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最大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刻画人物，塑造典型形象上。“它开拓了一个新的以写人物为主体的新天地，《史记》不仅成了纪传体历史的始祖，而且成了后代传记乃至小说文学的始祖。”《史记》人物传记，既是写史，亦是写人。写史只需要纪实梗概即可，重在叙事；写人则应活画人物，并通过人物再现生活，反映时代，这就是文学。典型化的传记人物，既非纯史学，也非纯文学，而是历史与文学的统一。《史记》是如何塑造历史人物典型化的，他运用了那些方法，以下从五个方面论述。
一、运用选择突现历史人物的典型性
选择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入传人物的选择。《史记》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近三千年间的历史，各色人物成千上万，司马迁以各类典型人物对历史贡献的大小为准绳，不以血统尊卑和爵秩高低为转移。这一原则他在《张丞相列传》中交代说：“自申屠嘉以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女足女足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就是说，即便是封侯拜相的显赫人物，尸位素餐，不为立传。反之，游侠、刺客、医卜、日者等下层人物，论社会地位远远不如这些达官显宦，但或因其有一技之长，或某方面有奇节异行，或在社会生活中有某种代表性，司马迁均一一作传。《史记》作为一部历史，入传人物的选择余地又是有限度的，例如帝王贵戚，列侯显宦，多数是不能选择的，司马迁将这些人物载入年表、世家，或附入本纪、列传，用以勾勒历史发展的线索和态势，绝大多数并无形象塑造。其中有一些当权人物，如秦皇汉武，汉初功臣以及项羽陈涉等人亦写入本纪和世家，均用传体，选择一生行事中最典型的事迹来组织文章，抓住人物的各自特点去筛选材料，进行集中概括来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个性，获得了很大成功。司马迁通过选择，从宏观上把众多人物的历史记叙与典型人物的文学塑造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史记》五体结构起了调节作用。
其次，对入传人物事迹进行选择。历史人物的事迹是固有的，司马迁写人，不能凭作者主观创造，也不能用一个生活原型为基础，适当吸取其他材料加以融合的办法，更不能采用“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的方法来拼凑。必须以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作为描写对象，进行艺术创作，必须从这个历史人物一生的行事中，选择那些有代表性、关键性的事件，作艺术的再现。司马迁采用的手法有二：第一，选择历史大事，突出人物的个性。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留侯从上击，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作为刘邦的主要谋臣，张良“言天下事甚众”。若不是关系到兴亡成败的言行，都不足以表现这个人物，所以便舍弃不用。这可以说是司马迁选择材料，决定去取的一条总原则。第二，选择人物特点立意，表现某种思想。司马迁在写每一个人物传记时，都先确定一个主题，然后根据这一主题去选择和组织材料。明代古文评论家陈仁锡在《史记评林》中说：“子长作传，必有一主宰。如《李广传》以‘不遇时’三字为主，《卫青传》以‘天幸’二字为主”。清代吴见思说：“盖史公之文，每篇各有一机轴，各有一主意”（吴见思《史记论文》）。前人的这些议论，都说明了司马迁传写人物，是为立意作了选择，抓住人物特点作为类的代表的。比如他写孔子，重在学礼、问礼、订礼、习礼；写屈原，重在“其志洁”；写李广，重在“才气无双”。描写蔺相如，重点是表现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先公后私的精神品质，而不是写他处理军国事务的一般才干。因此，他截取了蔺相如一生中最具有传奇色彩、又最能表现人物精神的三个典型事例，即完璧归赵、渑池会、廉蔺交欢来加以集中地描写；而写“渑池会”则又把其他政事一概省去，只写了维护国家尊严一节。这就使人物的精神面貌表现得格外生动、格外突出了。另外写商鞅刻薄、李斯贪利、李广善射、公孙弘饰智等等，司马迁总是抓住人物的各自特点去筛选材料，进行集中和概括，用来塑造人物形象。
二、运用互见法塑造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
