凛凛的。接下来的文字我就没有兴趣看了，不光是好多字不认识，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多数台词都背得滚瓜烂熟了，再加上那些稀奇古怪的“西皮”“流水”之类的术语，“对我来说，真好比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虽然对剧本中的文字没有多少兴趣，但我对“密电码”却情有独钟。看电影时不明白，看剧本还是不明白，鸠山为什么非要向李玉和要密电码呢？密电码到底是个什么宝贝呢？当时我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呀。我不止一次地问过哥哥姐姐，没有谁能说得清楚。
一晃三四十年过去了，虽然我已失去了探究密电码到底为何物的好奇心，但却不得不旧话重提。为何？因为小小说，因为小小说也有“密电码”。
密电码不是为了保护电报的内容才产生的吗？是的，传统意义上的密电码今天已经消失了，但小小说的密电码却伴着小小说一路走来，让我们这些写小小说的和研究小小说的“剪不断，理还乱”。
小小说是浓缩的茶，小小说是陈年的酒，越品，才越有味道。
我写小小说已经历时二十多个年头了（中间停笔近十年）。最初的创作只是模仿，“自己的东西”很少，虽然那时候在《百花园》、《青春》、《当代作家》和《小说林》等刊物发表一些小小说，但那时对小小说的认识还相当肤浅。
小小说创作刚入门儿，我就从地质队调到了报社，做上了自己喜欢的“文字生意”（《电话情结》的内容纯属虚构，与本人的履历无关）。当记者、做编辑，开心且忙碌，每年在各级报刊上发表新闻作品三百多件，小小说却渐渐地淡出了我的生活。
在报社工作的十年间，我几乎放弃了小小说创作，从半停笔，到彻底停笔。
2003年年底，我所在的县级报响应上级号召，停刊。人员安置时，我毅然选择了到文化馆工作。那时国家对文化工作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文化馆属于清水衙门，能开出工资罢了，谈不上什么待遇。我所以选择了文化馆，就是因为文化馆有一本内部刊物——我还是喜欢摆弄文字呀！
走出新闻单位，心虽然静了，却也失落；时间虽然宽裕了，但工作并非一帆风顺。2004年春，我在网上冲浪时，无意间结识了“小小说作家网”，那段时间，逛论坛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重新拾起小小说创作的笔，我蓦然发现，小小说已经今非昔比了。十年没读小小说，小小说于我已经是一种陌生的文体了。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是当年学习小小说创作时一位作家语重心长的话，他说，他要向生活鞠躬，要感谢生活。记得我曾向他请教，我说我不会写小小说（因为写过两篇小小说，寄出去后，被编辑退了回来）。他说，你会写呀，我读过你写的东西，不错嘛！他说，怎么表达应该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要写什么”，也就是说“你想表达什么”。
当时，我对这位作家的话是不大理解的。当我做了十年新闻工作后重新提起文学创作这支笔时，对这话还是深有感触的。那我写什么呢？当时，高三学生正在紧张复习。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一位大姐，她的女儿已经考过三年大学了，第一年没考上重点大学，没走；重读一年后，没想到连本科线都没进去；第三年更惨……这回再考不上，她担心女儿会出问题。这位大姐的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当天晚上我就写出了《午夜电话》的草稿，几天后改毕。初稿每句话的前后都加了引号，那时我已经办两年多作文班了，语言描写嘛，不用引号怎么行呢！我写小说一直遵循着标点符号“使用规则”。稿件投出后，没有任何消息。我想，可能是编辑老师看见标题下面的“中学”太陌生了的缘故，又投了几家小小说刊物，都石沉大海，连一朵浪花也没激起来。
十年，变化多么巨大呀！当年，有多少编辑用笔给作者写信呀！即使作品写得很差，也要把稿件退还给作者，并附上或长或短的“退稿信”（且多是手写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青春》的曾传炬老师和《百花园》的金锐老师，虽然直到我成了“著名小小说作家”（文友封的），天南地北地开过多次小小说笔会，也未与这两位尊敬的编辑老师谋面，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永远感谢他们！
我做《小小说大世界》主编（兼职）以后，尽管电子信箱的来稿超乎想象地多，但我还是要求我们的“在线编辑”必须做到每稿必复，编辑动动鼠标或敲几下键盘的事儿，比起当年编辑老师通过邮局寄信，算得了什么呢！
回到上面《午夜电话》这篇作品上来。感谢《天池小小说》的邹丽杨老师（已经调离），是她在信箱的众多稿件中选中了我的《午夜电话》。此作发表后，被江西一位大学教授推荐给《微型小说选刊》，该刊转载时，配发了他写的评论《爱心凝就的佳作》。见刊后，他收到好多读者的来信（评论文章下面留下了他的联系地址），其中有些要与作者交流的来信，他转寄给了我……因为这篇作品，我结识了他——何休。后来，我们成了知心朋友。