最基本的形式是“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即把那些与人物相关的矛盾斗争最尖锐、最激烈的事件，放在人物的本传里写，而将人物的侧面载于他传。例如《项羽本纪》，集中笔墨叙述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战三个关键的历史事件，有声有色地塑造了项羽英勇善战、豪爽刚毅的英雄形象。而项羽的缺点，尤其是他个性中凶残的一面，在本传中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或分散在《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黥布列传》等篇中补叙出来。既塑造出了一个可歌可泣的悲剧英雄，又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的必然进程。运用互见法使司马迁在本传中用特写笔法刻画人物形象，突出个性特点，对材料作了取舍。但是舍去不利于塑造人物形象的材料则有害于历史的真实，司马迁用互见法补述于他篇，两全其美，治文史于一炉，表现了司马迁卓越的创造才能和艺术才华。
三、情节故事化
《史记》重要人物的传记，大都按时间顺序纪事，人物一生言行，构成首尾完备的故事。司马迁喜欢把人物的事迹故事化。《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田蚡等人互相倾轧的故事，《田单列传》写火牛阵的故事，《孙子吴起列传》写孙武演练女兵的故事。孙膑传也是由教田忌重射、教齐王围魏救赵、教田忌减灶擒庞涓三个故事组成。《史记》几乎就是一部历史人物的故事集，从人物的一些逸闻轶事到一些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司马迁都喜欢把它们故事化。韩信的整个生平，从发迹前的亭长寄食、漂母饭信、受胯下之辱，到萧何月下追韩信、登坛拜将；从临晋之战、井陉之战、潍水之战，再到蒯通说韩信、武涉说韩信，以至被斩长乐钟室。可以说，韩信的一生，几乎是一连串的故事连缀成的，甚至在论赞里还补了一个为其母行营高敞地的故事。司马迁在选择材料和谋篇布局中，常常穿插生活小故事。《陈涉世家》开头云：“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涉自比鸿鹄，说明他是一个有志气、有抱负，不甘心安于现状而图有所作为的非凡少年，这是他以后敢于在天下苦秦久矣的关键时刻登高一呼，首举反秦义旗的思想基础；而陈涉又把同伴比作燕雀，表现了一种轻视他人的性格。这种性格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了陈涉为王后严重脱离群众甚至杀害来探望他的少年伙伴的极大过错，同时也给起义事业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陈涉世家》开头写的这则小故事，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而是画龙点睛至关重要的一笔。又如《酷吏列传》写酷吏张汤，用他审讯老鼠盗肉的故事开头，这个小故事刻画出张汤酷烈毒辣的性格，为以后治狱刻深作了铺垫，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这种通过着墨不多的小故事来揭示人物的思想面貌，表现人物的个性特点的做法，是司马迁写人物惯用的手法。
四、浓郁的抒情性
抒情就是情感的宣泄，明代李贽在《焚书·杂说》中精妙地指出：“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长大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日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形象化地将抒情与内心情感的释放画了一个等号。司马迁写《史记》，不是一般述史，而是“发愤著书”，他要把他受祸遭刑后所郁积起来的所有怨愤，以及他对世事的爱憎褒贬，都一发之于这部著作。因此，他写进作品里的，不只是单纯的历史事实，客观的历史现象，同时还写进了作者的主观感情，生活体验，写进了作者的理想和寄托。《史记》历来有“笔端挟带感情”、“寄兴深长”、“有文外之远致”之誉，也说明它在这方面的优势。
历史是客观的，但蕴含在历史汪洋中美的成分却需要通过主体的敏锐感受和深刻洞察才能把握。司马迁以文学家与诗人的双重气质在自己的撰史实践中打开了这方面的天地，同时还对历史当中那些可以使人喜、使人悲、使人特别感动、特别震颤的东西，进行咀嚼、品味、欣赏。譬如他把易水送别、乌江自刎、高祖还乡、窦太后认弟这些情节、场面，写得那么有氛围，有意境，读后沉吟其中，绝不只是知道了某段故事，更能得到难得的审美愉悦和情感的熏陶。再比如，读虞舜至孝以盛德化感冥顽的故事，我们会被虞舜胸怀的博大所深深感动；读管鲍知己的故事，会为人间的友情竟达到如此的极致而感叹唏嘘。就是悲剧人物，他们的遭遇、下场虽然悲惨，然而他们身上却迸射出璀璨夺目的道义美和人格力量的光辉：荆轲刺秦，事虽未成却气贯长虹，千秋为之叹惋、感奋；公孙杵臼和程婴，为救助被迫害的孤儿而慷慨献身，他们的行为所体现出的堂堂大义，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所有这些都既是史，又是诗，都是作者要有很高的审美修养和审美品位才写得出来的。
五、运用各种文学手段塑造人物
第一，通过细节描写，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细节是形象的细胞，没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细节描写，便构不成生动的形象，也就称不得是文学。在《史记》中，刻画人物的细节描写，俯拾皆是。司马迁对典型细节精雕细刻，从而很好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他对细节，总是放在刻画人物或记叙历史事件的总体上作宏观审识，所写细节都具有能够反映人或事物本质的独特性，从而具有典型意义。张仪令其妻视舌的细节，把一个铁了心要吃游说这碗饭的职业策士的本相揭示得淋漓尽致。吕不韦“此奇货可居”的话，把吕不韦这个大政治投机商的心理本性和盘托出。“误书马字”和“以策数马”两个细节，不只活画出石建、石庆兄弟谨小慎微达到极点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写出了这么一类人，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风气。《留侯世家》张良在下邳圯上为老人纳履的细节展示了张良的胸襟和气度。司马迁这样写道：
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
这段文字，既是一老一少从排斥、对立到相互交流、相互心理沟通的一个场面，也是一个故事，它由一系列细节组成。开头写张良“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是在悠闲地观景散步，这一细节描写张良当时闲游的心境。接着一个老人来到跟前，“直堕其履圯下”，一个“直”字，描写了老人故意试探张良的存心动作。“孺子，下取履！”“履我！”这是毫无商量余地的命令口吻，这对张良简直是突如其来的侮辱，一个敢于谋刺秦始皇的贵公子在平时是不能忍受的。而现在的张良是一个受到追捕而隐姓埋名的人，他的言行要谨慎，面对的又是一个老人，所以他不便发作。开始是“惊愕”，继而“欲殴”，又“为其老，强忍”，以至于最终“下取履”，而“长跪履之”。这一连串的行动细节描写，将张良急剧进行思想斗争的复杂心理活动描绘出来了。老人见张良这样忍耐谦恭，他试探的目的已达到，所以“以足受，笑而去”，行动奇谲，再次使张良感到意外，于是“殊大惊，随目之”，直呆呆地目送老人远去。圯上纳履的故事，成为张良思想性格转变的契机，刻画了他隐忍有容的性格侧面，恰与他后半生的行事相呼应。所以这一场景包含了复杂的心态描写。作者并没作任何交代和评赞点画，而人物的情致、风貌却历历如画。由此可见司马迁善于大处着墨，捕捉细节写生的高超本领。
第二，对比映衬烘托。对比，作为一种文学手段，对于增强人物形象的立体感是行之有效的。《史记》全书，无论从篇目的整体布局、各篇传记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看，还是从各篇内部直到每个人物的描写刻画上看，对比映衬手法的应用比比皆是。《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的刚戾忍询与伍尚的仁厚懦弱的对比，伍子胥覆楚与申包胥存楚的对比，伍子胥效忠吴国与太宰嚭里通越国的对比。《陈丞相世家》陈平的通变与王陵的耿正犯难是对比，陈平的智见高超、应付裕如与周勃的木疆敦厚、鲁纯窘迫又是对比。《项羽本纪》鸿门宴一场，张良的忠心耿耿与项伯的通敌泄密成为对照；刘邦的卑躬折节、机诈权变和项羽的粗豪自恃、脱略率真互相映衬；同是谋臣，张良和范增的对照；同是武将，樊哙与项庄的对比。从总的方面看，刘邦集团的声气相通、步调一致，与项羽集团的同床异梦、分崩离析又恰好互相衬托，形成鲜明的对照。吴汝煜在《史记论稿》中说：“《史记》通过对比，揭示出人物性格的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从而使人物形象富于立体感和鲜明性。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如果只从廉颇破齐、抗秦、伐燕的战功来看，只知道他是一个良将，并不知道他的脾气、修养、情操等个性特征，因而是概念化的、平面的，通过与蔺相如对比，才知道他有急躁、褊狭、居功自傲等缺点和勇于认错、不吝改过的雅量；通过与赵括的对比，进一步知道廉颇善于审时度势、临机应变，不仅有勇，而且有谋……廉颇的形象，就是在这一系列对比过程中站立起来，变得栩栩如生的。”另外，《史记》篇与篇之间对比的情况也非常多见。守法不阿的张释之、不知忌讳的冯唐与战战兢兢、恭谦自保的万石君一家形成对照；伉厉严正的汲黯与狡诈阿谀的公孙弘、饰智面欺的张汤形成强烈的对比。此外，《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淮阴侯列传》与《萧相国世家》等篇之间，也都成功地运用了对比写法。
第三，心理描写。在《史记》中，对重要人物的心理活动，都有精心描绘，而且方法灵活多样。