《午夜电话》被文友发到论坛上后，有人质疑：小小说能这样写吗？通篇全是对话，这还叫小说吗？也有文友问：玲子后来怎么样了？
我说，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呀！应该怎么写，我没想过；我只是忠实地“记录”了一段父女之间的对话，别的，我说不清了呀！
《午夜电话》经读者投票评选，荣获《微型小说选刊》2004年度“我最喜爱的微型小说”作品奖，后来，此作被几十家报刊和多种年度选本转载，直到2009年，仍有多个选本收录此作。
作品来自生活，没有鲜活的生活基础，凭空虚构，是不可想象的。
要写好小小说，多读是必须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能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学识学识，不“学”，哪来的“识”？我觉得，好的小小说，就是小小说作者的“范本”，就是学习小小说写作的教科书！
读的小小说多了，难免有些会淡忘，更不用说有的作品当时就没留下什么印象。但像汪曾祺的《陈小手》、许行的《立正》、邓开善的《九级浪》、司玉笙的《书法家》、李本深的《丰碑》、凌鼎年的《秘密》、侯德云的《二姑给咱一袋面》，等等，就像陈年老酒，品味过后，唇齿留香，怎么会忘记呢！
在我编辑过的小小说（指发表在《小小说大世界》上的）作品中，也有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比如：王培静的《天使的翅膀》、王平中的《羊场奇遇》、执手相看的《挥手》、游睿的《买脸》、乔迁的《谁也没想到》、警喻的《扶贫》、郭德利的《人生》、何休的《打开斋》、杜毅文的《看画》、王斌的《香汤不过夜》、田建国的《俺是一头不想死的猪》，等等，虽不敢断言这些作品会成为经典，但可以肯定，这样的作品是坚固的，是不会轻易破碎的，是抗老化的。
我多么希望，多么希望自己创作的每一篇小小说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呀！虽不能，当努力之。
好的小小说应该具有哪些特点？好多习作者喜欢提这样的问题。我不想回答，不是我心中没数，而是我觉得这样的问题过于笼统，叫我不知从何说起。这就好比你问我什么样的菜最好吃一样，我会告诉你：咱们一起品一品吧，品尝过后，我们很容易就达成共识了。
作为一家全国公开发行的小小说刊物的主编，怎么会没有自己对“好的小小说”的评判标准呢！但我不想说。我甚至以为，这对一个习作者并不重要——知道好的小小说是什么样，又能如何呢？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非要我说出对好的小小说的看法，那也是前人说过的，也是老生常谈。我的体会主要有两点：一是小小说是留白的艺术，小小说不可写得太满（写得太满的小小说，不是好的小小说）；二是小小说作家应该尊重自己笔下的人物，不能太“霸道”（人物被作者控制了的小小说，不是好的小小说）。
小小说是留白的艺术，空白处应该留给聪明的读者。小小说作家如果担心读者读不明白，非要把话说尽，那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我的许多小小说作品都“没有写完”。
《垮塌》是这样结尾的：
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新闻的岛外观众忧心忡忡：这个方案能奏效吗？
《午夜电话》是这样结尾的：
爸爸！我的手机没电了——你等着，我再找个电话，等着我……
《收麦》是这样结尾的：
一道闪电划破夜幕，将两个黑影定格在幽幽的村路上。
《伤害》是这样结尾的：
“警察叔叔，你们能帮我要回工钱吗……啊？你们说呀！”大楞子一双泪眼瞪得老大老大……
《温馨之旅》是这样结尾的：
姑娘坐在铺上，对着小镜子涂口红，见他在看她，扭过头说，您和上铺那位大伯鼾声如雷，害得我一夜没睡。说完，姑娘努起嘴，继续涂口红。
《金融危机下的土屋枝子》是这样结尾的：
土屋枝子的歌声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从前，我情不自禁地打着节拍，眼前一片模糊，泪水溢满了双眼。
我的小小说大多都“留有余地”，好在多数读者是喜欢的，当然，也有读者不理解。
《过河钱》是唯一正式发表前就上了网的作品。我的作品在纸媒上发表前，我是从来不公开到网上的。这篇习作成稿后，正赶上当地一家内刊约我一组小小说，我就把以前发表过的几篇小小说连同这篇新作一起交了上去。当时，正是我重新提笔写小小说的时候，手头儿没有新作。这组小小说发表后，政府网的编辑看到了，就给“转载”到网上了。有读者问我：老太太辛辛苦苦积攒的“过河钱”（应急的钱）到底弄哪去了呢？我引用作品中的话说：“两个女儿找，两个女婿也找；三个儿子找，三个儿媳也找；白天找，夜里还找……没找到。”那你没写明白呀？对方不依不饶。我说，我也不知道弄哪去了。还有读者帮我出主意，说结尾应该让老太太的儿女找到一张捐款通知单或收据之类的东西，这样，老太太的形象就树起来了。我没说话——我不敢说话了呀！我笔下的老太太“穿的裤衩都是自己用旧衬裤改的”，“儿女们哪家做了好吃的，都想着给老人送去。要是走着去，老太太就心疼：大老远的，跑啥？我吃不了多少，对付一口就中了；要是打车去，老太太就生气：拿这点玩意儿，还不够车钱。”这样一个老人，“我”怎么能让她把自己攒的以防万一或不测时应急用的“过河钱”捐献出去呢？况且也不是我要表达的主题呀！这篇小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
一把火，将老人屋内的可燃物全部化为灰烬，连洗脸盆都烧变了形。消防人员说，火灾是电线老化引起的。
一晃，五年过去了。老太太那处两居室的楼房一直空着……
我觉得，只有这样处理，才有力度；只有这样结尾，才能达到我想要的艺术效果。
其实，上面已经把我下面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囊括了，即小小说作家要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要像一个谦卑而敬业的新闻记者那样，或扛上摄像机，或打开录音笔，或捧着记录本，跟着你要写的人物，认真地倾听，细心地捕捉每一个细节，不可以随便指挥我们笔下的人物，强迫人家说什么或做什么，甚至你连打断人家说话的权力都没有呀！小小说作家不是导演，不是指挥官，我们笔下的人物是活生生的，有性格的，不是你花钱雇来的演员！
《老夫老妻》这篇作品原题是《真与假》。稿子修改完毕投出后，被一家比较权威的小小说刊物留用了，我相信，编辑老师肯定是读出了作品的味道，但是这个标题我实在是不满意——露底儿了。我知道我无权指挥笔下的人物，我没办法让他们“表演”得更彻底些，但标题完全是我的“职责范围”呀！就像儿子生下来了，长大了，走向社会了，他要做什么，怎么做，我们做父母的不好干涉，也是干涉不了的；可我们总得给儿子取一个好听的、甚至是有意义的名字吧？《真与假》在那家小小说刊物见刊前，另一家综合性文学月刊的编辑约我的小小说稿子，我就稍作改动，将“真与假”换成了“老夫老妻”——于是，就有了本书中的《老夫老妻》。人之将死，其心也善。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女主人公张春花不想把秘密带进坟墓，便将自己年轻时背叛丈夫的事情和盘托出。老实巴交的李守仁怎么能相信呢？且看：
啥？你是不是糊涂了呀？往脑袋上扣屎盆子的话可不好瞎编呀！
唉！我说的全是真的呀。他爹，我，我对不住你呀——我寻思呀，等我走了以后，你就再找一个伴儿，啊？别想我——我不值得你想，你再找一个，我，我也就能闭上眼睛了。
张春花说着，抽泣起来，伸手抓过被子，蒙住了眼睛。
李守仁像尊泥菩萨，坐在那一动不动。他只觉得自个儿的脑袋像箩筐那么大。奶奶的！戴了三十多年绿帽子，自个儿还蒙在鼓里呢。他真想伸手把老婆子揪起来扔到地上，再踹上两脚，可她都病成这样了——对，找王秃子算账去！奶奶的，短命鬼，死好几年了，王秃子的骨头都快烂没了。
这岂不成了“无头案”？李守仁哪里受得了如此打击：
李守仁走出病房。走廊上的人好像都在看他，看得他心里直发毛。难道他们也知道自个儿戴了绿帽子？他抬手摸了摸了脑袋，光光的。李守仁一头钻进厕所，里面正好没人。他伸出双手，照自个儿的脸左右开弓，狠狠地扇了一通耳光。
当张春花知道自己得的“不是绝症”后，我是这样记录的：
张春花端详了李守仁好一会儿，说他爹，那啥，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说事儿？有啥事儿你就说呗。
那啥，我对不住你——
别说了！李守仁大吼一声，低下了头。
那啥，我，我从来没跟你撒过谎，可是刚才，刚才我……我撒了谎。
撒谎？李守仁以为张春花还有什么事儿瞒着他，抬起头瞪着张春花，等着听她说什么。
那啥，我寻思怕我走了以后你想我，我就，就撒谎说我跟过别人……你，你可别当真呀，啊？
李守仁愣愣地看着张春花，又成了一尊泥菩萨。
作品发表后，有感动老年夫妻恩爱情深的，也有感叹人心隔肚皮的。这可能就是作品的“多义性”吧？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把作品写明白了呢？我会说：我没办法写得更明白了呀！连“当事人”李守仁都“愣愣地看着张春花，又成了一尊泥菩萨。”我一个“局外人”，又怎么能够写得“更明白”呢。
当然，作家不“先入为主”，并不是说作家可以“不负责任”，可以不把作品写完整，更不是说作家可以没有自己的创作意图；作家有自己的创作意图，但绝不等于可以直奔主题，把小说弄成淡而无味的白开水。
小小说，因其短小，更不可让人一览无余。大千世界，纷纭繁复，生活中的人、事、物，好多是我们说不清道不明参不透的，小小说作家又不是神仙，干吗要全知全觉呢？凭什么全知全觉呢！须知：“人物”有其自己的性格和尊严，读者也有二次创作的权利，作家不应该充当语言的“霸权主义者”。
每一篇小小说都有她的密电码，想寻找到一组万能的“通码”，或者找到一把打开小小说密码的万能钥匙，怕是徒劳的。但我一直在努力，在寻找，这过程是艰辛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是，痛，并快乐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