其一，通过人物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心理。内心独白是人物心声最真实的记录，易于酣畅淋漓地表现人物不便告人的隐衷。它发自人物的内心深处，能够使人物的内心活动得以自然流露。司马迁出色地利用他那擅长的抒情文笔，披露人物的心理，因而内心独白显现出真挚浓郁的抒情性。这种真实而深刻的心理描写在《李斯列传》中表现得尤为集中明显。作品写李斯的独白和感叹有五处。当他入仓观鼠时，慨然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李斯触景生情，有所感悟，不甘贫贱，不甘平庸，艳羡富贵利禄的猥琐阴暗的心理流露。当他功成名就时，喟然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这是李斯志得意满，权势显赫，炫耀富贵的同时又担心物极必反，害怕福尽祸至的心理表白，亦喜亦忧，忧喜交集。当秦始皇驾崩，他为利禄所惑被赵高所挟，听从赵高私改遗诏时，仰天长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已不能死，安托命哉。”这是写李斯不忍心背负始皇，又被富贵利禄所羁，一心只求保命升官，听任奸臣摆布又不能解脱的矛盾心理，真实可信。当他被赵高陷害囚于狱中时，仰天长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此写李斯已陷囹圄，不胜怨悔的懊恼心情。当他临刑咸阳时，又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作者以此叹作结，是写李斯追悔平生，还是写李斯后悔未能及早税驾？还是后悔不该听赵高之言立胡亥？还是仅仅写一个失败者偷生的心理，都涵盖在此一叹之中了。以上五处感叹，都是李斯一生中各个关键时刻最具有代表性的感情流露。《李斯列传》塑造李斯形象极为生动，与贯穿全篇的细致深刻的心理描写是分不开的。这种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借着独白的形式以叹息的口吻出之的情况，在《史记》中随处可见。如“伍子胥仰天叹曰：‘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伍子胥列传》）。“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商君列传》）。前者写愤恨不平的心理，切齿之声可闻。后者写作法自毙者的无可奈何的心理，懊丧之状如见，都是符合人物性格的点睛之笔。
其二，以眉目表情来展示人物心理。人的意识情绪总是依附于人的外部形态而存在的，人物的性格行为，人物的眉目表情，往往会反映出他的心灵秘密和极纤细的感情波纹。特别是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人物的喜怒哀乐、神气情韵，能通过眼睛的闪动闭合体现出来。司马迁善于把人物的内心世界与眉目表情结合起来，抓住刹那间的表情变化和动作差异来描绘人物精神深处的东西。鸿门宴上，樊哙闯帐“披帷西向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通过写眼睛表情再现的是樊哙粗豪莽撞、临危不惧、怒不可遏，拼死一保刘邦的心理。《淮阴侯列传》中写淮阴少年无端纠缠韩信，“于是信孰视之，俯出胯下，蒲伏。”从少年胯下钻过去，韩信深知“见侮而不斗，辱也”，而“贤者不容辱”，作为一个伟丈夫，韩信何尝不想拔剑而起，但他想到自己功业未就，现在还不能虚掷自己的生命，于是坦然地接受了污辱。在这里，司马迁用“孰视”二字写韩信的眼神，既有含恨，更有轻蔑，还有强忍，把韩信对少年的愤怒、蔑视和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愿与之计短长的心理刻画出来了，收到了特殊的艺术效果。《汲郑列传》中写道：“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这里的“默然”、“怒”、“变色”一连串的表情变化，揭示出汉武帝被汲黯刺到痛处时的痛苦、恼火而不便发作、无可奈何的心理变化过程。“劳夫·互多·爱迪生说过，人的眼睛和舌头所说的话一样多，不需要字典，却能够从眼睛的语言中了解整个世界”司马迁正是这样，以极简练的笔触描写不同的眼神表情，再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
其三，借助人物的诗歌书信或歌谣民谚来展示人物心理，是《史记》人物心理描写艺术的另一方面。《史记》写人物的心理继承了前代史书的优良传统，但又有所发展，借助人物自己的诗歌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即是一例。《左传》赋诗言志，大都是引用而不是本人创作。《战国策》中像精彩的《易水歌》之类，数量又太少。到了《史记》中司马迁广泛运用诗歌来写人物的心理。如冯谖的弹剑之歌，显示的是怀才不遇、愤懑忧怨，渴望受到礼待尊重，渴望施展才能的内心世界。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在刘邦志得意满到极点时，忽然唱出了极为苍凉空旷的衰飒之音，表现了刘邦的复杂心情：既有历尽艰险功成名就的激动，又有缺乏猛士守疆保土的忧患意识。既有胜利后的欢悦，又有对保卫王朝基业的重视与担心。刘邦把自己的一切对手都推入到死亡深渊之后，突然感到一种世无英雄的虚无，感到一种无人对垒的寂寞。宋代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这样评价：“自汉灭楚后，信、越、布及诸将诛死殆尽，于是四顾寂寥，有伤心者矣。语虽壮而意悲，或者其悔心之萌乎。”当是中肯之论。其他的如赵王刘友的《赵王歌》、朱虚侯刘章的《耕田歌》、项羽的《垓下歌》、荆轲的《易水歌》等，这些诗歌语言精炼，音调铿锵，更重要的是感情浓烈，由心而生，生动地揭示了人物在不同境遇下的特殊心理、情态。在言之不足，嗟叹不足的情况下，才会咏歌之，因此，它比一般的心理描写高出一筹。运用人物自己所作诗歌来揭示人物心理的表现方法是司马迁的创造，这些歌辞是司马迁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经历、具体环境条件和心理情绪等因素精心设计的。关于项羽的《垓下歌》，清代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这“笔补造化，代为传神”八个字，可说是抓住了《史记》写法上的某种精髓。
司马迁还善于通过人物的书信文章来揭示人物心理，刻画人物性格。如邹阳的《狱中上书》、乐毅的《报燕惠王书》、李斯的《谏逐客书》等，让人物自己把积压于怀的郁闷不平、酸甜苦辣宣泄出来，再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徐孚远在《史记测义》中认为：“李斯前《谏逐客书》，后建议坑儒，借以自便也。使逐客时独议留斯，当无是书也。”他看到了即使李斯貌为公允的《谏逐客书》中也包含有李斯的私心在内，特别是对照建议坑儒来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象《论督责书》，李斯本意是想劝谏二世收敛一些，结果由于“重爵禄”、“欲求荣”，反而写了此书，这就更进一步地摹写了李斯卑劣自私的内心世界。
民歌谣谚是劳动人民在长期斗争中的经验总结，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体现了人民的心理，倾注了人民的真情实感，表达了人民对人、对社会的看法。民歌谣谚也是司马迁刻画人物性格，描绘人物心理的一种方法，并借助它表达自己的褒贬好恶之情。《淮南衡山列传》中引民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既反映了人民对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争权夺利的讽刺，也寄托了他自己对世态炎凉的沉痛认识。“得人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栾布列传》），集中反映了人民对诚信品格的热烈礼赞。“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佞幸列传》），表现了人民对阿谀逢迎之徒的极端鄙视心理。
其四，通过梦幻占卜来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弗洛伊德认为梦是白日被压抑的潜意识冲动和欲望在睡眠状态下摆脱束缚的表露。”幻觉是人们内在心理的一种间接反映。《史记》通过梦幻占卜来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突出人物性格是一种特殊的方式。秦始皇动用天下财力多次派方士到海上寻不死药，数年不得。“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秦始皇本纪》）。这样的梦境再现的是始皇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渴望得到长生药的急切心理。《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田蚡陷害死了窦婴、灌夫后，生了病，病中“专呼服谢罪”，蚡家“使巫视鬼者视之，见魏其灌夫共守，欲杀之，竟死”。病中的田蚡专呼谢罪，表现了他潜意识的心理，是他平时心理活动非自主的继续、发展和深化，是他的正常心理化了妆的反映。他知道自己给窦婴灌夫“腹诽而心谤”的罪名是无中生有的，他们死得冤枉，这是他内心的秘密，在心理学上叫“深层心理”，它是隐藏在田蚡内心深处的一部分隐秘心理。平时在社会道德观念影响下，他不愿也不能公开表现出来。但当神志不清，进入梦幻、理智暂时失去作用时，深层心理就被无意识地映现出来了。《吕后本纪》写了吕后杀了赵王如意与戚夫人后，心常不安。“吕后祓，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据高后腋，忽复弗见。”幻觉的产生，实际上突出了吕后的恐惧心理。占卜的结果，苍犬乃赵王如意，吕后果真腋部就疼痛起来，它展现了吕后做贼心虚、疑神疑鬼，企图摆脱良心谴责，害怕得到报应的心理状态。通过梦幻占卜揭示人物心理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能使人物的心理发展直观化，将抽象的心理活动具体形象化，从而体现出人物的精神状态。
第四，通过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来揭示人物性格。《史记》的人物语言大多数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经历、运用语言的习惯，具体环境条件和心理情绪等因素而精心设计的。司马迁精心为人物立言、拟言，描摹的语言符合人物性格特征，道出了人物心灵的奥秘。《佞幸列传》写文帝曾病痈，邓通为取媚皇帝，“常为帝吸吮之”。文帝感慨于自己的亲人都没有这么爱他，就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邓通说：“宜莫如太子”。这句话越品越有味，它把一个很会仰承颜色又工于心计的柔媚幸臣，既不想直接说是太子又不便直接说是自己的微妙心理给再现了出来。陈胜、项羽、刘邦是秦汉之际叱咤风云式的人物，他们都有过取得天下统治权的表示。但三人的性格不同，语言不同，展示各人的心理也不相同。陈胜是：“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佣耕出身，有强烈的反抗天命、反对封建皇权意识的农民起义英雄渴望掌握自己的命运，渴望建功立业的心理表露。同是见到秦始皇，项羽的话是：“彼可取而代之也！”这是勇猛盖世、才气过人，同秦有着深仇大恨的贵公子的口吻，其心雄万夫、目空一切的心理，其粗率坦荡毫不掩饰的性格都昭然若揭。刘邦的话是：“大丈夫当乃如此！”这是一位既自命不凡又穷困潦倒的泗水亭长的表白。其老于世故、企求显达的心理状态亦刻画得惟妙惟肖。
第五、通过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性格。客观现实是复杂矛盾多变的，人的性格有时是含而不露的，只有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才能够充分显示出来。司马迁最擅长将历史故事化，最擅长写矛盾冲突，总是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上，使人物之间发生错综复杂的交错关系，进而形成人物错综复杂的心理，使人物的性格在冲突中得以表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描写了刘邦在张良等人的协助下，收买项伯，争取项羽，挫败范增，从而在鸿门宴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化险为夷的全过程。刘、项集团面对面的斗争，矛盾冲突从发端、发展、高潮到结尾，结构完整，惊险曲折，引人入胜。作者通过这种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成功地揭示了项羽、刘邦、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魏其武安侯列传》中“东朝廷辩”也是在矛盾冲突中写人物的精彩片段。论辩中，田蚡血口喷人，窦婴以理相驳。汉武帝深知田蚡在胡说八道，但田蚡有王太后撑腰，他也不好发作，便问大臣“两人孰是”。汲黯说窦婴有理，郑当时首尾两端，御史大夫韩安国看到武帝赞成窦婴，王太后袒护田蚡，他谁也不敢得罪，就先说“魏其言是也”，再说“丞相言亦是”，后“唯明主裁之”把皮球又踢给了汉武帝。本来就慑于田蚡权势的群臣更是“皆莫敢对”。汉武帝不满田蚡、王太后的专横霸道，本想借大臣们杀杀他们的气焰，不料大臣们个个噤若寒蝉，所以只好拿郑当时出气：“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趣效辕下驹，吾并斩若属矣。”然后大怒而去。司马迁以“东朝廷辩”这一块石头激起千层浪花，众多人物纠结成错综复杂的矛盾，在这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武帝、田蚡、窦婴、韩安国、郑当时、众大臣等人物的个性都得到了深入细致的描绘。
《史记》的写人艺术，并不限于上述这些，比如场面描写，夸张描写，肖像描写等等。正因为司马迁成功运用了以上各种艺术手法，才为我们描绘了如此光辉的一道历史人物的画廊，这道画廊两千年来一直焕发着如此动人的异彩。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史记》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具有特殊的意蕴和魅力，是文史结合和文质结合的典范。《史记》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传文学已走向成熟，它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